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在欧美国家，城市居民经常搬家，因为他们大都租房子住，而且工作也经常换，所以就得经常搬家。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城市里住够了，搬到那个城市里去住，欧美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户口”局限，爱到哪住到哪住。

    中国人过去是不怎么搬家的，城市人执行低收入而且是副利分房的政策，单位分个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住七八口人再平常不过了，女儿结婚嫁出去，住房由婆家管，儿子结婚要么挤住在一起，要么在大杂院里盖个小平房凑付着住。盖小平房和挤在一起，我都经历过。农村就更不用说了，人口不允许流动，你老爷爷住在这个村子里，重孙子也离不开这个村。不要说到城市里生活，就是换个村子生活都是异想天开。

    中国人开始频繁搬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房产政策改革后的事情。先是取消福利分房了，改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房，接着是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一些棚户区和危房拆迁，第三是外地人异地生活和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或做小生意，搬家大潮终于汹涌起来。现如今，大大小小搬家公司和房屋中介成了一个新兴的产业，有许多人干此行竟然发了财。

    我从结婚到现在，一

    人是需要欣赏风景的，不一样的风景可以给人不一样的心情。或者说不一样的心情可以看出不一样的风景。

    触景生情自古就有，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就表达出了诗人明朗轻松的心情。而李清照的“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又给人一种怨妇哀伤的感觉。自从张继写出《枫桥夜泊》的千古绝唱后，李白又来寒山寺，竟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了。

    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固然是风景，但有些人文行为也可以成为风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这方面的报道，如：“今年流行红裙子，夏季的商业街上，姑娘们红裙飘飘，组成一道靓丽风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一道风景，小街凋敝，陋巷空寂也是一道风景。我到外地去，若有空闲，就避开闹市，专门串小街，走陋巷，欣赏一座城市的原始风景。

    印象最深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去济南开会，在青年桥附近，我听说有一个回民居住区，于是就走街串巷寻找起来。那年代城市改造还没涉及到回民居住区，这里的房屋模式类似于北京的四合院。我突然发现，一些坐在街旁闲聊的回族老人头戴白帽，高鼻凹眼，模样很像西方人。

    我记得过去我是不恐高的。少年时期，家里烟囱堵了，都是我爬上十几米高的房顶，用绳子拴一铁物垂入烟囱洞里上上下下地捅。我家所住的那房子还是呈四十度斜顶的，倘若不小心，很容易从房顶滑坠下去。青年时期爬泰山，站在山顶的悬崖上往下看，山根的房舍像小孩子玩的积木一样，也没觉着害怕，还站在探出去的一块岩石上，摆姿式让人拍照。怎么人到了中年就恐高了呢？

    发现自己恐高是在十几年前，那一年春天，单位和歌舞剧院的几个人去崂顶，面包车非常吃力地沿着崎岖小路往高处爬，我透过车窗往外一看，离车半米之外就是深渊。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慌得浑身发软无力。立即叫停车子，下来了，宁肯走着上山，也不坐车了。这事至今还让当年与我一起的同事们作为笑柄。

    从此，我知道了，这种反应是恐高，也叫恐高症。一扯上“症”字，似乎就是一种病了。

    今夏，去济南开会，住在济南大厦三十层上。那地方的电梯不在电梯洞里，而是贴着建筑的外壁上下运行，电梯造型很具观赏性，圆筒状的，玻璃墙，外面什么都能看见。起先上去时还没感觉到什么，乘电梯下去时，

左一朵花，右一朵花

左一朵花，右一朵花……

一条街是一根盛开着花朵的枝条

上面爬满寻找芬芳的蚂蚁

左一家店，右一家店

左一家店，右一家店

人们成群结队进来出去

街道笔直通向欲望深处

骄阳似火，树木昏睡，行人密集

公交车上那么多眼睛向外张望

精疲力尽了，我要回家

安安静静的家中

有一杯茶深不可测

    我隔三差五会去市场买几个饼子吃。倘若煎条咸鱼或蒸碗虾酱就着饼子吃，那简直是一种享受。

在我国北方，一提饼子无人不晓，都知道这是用玉米面做的一种食物。因为北方盛产玉米，至今在一些地区，玉米还是百姓的主粮。

    饼子的做法很简单，把玉米面掺点酵母（俗称发面引子），和水调好，捧起一团的玉米面，用双手摊成不规则的扁圆状，然后贴在烧开了水的热锅壁上。盖锅，大火蒸一刻钟即可。所以，饼子也叫“贴饼子”。饼子如果贴得恰到好处，饼子贴锅壁的那一面，会结一层黄灿灿的疙，焦脆焦脆的很好吃。玉米面还有一种做法叫“窝窝”，那是把和水调好的玉米面团成“金字塔”形状，底部用拇指捅个洞，然后放在锅箅子上里蒸熟。

    像我这样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至少有十年的光阴是上顿吃饼子下顿吃红薯度过的。三四十年前可不像现在，那时候的白面和大米凭证限量供应，少得可怜，过节过年时才可以饱餐几顿。我的同龄人中，有许多人至今不吃饼子，就是在那些年月里吃伤了，见了玉米面食物就反胃。而我却不，我非常留恋玉米的那种特殊的香，所以隔三差五要吃顿饼子。

  &nbs

攥着鲳鱼的尾巴，竖起来

像举起一面椭圆型的镜子

照照我这副嘴脸——想怎么吃

红烧，还是清蒸

鲳鱼的灵魂游回海洋深处

只留下躯壳供人品尝

佐料已备好

葱、姜、蒜、醋

绍兴酒和花椒

滚烫的花生油在锅里不露声色

二十分钟后

烹熟的鲳鱼就会端上餐桌

鱼肉鲜嫩，惬意咀嚼

大海在遥远的地方微微颤抖

弱肉强食

一条生命鲜活了另一条生命

我想起大白鲨，偷偷潜到岸边

刀剑般的利齿

一口咬断游泳者的双腿……

    前天中午，走出单位，路过一个修鞋摊，看到修鞋师傅用一把斧头，把几页残破的胶合板劈成烟盒大小的碎块儿。我禁不住停住脚步问：“这东西好烧吗？”修鞋师傅抬起头，眉飞色舞地对我讲，这胶合板因为含胶，如何如何好烧而且抗烧……看他那样，似乎拥有了一堆宝贝。我抬头望了望这栋百年前的德式建筑，修鞋师傅就住在这楼上。这栋楼外表华丽漂亮，内部拥挤不堪，没有条件供热，如果不用空调，冬天就得生炉子取暖。

    看着修鞋师傅劈柴的动作，我恍若隔世，十几年前，住父母的老房子时，我不也是这样，冬天的时候，趁休息日，拎一小板凳和斧子，坐在街上，咔嚓咔嚓地劈柴。青岛人把劈柴称作劈木头，而把劈好的木头称作劈柴。“劈”原是动词，“柴”是名词，而青岛话里把“劈”和“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名词：劈柴——指专门烧火用的燃料。

    劈柴是人间烟火味很浓的一个行为，至今我看到有人在大街上劈柴，还感到亲切。当有人在街上劈柴时，我可以想像他家有一台炉子，炉膛内熊熊燃烧着柴和煤，炉子上的水壶吱吱叫着，冒着蒸气，屋内温暖如春……所以，诗人海子在其最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中

厨 房

早晨煮稀饭，中午炖白菜，晚上炒蛤蜊

他们都在客厅里等着开饭

我独自一人呆在厨房里

黄蓝相间的灶火柔柔地笑着

洗菜池里水满了，像一汪湖

手撩进去掀起一片惊涛赅浪

油盐酱醋，锅碗瓢盆

筷子让生活站立起来

排烟机开始呼啸

我转过头去咳嗽一声

花生油沸腾了，青菜在锅里叽叽喳喳

厨房的窗外是平台

平台的外面是天空，天空抽动鼻子

吸进大大小小厨房的味道

饭菜熟了

盘子和碗盛装了一个完整的家

热爱厨房，热爱胃

当牙齿咀嚼食物的时候

世界轻如鸿毛

葱姜蒜

它们都辣，但辣的味道不一样

就像不同女人的怀抱里

春天的温暖，火炉旁的温暖

沼泽地潮湿的温暖……

它们都是厨房的宠儿

只要洗净，摆上砧板，就可爱无比

青菜合着菜刀的节拍唱起歌谣

呼唤葱姜蒜的亲吻

鱼虾在热烈的油锅里扭动腰肢

渴望葱姜蒜的拥抱

    蛤蜊是贝壳类动物，属蚌的一种。在中国，沿海城市很多，海产品也多种多样，但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青岛一样，居然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蛤蜊文化”。外地人到青岛，除了游山逛水外，更忘不了的是：“吃蛤蜊，喝散啤。”

    最近，我连续参加了两次有关部门组织的给青岛起形象宣传语的讨论会，与会专家们搅尽脑汗，煞费心机，花样百出地写出了几十条宣传语，几乎揽尽了青岛所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但，我觉得都不如“吃蛤蜊，喝散啤”直截了当，通俗易懂。只是把这句话稍微加工一下即可：“吃蛤蜊，喝散啤——来自青岛的享受。”

    青岛近海，盛产蛤蜊，而且胶州湾的蛤蜊味道特别鲜美，在青岛人的生活中，蛤蜊是最好的菜肴，蒸、煮、炒、涮，怎么吃怎么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胶州湾里取之不尽的蛤蜊，使青岛人得以裹腹，熬过了那几年的灾难。我小时候挖过蛤蜊，我还记得是在沙岭庄附近的海域。晚上，我和伙伴们从市北区徒步走到沙岭庄，退潮的时候，用一铁耙子在沙滩上挖蛤蜊，差不多两个小时，就能挖一麻袋。然后，再用铀承做的“钢铃车”拖回家。

    至少有二十多年没戴帽子了。现在，偶尔看见某个商店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帽子，便有一种陌生感，似乎觉得帽子是个陈腐落后的怪物，像旧式女人穿的尖头小鞋，本不该在这个时代里出现。

    在中国，自清朝政府垮台后，帽子大行其道，最著名的要算从外国舶来的礼帽了。这种帽子，不光保暖，装饰性也很强，身穿长袍，戴上一顶礼帽，不是商人就是小官吏；倘若一身西装再戴顶礼帽，那就更了不得了，至少说明这人有海外的背景，早年留洋的人回国，都是这副打扮。

    到了冬天，更是人人头上戴顶棉帽子。棉帽子分有帽檐和没帽檐的，这说明不了什么，但有的棉帽子是棉花塞的，有的却是动物毛皮做的，这就显示出高低贵贱来了。一般的寻常百姓，能戴顶棉花塞的帽子就很满足了，只有有钱人和大人物才戴得起动物毛皮做的帽子。

    我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我上小学时，有一年冬季的一天，我把父亲从部队上带到地方的一顶棉帽子偷偷戴上，进了校门。好家伙，校园里所有的目光都被我吸引过来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看我头顶上的帽子，似乎都在猜测：这小子从哪弄来这么高级的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