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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舞虹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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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收看电视还是翻阅报纸,只要是有关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报道,大篇幅是明星们的踪影。有时候真的会产生一种错觉:是否是那些绚烂的明星们代表着电影节。在娱乐经济的年代,明星是国际电影节的核心,是争议的焦点,过程是他们点缀的,喧闹是他们发出的——仿佛没有他们,电影节哪儿来的关注点,哪儿来的进步?每年上海电影电视双节,国际电影节总比电视节受人疼爱,某记者叹着气跟我说,今年电视节上没几个明星,此话怕是道出了些原委。

上海国际电影节——明星们的“秀场”?
   新娱乐主义年代,我们这些资讯动物每天都在关心什么?谁谁上了时尚封面,谁谁成了头版头条,谁与谁又闹绯闻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于是娱记们得东奔西走四处“采集”。终于,每年有那么一个时候,这些封面人物、绯闻热点以电影的名义齐集上海,这可高兴煞全国各地众多媒体,稳坐影城,让各剧组轮着转吧。
   在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为大众代言:我们知道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请问明天红地毯上会出席哪些明星?记者们可谓是大众的“贴心窝”啊,先不管有什么影片,来什么评委,首看的就是红地毯上走什么明星。
    在明星媒体见面会上,胡军戴着墨镜,穿着银色衬衣出场,因解开了几颗衬衫扣子,露出些胸肌,即被女记者问:“是否特意打扮性感?”见到美艳的李俊基,某女记者提问“你觉得中国饭,与韩国、日本、泰国等的饭有什么不同?”见面会上全场诧异,翻译只好疑惑地问,你说的是“粉丝”吗?原来此女太紧张,英语“Fans”说得太快,把“s”的发音略过了。因化妆师的缘故,周杰伦的脸在《灌篮高手》的新闻发布会上稍显黝黑,不知情的某记者关切地询问是否是新的造型?记者同行们提问着,听着,笑着,一恍惚以为是一场明星们与媒体有关生活细节的讨论会。
    红地毯,无疑是明星们的秀场,行头得细细准备,因为代表身价,得可能多地让记者们按快门。过不了多久,就有媒体对各位站在时尚前沿的明星的装扮进行细致点评。莎朗·斯通身着Dior高级成衣,张曼玉穿着Chanel 06春夏高级定制服,舒淇佩戴Chanel高级珠宝……电影节的红地毯仿佛成了一场“时装珠宝秀”。

一样的名人,不一样的“待遇”
    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红地毯上,明星们亦步亦趋,充分地在闪光灯下秀了一把,实实耗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怜灯暗曲终人散之际,陈凯歌率领众评委尴尬入场,压轴大戏,却被集体遗忘了。有记者惊呼:“这可是头条新闻啊!”结果第二天各大报刊上,此新闻或被忽略或占寥寥几行,版面有限,明星为大嘛。
    虹庙艺术电影中心的开幕式,熙熙攘攘,《吴清源》放映前一段间隙,我偶然路过一厅,发现张震被一堆文字和摄影记者围攻,人堆外是一头发斑白者,正若有所思,一细看,居然是田壮壮。同为名人一边厢闹腾,一边厢寂寞。哪怕中国的电影再怎么导演制,公众场合亮的还是明星。
    “金爵奖”国际评委记者见面会的前半段,媒体们把询问的“绣球”都一致抛给了中国导演——陈凯歌和陆川,国外的评委似乎成为了一道尴尬的背景。作为主席的陈凯歌显然有点看不下去,提醒记者多向其他评委提问,才扭转了些局面。
只要有港台、大陆的当红明星坐镇的新闻发布会,会议室总是人满为患,摄影记者们拿着“长枪短炮”永远地冲在第一线,组成了一道人墙,文字记者们只好“委屈”地坐在后侧,只闻明星声,不见明星人。视觉经济的时代,大家似乎更需要的是视觉的冲击,而不是文字的细腻。相比凄凉的是,韩国影帝安圣基出席参赛片《电台之星》发布会时,到场的记者不足十名,一批志愿者只好临时冒充记者坐到了台下。而其他参赛的国外影片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类似的境遇,记者寥寥,提问寥寥。
   一样的名人,在圈内和圈外,在国内和国外,是那么不一样的“待遇”,不知这些大名鼎鼎者们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是否会感到落寞。倘若念在仅仅是“上海”也就罢了,如若跟“国际”和“电影”较真,那就有些失望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政治觉悟的表率场?
    现代时尚玩的是注意力经济,电影节上的明星是“注意力”的超级“酿造器”。开幕前满口答应,开幕时却芳踪难觅的明星大腕成为电影节最遭人诟病之处。况且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而中国又是一个如此提倡爱国主义和集体荣誉感的国度。于是,爽约本届电影节的章子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非议。更有一位上海市民吴老太致电新民网指责章子怡“给脸不要脸”,把失约上升到了“不爱国”的高度,引起了许多人的赞同。
    先不论章子怡是否真的有忘本之实,反论之,其他到场的明星就一定是因为爱国吗?作为本届金爵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陈凯歌力挺本土电影节,在百忙之中抽空担任评委会主席,其太太陈红在与导演吕克·亚盖及嘉宾陈文心一块颁发最佳女演员奖前,亦不忘借机为陈凯歌新片《梅兰芳》宣传。电影节期间不乏搭顺风车宣传的影星和剧组,试想在什么场合,可能有300多家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媒体来关注你,什么样的影片新闻发布会,可能有近千人记者为你宣传。
   电影节上的明星们各个花枝招展,尤其是女星们出场前少不了一番斟酌,玉女还是欲女,装嫩还是扮熟,性感还是古典,如此“辛劳”若扛着面“爱国”的旗帜,那也太让人“贻笑大方”了,究其底,还不是为了增加点曝光率,争几个版面。即使真的有支持本地电影节之心,暗地里也免不了点算一下自己的收获。

电影节之“误读”,谁之过?
    一个多星期的第十届上海电影节落幕了。那些无法到电影节现场的读者观众们,读了大量的新闻,看了大量的视频后,发现,怎么晃来晃去就这么几张老脸,写来写去就这么几件事情。于是,他们知道了原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是这样的啊,是明星们竞走的红地毯,是明星们演说的新闻发布会,于是,大众眼中的电影节似乎更是一场娱乐狂欢,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影艺术的交流平台。那些真正喜欢电影的小众,他们无疑失望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怎么还是那么“俗里俗气”,还是那么“乡里乡气”。然而,真正近距离参与接触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人才知道,电影节还安排有各种主题论坛:国际电影节主席高峰论坛、增值电影市场——电影营销与发行革命、中外电影合作投资论坛、中国电影院业投资论坛;还有连续三天的电影大师班和“亚洲新人奖”,为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还有“电影市场”活动,包括电影交易市场、最具特色中国影视基地展及中外电影项目创投会;还有日本电影周、德国影展、意大利影展、巴西影展;同时有200多部展映影片在上海影城等21家影院的放映;还有一个疯狂而美丽的电影项目——“云南影响”等等。以上不少活动或因主题过于专业,或因探讨没有“嘴仗”,或因出席没有明星,而让媒体绕道而行。
    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传播的渠道中被“误读”了。记者们非常敬业地去摸了大象的鼻子,然后又非常生动形象地把象鼻的样子告诉了观众。媒体之过?但是,记者们认为已经尽全力地把大众最感兴趣的事情告诉大家了。电影节上的记者们是多么辛勤啊,在等待红地毯前的一个多小时里,有人还在计较着,这些时间可以赶一份稿了;在开幕电影《跟踪》放映时的幽暗光线里,还有几位同行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上码字。电影节上的明星不少,记者们自然忙赶场啦,尤其是扛摄象机的,举照相机的,纷纷抢占优势地位,实在不行,就干脆大庭广众站在椅子上,其间少不了一些争执。为了满足读者观众们的需求,某些媒体可是连“脸面”都搭上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被认识的过程中“误读”了。偶遇一朋友知道我去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就说了句:“原来你是娱乐记者啊。”刹那,平时自称文化记者的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知道在众人的眼里,电影节似乎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娱乐圈里的事情。我们无法责备观众读者们的误读,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关于电影节的一切印象不是媒体们共同为他们勾画的吗?也正因为摄影记者们的“高超技术”,文字记者的生动描述使他们对娱乐愈发的感兴趣。
    上海国际电影节被大众和媒体“合谋”“误读”了?媒体们很无辜,观众们更无辜啊。而主办方很无奈,组委会需要满世界地找明星来提高自己的声望,验证自己的“知名度”,若明年请来的明星少于今年的270多位,就大有被指责退步的可能。如此这般,不知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何真正地进步,如何地让大众看到它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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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4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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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8 21:18)
 关着一屋子的炎热,
 独享,
 裹着一空调的冰冷,
 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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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3 00:22)
   下午在迪欧咖啡采访了邬君梅,比我在荧屏上看到的更加漂亮,黑色的连衣裙的领口处镶着黄色的层叠的流苏,典雅又成熟。高兴的时候,她会露齿朗声笑,没有遮掩,说得兴奋时,会伴有很丰富的肢体动作,让人想到北方人的爽朗与西方人的热情。不过,尽管国外的经历让邬君梅有很多的改变,但她底子里还是一个摩登的上海女人。乌发叠云,妆容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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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3 00:06)
 晚上去虹庙看了<浮生>,在竹椅上犯困,影片的前半段让我纠缠于迷茫中,虽然随剧情的发展错综的人物关系开始明朗,但最终我还是无法明白影片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一连串的问题,下岗,外遇,死亡,青春的叛逆,但是没有答案,也没有寻找答案的努力.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情很波澜,但是奇怪的是人物却生活得处世不惊,最终整部影片也就没有了让人感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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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1 21:33)
今儿打开自己的博客一瞧,吓了一跳,已经3个多月没打理了,一片荒芜凄清,外加二声长叹,一叹时间飞快,二叹自己懒散.该码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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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09 11:32)
杭州VS上海的消遣生活

   都说杭州人有福气,看西湖不用买门票。天下人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可以免费游览西湖,然而大部分充其量也不过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西湖的美是需要慢慢品味的,所以西湖亘古贯今都只属于杭州人。我喜欢一个人独赏西湖,耳边塞着MP3,骑着脚踏车环绕,或躲进幽静的丛林,在摇曳着一树斑驳的石凳上酣睡,直甜得你口水恣意纵流。
   杭州人不仅依湖而住,而且还傍山而居,吴山、十里琅 、宝俶山、老和山、小和山……都近在咫尺,它们散布于家门口,城市中央,或不用花很长的时间。
   如果要从细节上来看,杭州人饮茶和上海人泡吧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最能体现杭州人悠闲生活姿态的,莫过于饮茶了。说“饮”、“喝”都不太贴切,应该为“品”,慢慢地酌一口,舌尖缭绕起淡淡的清香,一壶龙井,一袋瓜子,一湖美景,这份闲适和乐趣,岂是他人能够体味?也难怪西湖边上中西合璧的雅致茶舍、简约风格的露天茶座错落有致,走在西湖岸边,可见杭州人三三两两嗑着瓜子品着茶,或许还在暗暗地嗤笑着上海小资们的装腔作势、繁忙碌碌。上海人活得太累了,人生短暂,何不及时享受人生。
   而与之相反,习惯在衡山路和新天地泡吧的上海小资们对杭州这种太幽静的茶室可能兴趣不大,太安逸了,就像提前养老,往往会消磨意志、贪图享受。有人说,上海的精华就在于一种现代怀旧情绪,很浓郁,就像一杯咖啡。而上海的酒吧则是最能玩味这种感觉的地方了。老式的别墅、精妙的布置、前卫的音乐,每近黄昏,衣香云鬓的生活。泡酒吧,泡的是品位、是情调,追忆旧时浮华的时尚,过滤现时内心的寂寞,泡吧,似乎已经成为上海这个城市一种恒久不衰的娱乐。遗憾的是,它的高档和奢侈让太多的穷人不敢涉足。 
 
杭州商人爱打权利牌VS上海商人讲究实惠

  都说浙江人会做生意,上海人精明,然而两相比较,各有特色。
杭州虽为浙江的省会,做生意却不是最厉害的。杭州人很爱面子,六大古都之一的地位,使杭州人骨子里都浸染一些贵族气质。在杭州商人的脑子里,面子最重要,钱可以少挣一点,面子是万万不能丢的。办厂开公司还算体面的行当,摆地摊之类是打死也不干的。这使得杭州商人做生意时,也显得颇为儒雅,即使内心里是多么渴望钱财,外表上还是心气平和的,就是赚钱也要想着法子披上一层体面的外衣。由于曾生活于天子脚下,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风光。因此,杭州商人善于走上层路线。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深谙商政关系的精髓,才成为商界财神。在这个官商结合的典范下,杭州商人自然爱打权利牌,在赚了大钱之后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继续在商界大展拳脚,而是一门心思往政界挤,他们认为有钱还不如有权,有权了不仅有了面子,钱也是挥之即来。这些特点,有点像北方的商人。
    上海商人则不同,上海不是政治中心,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形成了上海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他们漠视政治,更讲究实惠、利益。对于上海人而言,事物的实用价值,外在的现实利益才是最实在的。靠他人、靠政治都是虚幻的、变化莫测的,只有自己,只有眼前的金钱才是最真实的。因此,在纷繁复杂的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少的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经济利益是惟一的目的和准则。在此驱使下,一伙人,有钱赚就和,没钱赚就分,既讲效率又实惠,谋得了最大利益所在。这也是上海的经济比杭州发展得更快的原因之一。
   杭州和上海虽然地源相近,却有着很多的不同。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使杭州、上海这两位邻居在过去的一段岁月里有了一些微妙之处,然干戈终会化为玉帛,况只是些小矛小盾。如今的杭州和上海在“同城效应”的促使下,已经更为和睦。杭州,休闲生活的天堂;上海,开拓事业的地方,如果两者相结合,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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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露天电影——一场电影平民化的盛宴
  电影的昂贵在于票价,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业务部主任徐明帮我算了笔账:美国电影的票价是8美金,上海电影的票价是60元,无论票价还是电影院的豪华设施都与国际接轨,但是工资呢?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是9000港币,北京、上海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是2000元人民币。老百姓吃饭、医疗、住房都有问题,哪有钱来进行娱乐消费?当然,事情还可另辟蹊径。
周六的一天傍晚,我来到了长寿公园,听说有露天电影。7点钟,天才刚刚有点暗的意思,公园广场上已经人头攒动,很多是民工,还有些是附近的居民。老年人似乎特别兴奋,只见一位老伯在与同伴聊天:“以前我在乡下的时候,老是有露天电影看的,好久没看到了啊。”不经意回头见我站在他旁边,老伯蛮得意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应该没有看过吧。”
   7点15分左右,突然来了很多胸前挂着牌子的人,走近些,朦朦胧胧看到“志愿者”几个字。这是为长寿公园的露天电影活动特地组织的20来个志愿者,其中有干练的机关党员,也有公园的常客——满头银发的老人。“给我一个,帮我拿一个!”耳边传来声音,循声望去,发现刚才还悠闲的人们突然疾步向一个地方跑去,拥簇着围了一个圈,接着看见圈中心的人挣扎着挤出来,手里多了一个塑料凳子,原来这是志愿者特地为观众准备的。一堆一堆的凳子拿了出来,一群一群的人拥挤上去,几位志愿者喊着:“别抢,别抢,大家都有的。”另外的几位则组织观众排好座位。 
   7 点30分,影片正式开始了,刚才喧闹的广场立即安静下来,一些没拿到塑料凳的人干脆跑到靠近荧屏的地方席地而坐。夜色里黑压压的一片,只听到影片里主角的说话声以及放映机转动的声音。
   注意到广场中间,一直忙碌着的放映师傅总算能坐下来喘口气,我来到他们的身边跟他们聊起了天。 上海沪西电影院、燎原影都的业务主管崔正义告诉我:“我们影都的这支放映队也属于普陀区文化局的放映队。近几年,忙碌了起来,一年要放映二三百场,其中过年大约占100场。主题类的露天电影很多,像‘青春的节日——经典影片走近青年露天巡映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主题教育电影展映等。一年最忙的季节是暑假,许多社区也邀请我们去放映,各个街道都要搞纳凉晚会,露天电影是最方便,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了。比如万科社区吧,那可是有钱人呆的地方,不愁买不起电影票,但他们也请我们去放露天电影,暑期一个月一次,他们认为,首先,现代人邻里关系难建,露天电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邻里交流的方式;其次呢,一些老年人中年人可以回忆一下以往看露天电影的味道,还有一个原因是专门为孩子的,小孩子从来没见过露天电影,也有机会让他们体验一下。”
   聊天时,我提起上世纪80年代电影的兴盛,崔正义很兴奋地回忆到:“想当初,我们燎原电影院1340个座位,几乎每场都坐满, 票价1、3、5元不等,分早、中、晚三场。每月排片表出来的时候,附近工厂负责电影的同志,就会来预订电影片,工人包场需要三个时段都订。此外,燎原电影院也是当时上海两大通宵电影院之一,通宵电影4场才20元,即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实际需求,又繁荣了城市的夜文化生活,几乎场场爆满。”
   放映师王师傅满头银发,穿了件白背心,拍着赤裸的胳膊说:“你看我苦不苦,整天光着膀子日晒雨淋,才拿多少工资啊。”王师傅确实是有理由感叹的,他放映了近40年,60年代他才18岁,分配到电影院放映,当时工资48元,足够养活一家人了,这可是个肥差啊,多少人羡慕。可如今呢,日晒雨淋却工资菲薄。
   李师傅1982、1983年玻璃厂、纺织厂下岗,最后经人介绍进了电影院,当时只是做做电工,跑跑片,要想放映还没那么容易,空闲的时候就看看前辈怎么做,慢慢也就学会了。李师傅告诉我:“我还要去考放映上岗证呢。”我有点疑惑:“放映也要上岗证?”“我们电影院一些快退休的老同志也在拼命考高级放映上岗证呢,为了加工资啊。”
   经了解,长寿公园的免费电影属于上海市文明办、市绿化局联手推进的“免费露天电影进公园”活动。为了提高公园的文化底蕴,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从2006年6月30日到2006年9月中旬,全市46座公园绿地将放映150多场露天电影,每个周末市民都可以就近到公园观赏露天电影。

   在娱乐生活异常丰富的新时代,电影要想回到以往的平民姿态,不太现实。但遗憾中,让人欣慰的是:还是有一大批人不甘于现状,在努力搭建平台,为影片找观众、为观众找影片。今年3月初,上海联和电影院线推出的"艺术电影赏析专场"正式启动,上海影城、永华电影城、新世纪影城、上海环艺电影城每逢周末,至少安排一场低价艺术电影。同时,上海一些热爱电影的人士自愿组织了一个中国独立电影推广的公益团队:“影像现场”,不定期举行各种研讨会和观摩会。
   相信有了回归,大众也就有了新的“食欲”,有了“食欲”,上海电影的“餐饮业”也会越来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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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电影节的闭幕影片是西班牙电影大师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回归》。那么上海电影的平民姿态何时能够回归呢?上海电影的这道大餐何时能从单一的好莱坞匹萨套餐变为各色风味任选的自助餐呢?

  文艺片俱乐部——一家新开的特色中餐馆
  烈日炎炎,8月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拿着邀请函,我来到了永乐宫。到了二楼的一个放映厅,观众们陆续进场,有几张熟悉的脸晃过,在我右手边不远处的座位坐下,一下子还没辨清,影片《悲剧发生以后》就拉开了序幕。
  《悲剧发生以后》讲述的是一位品学兼优的高中生因涉嫌杀害女同学被起诉。女孩的母亲(张芝华饰演)悲痛欲绝,而另一位母亲(左翎饰演)则为儿奔波,希望能帮儿子减轻罪行。然而,当案件有了转机的时候,身患绝症的母亲坚守诚信的原则,在法庭作证时讲出实情……
灯亮了起来,眼中还含着泪花,泪眼婆娑中发现刚才一晃而过的熟悉的脸竟是片中的主角以及其他一些演员。紧接着,我来到了旁边的歌顿咖啡。这里即将举行电影《悲剧发生以后》座谈会。
在优雅的背景音乐中,上海市电影评论学会的专家与剧组的导演、制片、主要演员等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上海市电影评论学会的专家中有不少是上海各大高校中文或影视专业的教授,他们对影片都表示了认可,从人物塑造、剧情设置等方面进行了品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影片的宣传,低成本的国产电影难进主流院线,这是不争的事实。专家们出谋划策,有人提议再投入10万元做宣传,但导演金丽妮回答到:“我们也想,但拿不出钱,民营企业家已经拿出了200多万,我们怎么好意思再让他往里头投钱呢?老实说,我感觉拍一部电影就意味着消灭一个‘资本家’。”
   座谈会上,演员张芝华很有感触地说:“帮帮我们的电影,帮帮我们这些导演,如果没有这些导演的话,我们如何用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拿什么来拍现实主义的题材。从1996年开始,我除了拍过两部电影,感觉永远在娱乐圈,现在娱乐太多,如果想当一个纯粹的演员,那就意味着等着饿死。为何人们总是围绕着八卦方面的新闻,而不一起评评演员的表演,像今天这样搞一些学术方面的探讨。”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黄一庆告诉我:“近年来,国产文艺片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每年拍摄文艺影片百余部,但真正进入一线影院的仅仅是其中的三分之一。许多优秀国产文艺片隐含着丰富的、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化精粹,但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同。这就需要我们去引导和宣传优秀电影文化,培养中国文艺片的基础观众。这也是我们成立国产文艺片俱乐部、对国产文艺影片开展系列学术研讨活动的初衷。
  我们希望文艺片俱乐部能成为一个平台,让观众与影视创作、评论专家零距离接触,形成一个互动的电影文化传播机制。”
  到截稿为止,文艺片俱乐部共开展了18次活动,放过的影片有《网络少年》《第601个电话》《零公里》《初夏》等等。问到片源,黄一庆说:“有些是没有渠道发行的新片,有些是被封存在仓库里的影片。平时,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人说,我那里有一部片子很不错,于是下次就拿来一起看,就像接力棒一样。有次碰到秦怡,她跟我说:‘我以前拍过一部好片子,但永远进不了院线,在你们俱乐部放一下,回顾一下。’于是我们下周就会搞一个秦怡电影经典回顾——《梦非梦》。”
虽然成立不久,但文艺片俱乐部在国产片的推广、宣传上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黄一庆告诉我:“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拍了一部主题小片《零公里》,进主流院线困难,资金筹集困难,我们就帮他做宣传。《零公里》在文艺片俱乐部独家放映,票房5万,在上海整个10万票房中占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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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品菜大军”的热闹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各大影院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菜肴”,而且还培育出许多专业级或业余级的“品菜大师”。
至1986年上海全市有组织的影评人员5万余人,各类影评报纸50余种。市级影评组织有上海市电影评论学会,上海市高校电影评论协会,上海市中小学电影评论协会,上海市青年电影评论协会,上海市职工电影评论协会,上海市老干部电影评论协会,上海市少儿影视指导协会。区县级,一般也都建立了综合性的区县电影评论队伍。一般基层影院建立了影评中心组,以区、县文化宫(馆)为“龙头”建立地方性的影评组织。除此之外,一些大厂、学校也建立了自己的影评组织。一支由市、区、县、基层,不同层次组成的影评队伍遍布全市,号称“十万大军”。
   这十万“品菜大军”究竟有多大能耐呢?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谢晋电影模式”大争鸣——关于八十年代文化复苏浪潮的黑色记忆》一文中写到:“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位于普陀区的中心地带,是当时上海‘群众影评’的重镇。西宫影评组长楼为华,一个极富组织能力的工人活动家,现任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该影评组跟华东师大学生影评协会联手,假手本城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力量,举办各种电影讲座和艺术研讨活动,吸引大批工人影评积极分子出席。我和李劼都是当时西宫的常客,在那里频繁出没,为他们输送思想粮草。就在西宫的讲座上,李劼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的口号,赢得工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以工人为实体的前卫电影评论运动,秉承文革期间上海工人影评的组织形式,却又嫁接了高校知识分子的前卫思想,这种奇特的组合,令上海的“群众影评”呈现出生气勃勃的面貌。西宫影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引发了一个奇怪的后果,那就是第五代导演的新片,通常都要拿到这里来试映,以接受上海工人影评圈的检阅。我记得当时前来试映的,就有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张艺谋的《红高粱》,第四代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也把他的《老井》带来放映,听取工人影评员的意见。”
   为何“品菜师”们有如此大的热情呢?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馆长李果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国有几千万影评大军,人数如此多的原因之一在于,那时刚恢复高考,50、60年代下乡的青年归来,他们对知识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也有着浓厚的写作兴趣。在当时生活单调的情况下,电影成为了青年倾吐内心想法的窗口,人们看评论、传播电影文化,从中不断吸取人生道理,不断进行反思,如同打开窗户后不停地呼吸清新的空气。”
  当时是怎样一个热闹的场面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文艺片俱乐部理事陈云芳告诉我:“我当时参加的是上海市青年电影评论协会。青年电影评论协会办有自己的小报,叫《青年影评》,邮寄给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协会活动很多,像看电影,看片后的研讨会,与电影艺术家一起举办讨论会,白杨从艺60年大型活动等等。电影评论协会每年还派我们到各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比如新疆电影制片厂、云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等,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直接进入了制片厂的生产线,了解电影的拍摄情况,看新片,与导演、演员面对面,他们都很亲切,很重视我们影评这股力量。记得在云南时,我们与驻军部队打过一场篮球比赛;在北京时,参加了钟惦棐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因为我是老师,费用一半由学校出,一半由青年电影评论协会出。除此之外,许多电影制片厂、影评协会等,都有影评征文。我不但自己写文章,后来还把学生们都拉了进去。记得‘军旗颂’那次征文,我的学生是全国三等奖,我的征文才全国鼓励奖(笑)”。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业务部主任徐明向我描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当时朱大可是我们语文选修课的指导老师,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同学都迷上了电影,还自发组织了影评协会。那时候,几乎各个学校都有影评协会。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类院校的学生,电影对于他们而言,是专业,他们善于从专业的、艺术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评论。于是,我们就考虑:财大的影评协会如何突出自己的特色呢?我们想到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决定从电影市场学、消费心理学、观众学角度出发,进行数据统计,如上座率、拷贝单产、座位单产,包括哪个时段的观众人数多等。当时我们就提出了‘电影是一个产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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