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自称 “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而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其本人对湖湘文化的革新与引导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华商文化、华商力量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正面的、积极性作用。
日前，就《晋商之死》引起的种种争议话题，伍继延先生与本刊记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晋商之死》对“伪商帮”现象的批判还不够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你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
伍继延：不仅仅是晋商该死，而是所有的商帮都该死。传统意义上的商帮都是自然形成的，那个时代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而现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全国是个大市场，中国加入WTO以后又融入一个更大的市场，这两大市场是趋向于统一的，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化”。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商帮应该死。第二个问题，新兴的时代商帮该不该死？我个人认为一样该死。因为新的时代商帮出现实际上是对解放以来不尊重地域文化，不尊重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以前我们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回溯自己文化的根，有了各种各样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潮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引起地方政府共鸣，拿来作为地方经济的一个推广渠道。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主要靠什么？靠招商引资。“以商招商”就成为目前一个时髦的做法，也是各地新兴商帮纷纷出现的原因之一。当短暂的商帮热过去之后，现在所谓的新时代商帮不可能回到传统商帮的那种社会环境下，不可能长久享受自然形态地域分割带来的好处。现在每个人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海量的信息时代，我们面对的营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非得说我是个什么商，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的买卖我的关系都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做国内市场都是一样的，因为全球已形成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大市场。所以包括湘商在内，我们现在所讲的新时代商帮，只能说是一个“伪商帮”的概念。就当前这个热潮来讲，我个人认为《晋商之死》对伪商帮现象的批判还不够。
如果说李彦宏是“新晋商”，他会笑死的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XX”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
伍继延：我们说传统商帮正是因为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发达，包括法制不健全历史条件下，依靠地域依靠血缘成立起来的。新兴商帮主要是基于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究竟有多少地域文化还是有生命力的呢？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他说中国只有三个半人，两广算一个人，江浙算一个人，湖南算一个人，山东算半个人。他讲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野蛮扩张过程中，能够站起来挑战的，中国只有这“三个半人”。创建太平天国的广西人洪秀全，开创中华民国的广东人孙中山，还有结束军阀割据的浙江人蒋介石，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湖南人毛泽东，这几个人相对来说是发挥了一些作用。钱先生的话也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中国古老的地域文化，经过这么多年大一统的体制消磨之后。我们知道从唐朝开始科举取士，科举之后实际上精英文化跟地域文化混为一体了，中国上层的精英文化是一致的孔夫子的文化，进而到宋明理学文化兴起，那个时代的精英文化已经变为非精英层面的乡土文化了。而商人更多是起于草莽，所以在这种传统社会空间下，他更多体现为乡土文化的特点。但今天呢？我举个例子讲，李彦宏，你要说他是个“新晋商”，他会笑死。他明明就是北大培养出来，接爱了现代教育，在欧美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家，你说他是“新晋商”吗？
《中国商人》：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传统商帮的运营能力还是他们留下的精神价值都比现在的新兴商帮大得多，如果你认为传统商帮该死，新兴商帮也该死，那么什么样的商业组织应该活下来？
伍继延：传统商帮该死是因为它所处的时代已过去了，新商帮该死因为它是在急功近利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比较浮躁的商业组织。什么样的商业组织应该存在？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背景的商帮组织应该存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它“中国商人”，或者说“华商”，因为当前的全球化虽然是一个大趋势，但它还是以国家民族为基本单元的。我们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我们加入WTO以后要适应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但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些商帮成功地应对各个行业面对全球化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打火机制造业，你能说是温商的成功吗？不能，这就是整个华商的崛起，华商力量的体现。
传统文化应该适应新的社会组织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你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伍继延：我们当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现代企业，自然会带上传统观念，但我们这些人都要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或者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企业人、一个白领、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连人的社会角色都要转型，何恐是全球背景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呢？你说一个公司如果天天把“自强不息”弄到墙上，这鼓励自己可以，但公司建设是一个耐心细致的工作。如何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搭建一个合适的管理架构，组建一个公司团队，包括商业模式上的拓展、创新，这些都是我们一个现代企业要做的基本功。中国有一个传统“述而不做”，总希望把老祖宗的东西来加以引申，这个东西就好在它很简单。仁义道德谁都可以说两句，你把仁义道德拿出来加以引申，员工也可以接受。其偏颇在于，这一套东西是生长在传统社会框架下的，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挑战，是互联网时代。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它需要一种新的伦理，而且它体现为一种组织的能力。马克思讲，资本家它已不是个人，而是人格化的资本。现代企业做为新的社会组织也是这样。比如我们讲尊重客户，回报社会，回报股东，这些目标的完成需要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法律制度来保障。
所以对于仁义道德这些传统的价值观，我们至少要实现对它的转型，传统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组织。做商会商帮也是一样，你把传统的价值观直接拿来肯定是不行的。你说我们湘商，湖南人传统的特点和价值观是“心忧天下”，一个商人你天天去心忧天下企业怎么搞啊？所以“心忧天下”要转化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敢为人先”，湖南人胆子大，喜欢创新，好啊那就转化为一个企业的创新意识，而不是“敢为人先”反过来变成一种瞎折腾。这些地域文化性格以及其价值观都是需要转型的，之后它应该是一套新的价值体系。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你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伍继延：我认为对于“打倒晋商”的争议，都是前面谈到的“虚火”之体现，若干年之后，我想再不会有如此争论。我最近在推动湘商的事情，一些朋友也不理解。
我们闯荡这么多年，反省自己的家乡文化肯定更多是对它的批评，可能比呆在家乡的人更热爱这个家乡。就像一句诗里讲的，只有永远的漂泊者，才有永恒的家园，对他来讲那个家园是不变的。我们对家乡文化的理解，就要去比较，去参考，会有一种比较明确的批评意见。但是哀其不醒，怒其不争怎么办？我们还是要为这个家乡做点事。我的理解，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湘军的辉煌，创造了湘政的成就，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湖湘文化必须要转型，而我们大量的家乡子弟们还停留在过去的光环之中，所以我们只能说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提出一种新的方向来凝聚湖南的人心，把湖湘文化面向未来做一个新的探索。这就是我提出的湘商文化，但是我提出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这就是一种长久的文化，只是在特定历史转折期提出一个新的方向。你如果不提出“湘”字，湖南人是不听的，你提个“楚”字湖南人是不干的。贴个“湘”的商标，实际上我们的落脚点是“商”，我们湖湘文化要转型成为适合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而不是沿袭过去的军政文化，或者说是革命文化。我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良苦用心。
从这个意上理解，我认为提出“打倒晋商”没什么错，包括湘商在内也要打倒。就像我们这次在湘商大会在韶山召开，我来组织了一场“天下华商敬拜主席”的大型活动，有上千人参加。我们尊重传统，搞了所谓十大商帮，加上湘商各自敬献一个花篮。但是在礼仪过程中，花篮却不够了，因为来自青海、宁夏、云南的代表，他们有意见了：第一我们也是华商一员，第二我们也要拜毛主席啊，为什么这个花篮上没有我们的名字？还有包括海外的代表们也有意见。这样他们交钱，又去买新花篮，所以我们原来的十一个花篮是不够的，又新买了一些。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些所谓的各大商帮都是名不副实的，我前面讲过新兴商帮的成立本身是“虚火”的漫延，第二个理由，这些商帮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商人》：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些工商界代表敬拜毛主席的心态，第一，毛是公认的成功者，他希望自己也成功；第二，是不是有求保佑的意思，把毛当作某种意义上的神；第三是不是觉得毛的一些思想对企业的运行有一些效果？
伍继延：是这样的。这一届湘商大会是第三届了，所谓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但这一届是大家反响最强烈的活动，不是大家说你的开幕式、文艺演出多么够档次，而是敬拜毛主席这个活动搞得好。为什么呢？就你刚才的问题，我是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框架来看的。中华文明，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完成国家政权的统一，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完成思想集权的统一之后，面临了两次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一次是就是唐僧西天取经那个故事，从西方的印度引进了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冲击了儒家的一统优势。接着出现了魏晋南北朝那种既是礼崩乐坏，又是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包括后来的唐朝都是一个繁荣的历史时期。
《中国商人》：就是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传统价值的颠覆。
伍继延：对，颠覆了，然后在宋朝完成对佛教文化的消化吸收出现了理学。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先生是湖南道县人，他生前倒没什么影响，就是几个学生争气，“二程”啊，朱熹啊都把他抬出来作为祖师爷。这样说来，宋明理学的开创者是湖南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一个大本营是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盛极一时，朱熹当过长沙市的市长，当时张栻是抗金明将张俊的后代，他们都是理学造诣非常深厚，此二人开创了岳麓书院的会讲模式，比如朱熹讲，张栻来评，下面的学生又来提问。
《中国商人》：就像孔子时代的自由讨论。
伍继延：对，这个是岳麓书院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宋明理学最正宗的根在那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就事功方面而言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他是公认的道学家，立功、立德、立言，而毛泽东身上也有非常深厚的理学思想。我后来想为什么是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深受宋明理学这种中国正统文化的影响，第二个他实际上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不是完全不懂。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他到湖南读书，他的老师杨昌济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给他带来了好多新的思想。到北京后认识了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最后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他是把这三者融合在一起，才开创了这个新的世界。在思想上他实际上是秦始皇加孔夫子，在中华文明面临第二次冲击的时候，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高峰，那怎么办？第一点我们从他的思想中直接引申一些东西，比如现在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如果活着，也会搞改革开放，也会搞市场经济。这也是有可能的，英雄也要顺应时势啊。他能够和美国建交，跟美国握手就是识时务。那么我们这次在建国六十周年前昔敬拜主席，在湘商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我们之所以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敬拜毛主席，就是因为在中国工商界，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人来凝聚大家，没有一个商魂让我们去敬拜。这个时候，毛泽东依然是一个旗帜，只有这面旗帜可以凝聚所有的人。第二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创业者，创业者尤其愿意拜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一个新中国，通过共产党这个新的组织打下天下，这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各地商帮代表表敬拜毛主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菩萨保佑”，这几层意思都有。
当前商会发展中存在一些黑社会化、企业化、地域化倾向需要警惕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你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它潜规则？
伍继延：关于黑社会的问题我要简单说一下。最近重庆在扫荡黑社会，我在重庆多年，我就深知一点，中国特别是历史上一些经济比较活跃、码头文化活跃的地方，都存在一种非政府组织。所谓非政府组织我们现在叫NGO，它不见得是反政府的，而是因为政府再强大，再权威，你的管制力总有触及不到的地方。管制不到的地方怎么办？社会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所以一个现代社会，比如说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除了正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很多地下的社会组织。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时代，各种社会组织都称为非政府组织，都是地下组织。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叫作市场经济改革，把经济权力综给老百姓，还给经济组织。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干什么？和谐社会。我的理解就是把人的社会权力还给人，还给社会组织。开个玩笑，登记结婚，你就不需要开证明了，因为结婚是你自己的社会权力，这叫社会权力还给公民。另外还要还给社会组织，因为公民他结社。商会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如何把这些社会组织发展起来，通过NGO的发展，来压缩地下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自治。
目前我们所谓的商帮兴起跟这个关系很大，商人需要一个商人自治的社会组织，但你又不让他成立，那怎么办？只有打着我是什么地域商帮的名义来出现，说白了他是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作出的选择。二十年前我们在海南搞改革的时候，海南当时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就是强调社会自治。政府要把自己管不好的管不了的社会事务，交给社会组织而不是自己来管。所以商会组织本来就有这样的特点，作为晋商来讲，他是在传统社会形态下自然形成的，这个社会组织合法还是不合法？可能有些东西是边缘状态的。第二从其组织规则来讲，的确有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很多东西跟现代企业没有什么关系，比如他用人，必须是家族子弟或者家乡子弟，我看就是和黑社会差不多嘛，是不是在过去那种社会条件都会有这样一些特点还有待研究，但它是不是危害社会也是一个标准。如果不是一个非政府的正式注册的NGO这样的组织，它就是地下组织。但黑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反社会。像重庆来说原来是一个大码头，所以重庆人喜欢抱团，码头上东一帮西一帮的。这次扫黑重庆一下搞的三分之一的老板都成黑社会了，他自然而然就抱团，自然而然抓了好多。到了后面又翻供，说我们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你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伍继延：我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开山之作。在当前大家一片茑歌燕舞，都在歌颂传统文化的时候，地方政府都为了自己的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在不断地鼓吹自己的商帮和商会建设时，它提出来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对当下社会潮流和时髦的一种反动。我认为这个反动是好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大多数商会商帮的建设者，还不具备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意识。商会组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第一它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第二，它是和谐社会的组织者；第三，是民主政治的参与者。就这三点而论，我们现在有几个商会几个会长具备这三点认识呢？第一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一个促进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但是很多商会是干什么的？变成了会长个人的工具，很多商会现在已经黑社会化了。我可以这么讲，我们湖南商会就抓过几个会长，是黑社会。就是说现在以地域文明注册的商会也有不少是黑社会，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了商会，这是活生生的事实。第二本来应该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组织，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家族的组织，这就是我说的要警惕商会的第二个化——商会家族化。也可说是商会的企业化，把商会变成我家族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是会长，老婆就是副会长兼秘书长，小舅子就是副会长。这样的组织对外还是一个商会，实际却是商会的家族化企业化。商会的黑社会化，企业化是很有危害的。商会应该是众人之会，不是某个企业和家族的会。第三个商会非良性的发展的趋势是地域化，我是做湘商，湘商里面有很多邵阳、常德人都很抱团，我经常给他们讲，你还嫌自己的买卖做得小是吗？商会是众人之会啊，你怎么越搞越小？我们湘商都要加入华商、融入全球了，你还在搞那些小东西。总而言之，目前商会建设中存在的商会黑社会化、商会企业(家族)化、商会地域化，是我所批判的三种倾向，而《晋商之死》对这三方面都有所揭露。我希望作者不要光写死，还要写怎么生。我期待作者的下一部著作。
隐藏在非法盗窃国家资源幕后的真正黑手是谁?
山西阳泉市郊区河底镇小沟煤矿猖獗私挖乱采破坏国家资源
近日记者接到群众举报：阳泉市郊区河底镇小沟村有人动用大型挖掘、运输设备进行大规模露天开采。于是记者于2009年7月16日到小沟村进行暗访。
据小沟村村民讲，该村原村主任张双柱与投资人协商以创办工业园区、扶贫为由，对该村村民每人补偿7万元，将资源转让。其实是，2008年大肆开采一年后，给每位村民只兑现了2.7万元，600多村民离村自谋生路。记者来到这里时，200多工作正热火朝天的开采着，挖掘机，运输车，炸药等设备齐全。小沟村周围的居民无人不晓，其中多数矿工都是本村的。
据记者调查，小沟村长期私挖乱采，白天昼夜不停的加班加点作业，不仅严重破坏国家资源而且影响到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小沟村煤矿为何可以明目张胆的生产，记者带着疑问暗访了该村20多位知情矿工。据小沟煤矿的附近村民和矿工讲：“矿主其实与村干部和镇领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经常有人见到他们在河底镇的酒店里吃喝。还有村民反映村干部和镇领导可能都有股份。国土局也不会不知道，矿主和上面领导都同气才敢开采的。”
8月27日,记者又一次来到了郊区河底镇小沟煤矿,矿工依旧热火朝天的挖掘着.看着国家资源就这样被个人盗窃却无人管制的场面,记者满怀愤慨的写了稿件在网上发表数日却依然无法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郊区河底镇小沟煤矿到今日依然在猖獗开采,相关部门依然无人问津,盗窃国家资源的非法行为到底能在何日得到扼止,希望渺茫.
国家资源被非法开采，职能部门为何坐视不管？难道真像百姓反映是政府领导知法犯法与矿主利益同盟一起为非作歹？巧立名目盗窃国家煤炭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在山西一度泛滥，山西政府一再整治，在全省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在山西的阳泉市小沟村却是一例外。如果不是当地相关部门充当保护伞，给打击工作增加难度，人为设置障碍，私挖滥采为何会在小沟村死灰复燃?非法盗窃国家资源,猖獗的私挖乱采,如果没有相关职能部门视而不见的暗合,河底镇小沟煤矿怎么可能会白天昼夜肆无忌惮的生产?谁才是真正盗窃国家资源的幕后黑手?私挖乱采的背后还隐藏着多少双黑手?本社将继续深入调查!
日前，就《晋商之死》引发的种种争议，张世伦会长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打倒晋商”是文革口号的重演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你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
张世伦：我认为作者在《晋商之死》一书中，对今天新兴的商帮一些批评是错误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一个初级阶段，一个省的商人从过去的多在省内封闭发展，到今天走向全国的“走出去”发展是一个进步。各省商帮在异地以乡情、地缘为纽带，联合发展，并形成一个商帮团体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深入发展，商会的成员自然会在竞争形势下，与国内其它商帮成员和外国商人形成合作发展关系，这也要有一个过程。对这种正常经济规律的批评，说明作者就不懂商帮的发展规律，用所谓的先进国家的商会组织的情况来比较当前中国特色经济的情况，是错误的。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做出区分？
张世伦：对于“新晋商、新浙商”的新命名问题，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其实称“晋商”，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走出山西省以外的山西商人才应叫晋商，在本省内还称什么晋商？至于加个“新”字，是为了和传统晋商有个区别，这无关大雅，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作者没必要在“新”字上做文章。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你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张世伦：煤老板也是晋商，只不过他是从事煤产业的山西商人，不能人为地把煤老板从晋商中划分出去。这种争议，当然是由于社会上对煤老板的争议，但这种争议是无聊的，哪个商帮中的老板没有豪华汽车？哪个省的老板没有高消费？我觉得煤老板不是另类人，他们大多数与全国商人一样也在市场竞争中拼搏奋斗着。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你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张世伦：《晋商之死》作者提出的“仁义道德的价值不需被强调”的观点，简直是不可思议，“仁义道德”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期，“仁义道德”仍是和谐的一部分，是每个中国人都要倡导的，难道作者要提倡“不仁、不义、不道德”了吗？在企业文化和商业组织中融入“仁义道德”的优秀文化，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你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张世伦：《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口号，纯粹是想以醒目的标语吸引人的眼球罢了。晋商能打倒吗？拙劣的提法不过是想提高书的知名度。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一点也不过分，应该说是文革口号的重演。
晋商没死，因为我们还活着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你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它潜规则？
张世伦：作者在书中说“晋商是黑社会”，是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下的丑化晋商的结论。作者是指当时的晋商票号参与清朝官府的合作，且不说历史上晋商不都是干票号的，即使是干票号的也不都与官府有“勾结”，即便所谓“勾结”了，在那个封建时代也是为了生存而不可避免的。在当时，晋商们也许是在想“和政府合作”是爱国的举措。那个年代，他不和官府合作，难道让他去找还未诞生的先进政党吗？退一万步讲，就是官商勾结了，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不法商人和腐败官员的官商勾结还少吗？作者单单拿出一些晋商过去经营发展的历史现象就讲“晋商是黑社会，官商合作”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背景的。
《中国商人》：包括节约成本的意识，我接触的温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书中说“晋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认为是在妖魔化晋商。你认为作者是否公正，我们应如何看企业家的成本节约意识？
张世伦：书中讲“晋商都是九毛九”，作者明显是在丑化山西人是“老抠”，其实在当前挥霍浪费、挥金如土、贪图享乐的社会风气中，提倡一下“九毛九精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晋商勤奋节俭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并不是讲每个晋商都有节俭精神，有的煤老板不也是挥霍极度消费吗？但这是个别的，不能代表晋商的全体。作者把晋商成本节约的意识恶意的贬低，不是在让大家不要节俭吗？一个企业要做好节支增收是最基本的常识，中国人节俭的作风是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素质。作者是想让中国人都成败家子才好吗？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你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张世伦：总体而论，我认为《晋商之死》的作者是一位“不懂晋商、不懂晋商文化、不懂历史、不懂经济规律、不懂商帮发展过程”的“五不懂”作者，而书则是一本不值得看、不值一驳的烂书。
在此，我还要强调的是“晋商没死，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天津山西商会就是由在津的600余名晋商所组成的。这些年，商会在晋商会员企业中推动“以人为本，培育现代企业家综合素质，打造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的战略发展模式，一大批晋商企业都走向了科技自主创新、科学发展的道路，成为了国内外的优秀品牌企业。难道这些优秀的津门晋商群体也都打倒吗？所以我要说，晋商不会死，而且还活得很好。“活”是指晋商正在崛起，天津晋商在中国商帮中的品牌知名度已经给了这本书一个正面的回答。
让《晋商之死》这本书见鬼去吧！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你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你的这些思考？
木萱子：正如《晋商之死》一书开头几句话：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什么声势最浩大？商帮。目前公开号称商帮的在中国不下六十支队伍，就连商帮类的媒体，公开面世的竟然也达到了近三十家。
商帮之所以热，有两个推手，一个是地方政府，一个是商人自己。现在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是排在第一位的，如何凝聚日渐分散的本省籍商人，与在本省打拼的外省籍商人联络感情？弄一个组织，挂一面大旗，文化搭个台，经济来唱戏，核心是经济。政府希冀能以商帮的概念将自己希望团结的商界精英团聚在商帮的大旗下，画个圈，种俩枣，期冀来年红枣随风摇曳，吃个满嘴甜与脆。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还不是完全的尽人意，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商人去勾兑与沟通。单个的勾兑沟通成本太高，怎么办？抱团，依靠个组织，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团结就是力量嘛！有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互相认识，做起生意来也是知根知底，而且信息互通，自然是锦上添花。上可与政府对接，有事好说话，下可遇事有组织，勾兑沟通简便。于是，政府大旗一挥，商人自然呼应，反正又不费什么劲，商人们何乐而不为？由此，你看，各地商帮是持续升温，诸多省市每年召开商帮大会，群英聚会，场面宏大，政商交流，皆大欢喜。目前高温不退的商帮热背后，是对商帮精神诠释的大雷同与粗糙演绎，还有一种急功近利的迫切。
也正因为双方的目标明确，急功近利，因此商帮热中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耐人寻味的事情，比如李彦宏，高中毕业前在山西，创业等等都离开了山西这个环境，但还是被列选为新晋商联合会的副会长。与李彦宏同样的，还有远在台湾的郭台铭，等等。实际上，把李彦宏列为晋商，尚能接受，毕竟这孩子爸妈是山西户口，自己也是地道的山西人。可是，有一部分人面对商帮就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比如，父亲是河南的，母亲是新疆的，自己出生地是山西，可是创业在山东，现在企业在陕西、四川等地都有，娶的媳妇是重庆人，孩子在新加坡，你说他算是什么商？实际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商业要素及人口流动越来越快，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用商帮来聚集商界精英，显然是不够的。只不过，就像皇帝的新装，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各取所需，乐呵呵地在商言商，如此而已，何必较真？如何较真？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一再强调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句话，当是晋商乃至一切所谓商帮、商人奔波的核心要义。
之所以写《晋商之死》，就是因为我本人在与各商帮、地方政府长期的接触中，充分地感受到各地在推崇商帮文化中的这种粗糙与急功近利，甚至是赶集式运动式的。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中所写：“商帮热”在全国持续高温，我们问：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是不是都是通用的？面对额头上的皱纹都相似的商帮祖宗，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能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我最后决定来写一个有关商帮批判与思考的东西。而选择晋商，一则是因为，晋商当年就位列十大商帮之首，他能代表过去时的商帮，二则，商帮复兴晋商又是排头兵，声势也最浩大。引人瞩目的是，晋商这几年在全国引发的事件与议论也较多。更为让人瞩目的是，山西人对老祖宗的推崇与痴迷。你和山西人交往，你会发现，不论社会职务高低，每个人一谈起晋商，一谈起老祖宗的那种辉煌，是多么地兴奋与陶醉。这种痴迷与沉淀一方面让我很感动，另一方面也让我感到很沉重。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中所说：狂热地追捧昔日的荣耀实际往往是因为无法面对眼前一地鸡毛的现实；狂热地把祖宗的讨饭棍搽得锃亮实际往往是因为自己手中连一根木棍都失去了。而狂热地挖掘堆砌演绎粉饰昔日的所谓优秀而对问题、缺点、劣根性视而不见时，会发生严重的后果——不是被雪藏就是噎死人。历史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曾经的狂热与追捧是怎样地噎死人。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该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与蠢事。人，不能一直站在功劳薄上，怀念过去的辉煌，不能总躺在所谓的历史与传统上，唱祖先骂孩子叹现在，不能总是唱那曲魂牵梦绕的苦情戏。
于是，在晋商热中，在全国性的商帮热中，我们选择了拨开晋商文化的灿烂与厚重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展现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背后的东西……就像我们面对一个皱纹满面的老妇，在关注她的深沉、沧桑与风韵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她的心苦与悲哀，这样，也许会心灵相通，也许会在以后的路上，让我们都不再蹒跚。
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每个读者看到的，都不应仅仅是晋商，他应该是商帮的代名词。
《中国商人》：有人提出“新晋商”的概念，并且政府也在力推，您赞同这样的提法吗？
木萱子：正像前面所说，商帮的概念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有点伪命题的概念了。商帮存在的环境、人群等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晋商”也罢，别的商也罢，它的提出与被热捧，有前面所述的特殊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现阶段还没必要一棍子打死或用什么帽子去闷死它。我们需要的是，如何清醒地认识，然后循序渐进地积极地推动它改良与发展，直至最后让它安静地、顺畅地死去，还原成真正的、符合时代的商业群体。
不要搞经济的时候就净想到挖祖坟，把老祖宗抬出来涂脂抹粉说事儿。老祖宗是用来敬奉的，不是拿来利用的。
《中国商人》：什么情况下的“商帮热”你认为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的“商帮热”是你坚决反对的？
木萱子：核心问题是，商帮大旗是怎么竖的？干什么用的？如果竖一杆大旗，团结、引导这个大旗下在市场经济中搏击的商人，研究、解决商人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总结经验、引领发展方向，相互分享交流，那么，这样的“商帮热”是可以理解的，在现阶段也是需要的。如果竖一杆大旗，疯狂地给老祖宗脸上粉饰，涂抹脸谱，然后将现在的商人划分群体，紧盯招商引资，直奔利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么，商帮被带进沟里面去就成了必然。
晋商之死，死去的是精神
《中国商人》：那些煤老板算新晋商吗？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确实在山西引发过争议。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目前山西商人的状况怎样？
木萱子：“新晋商”概念的提出与被热捧，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下，山西方面面对煤老板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等等问题而开展的一种“挽救行动”，山西省官、商、学界意图重新塑造山西商人的形象，也试图借助“新晋商”运动实现已经有些微软的山西人精神的重振，给举而不坚的山西经济注射一支强心剂。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近乎勇，以“新晋商”概念的提出为分界岭，山西方面复兴晋商的狂热努力很容易被理解，也应该被理解。
但是正如《晋商之死》一书所写的，“其他名号的商人们都平静地把XX商帮的帽子戴在头上，该干嘛干嘛去，唯独山西，关于新晋商的命名却引发了新的争论。树立标兵自然需要公示候选条件，可是，山西方面是直接推出结果，披红戴花时似乎忘了阐释这些人为什么是新晋商的代表，进入新晋商队伍需要什么条件，于是高调、高规格、大动作之下，新晋商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局面：到底谁是新晋商？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结果很明显，山西方面把煤老板排除在新晋商之外。“新晋商” 这张名片的制造者们明显无意将这一头衔奉送给煤商。
关于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的这场争论，其实质是“新晋商”这顶帽子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新晋商”这顶帽子是想用来团结山西商人，共同学习共求发展，在发展中提高队伍素质，那么，“新晋商”里面自然应该包含煤老板，也包括其他老板，只要是山西商人，只要有求发展谋效益的目的，那么，大家都是一个战壕的，大家一起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起把这面旗帜扛得随风招展呼呼啦啦。如果“新晋商”仅仅是顶礼帽，是用来遮丑的，是用来粉饰脸面的，那么，佩戴此礼帽的人自然长相就有要求了。你那一脸煤灰一身铜臭的煤老板怎么能进来呢？
也许是争议不断，也许是工作量浩大，新晋商目前的队伍状况等等，目前山西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详尽的资料，于是，漫天都是新晋商的口号与旗帜，结果谁是新晋商，新晋商有多少，新晋商们目前到底是什么状况，无人回答。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死去的是什么？
木萱子：要问死，先说生。晋商是什么？实际上这两个字上面更多地是承载体现一种商业精神、人文精神。我们回望综观晋商的发展轨迹，有一点应是共识：晋商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大，首先在于晋商在商业实践中深深地践行了经商乃做人之道。中国传统文化滋润下的晋商，其商业经营总是在社会规范中进行。他们把做人之道应用到了经商之道：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晋商最好的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团队精神。晋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事业，很注重修私德以养公德。将修身养德放在第一位的商人，才能真正称得上商人。此乃晋商精神之要义。
那么，晋商之死，死去的是什么？死去的是这种精神。《晋商之死》一书中列举了大量活生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说，晋商死了，核心是晋商精神的死去。老晋商因为精神的勃发而兴盛，因为精神的逐渐疲软而死去，新晋商“人本精神”一时半刻无法建立起来，于是，干脆，不如让晋商安静地死去，另觅重振这一群体精神的良方，而没必要抱着一个帽子意淫，费时间没效果。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死于谁手？内因还是外因？是被谁“掠夺”，被谁夺走“精气神”？
木萱子：多年来，我们的许多所谓专家将晋商的衰落、死亡归结于战乱、时局、列强入侵等等，实在是肤浅的解读。晋商死于谁手？《晋商之死》一书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晋商死于自己手中。内因决定本质，外因只是表象。是暴富之后的文化缺失，是信仰的缺失，让晋商在暴富中戛然死亡。同样，因为晋商们最为宝贵的进取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存在的似乎只是埋怨与愤懑，还有恬不知耻的骄傲，就这样，晋商被自己夺走了“精气神”。如一怨妇，面对一个破败的家庭，声声控诉的是公公的不是、邻居的不良、村落位置的不佳，全然忘记自己曾经的淫荡与放纵挥霍。
《中国商人》：晋商从事的大多是金融和贸易，而现在的金融和贸易中心，都转移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现在的山西，还有没有可能再重现传统意义上的晋商？
木萱子：重现传统意义上的晋商？具体含义是什么？是指恢复晋商队伍当年的强盛，还是再现当年晋商称雄世界的金融、贸易业务？实际上，这两者都不可能。《晋商之死》一书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一个问题：三晋文化已经由精神文化逐渐向世俗文化跌落，世俗文化在山西已经表现的酣畅淋漓触目惊心，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文化衰落的时候，新晋商崛起哪里来的营养？而这种文化的给养，岂止十年、几十年能解决的？当一个群体的灵魂失去文化的支撑，当一个群体步入当代经济社会而没有与之同步的当代文明支撑，那么，谈什么商业精神谈晋商的辉煌再现？
不再呼喊“仁义道德”才是正常的
《中国商人》：我们都知道晋商最讲诚信，但您对晋商的诚信却有所怀疑，认为诚信是在利益驱动下的诚信？即使这样，难道诚信不也是过去和现在都急需弘扬的吗？
木萱子：《晋商之死》一书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与之对比的是犹太人的信仰。中国各民族信的神加起来差不多近四万个之多。在中国敬神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仙也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可以成仙，动物也可以成仙，一棵树一朵花，一块砖头一片瓦砾均可成仙。可以说，中国人善于造神乐于敬神，只要需要或者形势到了，就有一个神出来。中国古代的造神运动，尤其是把人神化成神，大多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中国人拜神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遇到事情或有事相求，就烧柱香，供给个馍馍、水果之类的，跪着闭眼说两句好话，就希望诸位神灵能让自己心想事成，承诺真的心想事成后厚礼答谢。呵呵，如果不能如愿，对不起，不谢是理所应当的。因此，中国人敬神是比较务实的，是想祈求得到现成的利益，利用的杠杆就是以小博大。这就是《晋商之死》所述的：中国的商人讲究信义其终极目的是为更好地发财。这是一个残酷的一般人不愿意深思的本质问题。而这是商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于不仅仅山西人，包括其他区域的中国人其价值观、信仰所决定的。
基于利益的驱动而讲究诚信，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人不是一直在讲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是人的本性，但是讲求“道”，这个“道”就包含诚信。因此，讲求诚信，从古至今，都是我们呼唤、弘扬的，尤其在目前中国太缺乏商业精神与商业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晋商热的背后也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商人》：你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请问你真实的看法是什么？
木萱子：过份地强调某一个东西，往往是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物以稀为贵了，或者频临灭绝了。你看看，凡是打出旗号保护的，都是稀少濒危的。同样的道理，“仁义道德”是一个人、一个社会最起码应该具备的，而我们现在却缺乏到整天呼吁呐喊，这是一种悲哀，一种深深的悲哀，我们的社会已经在最起码的社会价值体系上出了问题。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强调仁义道德这些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了，就说明我们正常了。
《中国商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木萱子：既然说“仁义道德”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必须具备的价值，那么，此类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就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不能把不正常的当正常的去做，不能把正常的份内的事情做成需要奖励、鼓励的事情。
《中国商人》：怎样的商业势力和企业是你所尊重的？
木萱子：《晋商之死》里面反思的是晋商是怎么死去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官商勾结、信仰缺失、文化世俗化等是晋商不死是不可能的核心原因。那么，怎样的商业势力和企业会让人产生崇敬与推崇？阳光下，依靠自己的商业理念与商业精神，百折不挠，践行一个企业的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心系员工，放眼全球，创造财富，追求卓越，如此的企业当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企业。
《中国商人》：为什么说晋商是黑社会，这样的说法是否有点耸人听闻？
木萱子：这个概念有点偏离《晋商之死》一书的本意。并不是说晋商就是黑社会，而着重强调的是晋商采用了黑社会化的组织管理形式。《晋商之死》一书在这一章节开头也强调了：别一提“黑社会”就紧张，同时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黑社会”与近代的“黑社会”是有所区别的。
《晋商之死》一书从晋商票号的起源、敬仰与道德、号规等等方面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了一一对比，脉络清晰地指出，晋商票号其组织管理体系与“黑社会”的管理体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注意，是内部组织管理体系的“黑社会”特征，而不是说晋商就是“黑社会”，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晋商之死》一书之所以大篇幅地对比晋商票号与“黑社会”的相似之处，是想说明晋商最后衰败的内部组织管理原因。晋商票号内部的这种封闭性、结构的森严性等，恰恰会逐步影响到其组织内部的更新，以及与外界的吐故纳新。当一个组织渐渐封闭起来的时候，它也就离死不远了，尤其是国门大开世界逐渐融合的时候。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商人》：你在书中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你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你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
木萱子：前面提到了，看《晋商之死》，跳跃的文字里不只是晋商之死，这本书想说的是商帮之死，包括晋商，也包括陕商、徽商等等。
《中国商人》：从晋商精打细算的另一面，我们看到了“山西人九毛九”，“抠”，这是外人的偏见？还是山西人把自己给“妖魔化”了？
木萱子：性格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是看你碰到的人欣赏这一性格与否，看这一性格与面临的事情、时机是否相吻合。同样，说山西人“九毛九”，并不是偏见，或者说“妖魔化”。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中所述，这是山西人的一个双重性格特征。既然是双重性格特征，那么，就看这种性格在什么样的环境、用在什么地方。《晋商之死》一书就用历史故事告诉人们：在双重性格的背后，是山西人在历史沉淀下逐渐浓郁的“精于算计”的特质。山西人“九毛九”的性格让山西人精打细算，成就了一大批晋商，同样也由于“九毛九”的性格而在一些事情上勾心斗角，结果在某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贻误战机，终成千古恨。
不要一看到姑娘的红酥手，就能想到红裹肚
《中国商人》：在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下，晋商热了几年了，并且还带动了山西旅游等产业。无数游客被大院的宏伟所震惊，数不清的观众为“乔致庸”们击掌赞叹。可是您却要“拨开华丽外衣看那丑陋与劣根性”。纵观全书，都是在写晋商的缺点，尤其在最后部分还要“打倒晋商”。为什么这么说？《晋商之死》，我看到很多网友说这个名字让人不舒服，而且你还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你有文革情结。你如何看待这些读者对你的“不理解”？
木萱子：《晋商之死》一书到底想干什么？这也许是许多人的疑问。全书写的并不是晋商的缺点，而是写“晋商是怎么死的”。也就是说，《晋商之死》是想让人们在晋商热中，在全国性的商帮热中，拨开晋商文化的灿烂与厚重泼凉水，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展现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背后的东西。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酸，狂热的背后往往是无法面对的现实，是一种无望式的自慰；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都是一种裹足不前内敛自守畏缩惧怕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任何狂热痴迷则是因为自己的精神萎靡的太久，已经缺乏自立辨析质疑的思想与勇气。《晋商之死》最后高喊“打倒晋商”，就是想以一种方式告诉人们：人，不能一直站在功劳薄上，怀念过去的辉煌，不能总躺在所谓的历史与传统上，唱祖先骂孩子叹现在，不能总是唱那曲魂牵梦绕的苦情戏。
同时，“打倒晋商”是想毫不隐瞒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打倒虚假粉饰商帮的行为，打倒以商帮大旗为幌子而急功近利直扑经济利益的行为，打倒那些一切不利于中国商人进步的商业文化观念，打倒包括山西“晋商”之外的所有中国一切地域的腐朽的落后的“商人”的“商业文化”。如此，中华民族进步得会更快。
“文革”对我来说很陌生，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生人，我出生时“文革”已经逐渐远去。这是想说，一则我本人没有受“文革”影响，二则我本人对“文革”也很陌生。而现在，一出现“打倒”之类的词语，一看到大大的标语带个感叹号，许多人就立马能想到“文革”，一看到姑娘的红酥手，就能想到红裹肚，一听高跟鞋的节奏声，就立马想到女人的蛮腰，这是一种病症式的条件反射。我们不能像那老和尚一样还在念叨“女人都是老虎”，我们应该提倡一种纯净的思维，就事论事，就手说手，而不敢一说手就想到了更多的部位，这样下去，会逐渐造成环境污染，进而影响大家的健康。
“打倒晋商”，是一种主张，更是一种态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面对各类商帮的传奇咿咿呀呀登台，唔里哇啦开场，帷幕后面是哗啦哗啦的算盘声，我们，需要非常坚决、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学习、传承的基础上，毅然转身，去奔向更宏伟的目标，以更切合现实的精神与状态奔赴新的辉煌。而不能恋着自己的祖宗，恋着自己的那点小成绩放不开。小格局里面能唱出大戏来吗？小格局里能沉淀或者复兴中国商业百年大计的文化基因吗？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是一死到底了吗？有没有剩下一些东西让今天的我们继承？如何传承解读老祖宗的商业精神？
木萱子：爱之切，痛才切。同样，说晋商之死，是想让晋商永垂不朽。说晋商、骂晋商，是因为爱晋商。我与晋商无关，便不会再牵挂晋商。晋商的辉煌与黯淡，重生与崛起，都将牵动的目光。出版《晋商之死》一书的主旨，正是如此。因此，晋商死了，不是一死到底，而是寻求重生，寻求一种凤凰涅槃的途径。
晋商给子孙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晋商在五百年的商战实践中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尤其在目前中国太缺乏商业精神与商业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晋商其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至今彰显光芒，让后人慨叹的同时学习借鉴。基于此，《晋商之死》一书呼吁：以理性的、科学的、细致的态度去解读老祖宗的商业精神，不能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都是通用的？不能让我们面对的商帮祖宗额头上的皱纹都是相似的，如此，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
《中国商人》：对于《晋商之死》一书，一些晋商朋友觉得你在跟晋商过不去，一些商会的会长却认为有些道理，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现象？
木萱子：不矛盾。人和人，就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认知与感受才是正常的。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针对同一物件有不同的认知和感受也才是正常的。比如小时候，我看见一棵树的时候，我认为它就是一棵树；长大了后，我看一棵树，发现能寄托一种情怀；再岁数大一点的时候，我看一棵树，能从树上感知有一种精神与哲理。对于《晋商之死》，有些人看到的是故意与晋商过不去，有些看到的是惊醒与鞭策，有些人看到的是用心的良苦与观点的新锐，等等，都可以理解，也都应该尊重。
一直在琢磨《温商之死》
《中国商人》：接下来，你会不会写一些《温商之死》、《徽商之死》之类的书？
木萱子：一直在琢磨《温商之死》。《徽商之死》一类的书是不可能做了，《晋商之死》里面已经说了古代十大商帮，不能祥林嫂一样整天念叨这个题材了。感兴趣的是新兴商帮。中国目前最强势的商帮是温商，发展才30年，已经是声名显赫，势头似乎盖过当年的晋商。但是，同样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对温商未来的发展充满担忧，温商能不能茁壮成长，辉煌百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剖析一个新兴商帮将会如何倒下，从哪里倒下，其意义是何等的让人心潮澎湃？
2007年5月14日，翼城县唐兴镇南寿村杨宝林27岁的儿子小杨在自己开的名叫寿康浴的洗浴屋顶碰上离屋顶高度只有大约1米5的10千伏高压电触电当场死亡。附近的村民都亲眼目睹了这一悲惨场景。
这起事故原因是翼城县电业局违规搭建高压线所导致的，10千伏的高压线离屋顶只有大约1米5左右，《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第十条规定 ：电力线路保护区： (一)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 1——10千伏 5米 。500千伏 20米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域可略小于上述规定。但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延伸的距离，不应小于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弧垂及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安全距离之和。显然翼城县电业局10千伏高压线的建设高度不符号国家规定。
翼城电业局在事故发生后与死者家属私了，赔偿了死者家属33万元。前段时间记者接到群众举报，翼城县电业局不在安全范围内搭架高压线并在07年发生导致人死亡事故。记者于9月17日到翼城县进行了采访。
记者来到唐兴镇南寿村进行走访，当记者向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问起被电死的杨宝林的儿子时，这位老大爷依然记忆犹新回忆到：“当时这位老大爷在屋子里乘凉，听到村上的人喊“杨宝林的儿子被电死了！”全村的人都跑去看。记者随后又采访了一位姓李的村民，这位李先生告诉记者死者的家，并告诉记者电业局赔了33万给死者家属。
随后记者来到电业局想采访下电业局的局长，接见记者的是办公室一位姓李的主任，说局长外出开会。当记者问起此事时，电业局这位李主任似乎也知道此事，只是未向记者透露太多情况，只是说回来反映给领导。
我国卫生部门亦曾研究28名因血癌死亡的儿童资料发现，住在距离高压电线周围100米以内的14岁以下儿童，罹患血癌的机率是住在100米以外的同龄儿童的2.5倍。美国瓦尔特哈马博士指出，在高压电网电线路和变电站附近出生的婴儿，其白血病发病率较正常情况高2.98倍，癌症发病率高2.25倍。1992年，瑞士对200KV-400KV高压输电线沿线500米范围内居住1～25年的50万名居民进行医学调查，发现肿瘤、特别是儿童白血病的发生与高压电磁场有直接关系。
高压电不在规定范围内搭建不仅时发伤人事件还长期影响附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死者杨宝林之子所开的寿康洗浴就在人口最密集的镇上，附近有饭店以及各种商户。并且就在南寿村村口不远处。电业局如此不负责的违规行为，伤害群众百姓，造成长期恶劣的严重后果，该由谁来买单？
我社将记者采写稿件发到临汾市翼城县国家电网公司,并要求该局对本文的内容情况给予回复.记者在该局没有任何回复的情况下,于2009年10月23日再次采访了翼城县国家电网公司的一位姓高的局长。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翼城县安监局办公室一位姓徐的主任,徐主任说:我们知道这件事,当时是一座4层楼,这位死者在2层的屋内装修,装修过程中使用电泵被电死的,我们当时没有出报告.采访完成了,但是令记者不解的是,翼城县安监局的说法与翼城县国家电网公司的说法完全不同,在采访翼城县国家电网公司高局长时,他说:是他们先建了高压线,这位死者才在高压线低下建了两层楼,在楼顶发生事故的.给出我们的说明,又说,电网所有权不属于国家电网.即使翼城国家电网公司,种种不同的措词与说法,也难以掩盖事实最终的真相,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翼城县国家电网公司,作为国家电网的下属部门,不仅违规搭建高压线致人死亡,还在事故发生后百般推脱,逃避相关责任.本社将文章公步与众,以寻找更多的目击者。欢迎了解此事故情况的群众来稿来电。
在一个夜晚，一定是夜晚，事情发生的时候周围一定很黑。一个女子，四周空寂，内心恐慌，孤身行走在一个街道，或者胡同里。此时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拐角处，一个男子，模样狰狞，淫笑隐隐，但是，脸是看不清的。 这名男子扑上来，勒脖子，挥拳头，总之核心是用暴力，将这个女孩子打晕……
后面呢？
都晕过去了，还有什么呢，没有了。
几乎所有的小说和影视剧到了这里，就没有了。
如果非要有，那就是：等女孩子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床单洁白，医生和护士匆匆奔走，吊瓶嘀嘀嗒嗒。 转身看，家人朋友满眼悲戚，泪水欲滴非滴。自己的另一只手被紧紧地攥住……
后面呢？
女孩会以各种方式去寻死觅活，或者，她躺在床上，双目痴呆，双眼空洞，滴水不进，一动不动……她的种种表现与情节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痛苦。如果非要加修饰词，那就是：非常痛苦。
……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强暴。
我们绝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强暴，也没有被强暴，我们关于强暴的概念都是别人的教导、描述与演绎。尤其是女孩子，随着年龄的渐渐长大，家长老师都会以各种方式与途径淳淳教导：要小心啊，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而在影视剧与小说里，也常常有上述这样的故事。一个女孩子被人强暴了，然后她就不想活下去了，总之，“强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并没有多少人告诉孩子：发生强暴的地点，不仅仅是在胡同的拐弯处，也有可能在任何地方，甚至可以在学校甚至你邻居的家里。那个看不清面目的男人，不一定必然是一个民工的模样，也有可能是你的熟人、亲戚甚至师长；强暴发生之时和之后，你并非一定会晕过去……
在一种模式化的传播状态中，真相就这样“被强暴”了。而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所知道的，看到的，就是真相的一部分，我们还常常为自己的多识而沾沾自喜。
难道就像那句话所说：生活就像强奸，无法反抗，不如默默享受？
可是，有人却让我们不能“默默享受”，他们总会去探究真相，然后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感受一种痛苦。
比如，《晋商之死》。
自从《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晋商热遍中华，各类文艺作品轮番登台，我们看到了驰骋五百年的晋商是如何地勇猛荣耀与令人叹服。我们也在欣赏的过程中问过诸如“为什么晋商在驰骋五百年后戛然而死？”之类的问题。对于晋商，各类专家学者的论述也是异常丰富，他们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晋商的兴衰因缘。
我信了，因为他们太强大了。面对强大的结论与论述方式，我们似乎只有接受。
在一个平常的下午，一本名叫《晋商之死》的书却让我如坐针毡。
战乱、时局、政府更迭、列强入侵……这些都是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晋商死去的原因，我们似乎不能不去相信。而如今，《晋商之死》却从晋商的萌芽、发展到鼎盛，一路走过来的路逐一剖析，最后以非常强的逻辑告诉我们：晋商天生就有早亡的基因。《晋商之死》告诉我，晋商兴起，是因为山西人“智力不足”，信息不畅，在科举上屡战屡败，考场失意；而山西地穷不养人，山西人性格懦弱威权媚事，造反又不敢，为了活着，天生吃资源饭的山西人只好走西口，衣锦还乡的人后有皑皑白骨。而晋商为什么死亡呢？官商勾结，最后沦为被敲诈的对象；“黑社会”化管理，让内部不能更新循环；山西人头顶“九毛九”的签，精于算计不够大气；依存文化残缺，“根”上出了问题，天生有死亡基因的晋商最后死去成一种必然。《晋商之死》作者在前言里面直接写到：看那晋商悲凉的发家史，看晋商随后展现的小格局，还有丑陋与劣根性。细思量，那里似乎有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影子。
我们就像一个小女孩，一直被各种形式的传播告诉说：“强暴”是那样的：在一个夜晚，夜晚很黑，在一个拐角处……结果，事实发生时，却是，在一个大白天，在宽敞的教室或者客厅里，发生了一起……
“强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文化传播上的“强暴”，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会直接让我们在一种虚幻的故事中去相信一种并不存在的所谓真相。当真相来临，我们也许会更容易崩溃与悲伤。当在虚构的一种荣耀里试图感知一种虚无的快感时，当这种快感让一个民族沉醉时，也许，危险真正来临时，灾难的后果会更加严重。
晋商故事与精神的解读也许就是如此，弥漫全国的商帮热也许就是如此。《晋商之死》发问：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是不是都是通用的？面对额头上的皱纹都相似的商帮祖宗，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
告诉女孩子，“强暴”不是那个单一模式，也许比说什么都重要，起码会让女孩子从多方面去思考、防范，而不是见了狼，一看，不是妈妈画的那样，毫无警觉，甚至还兴奋地上前抚摸。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解剖晋商兴衰的基因，也许会给我们这个民族更快更稳更强地步入世界提供一种借鉴与思考。《晋商之死》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此。
而不“强暴”，不“被强暴”，也许是文化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需要考虑与坚守的底线。
历史就像女人的乳房，经常会根据时节与场合的不同需要，被两片海绵挤出各式的形状与沟沟渠渠来，被几根带子归拢于不同的位置与高度。于是，探测这只乳房的真相，便成为千百年来许多追求真相的仁人志士秉烛夜读的大事。好比面对一个妩媚的女子，从她的婀娜多姿风情摇曳中去猜测她的胸围罩杯，是一项刺激而冒险的工作，充满悬念与探索，且回味无穷，感慨万千。
比如，晋商。有关晋商的书籍汗牛充栋，各类影视剧也是此起彼伏。他们传递给我晋商的印象，是曾经无限风骚，魅力四射，我也是看一遍叹一遍，浑身的血是热了一次又一次。晋商及其票号创造的神奇，让我们不由得为我们伟大的祖先而自豪。
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晋商之死》时，我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书的封面第一句话就是：打倒晋商？拨开华丽外衣，拷问丑陋与劣根性。而随之第二句话竟然是：问山西人：被谁“掠夺”？被谁夺走“精气神”？最后依据是：《晋商之死》，让晋商安静地死去……字字如针，直刺眼睛与心窝。
当一个人挑衅般说你有病时，你是不会舒服的，也不会无动于衷的。看，挑刺，似乎是必然的。
我承认，我就是带着愤怒与挑刺的心态看这本书的。但是，当我看完最后一个字放下书本的时候，我是长久的沉默。
我们看多了看惯了太多楚楚动人的美女，我们面对总是风情万种的她，充满了兴奋与骚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机会去看那张美轮美奂的脸蛋下到底是不是原装，也就无法知道脸蛋上脂粉有多厚，脸上的雀斑有多少，粉刺有多大。当有天无意间看到了卸妆后的那张脸蛋，我们才发现，难受如一首哀曲，总是如此地不由自主地让人黯然。
“科举不成，考场失意，地穷不养人，造反又不敢，为了活着，山西人走西口，衣锦还乡的人后有皑皑白骨。”这就是晋商们辉煌的起源；
“官商勾结，“黑社会”化管理，头顶“九毛九”的签，依存文化残缺，“根”上出问题，晋商死去成一种必然。”这就是晋商死去的原因；
“颠覆“晋商”传统，吃资源轻公益，炫富显摆，精神萎缩，方向迷失， “新晋商”们“大逃亡”或疲软。”这就是新晋商们的现状。
触目惊心，入骨三分。我不得不承认，《晋商之死》说的不无道理。而且，正如前言所写，晋商所展现的小格局与丑陋，细思量，那里似乎有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影子。
曾经是那么的辉煌，却以一种戛然而至的状态谢幕，为什么？看了太多的有关晋商的书籍，观点纷纭，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论述让我信服。而《晋商之死》，从晋商的起源、发展到高潮，晋商的管理、信仰等方面，一一梳理，最后告诉我们，晋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何等的残忍，也是何等的让人仰天长叹扪心自问。
不由得感到悲哀，为历史，为晋商。
这几年，历史突然成了一门显学，各种行头的历史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咿咿呀呀。历史，终于与这个日渐浮躁与功利化的时代成功接轨，在所谓的编剧、学者与家庭主妇的合力加工与想象中，被梳洗打扮涂脂抹粉后成功地卖笑展露风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历史的天空充满了娱乐与金钱的味道。
而晋商，就像那女人的乳房，总要被挤出各式的乳沟来，在历史的半遮半掩欲漏还羞中，深深地流淌着诱惑。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番盛装后花枝招展、明艳动人。
历史，已经变成时尚的快速消费品。
然而，每件事情都有它藏在细节深处的魔鬼。
当我们将历史这个小姑娘任意打扮，不去关注她乳房的干瘪以及乳腺的增生，当我们拿历史说事到消费主义的畅销状态时，我们，似乎不敢往前看，未来是什么？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拉丁和条顿各族史》中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目的，本书是不敢想望的，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回答“历史是什么”时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让人汗颜的是，一本并不是历史书的《晋商之死》，却为我们还原了晋商历史的真相，并为我们抽丝拨茧地去回答：晋商为什么在高潮中戛然而死？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会衰败至今天的模样？
面对《晋商之死》，我剩下的只有惶恐。
辛苦心不苦
中国商人：无论是业界还是媒体一直对你宠爱有加，先生之一举一动，往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种明星企业家式的生活，对你的工作或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你喜欢这种生活吗？
严介和：这个，应该说还是喜欢的。
虽然，有时很烦，也很辛苦。但是，辛苦心不苦。两个“心”不一样，前者为“辛”，后者为“心”。为什么这么说，出于一种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也就觉得自己本身心地很善良，也很阳光，就像老祖宗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对这种感触非常深。
当一个人备受关注的时候，也往往备受指责。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有得就有失。我们没有因受到某些不公正的谴责而放弃。
中国商人：每一次听你的演讲，总感觉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从你的内心深处流露出来，这种强大的责任感让您不得不说，甚至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有没有觉得自己有讲过头话的时候？
严介和：没有，没有。
当初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老人家就讲了“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胆地试，大胆地冒”。我认为，只要一个人心地善良，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只要对党忠诚，没有什么。一个真正做企业的人，应该让汗水甚至鲜血自然地流淌出来，才有可能洋溢着泥土的芬芳。从这一点上来说，无所谓，就是过了也很正常。
过了，说明你超前。超前也是一种好现象，今天过了，超前了，到了明天，就不为过了。
有些人觉得我的理念比较“新睿”，或者说思想比较“深邃”，应该说也比较精粹。我认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现实也是这样，往往是旁观者迷。往往旁观者迷时就出现了一些质疑，甚至是负面的东西，这倒很正常。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所有的不正常对于我来说就属正常。无论发生了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已经到了这种境界。台风中心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做企业不要担心受委屈，不要怕人误解。误解有时也是一种对人意志的锻炼。一个人怀才就像女人怀孕，时间长了，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中国商人：现在与你交谈，似乎感觉到了某种淡然，有一种超然物外的超脱和洒落，这与你从前的那种锐气、那种敢于冲锋陷阵的勇猛绝然不同，这是为什么？
严介和：过去的我属于成长阶段，今天的严介和属于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的我不仅能收放自如，更能做到“进退裕余”。什么裕呢，就是富裕的“裕”。什么是“进退裕余”呢？就是进退都有很大的余地，很从容。今天的我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成长阶段的人，个性张扬。到了成熟阶段，个性就内敛而柔韧，有韧性，有弹性；成长阶段，激情澎湃。成熟阶段，激情内敛。作为企业家需要柔韧的个性，内敛的激情。哪怕你写这篇文章，用这八个字作为标题都可以。以前还没有人用过哩。
人生的45岁是一个拐点。45岁以内就是青年，过了45岁就是中年了。
卑中善
中国商人：这样说，2006年的你属于青年，而现在的你则于中年了(笑)，是这样吗？
严介和：(笑)呵，可以这么说。
经过2006年那场风暴的洗礼，更进一步地让我走向了成熟。我们过去是在赏识中成长，近两年往往又是在谴责中成熟。何为谴责，就是中伤、诽谤，甚至打击、报复；何为赏识，就是认知、认同，相亲相爱。赏识给我们阳光、雨露，有利于我们成长；谴责是给我们寒风冷霜的，有利于我们成熟。我们既要感恩那些赏识我们的人们，同时也要感恩谴责。因为我们深深地懂得，小成需要苦难，大成需要灾难。小成需要朋友，大成需要敌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一帆风顺的成长，或者说一帆风顺的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危机。没有成熟的成长是白长了，没有成熟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所以，成熟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评价自己时，从来没有苟言什么成功，但今天的严介和能坦然地说：“我已经比较成熟了”。
如何才能从成长走向成熟呢？成长阶段的我们是智则不惑、勇则不惧、适则生存、善则无敌。有为有不为则谓成熟。真正的企业家需要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才气行于事，义气施于人。必须做到委屈中平衡，妥协中前行，虚怀中充实，放弃中收获，谦卑中完善。
当我们承受委屈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的，谁叫我们比别人的承受能力要强呢！如果这个委屈给了普通的人，他有可能承受不起，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个委屈给我们是公平的。
成长阶段中的人跳舞是不喜欢跳慢四步的，而只有成熟阶段的人才喜欢慢四步，知道慢了，舞步更从容，更优美。慢四步优美在哪里呢？美在它有退有进。总结下来，就是十二字方针“屈中平、退中进、虚中实、放中收、卑中善”。
人生如酒
中国商人：的确如此！每次听你的讲话，总会有新的收获，这也得益于你的文化底蕴。你不仅说话爽直，表现在酒席上，也是来者不拒，与天下朋友畅饮畅言，往往你喝了酒之后，演讲起来更加激情澎湃，是这样吗？另外，很多企业家都非常注意养身，少喝酒或者不喝酒，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严介和：因为……因为我觉得人生如梦，对酒当歌也是一种形式。梦是虚幻的，看不见的，而酒是看得见的。人的一生就是酸甜苦辣的组合，都化在一杯酒里面。人生如酒，成也，败也，又能几何呢？
企业家也是人，总有自己的释放方式，不同的人其释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的释放方式多种多样。疯狂的运动、郁闷的时候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狂喊几声等等就是一种释放，了解的人觉得你是在释放某种压抑，不了解人就会说，那个人是神经病嘛！
酒场上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一种人非常讲义气、重感情，这种人在酒桌上就表现为常喝醉。动不动就喝醉了。这种人处朋友是没得说，因为他重感情。但是，这种人不能办大事，因为他能处人不能处事，太感性了，大事不能交给他。所以，常喝醉酒的人能处人不能处事。
第二种人从感性走向理性的极端。这种人从不沾酒。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多么激情澎湃的人造场面，他始终不端杯，这种人可以处事但不能处人。为什么不能处人，这种人太理性了，谈不上感情，谈不上义气。义气施于人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他帮衬一把，为你双肋插刀那是不可能的。关键的时候，他能不背叛你，不落井下石那都是好的了。你看历史上的叛徒，都出自这种人，都来自这个群体。当然，那种身体不适，不能饮酒的人除外。
第三种人原则上不醉，该醉的时候醉得也很坦然。这种既能处事又能处人，这种人往往就是领袖。领袖就是既有感性的引领，也不失理性的回归。
酒场上基本上就是这三种人。网上也有人说严介和是喝酒的专家，能喝也很豪放。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醉酒。万一觉得自己喝高了，就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这也是正常的。我基本上能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不会乱来，酒后无德这是从来没有的。
刚才说到领袖。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领袖的梦。领袖也是人，不是神。而且从衣着角度来看，“领”和“袖”这两个地方往往都是最肮脏的。何为“衣裳”？按古人的标准，上装为衣，下装为裳。对于男人来说，以衣为尊；对于女人而言，以裳为俏。看男人就观其衣，赏女人则察其裳。以前的旗袍往往将衩开得很高，露出大腿，就是为了显示女人的美丽。
真正那种阳春白雪的领袖，因为没有经历过“肮脏”的洗礼，往往对肮脏的东西不敏感，容易被肮脏所陷害。真正的领袖需要从肮脏中走出来，方不为肮脏所染，并变得越来越干净。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一味追求阳春白雪，往往最终会为肮脏所害。相反，正因为领袖了解肮脏的东西，才能做到左右肮脏，最终达到改造肮脏的境界，成为真正的领袖。
中国商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出污泥而不染”了。
严介和：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一个人必然经过这一层的洗礼，方能伟大。那些所谓干干净净的，没有污点的经历，只能算半个领袖。
危险后面是机遇
中国商人：很多人认为先生从卸下太平洋一职，到今天上任华洋建设，是一个有计划的战略安排，这一出一进，显示了高超的经营艺术，是这样吗？
严介和：是这样。原来的太平洋是一个人的太平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豪也好、大型私营业主也好，往往都是弱势群体。
中国商人：此话怎讲？
严介和：我们的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共同发展的一个混和型经济体，私营做大了就是要慎重。像华为做成那样大规模，那是不容易的，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军企业。你看看，舆论界、新闻界对它的评论，有几条是正面的。我们也在反思，一不小心就整出了一个太平洋。经过2006年那场风暴的洗礼，我们还是挺过来了。人们常说，树大招风，我们也算领悟了一些。我们从枝繁叶茂的成长，走向了根基深扎的成熟。第二步就是，从敢为人先的成长，走向甘为人后的成熟。第三步，从应有尽有的成长，走向应无尽无的成熟，从物质领域走向精神领域，才显得大雪无痕，大爱无垠。
我从建立太平洋之日起，等于就是既当爹又当妈。现在终于从领袖的时代走向了团队的时代，从人性化时代走向了制度化时代，从做总量的时代走向了做质量的时代，从负重奋进的时代走向了轻装前行的时代。现在，我有资格说已经从知名度时代走向了美誉度时代。
经过2006年的那场洗礼，太平洋是死而不亡。死和亡是两个概念，死是阶段性的，亡是永久性的。每一个成长中的企业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包括世界500强都是如此，都要经历一个死而不亡的阶段。
危机是什么？危机就是危险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机遇。危险后面是机遇，所以才叫危机。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过来的。企业只有经过若干次危机，经历过死而不亡，才能凤凰涅槃，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企业。
太平洋经过2006年的死而不亡，到今天的放而不弃，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华洋集团，这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新成立的华洋建设既有国有股份，也有私有股份，是一个众多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公共平台。
玻璃人
中国商人：华洋集团未来的宗旨是什么？主营方向又是什么？
严介和：华洋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导方向进行资源整合。未来将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与建设，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服务。
中国商人：国有股份在新成立的华洋集团中占到多少？
严介和：大约10%。
中国商人：那剩下的90%呢？
严介和：剩下的90%由众多民营企业共同参与。
中国商人：华洋集团整个注册资本是多少？
严介和：50个亿。
中国商人：你在其中占多大的比例？
严介和：我占的股份还没有最终确定。现在，公司还在组建之中。我个人的股份不会太大，我已经从运动员走向教练员，成立组建华洋集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优秀的人才走向成功，走得更远。让他们依托这个平台共同走向优秀。
中国商人：你现在身兼数职，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身体吃得消吗？
严介和：吃得消，也很开心。就像刚才开头我所讲的，辛苦心不苦。我常常是躺下就睡觉，站起来就工作。再不就是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工作。挺好。
中国商人：2006年太平洋在那场风暴中没有倒下，有人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是这样吗？
严介和：是有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大好的政治背景。当然，还有经济背景和人文背景。这些都是我的背景。其他我就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背景。
中国商人：你一直宣称自己的财富来得光明正大，是赚取阳光下的利润，但媒体似乎总是在这一点上质疑不断，这是为什么？
严介和：我的财富百分之一百的阳光。我的成长也是百分之一百的阳光。说富豪都有原罪，我没有原罪。有人说，人的成长都有背着阳光的地方，我没有。2006年媒体挖掘我的故事，也没有发现有不阳光的地方。在那场暴风雨中，如果我有不阳光的地方，有什么违法乱纪、不道德的地方，那还不给你们暴露得一丝不挂吗？
2006年，我等于做了一次玻璃人。没有任何不道德地方。其实，那些债务也是太平洋欠下的，是重组那些国有企业时，是那些国有企业欠下的陈年旧账。
血染的风采
中国商人：你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以太平洋当时庞大的资产相比，应该说这点债务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些人却把它无限地放大，甚至有一种借机弄垮太平洋，达到倒严之目的，你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严介和：这也可以理解，他们终于找到了严介和的软肋嘛。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太平洋与严介和又不欠别人一文钱，这些都是以前重组时国有企业的遗留问题，把它处理掉不就得了。何必小题大做，兴风作浪。
中国商人：这有点像你刚才所说，小成需要朋友，大成则需要敌人了。
严介和：我还要感恩人家。
没有这个事情，我哪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还得感谢人家呢。明星明星嘛？负面的东西才有新闻价值，名人的负面报道更有新闻价值。这些又不是致命的，无所谓。这也等于为我们企业免费作了一次大规模宣传，倒也挺好。
中国商人：现在太平洋还有外债吗？
严介和：没有。
该了都了了。
中国商人：是不是收缩了一部分战线？
严介和：收缩了一些。
不收缩又怎能放大呢？做企业都有一个加减乘除的过程。要想把企业做大，你必须学会做加法。要想做精，就得学会做减法。至于做强，那就是做乘法了。所以，企业做大是前提，做精是保障，做强才是目标。
中国商人：每一个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都有高潮和低谷的时候，在你的经营人生中，有没有低潮的时候，如果有，它发生在什么时候？
严介和：别人认为我有低潮，但我感到自己没有低潮。
我惟一感到心凉和沧桑的是信任危机。
中国商人：哪方面的信任危机？
严介和：信任危机往往是因为误解造成的。我们也进行过反思，沟通得不到位。
中国商人：与哪些方面沟通得不到位？是银行，还是与媒体，还是与公众？
严介和：最早还是媒体这根导火索吧。
现在，我也理解媒体了。媒体就是制造新闻的，它无事也要生非。这是媒体的需要嘛。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我们为了交媒体这个朋友，那就让我们做它们的靶子，我们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流了很多的血，但毕竟没有倒下。付出这些代价也是值得的，我把这叫做血染的风采。
想比做更重要
中国商人：你不认为这种牺牲太大了吗？
严介和：没有。
中国商人：你当时就坚信太平洋就一定能挺得过来吗？有没有觉得自己会有顶不住的时候？
严介和：坚信我们一定能挺过去。这是百分之一百的，没有不确定性。
中国商人：这整个事件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
严介和：也不是。
真正的企业家都要懂得任何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这种对时局的驾驭能力对于任何一个想成功的企业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商人：现在的华洋集团筹建工作做得怎么样？
严介和：昨天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增资扩股会议，非常成功。这也说明华洋集团还是被人们认可的。包括我们的香山论箭都非常成功，第一场可是说是买方市场，第二场就是卖方市场，非常火爆。每月15号的香山论箭将会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商人：香山论箭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有其他目的吗？
严介和：我们开办香山论箭就是让所有企业家带着问题来，不带任何问题走。与华洋集团相比，香山论箭侧重务虚。前者是实体，是做生意的平台；后者是一家培训机构，目的是将其办成中国最优秀的商学院。我们既有理论基础，更注意实际操作。
中国商人：打造中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你不认为这一目标太理想化吗？
严介和：没有。
我们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我们能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办得到。事情就怕你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一个企业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决策的失误，一个企业最大的辉煌莫过于决策的超前。想永远比做更重要。所在，想要壮志凌云，做要脚踏实地。做企业如果你想都不敢想，想得不到位，想得不超前，你怎么去做呀！
中国商人：香山论箭的门票多少钱一张？
严介和：第一场是五千元，第二场是一万元，第三场就是一万五千元。下面是二万元，二万五千元，最高卖到五万元，就不涨了。因为超过了五万元就不适合中国国情了。
既聪明又能干
中国商人：与你交谈，总能感到你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信心与豪迈，总觉得自已想得到的就能做到，这种信心来源于何处？你真的就能做到“想到即能做到”这一点吗？
严介和：是的。
做不到的我不会去想，那是梦想。既然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既然上天让我既聪明又能干，那又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中国商人：你说话直率，但只有在和你进行深入交谈之后，才能真切地感觉到你内心深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与张扬。
严介和：对于你的这番评价，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自信而不自傲，果断而不武断，自信的人往往都是比较果断的。
中国商人：在自信与自傲、果断与武断之间，两者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差？
严介和：对。但是，又不一样。自信往往是阳光的，自傲就有失偏颇了。
中国商人：你觉得自已有没有自傲的时候？
严介和：没有。我都在自信的范畴。做人要自信而不自傲，果断而不武断，自尊而不自负。自傲是轻浮的，自信是内敛的；自傲是简单的，自信是复杂的。但是，人没有自信何来自尊，而往往自尊的人都比较拘谨。一个企业家往往要做到严谨而不拘谨是不容易的。何为严谨而不拘谨呢？就是放松而不放纵，风流而不下流。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只要自己把握好那个度就行。
做人做事皆有度，适度必收。有人说严介和这个人很傲，但是，我尽量做到自信而不自傲，果断而不武断，自尊而不自负，严谨而不拘谨，知足而不满足。
我希望人们待严介和要从相识走向相知，这是严介和期盼已久的。人们只有从相识走向相知，才有可能相亲相爱。
中国商人：你作为一名教师，在教书育人与创造财富这两者之间，哪一种工作更让您身心愉悦，您为什么放弃了前者？是时代的使然，还是缘于内心对财富的追求？
严介和：源于内心。
我原来就是做教育的。祖祖辈辈都是做教育的，是一个书香门第，教书育人的情结很重，也很浓。我出来做企业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因为计划生育超生，多生了一个孩子。对于我而言，这不是下海，而是跳海，一种被逼无奈的跳海。
中国商人：这是真的？以前都没有听你说过。你选择出来做企业就是因为计划生育超生？
严介和：是的。
中国商人：当时是你的工作也被停职了吗？
严介和：是的。对于别人而言，是苦海无边回头有岸。而我当时是，回头也无岸。现在借助于太平洋，以及香山论箭这个平台，我又回归到本行，经过二十年，我又回到了原点。
中国商人：似乎你的骨子里就有一种教书育人的情结在里面。
严介和：是的。这种情结一直伴随着我。
不能太优秀
中国商人：在您与媒体接触中，似乎有很多人曲解了您的初衷，您认为这种曲解有多少成分是故意，又有多少成分是误解，为什么舆论似乎总喜欢与您玩这种文字游戏，是您个人方面的原因，还是个别人的别有用心？
严介和：对于我而言，我只是一种心血的自然流淌。所以，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有时，我在想，人不能太优秀。不然，所有的痛苦都在等待着你。
中国商人：你认为自己很痛苦吗？
严介和：我不痛苦。
如果有，那也是因为我自己过于优秀。道貌岸然已成为我们的过去，个性张扬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是难得糊涂的时候已经到来。
中国商人：此次复出，是否意味着你将开启一个新的创业时期，你打算将华洋集团带到怎样的高度？
严介和：我曾说过，好的企业本身就是一家好的商学院，华洋集团这一两年要做成中国成长速度最快的建设公司，争取十年进入世界五百强。香山论箭是理论指导实践，就像党和国家召开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七大一样……，都是从理论上来指导未来经济。创新就是不断地变革。
中国商人：据说，严夫人将执掌太平洋，这种安排，是否为了配合你在华洋集团的工作？
严介和：太平洋可以一步交给职业经理人。但是，太平洋人心里承受不了，这么多年对我的依赖性太强了，十几万人都强烈地提出“能不能请夫人先软着陆”，过渡一下。过渡运营两年，再交给职业经理人。
中国商人：你与严夫人都是企业家，而且又都是在中国有影响的企业里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你的家庭生活有影响吗？
严介和：没有影响。我的孩子现在大了，大学都毕业了。姑娘在美国，美国太平洋公司由她在做。儿子大学毕业后，现在太平洋，先计划在下面锻炼一下。夫人也正是年富力强时，正是做事业的时候。
中国商人：夫妻双方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严介和：没有。我们夫妻历来就与常人都不一样，都是以事业为主的人。别人认为不正常的，我们都认为正常。我基本上是一个事业第一，家庭第二的人。夫人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夫妻感情一直都很好。夫妻是不是经常在一起并不特别重要，只要心目中有对方就行了。
中国商人：你认为中国企业的理想境界是什么？现在，你现在离这种理想的境界有多远？谢谢。
严介和：企业最理想的境界是产业的领先，企业家最理想的境界——心胸的宽广。我基本上离这种境界差不多了，我做的产业是中国民营企业一般不敢做的。如果产业不领先，怎能四年就做出一个太平洋呢？
这是一位饱受争议而又特立独行的商人。
他的出现被人们冠之以“黑马”。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黑马”一词的解释是“比喻实力难测的竞争者或出人意料的优胜者”。可见，这位商人的横空出世曾给整个业界带来多么巨大的震撼！
他的财富曾一度被广泛质疑，但此人坚称自已的财富来得阳光而磊落且无原罪。在甚嚣尘上的日子里，甚至每天都有无数的媒体记者打电话要“采访”他，真正的目的却是希望从他这里挖出自己需要的“报料”。他的很多讲话都被曲解，甚至被断章取义。在最灰暗的日子，他甚至还被冠上一顶“严大嘴”的帽子。
然而，正如他所声称。媒体喜欢追逐他，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喜欢追逐名利的人”。但真正走近他内心世界的记者还是少之又少。
在繁星闪耀的中国企业家星空里，他就像一个不受世俗约束的狂狷者。不媚俗、不世故，甚至在某些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决不妥协的倔犟脾气，让他还是吃了很多的暗亏，得罪了很多人。然而，他还是他，不知悔改且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敢说敢做，大有“我说，故我在”之风范。
与他交谈，只有在真正地理解了他那浓厚的吴音越语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底蕴之后，或许你才能真正地走近他，探寻飘浮在他内心深处的空灵与睿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像是一个被曲解的布道者。
被曲解的布道者
文/本刊记者 廖中华 摄影/巨象文化 李国宏
2008年1月24日，北京香山。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虽然此刻，南方的某些省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冰雪灾害。然而，处在北京香山脚下的某部干休所却沐浴在温煦的冬日阳光之中。身后的香山虽没有了夏日的青翠，却依然苍山环绕、古柏森人。
记者到达时，严介和还在休息。与他所在贵宾间的对面就是该干休所的一个包间。香山论箭的工作人员客气而礼貌地将记者引入其中。记者前脚刚一踏入，一股酒气扑面而来。也许，这里刚刚就进行过一场“酒”林高手的大力拼。
“跳海”企业家
从一名昔日的高中教师，摇身为当今业界知名的企业家之一，这种角色的转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能力和幸运的。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有趣甚至让人有些费解。20年前，因为计划生育超生了一个孩子，使得严介和不能不丢掉了那份曾经寄托了他许多梦想和激情的工作——人民教师。作为一个世代书香门弟的后代，可以想像当年严介和失去这份工作和薪水时的沮丧与痛苦。然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严介和不仅失去了工作，还因为交纳不起超生罪款而不得不铤而走险——从一名高中教师，转身而成为一位职业商人——下海。
以至多年后，严介和在接受《中国商人》采访时，仍不时感慨万千：“这不是下海，而是跳海，一种被逼无奈地跳海。”
真相，有时就是如此简单。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江苏淮安失去了一名高中教师，却从此多了一位企业家。
也许，有些人注定就会成为公众人物。严介和就是这群人中的其中一个。
真正让严介和浮出公众水面的是2005年。2005年10月12日，“观澜湖2005胡润百富榜”推出。严介和即以个人资产125亿的“佳绩”居财富榜单第二名。作为一个此前从未在任何公众场合公开露面的实业家，严介和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业界的轩然大波。一夜之间，严介和以及他所在的太平洋集团风靡大江南北，名头甚至盖过同为榜单第一名以经营电器发家的黄光裕。风头正劲时，太平洋公司甚至一度成为了中国建筑业新模式的代名词。
或许是中国的媒体太寂寞了，太需要一些传奇式的新闻人物来打破某种静如死水的寂寥。严介和的出现恰恰迎合了这种需求。一时间，“黑马”、“潜行大鳄”、“中国建筑业新模式缔造者”等字眼也出现在严介和的头顶上。但是，这位“黑马”是如何被发现的？他又是怎样发家的？他为什么放弃了当初心仪和寄托了无数梦想的人民教师工作？他的第一桶金来源于何处？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一时之间，对于严介和及太平洋的猜测与打探成了众多媒体记者的热门功课。
在没有正面接触严介和之前，记者曾认为严介和不过是在哗众取宠。甚至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中一度将严定义为“中国第一傻”！以至在办公室里论讨“债务门事件”时多次向同事宣称“这样的企业家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合这样的企业家成长”。这里当然有记者自己的理由：“中国的许多事情，很多人连掩盖都来不及。你严介和还自己给自己捅娄子。难道‘祸从口出’这句古训你忘了吗？”
在石家庄“燕赵企业家论坛”上，记者第一次聆听了严介和的演讲。正是这场演讲，彻底改变了从前对这位“傻瓜”企业家的误读。当时只听了他演讲的开头，也就几句话，记者立马觉得这是一位敢讲真话的人。心中对他的多年疑虑一下子冰释：“怪不得有如此多的媒体喜欢‘开涮’这位‘傻瓜’，因为他在讲真话！”这有点像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讲真话的小男孩，最后因为他的一句真话让皇帝成了一个一丝不挂的人。
从高潮到低谷
也许骨子里的教师情结依然存在，与严介和交谈，他更像一位苦口婆心的长者。有时，他会把一个字不厌其烦地说上好几遍。生怕人家听不懂，误解了他的初衷。每当此时，记者心中都会对面前的这位满口的吴音越语的“傻瓜”充满了敬意。
严介和的出现，既是时代的使然，也是其个人奋斗的必然。如果他关于计划生育超生而丢掉工作和遭到罚款一说是真实的，那么就不难理解他日后事业的辉煌。因为丢掉了饭碗，失去赖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了退路。只得背水一战，绝地重生才是惟一的出路。也许是命不该绝，严介和“跳海”时正是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跨越的时代，天时、地利他都赶上了。
在这种背景下，严介和与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公司不想出名也难，一个明星企业和明星式企业家的诞生显得顺理成章。
就在那张被民间戏称为“沦陷榜”榜单公布后第二天，严介和即在大小媒体上，畅谈自己的创富经验。但这样的热闹盛况仅仅过了三天，吉林国资委、江西国资委先后与严介和划清界线，叫停了严介和在当地的所有收购行为。不久，以某财经日报为首的媒体一下子全都调转枪口，从探寻严介和财富转向质疑严介和财富，进而发展到对严介和财富来源的追踪和怀疑，这是严介和当初所没有料到的。
从高潮到低谷，有时只需要一个早晨。
自2006年卷入被公众称之为“债务门”风波之后，严介和变得低调了许多。由于以前没有正面采访过严介和，对这位商人可以说知之甚少，不敢妄言。但此刻坐在记者眼前的曾经在媒体掀起轩然大波的人，却是如此真实和质朴。完全没有了想像中的那种兴风作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张扬与桀骜难驯。相反，自始至终，他所散发出来却是一种成熟与淡然。虽然在交谈中，严介和不泛“既然上天让我既聪明又能干，那又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这样的豪言壮语，但看得出那是他内心的一种真情流露，一种质朴使然。
在沉寂了一年之后，这座 “严氏火山”终于迎来了自己新的爆发期。
2007年的最后一个月，严介和在北京高调宣布了自己新的宏图大计。一是新组建中国华洋建设集团公司，并亲任董事局主席；二是创办“香山论箭”，以资深学者身份为中小企业出谋划策。用严介和自己的话说，就是“让所有企业家带着问题来，不带任何问题走”。当《中国商人》问及严介和“打造中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你不认为这一目标太理想化吗”时，严介和却回答得极为肯定：“我能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办得到”。
单从这一点上来看，严介和倒有点像二千多年前的楚庄王，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豪情依然隐隐可现。或许，惟有如此方是对严介和行事风格的最好诠释。
该醉时坦然而醉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严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早期之所以在近乎残酷的工程竞争中，严介和一再胜出。有时，甚至到了工程多得应接不暇的地步。一种公开的说法是，这主要得益于严介和的团队施工质量好、工期快。但记者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公开”而矣。真正起作用的恐怕不只是“施工质量好、工期快”，肯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到处都是一片热火朝天，整个华夏大地就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没有那一个企业愿意错过机会，将近在咫尺的财富拱手让人。所在，严介和仅仅凭“施工质量好、工期快”这两点就能在南京立足，并得到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江苏省交通厅这样的权重单位的青睐，恐怕有些牵强。
后来又冒出一种新解释，就是严介和采用垫资方式施工，为一些急需上马的地方工程先施工后收钱，创造了所谓的BT模式。这个理由似乎勉强能站住脚。但只要稍加分析，不难推知一个正在扩张的企业最需要是什么，是钱！当时，太平洋并不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而是急需雄厚资本向全国扩张。所谓的垫资施工、BT模式也不不攻自破。
但在采访中，严介和的一番关于中国“酒文化”的解释，也许能在其中找出一些端倪。
严介和认为“酒场上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一种人非常讲义气、重感情，这种人在酒桌上常喝常醉。此种人可为友不可为事；第二种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不沾酒。虽处事极为理性，却不可深交，属于那种可为事不可为友之人；第三种人原则上不醉，但该醉的时候醉得坦然。这种人是既能处事又能处人，通常是我们所说的领袖人物”。
严介和本人就属于第三种人。
也许正是他的这种对中国“酒文化”入木三分的把握，让严介和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重要的关键性人物。而他的这种在酒桌上“该醉时坦然而醉”的慷慨心态，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也为他追加了更多的人情砝码。
记者的推断并不是没有道理，在与严介和的二次接触中，都感受到了他在酒桌上的“豪迈”与“坦然”。曾亲眼目睹了这位“傻瓜”企业家在酒席上与来宾打“通关”，而且用的还是大玻璃杯。
在与太平洋关系较为密切的单位中，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不可不提。在最初的扩张中，太平洋可以说是得到了该公司的鼎力相助。从融资到借款，从项目合作到工程分包，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都是严介和“两肋插刀”的朋友。京沪高速、南京新机场高速、江阴长江大桥、南京长江二桥和南京地铁等重点工程中，都能同时找到太平洋与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如影随行的某种默契，这里面既有合作的平级关系也有直接将项目分包给太平洋的上下级关系。
1995年5月，严介和迎来了自己的收获季节。是年，被授予首届“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江苏新长征突击手标兵”。这年底，又被中华全国工商联授予“中国十佳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从此，严介和已彻底完成了从一名人民教师向知名企业家的转型。
据1999年召开的淮安市人大九届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显示，1995年严介和的引江建筑工程公司(太平洋前身)实现产值8200万元，利税1600万元，固定资产为4800万元。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严介和个人资产没有超过3000万。
在南京立稳脚跟后，严介和的公司先后四度迁址。从青岛路到定淮门、旷庐路，直至现在的五台山1号。公司也先后三度易名。1995年，注册成立了太平洋工程有限公司；1996年6月太平洋工程有限公司完成“集团”更名登记；2003年，注册成立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从此，严介和才真正开始放眼中国、放眼未来。
今天的严介和已经完成了从蛹到蝶的蜕变。在一番光芒四射的热舞之后，又回归到了从蝶到蛹的淡泊与宁静。这种轮回或许就如严介和本人所说：“这才叫成熟”。
代理只是公司的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商人：2008年3月5日，巨人与华为合作。前者是中国网游的新生代代表，后者是全球领先的下一代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这种强强联合，会让业界产生无穷遐想，在技术合作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资源整合与资源共享？
史玉柱：巨人网络在产品战略上走精品路线，坚持自主研发，巨人网络的自主研发能力目前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要保持和扩大这种优势，巨人需要和更多的国内外技术领先公司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和巨人网络一起在技术上进行深入研究和突破，华为也在各个领域里寻找行业领袖进行合作，如搜索行业的百度，华为认为在国内网游行业内，巨人网络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技术一直领先于同行业，其服务器引擎技术为世界领先水平，所以双方达成共识，成立联合实验室。联合实验室的成立，是巨人网络在技术上的预研，结合华为和巨人在各自领域的优势，争取在游戏行业上做出技术上的突破。
中国商人：体育帝国作为一部引进的游戏，将会对国内网游市场产生多大的冲击？从自主开发到引进游戏，是不是说明了巨人在坚持原创与引进之间有了某种变化，今后将以自己开发为主，还是以引进为主？
史玉柱：《体育帝国》是公司在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独家代理运营的全新大型多人角色扮演类体育竞技网络游戏。这款游戏呈现了一个虚拟的体育世界，玩家可在游戏中扮演角色。该项游戏引入了团队竞技，允许玩家在虚拟的国际赛事中同场竞技体验全新的游戏感受。同时为了使游戏增加了真实感及逼真感，在这款游戏在设计过程中，曾邀请世界顶尖裁判参与指导游戏模拟，并引入了现实的比赛规则。
2008年适逢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公司借此时机推出此款游戏，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玩家的喜爱。
另外，公司始终坚持以自主研发为主的精品网游战略，代理只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公司的主要战略还是自主研发。
中国商人：大家都知道，巨人一直在坚持“一切以玩家为出发点”，并为此派出了大量调查队伍，甚至连史先生本人也是调查人员之一，这种过于强调“玩家自身体验”的游戏会不会削弱巨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史玉柱：巨人一直在坚持一切以玩家为出发点，不断地发掘并满足不同玩家的需求，为让不同层面、不同背景的玩家都可以在游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娱乐方式。而玩家需求的提出很多时候是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与思考，然后再由我们专业的策划和技术人员来把这些好的建议和点子进行实现，团队只有通过不断地提升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才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真正做到为玩家服务的宗旨。所以遵循玩家的需求体验，并不会削弱巨人团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恰恰可以激发出更多、更好、更以玩家需求为出发点的创新。
中国商人：巨人的崛起，可以说是业内的一个奇迹。当初，得知您本人要改行做网游时。说实话，我是不看好的。甚至我和我的同事在办公室讨论史玉柱转行做网游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时，大家得出的结论是百分之零。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您是如何做到成功转型的？又如何能预知到自己能在这一领域不会失败？进入一个自己此前并不特别熟悉的领域，是不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与心理成本？
史玉柱：首先，我的第一次创业做的是巨人汉卡，就是在IT行业里，应该说我对这个领域并不陌生，相反还很熟悉。其次，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骨灰级”的玩家，可以说对游戏和玩家的心理都非常的了解。投资一个行业，要有一个好的团队，要有充足的资金准备，要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应该说正是在具备了这三点之后，我才会选择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产品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商人：有人认为您是一位性情中人，豪迈且充满激情。也有人说你做事难免偏执，有时脾气还很不好。作为有如此之多缺点的人，您管理员工的秘诀是什么？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现在的您是否更成熟？更理性？
史玉柱：我觉得管理方面主要还是看公司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要人性化、要朴素、蹋实、奖罚分明，要有完善的体系和制度。
我经历过失败，而且失败对于我而言是很宝贵的财富。经历了失败之后我觉得现在做事会更加理性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激进，处事也更平和，看待问题也更客观了。
中国商人：有业内人士认为，巨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脑白金推广团队”的成功，您对此如何评价？在急进与稳健发展之间，您是如何权衡的？
史玉柱：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误解，对于一款成功的游戏产品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产品本身。产品本身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持走以自主研发为主的精品战略。我们还是会按照公司战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稳健的发展才是公司保持持续增长的保证。
中国商人：对于有些公司，比如说金山网游，对于先生进入网游市场似乎一直存有偏见，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在中国网游市场，如何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史玉柱：外界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评论，我并不过多地关注这些，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司产品的研发上面。
想要保持网游市场的领先地位，对产品要精益求精，不断听取不同玩家的想法和建议，为玩家提供更多的游戏精品才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商人：先生的经历，可谓波澜起伏、绚丽壮阔，也不是短短一篇采访报道所能完成的。就你本人而言。如果有什么经验或教训要讲给那些新来的创业者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向他们讲？作为一个企业家，哪些素质是必须要具备的？
史玉柱：创业时要有简单、清晰的商业模式，还要有不断努力的毅力和面对各种问题的超强的意志力。而创业中可能会遇到的失败，对一个人来讲是难得的财富，成功是在对失败经验的积累中获得的，只要善于总结经验，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中国商人：巨人已经成为中国网游的王者，但与世界级的游戏公司相比，巨人还有一段更远的路要走，巨人要发展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才是您所认为的较为完美的境界？或者说，您将把巨人带到了何种高度？
史玉柱：网络游戏是一个新生的行业，在中国诞生的历史还不足10年，我希望把巨人打造成百年的老店。
真相有时就隐藏在眼花缭乱的假象之中。
十年前，没有人会相信他会东山再起。以至，当他像一条蚯蚓一样蜷缩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时，没有人愿意去打扰他。在最灰暗的日子，要债的人将他逼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逼急了，他放出话：“我所欠的每一分钱，我都会还给你们。而且还有利息。”这番话自然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经典笑话。
有人预言：这家伙要是能还清这1个多亿(一说是2.5亿元)的欠款，中国就已经实现共产主义。
十年弹指而过。
当年像蚯蚓一样蜷缩在办公室的破产者，现在摇身为中国最有实力网游公司的老板。他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且还成了中国企业家绝境逢生、置于死地而重起的榜样。关于他的经历、关于他的故事、关于他的版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解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此人起伏沉浮的经营人生，将是中国商业教材里最经典、最夺目的案例之一。
这，就是史玉柱的传奇人生。
邪派高手史玉柱
巨人二号女强人刘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笑称：“要把史玉柱的冒进往回拉。”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此人本性难改。生命不息，冒险不止。
事实也是如此，史玉柱一直在某种冒险的赌注中演释着自己的商海生涯。如果没有刘伟等一帮旧将帮忙踩着刹车，说不定这位脑海里充满许多奇怪念头的冒险家早已将巨人网络折腾得面目全非了。
1962年，史玉柱出生于安徽怀远。1984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注定了日后这位企业家对数字的超凡的领悟与敏锐。1989年1月，史以研究生身份毕业于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资本，才使得他的产业无论是最初开发的电脑桌面软件，还是后来推出的脑白金，以及现在风头正劲的巨人网络，都带着某些技术前沿的东西在里面。
如果说，将一座大厦从最初的38层设计方案，然后，就像小孩堆积木一样一层一层地加上去，最终加到连自己都不敢仰望的70层时，这样的疯狂或许只有史玉柱才想得出，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做得到！事后也印证了这一点，将设计大厦从38层加高到70层，这一纪录在中国建筑史上空前绝后，至今仍无人打破。
当然，巨人大厦的结局已经显而易见。
打从创业起，然后是巨人汉卡的成功发行；再到脑白金的风光无限，然后是巨人大厦的无疾而终；沉寂、复出、高调推出巨人网络、纳斯达克上市……争论甚至非议就一直伴随着他。就是在今天，还有人在质疑史玉柱：巨人到底在赚谁的钱？有人更直截了当：巨人是踩着万千青少年的肩膀在成长……
邪派高手
2006年12月1日，一条同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五套黄金时段的广告冲入了亿万观众的眼球：一位长发披肩的红衣少女，突然对着白色笔记本电脑无端爆笑，紧接着是一声模仿京剧念白的怪叫，一个手掌式的图标拉出“征途网络”四个字，而屏幕下方自始自终都有一个网址：www.ztgame.com。这段7秒的广告仅在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之间的黄金时段里，就足足重复了三次，连播了整整一个月。
这是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要求禁播电脑网络游戏广告以来，国内网游运营商第一次以企业形象广告的方式变相登陆央视，业内和舆论一片哗然。史玉柱见好就收，因为他明白：目的达到了。
史玉柱，一个真正的邪派高手。
在现实与责任之间，在金钱与道义的选择面前，这位邪派高手也显得十分为难。有几次，史玉柱也在反思自己：如果现实中能够有一个给游戏分级的标准，那他就直接将“征途”分为三级，只能成年人玩。但是，这个标准到目前还没有。
或许，这位邪派高手只能痛苦赚着他本不该赚的钱！看着千千万万的青少年涌进网吧，疯狂地玩着巨人出品的游戏时，这种理会只有史玉柱本人才知道。
继《征途》成为全球第三款同时在线人数突破100万的网络游戏之后，巨人日前宣布推出第二款自主研发网络游戏《巨人》，并于3月28日公测。史玉柱甚至放言，要把《巨人》打造成一款美女玩家最多、最便宜的主流网络游戏，“中等级别全套高级装备仅需3.25元”。
看来，这位邪派高手不仅要将中国的美女玩家网于麾下，还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对市场来一次清洗。用心不可谓不深。
与盛大同时拥有几十款游戏支撑相比，巨人网络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征途》一款游戏。尽管史玉柱强调“做企业就应该聚焦、聚焦、再聚焦”，但巨人网络盈利结构单一的风险一直为史玉柱以及他的团队所担心，在股价狂跌的背景下，《巨人》的成功与否显得尤为重要。
在前期宣传中，巨人甚至放出话“只要确认她是一位美女玩家，就给她6000元的充值。”从“征途”开始，巨人网络这种为玩家“发工资”的制度就盛行起来，并被其他各网游所效仿。
2008年2月21日，巨人发布了2007年财报，称2007年实现净利润11.363亿元人民币(约合1.5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4.5%。在这11亿元的收入中，有多少是成年玩家所贡献，又有多少是青少年玩家所贡献，这恐怕是史玉柱所没有统计的。
在征途开创的这条路上，已经有不少同行开始追随。人们无法不去担忧这个行业的未来。青少年玩家成就了某些人的辉煌，但同时也将自己的青春和年华浪费在这条“既烧钱又烧时间”的征途上。
“你不得不佩服他，所有人都收费的时候，他搞免费。现在大家都学他免费，他又回归收费了。”一位曾在盛大与巨人都工作过的代理商对记者说，但他拒绝透露姓名。
这就是史玉柱，在营销的道路上，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在2004年以前，大部分的网络游戏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收费模式运作的，游戏主要根据玩家登陆时间收取点卡费用。当时，盛大的《传奇》也在此列。
然而，2005年11月28日，盛大突然宣布《传奇Ⅱ》全面免费。表面看，盛大拉开了中国网络游戏免费时代的序幕，实际上，陈天桥这次大胆的作为来源于提前获知了一个消息。同年11月15日，已经开始内部测试的《征途》将以装备和道具销售盈利，而放弃收费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玉柱才是免费游戏的开创者。
冒险的理由
如今，史玉柱又率先回归收费模式。
原因何在？“我觉得媒体都没有真正体会史玉柱关于游戏分级的说法。给游戏分级，不代表他只赚取其中某一个级别的游戏的钱，而是要按照级别推出适合不同消费层次的游戏产品，从而大小通吃。这是他的高明之处。”根据这种说法，史玉柱回归收费模式，是在布局全面抢占游戏市场。只赚有钱人的钱恐怕只是个幌子。
在征途公司谋求上市的阶段，史玉柱有必要为征途制造一些正面的言论，取消备受指责的装备销售，吸引一部分无资金实力的玩家的同时，还可以为征途造出点好名声。
这是史玉柱的高妙之处。
对于当年的失败，史玉柱也做了深刻反思：“一是战略方向失误，当时同步推出了脑黄金、吃饭香等二十多个系列，涵盖了瘦身、补脑等所有领域，而且每个品牌的名称都不同，最后大都不了了之。二是内部管理不善，比如拖欠的1亿多元货款不能追回。”
这位自称为骨灰级玩家的企业家，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喜欢玩网络游戏。刘伟说：“以前史总是玩单机版的游戏，从前两年开始，他爱玩网络游戏了，他业余时间没有其他爱好，就是打游戏。”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级爱好，才有了自己开发网游产品的冲动。这也印证了一个古老的说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史玉柱在网络游戏领域蛰伏待发之时，他并没有沿袭当时盛大网络董事长陈天桥和第九城市董事长朱骏以代理韩国游戏为主的做法，而是走了跟网易创始人丁磊一样的自主研发之路。
当史玉柱组建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时，盛大网络、网易和九城都已经发展成熟并占领了中国的网络游戏市场，来自业界和玩家的质疑声络绎不绝。而上海灵诺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媒介总监胡洁敏对此表示：“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网络游戏这样的新兴行业相对于传统行业而言，更容易制造出裂变的效果。”
史玉柱骨子里的那里冒险情结又故态复萌。在史玉柱看来：“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在赌，什么叫赌呢？比如说做一项投资，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时候，应该说都是赌。但作为搞投资做项目，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敢说自己是百分之百能够成功。”
2004年10月，盛大网络一批研发人员走出来寻找投资，史玉柱连忙投入2000万元网络这批人才。浙江传媒学院传媒管理系市场营销教师罗建幸说：“这些人在盛大就已经做了类似《征途》的游戏。”
史玉柱，终于再次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冒险的理由。
只有三层的“巨人”
“玩游戏时，在另外一个社会里，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大家混在一起，都是平等的，大家一起去打架，一起去打怪，一起去欺负别人，一起去被别人欺负，这种平等的感觉很好。我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是独行侠，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见义勇为。” 那时，史玉柱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泡在《传奇》里，据说开支超过5万元，在一个拥有顶级装备的账号上先后共投入了几十万元。
这就是所谓骨灰级玩家的代价。
在游戏里，史玉柱是个沉湎其中的玩家。但在现实中，他从来没有失去作为一个商人的嗅觉和敏锐，他意识到：“这里流淌着牛奶和蜂蜜！”
史玉柱把几个高管召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再投入网络游戏行业晚不晚。当时中国的网络游戏行业已经高速发展了3年，国内的盛大、网易、九城等3家公司呈现三足鼎立之势，来自日本、韩国的游戏也有不小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形势不容乐观。但史玉柱还是说服了大家。2004年11月，史玉柱的征途公司正式成立。
正在这时，前面提到的盛大一批研发人员也有独立创业的打算，双方一拍即合。史玉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集体挖来。这让陈天桥一度耿耿于怀。
2005年11月《征途》推出，两年来，在线人数一路飙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三款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00万的中文网络游戏。2006年，《征途》的销售额达到6.26亿元，2007年的月销售收入已经突破1.6亿元，月利润直逼亿元大关。史玉柱的成功，让学习《征途》的赚钱秘术，成为同行最热衷的一件事情。
2007年7月的一天，史玉柱和陈天桥又见面了。陈天桥说：“讲实话，征途最初从盛大挖人，我是有意见的。后来一看征途做的这么好，我没法对你有意见了，我对公司的人说，这些人留在盛大能做出一款这么高在线人数的游戏吗？做不到。既然做不到，人家走就没错。”
陈天桥就是陈天桥，大家风范一览无余。
10年弹指而过。今天的史玉柱虽然仍经常反思那场“著名的失败”：“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平日里，史玉柱总是有几件物件不离手。一件是一个精巧的紫砂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时会捧起来喝上几口；另外就是香烟和打火机。
史玉柱抽烟很特别，一根烟点着还没抽几口，要开口说话时，便三根手指捏着长长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戳，几句话说完后再为自己点上一根新的。不到半个小时，烟灰缸里挤满了一堆“烟头”，都伸着长长的“脖子”。
在上海松江，一个长1公里、宽1华里建筑群显得别致而精巧，这就是未来的巨人网络总部。
“不过，这次我修房子不敢修高了，修矮的，只有三层。”史玉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