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体制]：孙悟空的体制化之路与紧箍咒

(摘自十年砍柴于2009年7月在首都图书馆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紧箍咒大家都知道，动不动就念。紧箍咒是什么呢？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体制化的东西，就是组织。组织是看起来好像无形，但是实际上无处不在。我们就看孙悟空。孙悟空大家就很有困惑，说孙悟空的法力为什么越来越不行了，一到后期，一个小毛贼，一个小妖怪都打不掉，早期闹天宫、闹地宫、闹龙宫。导致他的武力衰减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体制化。

    孙悟空开始的时候，无君无父，谁都敢打，本事也很高强。后来这个人老想当官，给他当弼马温，后来嫌太小；给他一个齐天大圣，也没有实权。然后再造反，造反以后就被压到了山下面，后来唐僧救了，要他戴罪立功，这个时候他就逐渐、逐渐地进入了体制，而且他的体制化路是一点、一点渐进。开始的时候他还有野性，动不动就不听师父的，因为他师父很窝囊。但是为什么让唐僧当取经团团长，不要他当呢？大家就说，你看看在里头的，包括小龙马在内，他四个徒弟哪个都比他本事高，为什么要他当取经团的团长，别人只能干活呢？让悟空一个人去取经不行吗？原因其实一点不复杂。

    首先这是一项观音菩萨交给的政治任务，那么她一定要找一个，整个佛界和大唐王朝很信任的人，那么作为李世民的御弟唐僧，而且他是烈士的后代，他的父亲去赴任知府的路上被强盗弄死了，他是烈士后代，根正苗红。那么肯定是要他去当团长。其他的人，悟空也好，八戒也好，沙僧、小龙马也好，都是犯过错误的人，只能给他干活。开始悟空不服气，后来一点、一点明白过来了，三打白骨精，那是师徒第一次大冲突，到后来，他认清自己的位子了，越来越乖顺。

    乖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开始讲第二个领导人身边的人为什么难管。

    孙悟空他刚开始的时候，见到妖怪就打。到后来他渐渐明白了，那个妖怪不管做了多大的恶事，他首先要先了解一下背景，妖怪他原来是干嘛的。一旦知道是太上老君旁边的童子，他就去找太上老君“你看，你去管管。”太上老君就把杀人放火的妖怪弄走了。有时候碰到的妖怪“文殊菩萨”的坐骑，悟空想打杀的时候，文殊菩萨说：“悟空留情，我自己带回去管去了。”他后来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我用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到了无底洞。无底洞那个老鼠精诱惑他师傅。他开始想，这个妖怪这恐怕没有什么背景，打死她为民除害。结果一看有一个牌位，什么“义父托塔李天王之位，义兄哪吒之位”。当年他跟李天王交情那么深，怎么就没有听说有这么一个义女。这事可不能马虎，万一有呢，私下里也许什么就认了。然后啪啪就飞上去了，飞上去一问，李天王都忘记了，年纪大了嘛。有一些领导人到处题词，到处认干女儿，太多了，就忘了。然后哪吒就提醒说：“哎，父亲，是有那么一次、怎么、怎么地。”李天王记起来了，还是年轻人记忆力好。这个时候，就是个面子问题，自己的干女儿要被悟空给弄死，那在官场上还怎么混？就随便说两句话，悟空就放掉她了。所以我说到这个时候，孙悟空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官僚了。所以到最后，他所谓的修成正果——斗战圣王佛，就是他已经彻底完成了体制化，这才叫修成正果。

    后来第三点取经给回扣的规律。最后取完经了以后，佛祖身边的人给了那个白字经，悟空说怎么给我的经文全是白纸？然后佛前两个菩萨说，你经不能白取。于是唐僧师徒不得不把那个紫金钵给了他，才取了那个经。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所谓神佛的次序与现实，其实是毫无差别的。这悟空，他那么有本事，那么厉害，实际上他所重视的还是体制内的认可。你说你自己当齐天大圣不行吗？不行，因为就是我们这些妖魔鬼怪认可我，跟牛魔王整天在一起喝酒、吃饭也不过瘾，一定要玉皇大帝给我一个说法，给了一个弼马温。他想，我好好做。做一个弼马温的级别太低，不行，我要造反。然后那就给你一个齐天大圣，看似很高。实际上就是忽悠他，知道他也不是组织部的人，也不知道什么级别，最后开蟠桃会一问，这个也邀请了，那个也邀请了，连什么赤脚大仙都邀请了，独独我这个大圣没有邀请，完了他知道是忽悠他。因为能不能上国宴，去了国宴，你的坐席摆在哪儿，就意味着你在这个权力场上实际上的地位，他一看，我根本连国宴最偏的座位我都坐不了啦，肯定是根本没把我当回事，所以要反。他反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修成正果。  

    为挣扎在圈套中的体制感到悲哀！

关于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网友反对“一刀切”

                                     ———  摘自 中国新闻网

    到2010年1月1日中国全部事业单位将实现绩效工资制。这项关乎3000万事业单位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一出台就引发社会的大讨论。

　　目前，人保部绩效工资改革细则正在制订中，离实施时间也不过还有3个多月。人们对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赞成的，期待以此打破那些长期为人诟病的弊端，包括官僚化严重、专业技术人员不被重视等。

　　纵然绩效工资改革方向被认为是对的，但新京报网调查显示，网友没有表现出“一边倒”的态度，40.1%的网友表示“情况复杂，不宜一刀切”，选择“赞成，打破平均主义”的网友占35.75%。对于绩效工资改革的结果，“提高工作的积极性”(33.33%)、“强化领导权力”(25.6%)占到前两位。

　　在绩效考核指标的制订方面，要做到科学合理，不仅要考虑行业的差异，还要考虑不同层次的差异，譬如小学和中学，绩效考核如何体现合理的不同，显然需要广泛征求意见。

　　绩效改革在有着长期的官本位传统的行政性强的事业单位遇到更多难题。首先是绩效标准，也就是工作量和工作质量难以衡量，另外还有不少人担心因为“官本位”等因素无法实现奖勤罚懒的目标。目前，对于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最明显的焦虑倒不是绩效改革本身，如何保证公正公平，才是最大的难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担心，如果政府整体投入不变，公共服务会因为绩效考核追求“效益优先”而打折扣，与已有的“市场化”改革一样，事业单位能否继续保持公益性质也将受到考验。

　　另外一个争论，就是如何保证老员工的福利待遇，这些人以前没有享受过绩效工资，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与年轻人竞争绩效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认为，应该考虑通过绩效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平衡。这个比例最好定在50%以下。

　　绩效工资改革的复杂性可想而知。但愿，几个月后的细则也要经过讨论的程序，以吸纳更多有益的建议。

国有事业型剧团生存价值考辨与质疑[转贴）

    剧团的生存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人人都能回答：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吗？但或许正因为太容易回答了，在经济和文化双多元的今天，这个答案反而变成了一句没有可操作性的空话！
一、 剧团的原生生存状态
    我们对古今中外各种剧团进行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剧团的原生生存状态是产业型生存状态；即依靠演艺获取收入的市场化生存状态；世界上也有许多剧团不是这种生存状态，靠政府、企业或者慈善机构拨款生存，但这种生存状态显然不是原生的状态，而是人为生存状态！
     追根朔源，剧团的长期存在依赖于票房，中国传统的戏班子基本上都是如此；在西方，除古希腊戏剧更多依赖于宗教外，更多情况下也是依赖票房生存，莎士比亚、雨果、席勒、大仲马……。西方许多杰出剧作家的杰作因这种传播方式成为名剧。即便莫里哀这样的宫廷古典主义大师，一生中更多的时候也是生活在人民大众中。北京故宫很早就有戏台子，但没有宫廷剧团，慈禧太后听戏多半还得到宫外去请戏班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国家一开始就把剧团定性为事业体制，少数小型剧团属集体所有制产业（但后来都烟消云散了）。这个  定位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显然无可置疑。但这并不等于说，国有事业型剧团是中国文艺界一成不变的体制模式。
    在实现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剧团的模式问题，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二、 国有事业剧团的体制优劣考辨
    把剧团定性为国家事业单位，使演员、艺术家有了国家干部身份，同时又通过丰厚的票房收入，使剧团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建国初期，事业型的剧团模式，确实充分显示出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
    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舞台艺术受多元文化、特别是电视、网络媒体的冲击，大多数剧团面临票房收入入不敷出、经济上捉襟见肘、从艺人员生活水准低下等。因此，国有事业型剧团模式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
    这几年，笔者因工作关系认识戏曲院团的许多职业演员，除个别人成为名角外，许多人一辈子都在跑龙套：从20岁跑到50岁，熬了一辈子，但除大合唱之外，从来没唱过一句单独的唱段、没有扮演过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我们的国有事业型院团人才浪费何其严重确实到了惊人地步！长此下去，谈何以人为本？
    事业体制下的国有剧团人才垄断严重，许多演员长期没有角色可演，别的演出团体用人需要经过很复杂的行政手续，这种人才垄断机制严重障碍了演员的创造能动性，同时，更严重阻碍了全社会对于演艺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文艺的大繁荣、大发展是一种严重的人为阻碍。
现行剧团体制最严重的问题是：长期的事业体制使我们严重忽略了舞台推广机制和营销队伍建设，很多剧团长期以来重演出、轻推广，坐等观众上门买票，营销队伍本来就不属于商务序列，而是属于事业序列，以官为商、不讲销售业绩，典型的官商作风！戏票卖不出去，是剧团生存最致命的软肋！
    其次就是这几年舞台成本急剧上升，一台演出动辄数百万，而票房常不及百分之一，如果没有政府拨款，一台戏很可能就要演垮好几个剧团，怎么得了？
    所以，解放文艺生产力，关键是国有事业型剧团的体制如何改革！

三、 机制改革无法替代体制改革
    国有院团改革不是今天的新课题，从80年代开始，剧团改革就进入了文化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但过去的剧团改革从来没有触动体制问题。如果这种只触及机制，不触及体制的改革可以成功，那么我们的剧团改革早就成功了，我们的舞台艺术早就不是目前这种状况了！
然而，我们的院团改革进行了20多年，效果甚微，甚至越改革问题越多。无可回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国有院团的体制定位了！
以事业单位目前盛行的绩效机制为例，这种人事薪酬机制的改革，与我们国有院团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1、很多院团工作任务严重不饱满，许多人一年365天有将近300天赋闲。不是大家不愿意演戏，而是很多剧团演得越多亏损越大，艺术家辛勤的劳动在经济上变成了负增长、负绩效，这样的剧团如何引入绩效机制？
2、很多演员一辈子都在争角色，从艺校毕业争到退休，而我们的剧团没有人气指数评估办法，谁当主角由领导说了算，而不是市场说了算，这其中常涉及剧团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演员演不上主角究竟是演员自己的责任，还是领导的责任？这个基本责任都无法认定，个人绩效如何评估？机制改革对于我们的许多国有院团而言，犹如空中楼阁！
总之，目前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工作热情是很饱满的，但机会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少，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绩效机制对于他们来说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因此，对于众多国有院团来说，机制改革至多只能治标（很多时候连标也治不了），只有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四、首先引入资产评估机制
    我们不是在写文学作品，描述剧团的生存状态不能仅有文学语言。要正确描述一个剧团的生存状态，首先必须对剧团的资产状况进行科学评估！
    笔者曾参加云南电视台某频道的资产评估工作，根据评估机构当时的公式，一个企业的资产评估大致由两个要素组成：第一是现有固定资产；第二是创收能力。剧团是文化机构，除以上两要素，还必须考察其无形资产的拥有状况，这是文化机构与一般企业的根本区别。
    过去的剧团是事业体制，但绝大多数剧团都进行营业性演出，因此，只要是国家允许进行营业性演出的院团，都应该进行资产评估：
1、固定资产要素：包括剧团的公有财产，可多次使用的道具、景片、服装、以及剧团拥有的公共房产、剧院等。这是资产评估的基本起点。
2、创收能力要素：这是剧团资产评估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一般的资产增值评估公式是：最后一年创收总额×10年×（1＋近5年的创收平均增长率）＝剧团的资产增值评估。
在这里，“最后一年的创收总额×10”，代表企业今后10年的净收入；这个收入不仅仅单指票房，也包括剧团的其他收入。
“1＋近5年的创收平均增长率”，代表企业当下的增收能力。
3、无形资产评估：剧团无形资产评估是最困难、也最具争议的内容，但并不是不能评估。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对自身资产进行评估，其中就包括大量无形资产：收视率、覆盖率等要素，也包括了许多著名主持人的品牌值评估，其中李咏被估为2亿品牌值，为央视主持人之最！
剧团的名演员、名艺术家、原创队伍、演出过的知名剧目、获国际国内大奖的奖项和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与级别……，都应该被纳入无形资产评估范畴，忽略了这一部分资产的评估，剧团的资产评估将误入歧途！
    笔者不是资产评估专家，以上只是一个用于调研剧团生存状况的简单框架。更具体的办法还得请教专业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国有事业型院团的关停并转是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但剧团的关、停、并、转、留，都必须有科学的定量依据和定性分析。我们并不一概支持对剧团的关停并转，也不一概反对对剧团的关停并转，决定一个剧团未来出路的核心依据应该是它现实的资产状况：一部分剧团已经疑似不良资产了，就要果断剥离！尚有良性运转可能性的剧团就应该坚决保护！
    剧团的资产评估工作缺失，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中最大的盲点！缺失了这个要素，文化体制改革就变成了空中楼阁！一些不该撤的剧团被撤掉了，一些不该保留的剧团可能依旧存在……。
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贯彻到文化体制改革中？

五、公益性剧团与国有事业型剧团的根本区别
    现在很多剧团看到文化体制改革即将来临，便纷纷打起公益剧团的旗号，公益性剧团和公益性演出，似乎成了很多剧团逃避改革的一把金伞。
    其实，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
    公益性剧团和过去我们所说的国有事业型剧团，有着本质的区别：
事业型剧团这个概念，只能说明剧团现行的体制状态，无法说明它存在的目的性和存在价值。
    而公益性剧团必须有明确的公益目的，这个存在才是合理的！公益性剧团存在的目的很多，但大致可分为文化公益和社会公益两大类。
1、文化公益类剧团：国内部分戏曲院团承担着保护传统剧种的使命，为保护传统剧种、剧目而存在；也有的院团（如交响乐团），承担着传播高雅艺术的使命。这些院团都有明确的目的，但数量切不可多，有些地区同一个剧种有好几个剧团在演，在票房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剧团间的相互竞争只会将有限的票房份额恶性撕裂，加速该剧种的死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任何益处！
2、社会公益类剧团：因某种政治或社会宣传的需要而存在，但这些剧团无可回避票房竞争，一个担负政治宣传使命的剧团，如果根本没有观众来看戏，其传播价值就等于零，或者临界零，这类剧团可以保留多少，文化主管部门一定要慎重考虑！笔者认为，在更多的情况下，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最好不要保留这类公益剧团，可以交给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去养（如环保、禁毒等），变成主题性的公益剧团，公益目的会更明确。这样也可以进一步统筹社会资金来办剧团。
3、提倡企业介入公益性剧团管理：我国体育界的改革，使很多球队变成了企业冠名制。剧团今后也可以考虑这种模式，以企业冠名的剧团，可以以公益化的票价进行营业性演出，对于推动企业的品牌增长很有好处，也可以解决低收入人群和农村观众看戏难的问题。这也是公益性剧团的一种重要模式。

六、演艺文化产业的杨家将模式初探
    宋朝开国时，统治者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规定元帅等高级将领不带兵，军队日常事务交给级别较低的将官管理，国家一旦出现战事，朝廷临时任命总指挥。著名的杨家将就是这种体制下诞生的职业化军事家族。
    现有的剧团体制，人才垄断极其严重，造成全社会的文艺人才资源浪费，每个剧团都要养一批跑龙套的演员，负担何其沉重？而事实上京剧龙套和滇剧龙套究竟有多大的专业化区别呢？京剧团的舞美真的就搭不了话剧布景了吗？笔者认为，剧团体制改革，成建制撤销剧团或者进行事转企，不失为办法之一，但绝不是惟一办法。
从舞台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那种仅仅靠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办剧团的格局，力量实在太单薄了、钱实在太少了！社会办剧团、社会办演出是今后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选择！今后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制订相关的文艺政策，对繁荣文艺进行宏观指导和市场监督，优化审查制度和文艺投资环境，而不一定是自己亲自办剧团、甚至自己亲自炮制剧目。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后，剧团的演艺人才更多应纳入演艺经纪公司，公司对各类文艺人才进行分别经营：
1、将剧团的名演员、名编导、名角，纳入具有品牌和知名度的娱乐经纪公司经营，使他们成为该公司的签约艺人。公司负责对这些艺术家进行包装宣传。并根据每个艺术家的能力专长，按档期制办法进行经营管理。
2、由各地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统一的演艺人才劳务经营公司，对各剧团的龙套演员、舞美辅助人才进行多元的劳务经营，并切实保障这部分人的基本生活。今后名角唱戏，由劳务公司选派相应劳务人才为其临时搭班，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杨家将模式╠╠一种和剧团模式向对应的现代艺术人才管理模式。
    在现代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名演员和跑龙套的被捆绑在同一个剧团内、角色分配靠行政命令，将严重障碍全社会对艺术人才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对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十分不利！
文艺作品是人创造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关键问题是如何解放艺术人才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距离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就不会太远了！

作者:李洪涛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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