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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家老三和俺家先生对本人如此纠缠着萧红的人生,颇有几分不解。
几年前我过东北,回来就写过两篇关于萧红的散文,〈访萧红故居〉和〈追忆萧红的爱情〉,发在当地一家晚报的副刊。倒不是突然想当个文艺青年,只是觉得俺有话要说,并需要人倾听。
市委刘秘书长还不认识我的时候,就先读过我的散文。待到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外碰到时,他也不理解。因为他看过文章后,一直认为应当是男性作者。让他失望了。
几年前,对于大哥一直不顺的生活轨迹,很让人不爽。在一个炎天暑热的大清早,我和老四背着母亲去拜访一双目失眠的算命先生。几年过去,那算命先生所掐算的基本线条在实际生活中一一得到确认。不服不行。
于是,对于人的命运俺有了新的认知。对于自己一直以来的种种磨难,有了新的诠释。更多的时候,人是不需要作太多的反省和检讨的。因为一切的一切,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
俺固执地认为萧红的一生活到那种地步,没有一点理由。全是乱的。几乎在每次命运转折的关口,她都转错了方向。一生只做对一件事--当作家。职业是选对了,可选老公三次都选得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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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样不尴不尬的同居已是不能了,汪恩甲的长兄受不了弟弟未婚妻给予汪姓家族无端的侮辱,趁他回家筹措同居的费用时将其扣留在家,萧红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又走了失策一步。她竟然找到了汪恩甲的家里,被汪的母亲和妹妹骂出。遭此奇耻大辱,总该接受点教训吧。
没有。她接下来的举动是将汪恩甲的长兄告上法庭,大意是干涉婚姻之类。终因汪恩甲作伪证而败诉。让整个张姓家族在经历了那场沸沸扬扬的逃婚绯闻后,再次置于舆论漩涡的中心,将她父亲做人的脸面全撕掉,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矮了好几分.可谓尊严丧尽,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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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大姐在家务农那一年,村里的三奶奶有一天神秘兮兮地和俺娘在厨房里鬼鬼祟祟地嘀咕了小半天。三奶奶不是受欢迎的人,不是非常事,俺娘断不会和她闲扯那么长时间。过了很多年才知道,当年她老人家是给大姐保媒的。
俺娘对她很是客气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她是作媒的。一直以为,俺无知地认为媒婆的地位不高,特别是在当年的小村里,专业媒婆多半是好逸恶劳好吃懒作的半老妇人。其实不然。在世俗生活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是很有市场的。俺想,那是很落后的封建流毒。
直到,直到俺闲来无事,翻到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记时,突然悟到,所谓父母之命,还有那个提着大烟斗东晃西晃的媒婆,对于一个女性的婚姻质量和婚姻的牢固度,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起码在萧红生活的那个年代。甚至俺想,就算在如今这么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么一个传媒如此发达的社会,三媒六聘的存在,
电视剧《蜗居》里轮到宋太太出场时,一切还显得风平浪静。这位容颜渐渐老去的中年妇人有条不紊地打点着自己的生活.清理家务,送女儿补习,外带把宋思明收拾得光鲜利落.
丈夫宋思明有今天,首先是他自己有着极其优秀的个人素质.做到他那个层次的秘书,级别大约是副厅正厅,其实际权力比起同级别的官员要完泛得多.他们大多出身贫寒之家,富贵人家培养不出像他们那样勤劳谨慎机警而又八面玲珑察言观色的孩子.从小品学兼优,是老师喜爱的能干的少先队大队长,团支书.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考上名校,做几年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经学校推荐组织考察,进入政府大院.
再遇上宋太太那样好出身的女子.宋家的扶持和提携,内因外因一起作用.宋思明的锦绣前程就是数指头的事了.就是那个啥,对,指日可待.宋思明二十年官场历练,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任劳任怨,不混出个人模人样来,还真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他做到市府领导秘书的位置,也是水到渠成.
宋思明们出息了,天天开会,文件,协调,慰问,出差,当然也应酬.男人有了地位,一时风光无限.钱财对于他已没有太大的意义.想想身边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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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时间太长了,整个夏天和秋天拖下来,一向斗志昂扬的生活方式变得颇为无奈。多少年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不管工作环境多么恶劣,不管多么需要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一直顽强地以一种不屈的姿态抗争。甚至于有人关切地叮嘱我,适当要示弱,女同志嘛,以一种弱者出现更容量成功,我拒绝了,不是我有多么高尚,是因为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作不到。我的鲁迅情结,大抵就在这。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年青打底,有心劲撑着。我的为人处世的风格尖锐而极端,那种中庸和妥协的方式,我固执地不认同。事实证明,我的方式是失败的。然而,我并不后悔。
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一天天差,对于那段并不让我后悔的日子常会回忆,奇怪的是,我作不了检讨,我发现人生若能重新来过,可能我的处理方式仍是如从前一样蠢笨。所谓‘而今才道当年错’,那是纳兰公子的情天恨海,那是何等风雅的人物。
好久连梦也没有了。昨晚居然有梦,我梦见高中数学王老师,给他看我儿子的物理作业,让他给我儿子请个物理家教。其实早先我也作梦,很少有醒后能记起来的。可这次我记住了,心里一阵难受。
从高中到大学期间,他一直是我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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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属相是属狗的,所以我常常骂他真是犬子啊。
到下个月他就满十五岁了,身高已达一米八一,认识我的人看到我们母子,常惊讶地说,呀,你儿子呀,你长得这么秀气,儿子长得这么高哇。其本来的意思倒不是表扬我真的秀气,只是觉得我长得并不高大,而我儿子的身高相对于他的年龄则大大地超前了。
小时候儿子的身高并不特别,也就是同年龄人的平均水平吧,我那时总是说,哎呀,我儿子要是长到一米七五就谢天谢地了。然而,他的身高与心智却显然是成反比的,相比同龄人,儿子显得格外的幼稚天真,俨然成人世界的孩童,真让人担忧呀。于是现在有人夸奖他长得高时,我就是回答说,长得高也就是个泡筒子,只长个子不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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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给母亲配个手机,一则是现在的潮流,再则母亲的每天家务很忙碌,家里的座机是安在卧室的,每次我们打电话回家,母亲常是一路小跑去接电话,她老人家年纪大了,前些年脚上有两处骨折的旧伤,这样一来总让人觉得安全系数不保险.然而,对于母亲的安排,我们大抵是想做的多,落实的少,说说而已,过后要不就是家里人意见不统一,要不就是母亲不同意,当然主要是我们自己意志不坚定,所以就连给母亲买个手机这样简单的事也拖了下来.
侄一却主动做到了,那天收到他发来的"著名戏曲鉴赏家闫元英电话号惠存"的短信时,我还愣了好一阵,等到回过神来,忍不住笑了.一直以来,对着这个身体稍显弱瘦的大男孩,我有着很多的苛求,总是批评他冲劲不足,觉得他胸无大志,觉得他难堪大任,觉得他应当承担起老李家光宗耀祖的重担,只有在我生病的日子里,才发现这个具有很鲜明居家男人特色的侄子其实是很不错的.他一直是我们家婆媳,姑嫂之间很好的润滑剂,很符合这个社会主流精神的人才,很会和谐.也难为他了.
到底是祖孙关系,他太了解他奶奶了.我的母亲对于戏曲艺术的鉴赏准虽不到"家'程度,但绝对不低,高过很多诸如像我这样的类读书人,这与几十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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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太太的出现在我的生活圈子中绝对是个例外,如果不是早先知道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单看她的外表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的,我总认为她最多不过三十几岁。然而,她告诉我她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大的二十七岁,小的二十一,均在国外,平常在家里总是开玩笑叫她大姐。她所呈现出的那样的年青是很自然的,没有人工的修饰,不是装嫩,没有那种死纠住青春的吃力感。所以让人看着很舒服,不难受。
外表的年青与否倒在其次,她为人处事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及分寸拿捏适度,不做作,不矫情,不是那种做出来的善良,可能与她信仰的宗教有关。同样对于内地有些不良现象,她表现出的气愤与憎恨也很激烈,很坚决,并没有虚伪的“老好人”心态。好像是吴稼祥先生说过,老好人就是好得像坏人,至少像是坏人的帮凶。正因如此,对于有些人自以为得地认为自己是个老好人时,我心里涌起的滋味绝不止于愤怒。
我私心以为黄太太一直过着很安逸的生活,才有如此平和良好没有一丝戾气的心态。当她告诉我她曾独自在新西兰十年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女生活,经历了很多磨难时,一种久违的敬意油然而生。她看着别人吃苦时那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和尽一切可能全力帮助的作派,完全是不谙世事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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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儿子上学后,我就没敢遗忘过教师节。
今年的教师节显得尤为重要的原因,是老四又开始回头带一年级新生了。好不容易六年过去,送走一届毕业生,接下来又要开始接受那群小家伙了。老四天天忙得脚不点地的,吃饭都像打仗。加上现在的家长都削尖脑袋地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好学校好老师的班里,于是学校每年到开学时,哪个孩子在哪个班搞得像国家一级机密似的。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老四手上就捏着几十个要求到她班上的孩子的条子。结果临开学前一天,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分班的事还扯不落地,老四叹息说,我又要挨骂了。因为不能保证那些条子都分到自己的班上。
其实小学教师真的很辛苦,以前我倒不觉得。自从老四带一届学生下来,真替她累得慌。她总羡慕我工作舒服,还动不动矫情地生病。可她天天忙得一塌糊涂,哪有时间生病。长年声带半嘶哑状态。可就这样,学校还在给她加任务。
凭心而论,我家老四真的是很不错的语文教师,尽管她带过初中和小学的英语,思想品德等课,实际上她最适合的是作语文老师。那其实是我最初的人生理想,所以老四偶尔有所抱怨时,我总是雄心勃勃地说“要不我跟你换个工作”。可是我没有学过汉语拼音,这小学语文教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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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秋天大抵和季节差不了太多,那样灰蒙蒙软塌塌的,没有力度也没有太多的美感,更多的是没来由的悲观与烦燥,假如再遇上一场病,恰如秋天的黄叶经秋风一扫,那空中挣扎的姿势更是让人不忍了。想想大约因为从来不曾残忍对待过自己罢了。
然而再灰暗的人生总还是需要一些温情的,倘若真的没有,那么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了,纵然是活不出像别人那样多姿多彩来,也能在无趣无味中得到稍许的安慰。
这北方的秋天如此明媚而干净,没有传说中的沙尘暴,也没有太多的凉意,显出大气的天高去淡来。清晨那丝丝缕缕的雾气,还有窗外喧嚣的市声,气味变得异常的柔和而宁静。
我想,很是喜欢这“大黄州”的生活,竟然没有刚到上海时的不适与茫然,在上海的时候,我是那样笨拙地生活着。
楼下的沙发摆在靠窗的边上,有风和有阳光的时候,懒散地半躺在上面,这样养着自己的病,当然不仅仅是无奈了。
在医生看来,那只是一次例行检查而已,在我却如经历了生死一般,那样冷而暗,听任医生冷冷的医嘱,机器缓缓地将我送进在我看来很是恐怖的管道,“你不能动,就在里面睡觉半个小时吧”,医生说。
躺在里边时,人根本是无法动弹,恐惧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