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不只是承包中的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是由经联社给农民发证书，到了90年代是由镇里面发，村里面没有权力发了，这是一个演变。97年提出来30年不变，到2003年3月份新的土地承包法生效，说要给农民发土地证，那你要确保30年不变。但是没有人执行，所以这证就发不了，即使是县里强制性的发下去了，村子里也不敢发到户，因为发到户就会打架，所以这是中央的政策。农村里面又没有派出所、又没有法院，最后解决不了。

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土地产权登记条例，是土地部和农业部联合形成的，要给集体土地发所有权证，到目前为止，全国的

我原来工作的地方，都是一个村几百万的债务，是不是先把债还了再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设计不出很好的方案，但是不能用“私有化”三个字来概括，中国这么大不可能有某个教授、专家说三个字就可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定了。更何况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种金子也不能富裕，别说私有化，不管什么化对农民都不重要了，今天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土地问题了。就业问题和社保问题是农民的核心问题，你千万不要以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就可以解决农民问题。当然，如果能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技术含量很高的方案，我觉得是可以的。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民由于再次逐步丧失自主性或自主权，才导致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凋敝，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剥夺了中国农民的自主性，加速了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在WTO体系中已经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中国才面临经济危机。中国沿海的外向型企业的倒闭潮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当务之急要做的不是去救外向依附型企业(只有发达国家愿意帮助救，才可以救)，而是要增加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和收入，以增强国民的创造性和扩大有效内需，建立起有效的内循环，中国才能度过经济危机。只有在内循环正常的基础上，寻求

不过，邓小平对南巡讲话还是有所担心的，邓小平晚年也曾警告过：(改革)如果两极分化了、城乡差距扩大了、东西部差距扩大了、民族和地区矛盾扩大了……，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六、中国在WTO体系中仅仅只是中国体系中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买肥料，肥料大涨；中国农民买柴油，柴油大涨；中国农民买农药，农药大涨；中国农民需要建房子，建材大涨；一句话，中国农民买什么，什么都会大涨！

中国农民卖粮食，粮食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卖土地(被征用)，征地价格不涨；中国农

不仅如此，财力上收，事权下放，还导致了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完全抛弃在“国家责任”之外了(在90年代的农村义务教育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付不足2％；在90年代的农村医疗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出不足0.5％)。义务教育变成了老百姓的义务，中央或省财政在教育上的支出连20%都不到，每个农民的孩子一年要交35块，收人头费。每个派出所要交7万，派出所成了“企业”。1949年建国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90年代的中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包括农民工)沦为了贱民，不少地方的农村沦为国家的“殖民”地。

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80年代的中后期，农村区域或局部市场已经不能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准许农民在城市开设窗口和销售网点成为一时风尚—— 农民企业家和农民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农村企业和农民进城成为中国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并为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内需市场，有力的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同时也逼迫国有企业和城市不得不改革开放了。

时间：2008年9月20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学术报告厅

自主性--中国和中国农民

李昌平：农民对享受的要求是很低的，你给他发展的机会就行了，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压粮价、压工资他没有怨言，义务教育搞不好，农民的孩子上小学几百块、高中几千块、大学几万块还是得交，正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农民

土地“调整”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二田制”说明现在的许多“集体”，它所谓的权力已经不是在维持公平的意义上去行使，而是在牟利的意义上去行使。它就是用这个东西搞规模经营，增加政府的收入或者增加干部的收入。在这个问题上保留权力，还不如干脆没有这个权力，完全让农民自己搞。真要有这个权力，那你就承担责任，要保证耕者有其田，要保证土地是平均的，别搞什么30年不变，什么“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就要保证所有的农民都有地种，有多少人就要有多少地。能做到这一点也有一个理由，也算你搞了个均田

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为秦晖教授作客腾讯评论）

关于“土地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