无论是说到文化、教育还是军事、经济，我们念叨得最多的是历史上的“战国”年代，在这些年代里，英雄辈出，群英荟萃，每开一个新朝的过程就是产生一大批英雄的过程。

    乱世当然不是产生英雄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乱世未必产生英雄，如果只是一堆小毛贼争夺利益的话，他们不需要宏伟的理论，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真正的人才，他们遵从丛林法则，以角力取胜，这样的年代只能产生小人。

    而到了大浪淘尽，虾米退位，七雄或五霸登场，他们就延揽人才，怀一统天下之大志，内外兼修，兼容并包，在竞争的罅隙里，各路英雄得以崭露头角，各逞其能。 

    不过等到天下已定，则是“狡兔尽，良弓藏”，英雄要么识趣地退隐江湖，要么成为刀下之鬼，让统治者安睡床榻。

    无国时需要英雄建国，有国之后，小人与毛贼就咸与维新，共享太平。他们就会在如何加强统治与剥削方面下工夫，尽量让国民保持在饿不死与吃不够之间——濒临饿死则要造反，吃饱了就有力气和他们对抗了。

    然后这些窃国者给自己封王封侯，豢养走狗，一统江

    今天在各大网站纷纷炒作“国学大师”季羡林死亡的新闻的同时，还同时附带了一个人，那就是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人任继愈的死，不过给季大师一掩盖，任馆长的死就有点无声无息了——搁在平时，好歹也算个省部级干部，那还不得轰轰烈烈一把？

    任继愈死后，被封为“哲学家、宗教学家”等头衔，我觉得很奇怪，咋就把一个重要的政治家身份给漏掉了？

    任继愈是不是哲学家我不知道，最早接触中国哲学史，倒是拜他老人家之赐，看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不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任老人家一会儿将老子论证为唯心主义者，一会儿又论证为唯物主义者，将我彻底对中国哲学史失去了信心——做妓女也没有这般做法啊？

    当然后来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30年代写的），再翻阅张岱年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哲学史略有了解，但是任老人家对我的伤害却让我终身难忘。

    当然不仅是任继愈，冯友兰也差不多，49年以后中国几乎没有出过什么真正的学问家，被称为学问家的人名声都是建国以前挣下来的，建国以后，他们要么是不断地修改著作，

    兰州出了一个砸车英雄，当然他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正义和公理的维护者，在交警缺席的地方，他站出来了，并且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老人虽然是教师，但是脑子确实不清醒，他是在舍本逐末。他砸的是违章车没错，但是车子为何敢违章，他却没搞清楚。而这样他的砸车确实有点胡砸。

    其实真正该挨砸的不是车子是交警。那些车子有恃无恐地闯红灯，恃的是什么，就是交警吃人饭不做人事，占人坑不拉人屎。纳税人养活了这么多废物，反过来危害纳税人的生命安全，不砸他们还有没有天理？

    上次南京撞死人的车违章80多次，竟然都没有被吊销执照。全国各地无牌盗牌的车畅行无阻，老百姓死了都不知道该找谁说理。而这些狗东西竟然还有资格出来说违法！法是干嘛用的？就是给他们领工资和胡乱开罚单用的？所以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就是将这些不作为、胡作为的交警先砸烂，然后人民自己来立法。

    如果再有车子敢违章，到那个时候再砸车就对了。

    季羡林活着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闻，现在季羡林死了，是不是还会继续给我们提供新闻呢？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和一只蚊虫或蚂蚁没有任何分别。而有一些人则是想安静而不得，注定要被折腾致死，季羡林大概就属于后面这种人吧。

    不过这些年季羡林被折腾的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财产，作为一个“非常人”，季羡林没有和儿女生活在一起，而是被北大看管着，并且冒出他的字画流失等新闻，并涉及到北大的党委副书记等人，当然最后是不了了之。

    季羡林死了，那么这些悬案是否就一笔勾消了呢？未必！北大还在，季羡林的儿子还在，当然想主持正义或吃季羡林饭的人也大有人在，我想是会继续有新闻不断冒出来的。学问已经死了，难道新闻也跟着死吗？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关心实际的政治问题，总认为那是离自己比较遥远的东西。当然经过历代政治的荼毒，绝大多数中国人本能地对政治感到害怕，避之唯恐不及。

    既然不关心政治，那么就关心点和自己切身相关的东西吧，那就是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最基本的吃饭，但是这种关注的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发现没有一块净土，到处爬满了蛆虫。

    中国人于是仰天长叹：我们的净土哪里去了？

    其实这种太息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因为整个国家是一个大酱缸，整天不停地生产着蛆虫，怎么可能会有一块净土呢？

    因为产生蛆虫只要有合适的土壤、空气和细菌就够了，而这些是任何所谓的防火墙都无法阻拦的，因此生在中国，而做着超出中国的黄粱美梦，正和鲁迅说的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单纯地捏死几个蛆虫，是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的性质的，必须彻底捣毁酱缸，并进行彻底消毒，同时建立一个完善的防疫机制，才庶几有效。而这些指望那些生产蛆虫的苍蝇本身的道德自觉是可笑的，而只有产生对苍蝇深恶痛绝，并练就绝

    在腾讯看到新闻《教育部：建立高校教师退出机制 探索教授治学 》，我觉得这个新闻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道理很简单，作为已经充分官场化的高校，职称已经和官阶划上等号，官员就是教授，教授就是官员，所以用“教授治学”取代“官员治学”实际上不过像卖药的换个名字而已，还是一样的货色。

    今天的教授评选机制已经不是“五四”时的机制，所以今天的教授也就不是“五四”时候的教授，而多半是由官员把关放行的“叫兽”，当然这些官员首先将自己变成“叫兽”，然后才具有把关资格。

    只要这样的机构自说自话，自己规定规则，那么他们就会捷足先登，将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发号施令，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城头变幻大王旗，阎王小鬼都依旧”。

    当然如果将这些当成闹剧来看，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毕竟也不错，因为无论如何是一个死字，但是笑着等死总比哭着待毙强。

     如何维护政权稳定，是历代统治者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当然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做成强势政府，横刀立万，以英雄的姿态青史留名。但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却只有委屈求全，出让票子、位子和女子，装个孙子，希图蒙混过关，将政权延续下去。

    这两招到后来并形象地概括为“大棒加美元”，只不过这种说法被误以为仅仅是外交政策而已。而实际上所有的统治者对内对外都是这一招，屡试不爽。

    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慢慢也就摸透了这一规律，要么估量自己的力气，打不过，就伸着脑袋挨棍子甚至刀子，要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揭竿而起，将刀子抢到自己手里，于是统治者就害怕了，反过来用票子、位子和女子进行招安，而最后的结果就是达成交易，当然也有个别的干脆取而代之——毕竟还是自己掌握票子、位子和女子更好，这当然要实力做基础，要不然还是招安来得轻巧。

    这种统治思想已经泛化成广大的民意，也即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宫廷内乱也好，农民起义也罢，政权更迭不休，但是换汤不换药，到最后靠的还是这两招。

    刚才看新闻《乌鲁木齐对7-5事件死者每人发20万抚恤金》，内称“新华网快讯：乌鲁木齐市民政局局长王凤云10日说，对乌鲁木齐“7·5”事件中无辜死亡的群众，民政部门将一次性发放特殊抚恤金每人20万元、丧葬补助金每人1万元。”

    中国要成为大国，首要的是成为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乌市对死难者抚恤金的发放是依据什么标准呢？

    根据民发〔2007〕64号《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的通知》：“自2004年10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按照以下标准执行，烈士为本人生前8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因公牺牲为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为本人生前2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所需经费按现行渠道解决。”根据《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离退休人员

    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说邢质斌“低调”退休，我之所以给“低调”加上引号，因为这个“低调”是新闻媒体给封的，而不是邢质斌本人的宣言，给新闻媒体炒作以后，“低调”其实早就成了“高调”，正和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另外一个新闻主持人罗京的死一样。

    按说罗京也好，邢质斌也罢，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或死亡都是很正常的，像他们这样的例子全国每天至少要发生上万例。但是为何他们却这么引人注目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让他们发生了异化，他们用嘴工作，而他们的嘴巴已经和一般用嘴工作的教师、歌星不一样，他们的嘴巴整天念叨的都是国家领导人，因此他们就成了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怎么可能想象如果他们把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或座次念错了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

    所以罗京和邢质斌就必然要引人注目，就必然要披上神秘面纱，就必然不再是两个普通的叫罗京或邢质斌的人。有人说也许这两个人的谢幕，会带来新闻联播节目的变化，或许以后的主持人就再没有这样的“殊荣”了，祸兮福兮，个中滋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