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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浪漫情人节。
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曲时我还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一封情书》将我的征服远比那英的那首《征服》来的猛烈和彻底--那是强烈的震撼。
二十多年后,在我的音乐会策划案里有了一个新内容-将邓丽君的经典歌曲编配成交响乐演奏。今年的情人节,中山音乐堂,邓丽君的浪漫要把每一个现场观众紧紧包围。
 
策划这场音乐会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所选曲目的经典性和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要适合交响乐队的编配。精挑细选选出了三十多首,又和担任编配的作曲家们反复斟酌,最终确定了近二十首进行编配。但最后试奏、排练的时候还是发现有几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被放弃了。

邓丽君的演唱风格和她的嗓音是独一无二的,谁也无法还原她的演唱。而改编成乐队演奏主要还是表现她的歌曲的意境和沁人心脾的美感。为了让改编后的效果更丰富多彩,我特别邀请了几位配器高手,中国广播艺术团电影乐团的艾立群、王晓峰、郭小笛,中央音乐学院的董立强,东方歌舞团的赵石军,海军创作室的刘可欣及史志有,还有四川音乐学院的敖昌群等工作于古典音乐领域又在流行音乐领域有所建树的音乐人,齐
1979年审查结束后,经历多年风雨坎坷的殷承宗有了到国外去重新奋斗的想法。1980年,殷承宗的夫人先于他以留学的身份到了美国,两年以后,殷承宗携同女儿也奔赴大洋彼岸。

    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音乐会。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这闻名世界全美最著名的音乐殿堂。能够在那里演出,标志着资格被业界认同。

    1985年,殷承宗在华盛顿举行独奏会后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对记者说:我到美国要干三件事。第一,我要在全美各地演出,在好的音乐厅演出,实现我从小就想到全世界演出,灌唱片的梦想。第二,在可能的情况下向美国和世界的听众介绍中国的钢琴艺术。第三,今后年纪大时,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青的钢琴家。如今,他的愿望一一实现了。


    
  顺顺当当,殷承宗三十而立。1973年,32岁的殷承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提升为中央乐团领导。同年,殷承宗和应邀来访的美国费城管弦乐团以及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合作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了《黄河》,是年,他又和阿巴多带领的访华团维也纳交响乐团合作演出《黄河》。


    
“费城管弦乐团的声音壮丽得不得了,但是,77岁的奥曼迪已经有些老糊涂了,他把《黄河》当作贝多芬来演奏,不给我一点的自由度。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巴多,他也是在那一年里带着维也纳爱乐乐团访华的。那时候,阿巴多39岁,非常年轻,他懂得《黄河》的含义,因此非常尊重我的演奏,他的眼睛始终盯着我,乐队能够完美地烘托钢琴,那也是我艺术上非常大的一次惊喜。若没有那次的精彩配合,就不可能有我日后的出国发展。”

一个18岁就在国际钢琴比赛中拿金牌、28岁就几近在事业上冲顶的钢琴才俊,有怎样的钢琴启蒙?殷承宗先生娓娓道来,好像听一个阳光、沙滩、海浪、钢琴声的唯美故事。

    “我在鼓浪屿长大,那个地方那时还是外国租界,1.7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有14个外国领事馆,很多教堂。所以,我从小接触的音乐就多,特别是西方的音乐、教堂的音乐。3岁的时候,我姑姑有架钢琴放在我们家,我姐姐她们学,我就一天到晚坐在那个钢琴旁边,甚至是睡在钢琴底下,听他们弹琴。我故丈是厦大的校长,他们去新加坡的时候,把钢琴搬到我们家,后来又搬走了。1948年,他们去了香港,他们把琴放在我们家。结果,就再也没回来,所以,我就有了学琴的机会。6岁的时候,我大妈妈有钱,我每天给她摆鞋子,给我两块美金。一块美金拿去学一个月钢琴,另一块美金买谱子。” 殷承宗先生的亲生母亲有九个孩子,他行七,孩子多,经济上不可能宽裕。而被他称为大妈妈的母亲,比较有钱,对小小年纪的他劳动的奖励,竟然成就了一个孩子对钢琴最初的一往情深。

    三年后,当标题“九龄幼童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的手写海报一贴出,有三百座位礼
   钢琴伴唱《红灯记》获得成功后,殷承宗开始考虑如何让钢琴从京剧伴唱的位置上独立出来,使之突出钢琴的地位和真正的艺术价值。殷承宗随后和储望华、盛礼洪组成三人创作小组,选定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进行改编。

    殷承宗把《黄河大合唱》改编为钢琴协奏曲,从题材的开掘上再一次挽救了钢琴。如果当时没有这样做,钢琴真的会在那个年代消亡吗?如果没有当时钢琴被冲击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像《黄河》这样的作品还会出现吗?

    “那可能不会。因为我不是搞创作的,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因为我是搞演奏的,当时如果没有文革这样一个情况,我大概就是一直走专业演奏的道路,很可能不会去搞创作。我还记得小时候喜欢即兴地写一些钢琴小品,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也不仅仅是教我钢琴,也学习过作曲、指挥,我甚至还学过声乐,我的声部是男高音。正是这些爱好和基础使得我后来能够参与《黄河》的创作工作。”

    “我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要创作出让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因此走了一条‘通俗’的道路。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选对了题材
中央领导深夜召见,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

    1962年,在苏联得了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二名的殷承宗,回到祖国一心想大干一场。可一回来就被下放到北京的通县郊区搞‘四清’,那时候西洋古典的音乐不让弹了,音乐学院甚至出现了“亡琴论”,认为钢琴弹的都是西洋的东西,工人们听不懂,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于是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弹中国作品。

    1966年,‘文革’刚开始,围绕着中国还要不要钢琴展开了讨论,有人说二胡好,可随时上田边炉前哨卡为工农兵演奏,而钢琴就搬不过去。“那时不少人纷纷改学民乐。我不服气,因为我太爱钢琴了。我以为只有紧密配合政治形势,我的钢琴才有用武之地”。
 
于是他找到当时在清华附中读书的朱信人的弟弟,叫来一些红卫兵,把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让工农兵群众随便点歌。有点毛主席语录歌的,有点《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有点《我们是毛主席的
对殷承宗,如果你没听过钢琴协奏曲《黄河》,如果你对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诸多不明白,如果你对那个年代不甚了解,那起码有两点是在瞬间就能让我们肃然而生出敬意的——

    他是一位有着非凡经历的老人,9岁、12岁、17岁、20岁、30岁……64岁,几乎岁岁都有曲折的故事;

    他爱钢琴如命,在失去自由、天天写交代材料时,首先想到并坚持到底的是用筷子撑手,不能让手缩回去,“这种爱太强烈了!”


    
其实,交谈中殷承宗先生也还有很多说不清,“我一直不同意写自传,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写不清楚,也不敢写。甚至还有人找我拍电影、拍电视,我都拒绝了。刚到美国,很多记者追着我,但我都拒绝了,当时我怕连累这边的人。”

    人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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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新年里刚开的新博客,但我还是想说说去年的事。
2006年的最后一个月是在深圳度过的。原因是要在深圳举办新年音乐会。
对于深圳,以前了解的不多,除了这里的人和这个城市一样年轻以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差。
在音乐会宣传广告上,我们发布了一个信息:将图中(下图)金像的名字编辑短信把正确答案发送给我,即可有机会免费获得本次新年音乐会的门票一张。
 

 
 
第一天,大约有三十多人发来了信息,多数正确,但也有答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科夫斯基的,其中以贝多芬和莫扎特居多,足见这二位的影响力。
爱因斯坦!这是唯一。我把电话打过去,这位仁兄有点不好意思。也难怪人家,仔细端详了一下,小胡子还真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