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乐观
今天下午，数字复合出版工程项目总体组举行报告会，由几位出国访问的同志介绍国外数字出版最新进展，形势逼人，竞争之激烈，以工程目前的情况，实是不相适应。在工程的筹划的各个环节，都要急起直追，否则，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许多事是说不好的，这样的工程，关系到我国在数字出版方面，能否有所突破，能否改变目前被动局面，在数字技术和出版业改造两方面都有所前进。但项目提出也有三年了，到现在还没进入实际研发，可形势不等人，不进则退。几个同志底下议论，都又急又没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有关部门尽早决策了。
对数字图书馆技术的新认识
在《关于检索系统研发的一些想法》一文中，我提出：“需要以图书馆学方法与计算机方法相结合，可能研发出比较好的检索系统。”并且“需要统筹考虑从信息生产到使用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从信息的生产者开始，就要考虑信息的使用。改变现今生产者只是任意而为，再由信息服务者进行有序加工，提供需要者使用的状况。
这样一个过程，是信息生命的完整周期，既可以用信息系统工程的概念解释，也和某些学者对数字图书馆的解释相似。
我就想，图书馆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今天，也就是数字技术了。数字技术与图书馆技术的高度结合，成为一种新的技术，也就是数字图书馆技术了。因此，数字图书馆既不属于计算机技术，也不是图书馆技术，而是一种新的技术，不仅包含图书馆技术与数字技术，还含有通信、传播、出版、文字等诸多学科内容，是对信息生命周期完整进行处理的技术。
对此，需要做深入思考与探索，弄清楚方方面面的道理。
百姓怎么可以对腐败进行监督
腐败不仅中国有，是世界性的问题。但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只要百姓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从我做起，例如，不行贿了，就没有受贿的了；不送礼，就没有受礼的了。行贿，送礼，都是百姓干的，百姓觉悟提高了，都不行贿送礼，腐败不就少了吗？所以，我总说，腐败是百姓的事。不要为了个人私利，去行贿送礼，风气不就好了吗。
可有人说，谁愿意行贿送礼呀，不是没法子吗。人总是要做事的，不行贿送礼，就办不成事。我确实没这样的实际体会，因为，若要送礼，我都不知送给谁。但不是一个人这样说，我也就不能否认了。
我就想，谁要是真的需要办他应当能办的事，碰上不行贿送礼就办不了，能有个地方让他去投诉，帮他办成，是否就可以把风气改过来。别人一听就哈哈一乐，说我太天真，反腐败这么容易，若是办事都不要行贿送礼，这公务员还有那多人去竞争吗？
我就不知道了。那该怎么样让百姓监督呢？
关于检索系统研发的一些想法
日前，几个朋友说起建立高效的检索系统一事。面对如此海量信息，怎样才能方便地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不要说网上，就是数字图书馆也很不容易做到。主要是检索系统不能解决查准率所碰到的难题，尤其是元数据的标准与规范处理，完全以计算机是解决不了的。需要以图书馆学方法与计算机方法相结合，可能研发出比较好的检索系统。
检索系统需要统筹考虑从信息生产到使用的整个过程，就正式出版物来说，也就是出版、发行、图书馆，直到用户，对信息是有一定规律的；网上信息就没有什么规律了。不管正式出版的信息资源，还是网是的信息资源，要有全面的系统设计，那些以计算机方法解决，那些以图书馆学方法解决。分别进行处理，是可以有一个可充分满足用户查准率需求的。
这里，需要深入分析信息资源的总体情况，生产的情况，使用的情况，找出其中需要处理的问题，把信息的生产和使用统一进行考虑，会有好的解决方案的。
标准与标准之间的关系
此次看文稿，最麻烦的是引文的处理。由于每位作者所收论文，都有20多年的跨度，这一期间，期刊编辑部对引文的处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方式。
期刊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公布前，多数引文是用文摘著录方式，和书目著录规则近似。如：论网络环境下藏书建设的新特点/刘兹恒．图书情报工作，1991（4）
该标准公布后，则改为：刘兹恒．论网络环境下藏书建设的新特点．图书情报工作，1991年第4期
虽然著录的内容相同，但格式不一，题名与著者的次序换位了。这对纸质文献来说，问题不大，但到计算机的自动识别处理，就有困难。我曾对该标准起草人提出，若能与文摘与书目记录的格式保持一致，对自动识别处理会方便得多。他们说当时只想到与国际标准一致，没想到计算机识别的事。
不知几个期刊数据库怎么处理这些事的，反正一定很麻烦。若处理不好，文献的超链接将很混乱。
系统工程概念
信息从产生，加工，整理，发布，到利用，是一个系统。其中关键是整理，因为信息生产者是信手创作，无所遵循。为了便于利用，提供者进行加工整理，主要是进行有序化处理，包括元数据的描述。
但信息量之大，整理的成本既大，且总是难以满足使用的要求。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人们。特别是数字化信息之浩如烟海，如何有效利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自动检索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如何在生产信息时，就按照一定规则，为有序组织信息提供条件。我在1980年代曾提出文献信息系统工程构想，即上一道环节为下一道环节创造条件，例如，期刊编辑部要求作者提供必要的文摘信息，图书的在版编目。
在纸质信息资源为主的条件下，这个构想不太好做到。而在数字出版技术的支持下，有了实施的可能。人们要深入去探索这一问题。王松林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在版编目”，刘炜的“资源的可标识性”，都有这样的意思，需要进一步研究，提出可靠的方
资源共享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近日在校读文库稿件中，关于资源共享的内容颇为不少，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件事，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资源共享是图书馆职业的特征，是由图书馆的社会性决定的。任何一个图书馆，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都应当为所有社会成员服务，离开这个准则，就违背了图书馆的职业特征。
我以前就说过，把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归结为体制问题，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而为图书馆人的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请看今日世界，有那个国家有统管所有图书馆的行政机构。各国能够遵循图书馆职业道德，都是各个图书馆的自觉行为。怎么中国是要通过行政手段呢，这也是中国特色吗？
每个图书馆人需要反思，我们是怎么样认识自己的职业的，是不是遵循了这个职业所要求的道德准则？每个图书馆在规定自己的服务方针时，是否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责？每个图书馆员在处理读者需求时，是否明确：“为人找书”（不限于本馆所藏）和“为书找人”（不只是狭义的本
“标识性编目”在中文图书出版中的应用
在“关于‘标识性编目’”一文中说过，在数字文件中方可进行“标识性编目”。但为什么《中文图书标识规则》是针对印刷版图书的呢？
事情是从研究如何实现自动编目开始的，当时只是考虑利用印刷版图书的排版文件，进行自动编目操作，和方正有关同志一起商量，在排版文件中进行标识，不也就可以将排版文件制作成数字版图书了吗？于是有了“复合出版”的概念。虽然合作的事几经周折，但思路不断清楚，形成国家项目“数字复合出版工程”。就是一次排版操作，同时产生多种形态的产品，包含数字的和非数字的。
而自动编目是印刷版图书的迫切需求，在排版过程中进行标识处理，生成书目数据，是最有成效的一件事。于是就进行标准的制定，以此为契机，还要制定一系列标准，以实现复合出版的要求。
而在图书出版过程中进行编目处理，将引起资源有序处理的深刻变化，这是当初所未曾想到的。需要在这一标准的实施以后，再做进一步的探索。
图书馆职业的社会性
“图书馆是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列宁），“保证每个居民，不论他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文献保存在什么地方，同样能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美国图书馆学专家）。
从以上认识来说，每个图书馆所服务的是整个社会的读者，而不是某一部分人。当然图书馆也不是仅仅以一个具体图书馆的收藏来为读者服务。也就是每个图书馆都是以所有图书馆的所有藏书为所有的读者服务，这就是图书馆这个职业的行业特征。
这样看来，每个图书馆就不只是为一定范围的读者服务，而是为所有读者服务。只是服务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所谓“为人找书”与 “为书找人”；或“人有其书”与“书有其人”，都不是一个具体图书馆的概念，即图书馆是个复数，图书馆S。我在美国期间到过一些图书馆，都是随便能进去阅览，若是想借书，用我的护照，就可以办借书证。如此认识我国图书馆的服务规则是要思考的，目前的规则都是说本馆是为本地区、本学校、本单位，等等服务，而对非服务对像则不予接待，有的门都不让进，更不用说阅览或借书了。
由此，在馆际借书上，就不是需要就借，而是有种种限制。就认识上说，我国的图书馆人，没有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