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朋友对我的现状表示担心，对我以后的生活深表忧虑。谢谢朋友善意的问候，告诉你的是，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好的事情，坏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从长远来说，它并不对你的幸福程度产生多大的影响。莎士比亚说：“没有好和坏，只是思想使然”。个人的天性会决定你的幸福指数，因为幸福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所以，即使人生中遭受重大挫折，我仍觉得自己有无数个选择，仍会有无数个获得幸福的可能。曾经有朋友对我说：你的精神世界很丰富，但不觉得你很快乐。为什么不快乐？无非是个人理想与现实社会相对峙，内心暗战无法休止停歇的结果。用通俗的话说，自己与自己拧巴了。前几天，看了三联对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访谈，他的观点：“幸福来自对于人生的投入”，这种观点很对我的胃口。过往的十年很漫长，自己的拧巴使得我疏于对人生的投入，没有投入的人生就没有幸福感，所以失去它，不足为惜。

    最近，知名学者型记者李辉同学置疑“国学大师”文怀沙，从而引起我的大学老师易中天同学与李辉同学关于“道德飙车”的辩论。由此话题引申，道德置疑尚有“飙车速度”的底线，那么幸福体验的底线在哪里？如果人生就是一场飙车，那什么样的“飙车”才能既安全保险而又不枯燥乏味？如何做到速度与体验恰如其分，油门与刹车合乎原理？我相信，通过这次变故，我或许找到了答案。

    天还蒙蒙亮，被那四个小家伙吵醒，起来给它们做早餐。

    煮烂的白米稀粥加几汤匙浓牛奶，看着他们嗷嗷待哺，前仆后继奔向饭盆的样子。

    我一直认为，喜欢与小动物或小孩儿相处的人，本质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但是在很多时候，自己骨子里却为何冷酷异常。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为什么把好意、温情、乃至真爱统统忽略掉？

    一直特别喜欢描述特立独行人物的小说，尤其是茨威格的短篇，里面的各种人物均十分精彩，他有把人性放置于放大镜下观察并得出准确结论的本事。他们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影响了我在现实中对他人的判断，并且如何选择拒绝抑或接受。

    最近特别爱看言简意赅的时评，专栏作家以后迟早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坐标代表媒体的良心。连岳不错，很机智，也幽默。厦门PX事件把他从情感专栏的知心哥哥转变成了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敬佩这种转型，但最好不要太“储安平”化，尽量学沈宏非那样怡情于美食，要“风月”不要“风云”会比较保险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出行的朋友，摊开地图，找到天府之国——成都盆地，然后以成都为起点沿山脉往西走。往西到了盛产大熊猫的雅安后，向北折，经过路途边摆满从河床里挖掘出的阴沉木的卢山县，过狭小如盒子的宝兴县城，顺遂踏入山谷，途经一座雪白的汉白玉山峰，然后沿着山谷顺着河水一直往上蜿蜒，当谷底的水流由揣急变得细缓，沿途的岩壁上开始爬满冰挂的时候，你就已经驶入西蜀高地的藏区了。

    夹拉村是四川西部一座普通的藏族村庄，它建在山谷中建在缓坡地上，我就住在这里。到了夹拉村，天色已暮，我们入住的向初央金家是一座木石结构的藏式房子。

    一顿丰盛的晚餐后，与〇〇出了大门，满天星斗触手可及，异常闪亮。

    会有很多瑰丽与奇异的想象，会想起古蜀的三星堆人或者金沙人就在这满天星斗下迁移、战争，会想起那小山一样的象群兵团，会想起古蜀人瞪眼扁嘴的诡异造型，就如同罗中立如今油画里人物的神态一样。

    向初央金是一个两岁的藏族小女孩，聪明、美丽、少见的大方。

    院子里有猪，有马，有成箱的蜜蜂和搬卸食物的蚂蚁，与这些动物相处会让我忆起小时候看的关于非洲丛林历险的那些书本，会想起丁丁历险记，童话大王的舒克和贝塔，蓝精灵等等一切美好而又简单的那些书本。

    早上起床，从居住的寨子往高处走，清晨雾气的山，高原湖泊、沿路两个英国人、褐色山坡的藏寨，晒太阳的藏民，颇有“结庐在人境、天远地自偏”的心境。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在我家庭院。

班禅很年轻，很谦逊，也很有气场。：）

长城下的一名中国警察，很有历史的孤寂感。

那个时代的高贵色彩，军人是一把无形的双刃剑。

历史总是相似的，不变的还是街头匆匆而过的行人。

正在吃东西的中国工人，很想和”蓝蚂蚁“们一起去担当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

周恩来，中国最善于生存的人，他的坚韧让人惊叹。毛泽东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试图最后一次扳倒周公，还是力不从心，让他得以善终。

所谓走刘邓路线的“走资派”即使在如今看见这个场面，也是头冒虚汗，胆战心惊。

伟大舵手高高在上，万千臣民顶礼膜拜。

北京的黄昏，即使有长安街连绵不绝的暖色街灯烘衬，仍然沉郁而清冷。

    每当经过这个街心公园时候，我都会想起多年前在审判罪犯的集会后看到天空中挂满暗褐色虫蛹的那个下午。小时候听文化馆的人的说，以前建城选址就是在这里埋下了第一块基石，道士用 “坐向分金”之术，使了罗盘操弄几个月才在此地竖起第一座庙堂。解放前党团斗争闹得最恶的时候，县部新上任的国民党县长还没进城，就被冷枪打死在距这500米的东门外的田埂上。“大跃进”前夕，几座依照“忠孝节义”排序的石头牌坊仍矗立在这里，只待到狂热的革命小将们将其大卸八块，将雕花的石材抬去铺盖城西粮食仓库的基脚。不知何时，这里竟已变成一片三十亩域阔的空地，余下一棵班驳的傻粗槐树在东侧兀立了。

    我刚懂事那会儿，跟教场街腾师傅在这片空地练拳打桩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乡下选拔的体育特长生掂着脚尖，长胳臂长脚儿的，像袋鼠一样绕着空地跑步，这里除了白日的体育锻炼和夜间的集体械斗，就是召开审判犯人的集会了。有一年正值“严打”，空地中央搭设了高台，上面林立的有罪人等拥挤不堪，尤其记得清楚的是，一个名叫“车美士”的抢劫犯特受群众欢拥，当高音喇叭念到车姓罪犯名谓之时，他仍低垂着头颅，温柔地看着自己受伤的脚踝，如同一位饱受折磨的牧师供众人瞻仰，台下一滩围观人群争相目睹，欢呼雀跃，极象一只只伸长脖子的鹅群。

    那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傍晚，天气爽朗，阳光温顺，空气中恍惚流淌着赞美诗一样的音乐。待罪犯们押解赴刑之后，空地上的人群疏离流散，我们如往常一样，撒开脚丫，朝着空地旁那一条被梧桐树叶淹没的街道没命的疯跑。看着伙伴们的背景消失在两排法国梧桐的尽头之时，我慢慢停了脚步，眼前的情景让我吃惊而且困惑。我立在街道中央，看着石道两侧的梧桐树枝蜿蜒扭转，象一只只大手舞动或者静默，那每一棵树干、每一条枝桠、每一片树叶，都从空中直直地垂下细丝，每一条细丝的端头都结着一颗橄榄形的暗褐色虫蛹，就象全世界所有的虫蛹凝固在秋天的绵绵细雨之中。我就这样站立在漫天悬浮的虫蛹之间看着不远处的赭黄色空地人潮散尽、空阔寂寥。那年是1989年，我13岁。

    多年以后，当开着吉普车在城内穿行的时候，在车头左侧，我看到后视镜镜框中那个街心公园渐渐变小，慢慢远离我的视线。我会想起透过那悬浮着虫蛹的时空看到的那一片寂寥空地，它就象一个遥远的沉重的记忆，与那些屋脊上粗壮茎干的植物一起，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