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3日、5日，两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召开，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提出了“要在五年之内取消农业税”这个举世瞩目的决策，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全文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若干意见》，这是时隔十八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这一系列重大举措表明中共中央一直在高度关注着“三农问题”，却对此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并在积极谋求解决途径。自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迈上了正轨。
一、 三农问题的意义
“三农”问题不仅在中国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世界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
中国五千年来的立民之本便是农业，主体便是农民、农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依赖的便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农民更是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时期的中国，从此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路，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呈现出飞跃发展的态势，大踏步地迈入了小康水平。但另一方面，农村各方面的发展却相对滞缓，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状况不容乐观。据粗略统计，我国现约有8亿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见，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和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另据最新材料统计显示，中国农业人口已达到了世界农业人口的1/6，世界人口的15%，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毫无疑问，中国农民在世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强烈地影响着世界农业甚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在关注着中国，更在关注着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出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此中意义不言自明。
二、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
——李昌平
上述三句话绝非耸人听闻，否则李昌平（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也绝不会在朱镕基总理面前说出如此令人震惊之言。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三农问题彻夜难眠，有识之士亦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此时，农民也着着实实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
首先，我们不得不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起。应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人民公社、集体大生产出现问题之时适时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包产到户”使得人们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走出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温饱已不再是梦想。至1984年，农村粮满仓，农民喜洋洋，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此项改革制度毕竟只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具有时效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的回归设置可以说是倒退，仅仅只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权宜之计。改革越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越呈现出衰退的迹象。相反，中共越发展，就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对不仅仅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是该到了将制定出一项能长期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长期稳定农民的积极性、长期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制度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第二，农村存在着高成本、低效率、腐败和人治的行政管理体制，五级政府机构显得过于繁杂，基层机构更是泛滥不止，大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发工资，许多基层行政机构都是在负债的状态下运行，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将成积重难返之势。如此一来，势必要加重农民的负担来养活当地的财政与经济。要知道，在当代。农民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农民需要上缴税收来支撑国家财政（据调查，征收农业税仅在中国存在），农业长期以来实质上是一个弱势的甚至是毫无赢利可言的产业。农民的负担已经如此沉重，还不得不面对着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层层盘剥与压榨，在农村甚至出现了多起因无力交付税款而不得不走上自绝之路的惨痛事件，可见，农民的生存问题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第三，在许多农村地区，农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而粮价过低，农民没有任何利润可言；在市场经济时代，农民也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其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在精神生活上，农民也出现了极大的空白。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个问题的出现都是触目惊心的。没有教育权、基层选举权，甚至还有的地区连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平等权利也丧失了，那么，农民将如何立足于社会之中，将如何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一个农民，土地是根基，而利润是生存根本，但粮价过低，致使收入与成本差额细微，甚至出现负值，如此这般，农民和来积极性，又何来生存，市场经济将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民被动地推向国内、国际，而长期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农民面对强有力的国际竞争是手足无措，因而只能束手就擒，贱卖农产品，这样，利润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文化教育于娱乐设施的极度匮乏使得农民在精神生活中缺乏足够的精神食粮，更何况，他们为生存发愁而无力顾及精神生活，最终，显现在农民身上的精神状态也缺乏积极、乐观、向上的气息。这一切都令人堪忧、令国家堪忧！
第四，城乡二元结构的强烈对立，不仅使得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异常缓慢，而且使得农民进城的道路异常艰难。城乡二元结构的绝对对立，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形成的，由于城市有着极其优越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政策倾斜，因而它的发展成飞速上升之势，而农村呢，本身缺乏各种条件，发展自然缓慢，两者的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农村越是缺乏资源和政策支持，就越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乡村城镇化是国家政策的既定方针，即便如此，过于重视城市的发展仍然造成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的严重后果。再者，城市与农村的巨大物质反差使得农民在比较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强烈的心理反差，并由于利益的驱动逐渐开始向城市潮涌。但是在城市中，许多城市人不喜欢农村人，甚至带有恶劣的歧视倾向，因为他们认为农村人没文化、没素质、穿着落伍，而且还盲目的认为是农村人抢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所以城市不愿容纳他们，即使接受了他们，大多数农民也依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状况仍旧堪忧。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除了以上所反映的一般性问题外，各个地区所呈现出的特殊情况也不容乐观。
东南地区：这个地区自隋唐以来便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商业最发达农业，尤其是特产农业非常兴旺，正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在当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法荣，尤其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改革的步伐较其他地区领先一步，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也呈现可喜的趋势。乡镇企业一时间大范围兴起，有意江南最著名的丝织业为盛，“机杼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农民从土地中走出来，开始成为工人，的确，农民过上了想也没有想过的好生活，但是市场行情瞬息万变，一旦市场不景气，很与有可能出现大面积倒闭的状况，农民也陷入无工可做的境地，而且同时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政府和商家开始大面积征地，农民丝毫不了解其中的暗箱操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农民的地也卖完了，只剩乡镇企业这个并不牢固的靠山，告别了土地的它们，是否喜上心头，一切还是个未知数。
中部地区：这里有这一支庞大的“打工大军”，由于种粮不如进城打工赚钱，税负减轻的农民不能把心定在土地上，利益驱使他们大规模的背井离乡，去寻求一种渺茫的新生活。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土地也就只能成为家中老弱的附属品，弃耕土地开始大面积存在，土地未能予以积极利用。而另一方面，愿意在家务农的农民税赋是减轻了，但是却依然没有多少利润可言，这微薄的利润就难以转化成为更高层次的生产力，现代化与机械化的进程缓慢，而且，土地闲置难以实现土地流转，因此在外的农民工只能让土地闲置，在家的农民却因土地限制难以扩大再生产，两者之间矛盾重重。
东北地区：自从“北大荒”摇身一变称“北大仓”后，这儿的粮食开始堆积如山。但是“富余”起来的农民都在为同一个问题而发愁，“如何将这些粮食转化成为真正的收入呢？”重农必须要重商，于是东北开始发展订单农业，发展农产品的新用途，这一举措为农民提供了新机会，但是乐观的农民也决计没有想到：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经过转化后的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他们不得不被迫以低价格出售，卖出去总比等着卖强多了，尽管他们清楚自己处于被盘剥的地位。
新疆地区：被视为农业产业化良药的订单农业在新疆有了较大面积的推广。但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订单对于农民企业双方都缺乏有效约束力的情形下，农民和企业就如同置身于跷跷板上，一头是农民，一头是企业。每当供过于求，企业就高高在上，百般克扣，一旦农产品供不应求，农民又纷纷毁约。牵线搭桥的政府，本想做平衡跷跷板的支点，现实中却难于安位，被搞得焦头烂额。政府、企业、农民在此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如何走出两难境地，仍是一条漫漫长征路。
中原地区：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历史上长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如今却成为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改革是的这一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温饱之后的农民却无路可走，人口增加，土体相对减少，土地无利可图，已不再是聚宝盆，而成了保命田。大量劳力外出打工，撂荒土地越来越多。陷入困境的农民只要有利可图，就无所不干，接下来，生态环境破坏殆尽；更有甚者，贫穷的农民无路可走，开始卖血，许多人因卖血而卖出了艾滋病，越卖越贫穷，越贫穷社会问题越频繁出现。这种生存状态令人堪忧！
其实，区域性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时间这条主线，沿着三农问题的产生、发展、突显走下去，把把三农问题的脉络：
1978年——1984年：农民的蜜月期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个论断经千年以后仍被证明是正确的。改革图景的展开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冒着“触摸政策底线”的危险提出这项制度，但同时也取得了颇有成效的结果，之后，中央支持，开始大力推广，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这一改革的结果不仅可以满足城市工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满足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家庭需要。农民过上了温饱生活，那是农民喜气洋洋的一段蜜月期。
1984年——1989年：卖粮难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粮食产量创纪录固然可惜，但一时之间，市场没有如此之大的承受能力，多余的粮食没有消费途经，开始出现了粮多价贱的局面，自古以来谷贱必然伤农，因此农民的积极性开始下降。中央开始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结构来重新调整农村，乡镇企业也就应运而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农民又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他们开始自发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作物开始由粮食占绝对主导向以粮食为主，以经济作物为补充的方向发展，但中央由于1984年后九江改革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城市，因而只是给予农民一定的权利，并未提出一条长久可行的指导方针，因此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却难以掩盖住绝大多数农民仍是原产品的供应商的局面，尽管销路有了，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依旧不高，而且由于竞争激烈，爆发了一系列的农作物价格大战，而自从“市场形成价格”的价值尽力后，一旦供不应求，物价就将上涨，中国也开始陷入通货膨胀的怪圈。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时还具有一定的活力，三农问题仅仅是处于萌芽状态，稳定农民、保持农村高速发展变成了当时的政策根基。
1989年——1992年 经济疲软期
城市与农村在1989年之后都进入了一个经济调整的阶段，中共中央也在探索中寻求一条有效的发展途径，因而在摸索的过程中，经济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农民手中农作物大量积压，生活颇为不适。
1992年——1996年 市场经济起飞 三农问题孕育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市场经济也开始发展，城市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局面，但是农民被动的被推向市场，许多农民在市场规律与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无能为力，只能继续着1989年以来的困惑局面，并且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未受任何政策性或规律性的指导，因而大受伤害，而且由于近年来收入增加甚微，农民负担问题开始凸显，但是受益于冉冉上升的经济，农民也出现了小小的变化，三农问题也仅限于孕育状态。
但是分税制度的改革却对三农问题产生了新的影响，这项制度有利于中国进行宏观调控，集中财力加快建设步伐，但与此同时，相应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事政相统一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农民基层行政机构便成了最低一级的分税单位，而为了维持这个单位的有效运转，终于开始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三农问题开始孕育。
1996年——2003年 民工潮砰然而至 农民负担加重
民工潮现象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事件。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激活了国民经济，也为城市的发展带了巨大的契机。而此时的农民、农村却只能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来为现代化建设做出默默无闻的牺牲，农民陷入了困境，种粮无利可图，各式各样的税费由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村农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城市的巨大发展促使农民开始无限制地往城市涌入，在他们看来，城市会带来更丰富的经济收入，会提供更宽裕的生存空间。况且，真实情况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打工比种田更划算！可是许多农民工也在承受这笔在农村中更多的考验与伤害：雇主长期欠薪，民工无力讨还；劳动合同制度缺失，有活就干，甚至有饭就行；民工安全、权力保障制度缺乏，连基本权利都没有保障；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农民工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收入始终只能属于城市最底层的水平……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造成了人均土地的减少，可是农民工的外流又导致大量弃耕土地的出现，农业的发展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而且，以亿计算的人口流动会使所有领导人及有识之士感到深深的不安。三农问题已然凸显，而且它的出现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由上观之，我们每一位中国人不得不抱着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意识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可以说，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三、三农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
尽管农业现状已经十分令人担心，农民增收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农村领域的简单改革已经结束，但是中共中央也逐渐认识到三农问题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且他们也逐步在以高屋建瓴的眼光来寻求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方案。
1、
取消农业税。这是目前中共中央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最具眼光和气魄的一项政策。
“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从此以后，长期以来压在农民身上的税务负担将彻底解除，这项政策带来的影响将是具有革命性的。国家将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弃而不用，可谓是釜底抽薪，贪官污吏失去了无休止地盘剥农民的藉口，而农民的负担就将大大减轻，那么农业很有可能就将不再是无利可图的产业，与此同时农业税的取消势必会促进基层行政机构的简化与行政制度的完善，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以农养政的局面将彻底结束，农业的发展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可谓是一石多鸟。
2、
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由于农民极端贫困,常常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更别提自我解决昂贵的医疗费问题了.所以常常是”小病忍,大病熬”,基本生存权力都没有了固定的保障,看病成了农民的老大难,然而,中共中央在2003年对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北京等部分地区惊醒试点，开始建立行星医疗制度，着手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农民每年只需要交很小一部分的钱，就能保证对大病治疗的费用进行报销。这也是中共中央着眼于农民小事的一项重大决策，一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得到有效推广，那么农民看病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3、
加强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力度。当今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农民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维权意识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立足。而国家政府业余见到了这一点，已经开始为对农民进行培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场所，规定各级政府必须加强落实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工作，并将此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进行重点考察。农民工肯定会从此政策之中收益，农民工地位也会随着基本技能的累进而不断提高。
4、
对种粮农民实行财政补贴。这是在世界各国为保障农民利益而普遍推行的一项举措，因为我们农民在养活总人口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现阶段的现实时，尚不能通过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来实现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因而政府也在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利益着想，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有效增长，并为保证农民的积极性和同时积极探寻新的农民增收方案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局面。
5、
乡镇撤并。这是势在必行的一项政策,自1985年撤销人民公社后,61766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收费权利的乡镇政府建立起来,管理农民的机构也随之涌现.这些农村基层机构的摊子越拉越大,都需要农民来养活,农民背上这个沉重的负担后步履维艰。
但是乡镇撤并实现了基层行政机构的有效精简,是一项与取消农业税相配套的措施,对于进一步接触农民负担有着长远意义。
6、
城乡户口差别开始取消。市场经济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强烈对立使得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异常缓慢，而许多高素质的人才因为农业户口而丧失了不少为国家作贡献、为农民谋发展的机会，也有很多人仅仅因为是农村户口而受到别人的歧视。我们有理由为农村自豪，但是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使许多农民在面对城市时望而却步。但近些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在取消城乡户口、农与非农的差别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功绩，随着户口改革制度的深入，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将出现显著的进步。
中共中央与人民政府实施的措施肯定不会仅仅只是以上几点，而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深入。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改革仍在路上探索，我们必须对党有信心，坚定不移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耐心地找寻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
四、三农问题的展望
解决三农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让三农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作为一名深切关注中国发展命运的入党积极分子，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和积极为党出谋划策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很多观点不够成熟甚至处于浅层次的理解上，但我希望机后在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方面深化认识，加强对自身的培养，更好的为我们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繁荣昌盛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1、
农民的权利问题。我认为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又不能操之过急，我很赞成党中央的做法，循序渐进，将改革一步一步深入，踏踏实实地将每一项工作落实到位。
首先从取消农业税做起，与此同时积极推行基层行政机构改革，我们急需形成一套低成本、高效率、廉洁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中央指示不下乡的局面会得到有效改善，而农民才会有法可依，并可更加信赖政府。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农民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其中蕴含的潜力和能量于是巨大的，要在稳定农民的同时又积极挖掘农民的潜力，使农民真正走上一条富裕的康庄大道，根本就在于我们应赋予农民一定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摆脱众多条条框框的束缚，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民，别说没有选举权、教育权，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这是关乎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大事。在城市，农民同样需要权利，他们应该有被人尊重的权利，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时传祥、为什么要尊重李素丽、是因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那农民工呢，他们同样在不受人重视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城市的繁荣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应该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现在许多农民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卫生促呢让，但最后很有可能没有薪水或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在为农民讨薪后会掀起民工讨薪的社会风潮，这说明农民工被雇主欠薪的状况决非偶然，我们在为温总理的亲民爱民行为感动不已时，也必须要切实加强管理力度，建立起一套可行的劳动合同制度，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一切都表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的权利问题。
2、
农民的福利问题。在农村，农民靠土地为生，以农业为命根，但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仅为200—300元，如此低下的收入水平，从城市来看，他们根本就达不到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标准，更何况国家的税收是用来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可是农民还需要缴纳数额不等的农业税。
3、
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这篇文章中曾多次提到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当中的极端重要性，而我们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曾多次提到要建设、简明、高效的基层行政办事机构，而且现在有几个省份已经开始准备搞三级政府的试点，这是政府在行政机构改革上做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基层机构建设的发展。另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各项建设的领导者，那么发挥党员在基层行政机构的先锋模范作用便有着重大意义，在行政上，合理划分党员职责并积极带动其他行政人员，将培养文明户、带动中间户、帮扶贫困户、转化落后户作为基层行政机构的主要任务，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发扬求真务实的实干新风，切实地为农民谋利益、求发展。另一方面，又一次涉及到农民的权利问题，在基层机构建设上应当实现农村自治和民主选举，让农民拥有选举权，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从而选出一套真正为农民生存和发展着想的行政机构，农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才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保证。可见，基层行政机构建设与农民的权利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在贯彻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他们才能相辅相成，和谐发展。
4、
合理利用土地文图和政府有效办事问题。这是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但同样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亦时非常重要。我们总在自豪与中国土地广袤的同时又慨叹于人均土地过少，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是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合理利用土地的问题。农民在面临为何如此贫穷的困惑时是否想到了应反省自身呢？他们认识到了因地制宜的道理吗？大量的现实表明，他们并没有。可持续发展不仅是造福后代，而且还能够维持自身的有效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因地制宜，可以使土地更合理的得到利用，可以使生态环境得到更有效的保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还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我们就有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的希望；政府在为农民办实事的过程当中，应到做到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千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政府在此过程中更好的理解和落实中央的政策，为农民的不同问题寻找切实有效的突破口，并最终达到为农民服务的目的。
说是展望，实施对未来解决三农问题过程当中的小小建议，可以说，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对党的领导时抱有绝对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小 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