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准确时间是晚餐时，小魏晋一边吃饭一边吃桔子，斥之而不理。晚上常规加餐，吃面包，一边泡脚兼看电视。看起劲了，等喝水时，发现准备好的水已经有点凉了。

     昨天，我正在上早自习，接老婆电话：“儿子拉肚子，你上午有课没有？”我有，三节。于是请假，陪太子看病。看了病，没有去上学，回家蔫蔫而睡，睡至中午才起来。下午，及傍晚，生龙活虎，尤其有小朋友来玩的时候。晚上，偶尔说肚子还有点痛。一夜无话。

     今天早上，赖床，久呼不起，扮痛苦状。但众大人坚持，于是只好地、无可奈何地、不甘心地、不情愿地……起床了。然后吃东西，然后去读书。生病后随便逃学的梦，碎在了这一个早上，这个九岁零三个月的阴雨绵绵的寒冷的早上。而又据说，上学路上，其实跑得飞快（快迟到了）。

     第二节课后，抬眼望窗外，突然看到阳光灿烂。

     该事件表明亲子教育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某少年可以随便逃学的日子，从此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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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看来我也学会了逮着一个话题喋喋不休。

      昨天是12月13日。前天我提前追问了一下昨天的含义，然后写了一篇《明天是12月13日》。原本准备就此作罢。但看了他们的一些回复，觉得还是应该再说一些什么，于是在昨天准备了一点内容，在今天上午的课堂上去提了一下。（你没有被时间绕晕吧？如果有，那么你应该去看一看有没有高血压或低血糖，身体重要啊。）

      是做的一个PPT课件。大约内容如下：

第一张：

第二张：

     也就是说，今天是12月12日。

     明天是星期天，没有我的课；但今天有。我说：“明天我没有课，所以我只好今天提前提一下明天这个时间点，明天是12月13号，大家能想到点到什么吗？”

     三个班，三个实验班，将有九十多人会考上重点大学的理科实验班，根本没意识到这个时间有什么不同，仍然轻松自在地坐在座位上东磨西蹭。终于有人注意到我还是没有开始讲课，而是比较坚持对这个时间的态度，于是开始交头接耳，但是，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人发出我希望听到的声音。

     最后的结果是：有两个班有人犹犹豫豫地说，“好像……是南京大屠杀？”而还有一个班，连这个声音都没有。

     之前的九一八，我提过那个国家：《唱支乱歌给9.18听》，当时也提过这个时间点，是为了说明从1937年7月7日开战，到1937年12

     冬日长久，阳光偶见。日子与心态，渐渐坠入沉沉之境。

     灰暗。我明知我只是一个杞人。从来都，一直都。然而，还是如此难受。

     如果没有爱与被爱，我如何度过此冬。

     看我如何虚度时光，看你如何红尘煎熬。

     看台下一个一个又一个苦中作乐的小脸，看他们有的更沉静有的更躁动，看女生如花容颜渐僵硬、看美目盼兮染血丝。

     看哥本哈根的剧烈争吵，看图瓦卢就要从地球上抹去，看华北平原从50米已延伸至500米的井深。人类坐在2012的边上，还在拼命胡闹。

     难怪鲁迅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回头看老婆凶狠的笑脸看儿子乱七八糟的玩耍，我庆幸我的生活还能保持平静。我能保持微笑。

     世界吻我以痛，我回世界以歌。

      其实，这题目不太恰当，或许取成《看别人怎么看待‘说话’》更好.

      余杰有一本书，叫《说，还是不说》，初出来的时候，我受过一些影响，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初的强烈感受慢慢消淡了一些，也对他的一些观点和言说方式有一些异见，但对他当年“选择说出来”的态度却一如既往地欣赏：我并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 他在这本书的序里说：“写作是我对内在自由的捍卫，也是对外在自由的捍卫。”“我不拒绝交流，而且在交流之中不断地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重看这样的文字，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我们之所以要说那些“看上去根本与我无关的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不只是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在与世界的交流中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喜悦、欣慰，与痛苦、愤怒，因为选择了“说出来”，就是对“自我的内在自由”的捍卫，当我们不敢喜悦，也不敢愤怒，那么我们的灵魂的自由飞扬的权利，就已经完全交给了别人，比如交给了强权（包括隐性的强权威胁）或交给了自己内心的魔鬼。如

     成都通报拆迁户自焚事件调查结果：因暴力阻挠依法拆违事件，涉嫌妨害公务犯罪，被拆迁方8人被刑拘，另有4名实施监视居住，这“是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

     死者长已矣，存者仍要拘：这就是本次拆迁自焚事件的暂时结果。使用“暂时”一词，是因为我对这一事件尚不绝望，对这个世界也不肯绝望。

     四十多岁的当地知名女企业家，本无必死之必要，但她确实已经不在。我设想，假如唐福珍在当时，是抓住一个无关的十岁孩子作人质，把汽油倒在这可怜的孩子身上，说：“你们如果不退下，我就点燃他。”那些拆迁人员会怎么做？按我的天真的想法，他们应该必定是退回吧？因为我们都知道，首要的是保证人质安全。现在唐福珍把汽油倒在了自己身上，算不算是绑架了自己？算不算是她以自己为人质，试图与拆迁方谈判？而面对这样一个弱小到只能把自己当成人质的女子，我们的坚定不移的拆迁方，却大无畏地选择了继续他们的行动（对他人“可能丧失生命”这一结果的大无畏）。

     究竟是唐福珍过高估计了拆迁方的人

     2009年11月13日，四川成都金牛区拆迁自焚案中的唐福珍女士，在重度烧伤后16天，于11月29日，死了。

     那些还在认为这家人只是为了钱的人，可以闭上嘴了。一般说来，我们都认为生命重于财物。但唐福珍这一位当年的女企业家，应该对自己“浇上汽油点燃打火机”的后果非常清楚。她这一死，我不知道她在九泉之下是否后悔，但根据她被救下楼时的话“……我要死了，儿子在哪里？……用家里最好看的照片做遗像”的话里，我愿意相信她的行为绝非激怒之下做的瞬间冲动行为。她是做了走到这一步的准备的。

     是谁让她决绝到这样的地步？她应该绝非走投无路的穷光蛋，更不存在“老子光脚的，更不怕你穿脚的”这样的破罐子破摔的无赖式思路。我看了网上的相关内容，她不仅不是穷光蛋只剩下命一条了，而且是当地有声望的人。

     1996年，唐福珍和丈夫胡昌明在成都做服装生意，家乡村镇领导为了发展企业带动经济，把他请回金华村办企业。出于对家乡经济的支持，唐福珍夫妇从成都撤回资金，回村里开办服装厂

     经过了许久的幸福时光，没有任何征兆地，我的方正笔记本的硬盘，又坏了。

     究竟是我的运气不好，还是方正的质量太糟糕，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是我的电脑第四次出问题。 

     面对高科技，我自然无话可说。所以我只是在安静等待第五块硬盘的到来。我只是有一些可惜我电脑里的一些东西，多半就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而有另外一些东西重新整理的时候，也很花时间，比如这个博客的所有文章的备份。尤其近期的一些东西，我根本没来得及备份。而里面似乎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丢了就再也想不起来的东西

     问了一下修理店的同志，他说，没事，换一个硬盘就是了。他说，你这个硬盘60G，容量小了一点，换一个大一些的吧，比如250G。我突然想起我的这个笔记本的型号是方正S260，即“方正傻瓜250+10”。现在配上一个250G的的硬盘，正好般配？

     当年决定买方正的时候，是本着爱祖国爱人民的原则。当它第一次坏的时候，我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

      这是两个学生的周记。两个女生。前两次贴了几篇，好像都是男生的。其实，我这三个理科班，还是有女生的。

 是自由不要我，还是我不要自由 

               林霞   25班

      距离上次收周记和上上次写周记已经一个多月了。记得上次放暑假我和我表哥聊我的高三时我说我要“彻底堕落”一年。但当我准备堕落时，我发现时间已经没有一年了。于是乎，我只能堕落得不彻底，这不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