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在上海有这样一个家庭，父母都是老干部，当年他们的六个儿女，有五个奔赴内蒙古和黑龙江下乡。小小的年纪背井离乡，天各一方，父母牵挂，兄妹情长，几十年风风雨雨，又演绎出多少感天动地的故事？也许再天才的作家也编不出来。我有幸对这一家进行了采访，在此展示这些故事的片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也借鉴剧作家的经验，先为读者列一个人物表：
王河： 父亲 1940年参加新四军 曾任原子能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 健在 87岁
高严放：母亲 1943年参加新四军 曾任二机部驻沪办事处处级干部 2002年8月去世
王晓河：长子 1949年4月出生 1968年到内蒙古丰镇县插队 1973年到上海复旦大学
王河： 父亲 1940年参加新四军 曾任原子能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 健在 87岁
高严放：母亲 1943年参加新四军 曾任二机部驻沪办事处处级干部 2002年8月去世
王晓河：长子 1949年4月出生 1968年到内蒙古丰镇县插队 1973年到上海复旦大学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啊，
我瞭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
它是我亲爱的家乡……”
学会唱这首歌时，叶磊还是一个中学生。他本来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后来因国家经济困难，他们被调整到普通中学读书了。他学的专业是二胡，他也喜欢唱歌，一个很漂亮的男中音。这不，刚刚学会这首新歌，他仿佛就站在高高的兴安岭上，俯瞰滔滔林海，引喉高唱。他听到了大山里悠长的回声。没想到，命运的安排，几年后，他真的走上了高高的兴安岭，而且在大兴安岭北坡、黑龙江畔的那个小城呼玛待了整整25年！
1969年，正在上海新庄中学读高二的叶磊报名到黑龙江插队，同时跟着他走的还有他的妹妹叶凤兰。本来他们69届的初中生还没分配，她咬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写
刘琪先生是位有感情的人，说起当年一起在呼玛县插队的战友，他都显示出一种亲情。再说起牺牲在那片大山里的战友，他又流露出悲戚之容。他说：“我们早就回来了，他们还长眠在大山里，坟头已被荒草湮没了。他们太孤独了，灵魂总在寂寞中。”
我想，死亡本不属于青春，可他们在如花的季节死去了，或为崇高的理想献身，或夭折在意外的事故中，或被命运逼下了悬崖……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现在重提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是为了某种纪念，这种纪念的意义是不再发生。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我们才明白，人是第一宝贵的，保护青春就是保护最重要的国家财产，就是保护神圣的社会财富。因此，我还是记录下了刘琪告诉我的关于死亡的故事，尽管在前面的故事中，我已讲过几个。
刘琪带着满脸的砖窑红尘土，穿着破烂的劳动服刚踏上甲板，船员就拉上跳板开船了。上船后，他向船员借了个带长绳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边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后舷的厕所从头浇到脚，抹上肥皂使劲儿擦洗了两三遍，浇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换上干净的衣裤。他把脏衣裤和破球鞋卷成一捆扔进黑龙江，看着它慢慢地沉下，周围还有几圈漂浮着红砖尘土的涟漪。虽然刘琪没有像范进中举那样疯疯癫癫，但依然兴奋不已。早被冰凉的江水冲洗清醒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我要读书了，我要进大学读书了！”这时江水翻滚，好像也为渴望学习的这个上海小知青唱起了欢乐的歌。
下午一点多，小客轮到达呼玛县城，下船后刘琪马上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找招生办。招生办林主任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赶上小客轮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原来，老林昨天傍晚把让他参加英语口试的通知交给他们村走的大客轮，以为半夜12点多就可以送到他们队，队里就会通知他，刘琪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轮来就赶趟
一走进大学校园，我总是很激动。当年我的梦想就是考进一所最好的大学，然后用学到的本事，报效祖国。今天，我走进春花盛开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又想起了自己被文革和上山下乡破灭的梦想。还好，我的知青战友刘琪为我圆了这个梦。他就在这所名校读的书，现在是这所大学的副研究员。
在文科大楼四楼的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办公室，刘琪正在等我，一派学者风度，只是很时尚地剃了光头，更像演艺界的大腕。他很亲热地为我烧咖啡，就像见了老朋友。当年他在呼玛的察哈彦插队，我在黑河的大新屯当兵团战士，一条公路连接，相距真的不远。和采访别的对象不同，他先不说，而是让我看，让我看他的博客，看他写的开发呼玛县旅游的建议书，还有他回呼玛拍的照片和编制的风光片。
故事已写了一百多个，就是没写到参加珍宝岛战斗的知青英雄，真是有些遗憾。当年兵团曾组织了一个担架营参战，有人还立了战功。如今他们在哪里？我到处寻找。路过上海时，听说在上海市政协当保卫处处长的邬新华上过珍宝岛参战。我眼睛一亮，前去采访。英雄近在咫尺了，我很兴奋。
政协大楼清雅安静，邬新华把我领到咖啡厅，这里是各界人士聊天谈心的地方，我们却要在这里谈论战争。我说：“你上过珍宝岛，打过仗，当过英雄？”他忙说：“我可不是英雄，我是1970年1月28日进入珍宝岛战区的，是准备打大仗的，可那之后再没打起来。”
我说：“你总算到了战区，那要比我二十年后上珍宝岛旅游强，还是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总能给我寻找英雄提供点儿线索吧。”盛情难却，邬
政协大楼清雅安静，邬新华把我领到咖啡厅，这里是各界人士聊天谈心的地方，我们却要在这里谈论战争。我说：“你上过珍宝岛，打过仗，当过英雄？”他忙说：“我可不是英雄，我是1970年1月28日进入珍宝岛战区的，是准备打大仗的，可那之后再没打起来。”
我说：“你总算到了战区，那要比我二十年后上珍宝岛旅游强，还是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总能给我寻找英雄提供点儿线索吧。”盛情难却，邬
三十多年过去了，陆建东一点儿也不为当年自己的行为后悔。
关心黑龙江建设兵团发展的知青们，大概都还记得1973年的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黑龙江建设兵团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当时兵团刚遭遇大灾，又受到上级的批评，面对巨大压力，上上下下都在研究如何扭亏为盈的办法。这时，兵团五师、兵团机关，甚至李先念本人连续接到一个叫陆建东的上海知青的来信，信中说：“李总理的批示切中要害，但不是兵团经济都不好，比如我们五师50团5连，粮食产量年年增长，而且赢利也年年增加。我认为要扭转兵团经营亏损，第一要……，第二要……”这封信写得很长，充满了为国分忧的深情。
此事引起了高层重视，据说李先念同志做了批示，大概内容是：群众
关心黑龙江建设兵团发展的知青们，大概都还记得1973年的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黑龙江建设兵团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当时兵团刚遭遇大灾，又受到上级的批评，面对巨大压力，上上下下都在研究如何扭亏为盈的办法。这时，兵团五师、兵团机关，甚至李先念本人连续接到一个叫陆建东的上海知青的来信，信中说：“李总理的批示切中要害，但不是兵团经济都不好，比如我们五师50团5连，粮食产量年年增长，而且赢利也年年增加。我认为要扭转兵团经营亏损，第一要……，第二要……”这封信写得很长，充满了为国分忧的深情。
此事引起了高层重视，据说李先念同志做了批示，大概内容是：群众
你可千万别小瞧哈尔滨道外的那些大杂院小胡同，那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前些年这个城市许多腰缠万贯的老板，都起步于那些个门面低矮，灯光昏暗的小店小铺。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在那儿掏的。这正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对本城三教九流无所不知的哈尔滨日报记者申志远，见我对老知青十分着迷，便热心介绍我认识一位“另类”，说是他家藏丰厚，财富特巨，港商为之动心云云。听说这位安胜利先生的寓所在道外区政府后身的东兴街，我前去拜访。热心的安先生跑到区政府门前迎接，我随其后进入46号那座普通居民楼的一套住宅，二屋一厨，大约有30多米平。说是住宅不如说是仓库，二间住屋和狭窄的过道里，从地下到天棚都堆积着资料图书，挂着绘画作品，还摆放着瓶瓶罐罐，还有各种雕像。真是令人目不暇接。
好不容易在床角挤了一个位置，我坐下来，定神观看，这十多米的屋里竟是一个大世界，那墙上陈列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和***同志的大幅油画，还有雷锋、金训华、张勇
在这只有北大荒人才能真正理解的歌声中，“北京北大荒合唱团”成立了。从此这个不变换排练场所的合唱团如一方热土，不断吸引着热爱黑土地又热爱歌唱艺术的老知青，他们在这里找回了青春，找到了知音。这里成了他们的精神伊甸园，每周一次的排练是他们最期盼的日子。星期日这一天，他们像第一次参加春游的孩子一样兴奋地从北京的东南西北赶到三里河或真武庙或宣武文化馆或民族歌舞团的一个不大的排练厅。他们中有开自己的车来的，有打的来的，有挤地铁来的，也有徒步走来的。他们中有政府的官员，有发了财的老板，有普通的上班族，也有下了岗的老职工，但一进了这个圈子，他们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有一样的身份――老知青。那一刻，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疲惫烦恼忧虑都汇入了感天动地的歌声，他们感受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
江逊之是从老战友尹金玲和汪维义那里听说“北大荒合唱团”成立的。他不顾著名歌唱家的身份，也挤进他们的队伍，和大家一起唱起来，就像当年在7团宣传队时一样。他说他是奔着“北大荒”这三个字来的，因为这里凝聚了他难忘
江逊之是从老战友尹金玲和汪维义那里听说“北大荒合唱团”成立的。他不顾著名歌唱家的身份，也挤进他们的队伍，和大家一起唱起来，就像当年在7团宣传队时一样。他说他是奔着“北大荒”这三个字来的，因为这里凝聚了他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