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美国有点新奇和迷茫的日子很快过去，随着秋季学期的开学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很忙。忙里偷闲，我会和程浩在凉台上抽烟，这时候多半能看到楼下的印度邻居也在抽烟，挤在一辆也不知道是谁的散发着咖喱味儿的敞篷克莱斯勒的周围。我和印度邻居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也就开始打招呼。我当时总的感觉就是我一下子认识的印度人比美国人多。

相对于去其他国家念书的的人，到美国念书的的人算是穷人，因为本科以上的学位基本不录取自费生。但是只要录取的，绝大部分都是免学费加上全额奖学金。多数情况就是给你一份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TA）或者助研（Research Assistant: RA）的工作，全额奖学金就是你做这个工作的报酬。助教的直属上级是课程的教授，他们有时候也被叫做导师，或者老板。我的老板又是印度人。

助教和老板的关系，一半是劳资关系，一半是上下级关系，这点和企业比较像，和企业不一样的是助教和老板彼此不能自由选择。我给印度教授而不是给美国西班牙或者俄罗斯教授助教，是系里在开学前就定了的，具体是由系主任和系研究生主任一起定的。所以印度教授不是我选的，我也不认识他。

美国大学的教授大多都很有个性，要不干不了毁人不倦这行儿。作助教的学生大多数也都很有个性，要不也不会选读博士来自残自己。两边都有个性，就难免会脾气相克，就难免要斗智斗勇，事情就有可能会比较麻烦。可是不管有多麻烦，助教终究处于弱势，于是每个新助教都会向系里的师兄师姐前辈们提前打听一下他的教授的自然及社会属性，为能在未来共事做好准备。

第一次来美国之前，有人在留言板上写道：“我即将踏着师兄师姐的西游之路，去五大湖畔找寻梦想和月光宝盒。”这个留言板是要去我们学校的新生在出发前用于交流的，我也在里面。我当时拿了录取，办了签证，买了机票，只待启程。留言板上的那句话我能一直记着，因为写的正是我那时的心情，幻想着关于未来的无数种可能，隐约有着某种憧憬和亢奋。

程浩对此不以为然。我告诉了他留言板上的那句话，程浩说“谁写的，有病吧。”程浩是我到米国的第一个室友，他比我来美国早一年。我赴美前在学校的ＢＢＳ上发了个找房的帖子，程浩是回帖的人里最江湖情节的一个，于是我就选了他。

我们聊那句话的时候是他接我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在他的车里。八月的阳光很好，从梧桐树叶间照下来，树影斑斑点点。路两边有很多的红色的砖房子和白色的木房子，旋转喷头在门前的草地上喷着水，长得像微型火车车厢的一个个邮筒被一根根木棒支住，静静地站在那儿，偶尔会因为阳光的反射，看不清上面的门牌号。这个城市有一条河穿过，河边零星地点缀着一些钓鱼，跑步，穿着滚轴或者踩着滑板的人。

 程浩的马自达性能不错，没什么噪音，CD机里放的音乐是蝎子的《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除了程浩的音乐之外一切都平和而井井有条，不像北京那么闹。我很享受我所见到的一切，我透过车窗试图记住路过的每处地方。

马凯留过言说，如果再博“沧海难为龟”，一定要美化河南人。我告诉他我绝对不会丑化，我对河南人的情感和全国各省市人民的情感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先通报一下马凯的近况：马凯一月份的时候跳槽到北京微软，拿的薪水比我当时在上海当海龟时的工资还多两千。他目前的愿望就是找一个漂亮的北京女生，谈一把包括原罪和原欲的恋爱，万一缘分到了或者罪孽深重也可以考虑结婚。这是近况，而我被马凯放在机场是往事，发生在去年夏天。

因为兄弟我是抱着扎根祖国机械事业的决心回来的，所以行李用我唯一会说的上海话讲：不要太多。而且当时正值七月，站一会儿都能站出一身大汗。更何况我是挂了电话，换了货币，然后再把行李拉出机场，没有头绪地点上根烟站在那儿。

好在找辆出租还是不难，司机哥们一听说我要去水城南路，二话没有，叫我上车。我当晚要到马凯那儿寄宿，于是一路上连打电话带找路，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他的室友给我开的门。

马凯的室友是个女生，叫杨晓楠，其实说她是马凯的房东才更确切，因为房子是人家的，租了一间给马凯而已。杨晓楠和马凯同行，也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我没回来前就听马凯说过她：大学毕业后就从昆明来上海，此时已在上海买下三室一厅的公寓，还是在位置比较不错的长宁区。我和杨晓楠岁数相当，我没有房子，我有两箱不要太多的行李。

杨晓楠的男朋友是个葡萄牙人。我在美国见过挺多的中国妞找老外的。不管是墨西哥人，以色列人，还是黑人，她们都特别心甘情愿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给人家，而且还觉得这么做才算有面子。这种女生往往对自己人，尤其是男性抱有很大成见，通常为自己能够摆脱他们而远嫁外人唏嘘不已，其中更有

冬天的黄昏挂着惆怅，

麦克的音乐唱着忧伤，

我想起了那些秋日里的电影，

我想起了和我看电影的姑娘。

我的故事里有你的窗，

你的窗外是我的远方，

旅途是那些辨认不清的车辙，

还是抬头仰望飞机划过的慌张。

我有我的山岗，

刚到米国一年那会儿， 我还没有车。我平时住得离学校很近，走路去也不会超过十分钟。要是赶上需要出去买东西或者到哪儿玩，有刘司机和韩司机呢。

刘小刚那辆横穿美国的二手车可谓是鞠躬尽瘁，除了在东西海岸之间往返了一次之外，日常的购物出行也全靠它了。这是一辆九四年的福特托拉斯（ＴＡＵＲＵＳ）。 象所有的美国车一样，它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显性基因：费油。当然除了费油，它的其他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一直到临终前都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当时正赶上美国的劳动节（九月份），我们决定去大西洋城玩儿。因为韩勇还要顺路看个ＤＣ的朋友，它早我们一天启程。我搭着刘小刚的车，约好了第二天在ＤＣ和韩勇碰面。俩人都是老司机，傍晚我们在ＦＡＩＲＦＡＸ的一家著名中餐馆里胜利会师。我们仨怀着老战友久别重逢的喜悦，大吃阿拉斯加雪蟹。因为是自助，仨人吃得天昏地暗，估计那天晚上因为我们有不少雪蟹牺牲了。

最后我们仨应该是横着从餐馆里走出来的。兴之所至，我们决定一鼓作气开到大西洋城。

我还是坐刘小刚的车，韩勇的车跟在后面。走了有半个小时，我们

从浦东机场回国，让我有幸体会到了上海速度。没一会儿就完成入关活动，进行到等行李的下一步，要是在北京，我亲爱的乡党们总要操蛋一会儿，让你觉得他们丫的海关工作是多么的牛逼，让你别以为自己从国外回来就敢跟这儿大声造次。反正总有些一踏上国土就话特别多，还生怕别人听不见声特大的。这种人一准儿要让他们给涮个小一会儿，而我也总因为这种情况，被顺带着耽误上一阵儿。

每次从飞机上下来，我都要深吸一口并不新鲜的北京的空气。这次不同了，我感受的是上海。我选择这儿着陆，完全是为了我亲爱的父母的健康。

我在我亲爱的父母的心目中一直就是问题下一代，他们认为我这种问题很多的人最好出国才能令他们安心。记得五年前我把自己发到美国读书，他们开心的合不拢嘴，一开心就决定为我设计人生计划，结果他们为我设计的计划一直可以管到我退休。

可想而知，当我说我要撤了，他们有多失望。他们拉来了一群远房亲戚，在电话里对我地毯式晓之以理，更有甚者，动之以情。反正就是劝我别这么匆忙回来，回来了也得后悔等等的话。我发现我父母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感情特别丰富，总能在与我的拆招中，使出亢龙有悔一级的招式。他们这种功夫，通常能将对手我一招打服，可是对使用它的人-他们自身内力消耗也极大。我怕这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所以，我没将具体行程告诉他们。我不想给谁添堵，谁也别拦着我。于是我选择了人生地不熟，却同样伟大的上海。不过，我实际上还是得到了一个支持。精神上，物质上，马凯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马凯，原籍河南，而非荷兰。十六岁豆蔻年华赴美读高中，二十二岁本科毕业。我们在一个大学读书，却从来不认识。他的圈子是蒸蒸日上青少年，我的圈子是日薄西山老帮菜。只是在他二十一岁那年，有一次，我在网上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