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十二条规

（第四届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国际孔教研讨会论文）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助理 陈杰思

作为一个儒者，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在儒教遭到长达一个世纪的攻击与破坏之后的今天，许多人已经不明白了。儒教的复兴，必须走正道，同时必须遵循共同的规范。共同规范的形成，则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生存环境，通过众多儒者的生命实践，集众多儒者之智慧而形成。中国儒教协会若要注册成功，其中有一个要求是向有关部门提供儒教的教规。在此，我呼吁各位同道在阅读本文后，提供宝贵意见，以便修改、补充。

何谓儒家、儒者或儒士？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三礼目录》：“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据历史文献对于儒家的界定，又依据现实情况，可以明确：儒家、儒者或儒士就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素养、敬天尊孔、修身行道之人。依此定义，则儒家、儒者或儒士可以分为如下二类：

一为儒教（孔教）信徒：包括以儒教为人道宗教的信徒或以儒教为神道宗教的信徒。孔教为儒教之别称，不宜将孔教作为儒教的一个分支，或者作为儒教在近现代的形态。

二为儒学信奉者：研究儒学并信仰儒学的专家、学习儒学并信仰儒学的人士。在儒学信奉者中，以孔子儒家之道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士谓之儒商，遵从孔子儒家政治道义的从政者谓之儒官。研究儒学但不信仰儒学者不在此列。

儒者不仅仅具有某种认知，也不仅仅具有某种信仰，因为儒教是文明体系，因此，儒者居于儒教文明体系中而呈现出相应的生活形态。故，儒者与儒学儒教之关系，犹如鱼与水之关系。依据历史的考察，基于现实的考虑，本人认为一个儒家、儒者或者儒士应当遵循十二条规：敬天、尊孔、读经、祭祀、传道、捐献、立牌位、行十义、着深衣、习礼乐、诵诗文、弘国粹。

儒者十二条规范，既可作为儒教信徒的规范，也可作为儒学信仰者的规范。从更大的范围讲，这十二条，也是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作为炎黄子孙应当奉行的规范。

现分述如下：

一、敬天：

昊天上帝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终极创造者，是至尊至上的神。《周易·干卦·彖传》： “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 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昊天上帝或称皇天上帝、上帝、太一、天皇大帝等，无形无象，又无处不在，与宇宙同体：“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宋史·礼志》）

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表达宇宙创造者。华夏民族以本民族的表达方式将宇宙创造者表述为昊天上帝，阿拉伯民族将宇宙创造者表述为真主，西方民族将宇宙创造者表述为God(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将此名按中国的习惯译为“上帝”或“天主”)

昊天上帝是宙宇规律的制定者，也是人类社会道德法则的制定者。《诗经·大雅·荡·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柄彝，好是懿德”。昊天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关注着人间的善与恶。《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昊天上帝制定了因果报应之律令，赏善罚恶。《尚书·商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人们必须遵循昊天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才能大吉大利。人们通过信仰昊天上帝，接受并践行昊天上帝创立的道德原则，从而提升现世（阳间）的生命境界，并在死后灵魂也能在另一空间（阴间）进入高级的生命境界。

每个人作为昊天上帝的子民，应向昊天上帝担负起六种义务：

信仰：相信昊天上帝是宇宙创造者，相信昊天上帝是万物之主，信从昊天上帝所制定的道德原则。“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通过信仰而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永恒的归依，并使自己的生命从有限走向无限，从卑微走向崇高。不同的生命个体通过对昊天上帝的信仰而得以贯通，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阻隔。

敬畏：敬畏昊天上帝，以最高诚意尊奉昊天上帝，并由此而产生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感情。孔子倡导：“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敬畏昊天上帝，就必须端正自己的行为，以符合昊天上帝之旨意。《尚书·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昊天上帝的监临之下，所以要小心谨慎：“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则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知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不知天命，故不识义理，而无所忌惮如此。”（《四书章句集注》）小人则因为对昊天上帝没有敬畏之心，所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君王没有敬天意识，就容易成为暴君；民众没有敬天意识，就容易成为暴民。“无法无天”，是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既没有法律的约束，也不感知上天的临监。

修德：《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每个人天然地秉赋着良知，通过修养，将天然良知呈现出来，就与昊天上帝所创立的道德法则相应。遵循天道，接受天命，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

献祭：建立了王权专制之后，祭天成为天子的特权，由天子主持名为“郊祀”的祭天大典，私人祭天受到国家法律的禁止。由此，王权专制成了民众与昊天上帝之间的障碍，拉开了民众与昊天上帝的距离，这是民众“敬天”意识日趋淡薄的重要原因。在当今平等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昊天上帝的子民，人人都应直接面向昊天上帝，人人都可以向昊天上帝献祭。

祈祷：祈求昊天上帝赐福，祈求昊天上帝保佑。但我们应当知道，昊天上帝对人的赐福与保估并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仅仅因人的祈求就可以赐福。《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昊天上帝只赐福有德之人，因而昊天上帝所赐之福应称为“德福”。如果自己行为不端，违背正道，就会遭到昊天上帝的厌弃：“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在如果抱着邪恶的心念祈祷，并试图以祈祷消除自己的罪，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

忏悔：儒教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有“原罪”，“人之初，性本善”，但由于利益、私欲、无知的存在，每个人都会犯罪，人应当经常自我反省，反省自己的过失，反省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商汤曾有如此的忏悔：“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论语·尧曰》）

对昊天上帝的信仰，在先秦时代是非常真诚而又清晰的，但是后来，皇权至上侵犯了昊天上帝的权威，而号称“天子”的皇帝们的胡作非为，损害了昊天上帝的正义形象；多神信仰及迷信的泛滥，使人们对于昊天上帝的认知模糊了；道教的“修道成仙”、佛教的“顿悟成佛”过于强调主体性而减弱了人们对于昊天上帝的尊崇。于是，儒教“敬天”传统渐渐丧失。由于“敬天”信仰的缺失，使人们的道德修养失去了“敬天”这一支点，处于飘荡无根的状态。同时，也使得儒教信徒丧失外在的拯救力量，也无法满足人们终极关怀的需要。如今要复兴儒教，就必须首先重建“敬天”信仰。

二、尊孔

昊天上帝传达其旨意的一种方式是：昊天上帝并不直接以言说的方式向人们告知道德法则，而是以其自然的可见的形态向人们展现道德法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干象》）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体悟天道而获得对道德法则的认知。昊天上帝传达其旨意的另一种方式是：在中国，昊天上帝的旨意是通过以孔子为首的圣贤先知来传达。孔子已意识到自己就是昊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言者，他说“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承担起传道的重任：“子长于匡，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具有虔诚的敬天信仰，并将敬天信仰作为其道德信念的支点。孔子经历人间的多种苦难，但能够泰然处之，就是因为他有了昊天上帝信仰。

由于“怪力乱神”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昊天上帝的信仰出现了混乱，产生了大量的迷信。在多神面前，人们丧失了对至上神的专一与虔诚，而是根据自己的功利需求，选择某一神来敬拜，并将神世俗化，企图通过香火祭品的贿赂，获得某一神的恩赐；或者有不少人借各种神的名义，以自己的意见冒充神意，妖言惑众，残害或者欺诈他人，以捞取私利。所以，孔子不提倡“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唯有摆脱“怪力乱神”的迷信，才能建立对昊天上帝的真诚信仰。1898年康有为先生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指出：“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未知专奉教主，以发德心”。中国迷信泛滥，既使“敬天”意识淡薄，也使“尊孔”意识淡薄。

中华民族之兴旺发达，有赖于数千年来历代圣贤英烈的杰出贡献。凡我中华民族人民，无论身居何处，都要热爱中华文化，都要崇敬中华历代圣贤英烈，唯有此，才能培养民族感情。孔子是中华民族历代圣贤英烈中的最杰出代表，理当受到我们的崇敬。尊崇孔子，所产生的效用是：以孔子为榜样，学习孔子的伟大人格风范；相信并虚心接受《论语》所示之道。

尊孔之行为，具体表现为：1、以恭敬之心诵读《论语》。2、在居住之所，立孔子牌位或孔子圣像，定时焚香敬拜。3、每年参加祭孔典礼，祭孔主要目的，就在于培养尊孔之心。儒者在祭孔之时，用跪拜之礼。4、过孔子圣诞节，使用孔历。建议以孔子出生当年夏历元月一日为孔历元年元月一日。5、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儒者，一生之中至少要有一次前往曲阜圣地拜谒。平常持此心念，也会对圣城心存向往。6、对于诽谤孔子之言论、轻侮圣人之行为，应进行反驳、抵制。

三、读经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读经必尊孔，尊孔必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文转变为信念。若尊孔之士不读经，则不知圣贤的教诲，尊孔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情绪。

读经八法：

恭：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建议在诵读经典之时，先向圣人孔子焚香敬拜，有了对圣贤的恭敬之心，再读经典。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恭、静、悟、信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知识类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静：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要专心致志，在诵读经典时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不能分心。所以，每次诵读都要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之中，使用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进行诵读。

诵：读经可以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而其它类型的书籍则只需看或默读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记：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

恒：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悟：要求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因此，在幼儿读经时，对每个句子进行长篇大论地讲解，并无必要。

信：即相信经典。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数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置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通过理解、体悟，通过行动与探索，并通过中华文化的各种具体形式，使经典语句负载着的生命精神，直接触入到学习者的精神世界中，转化为学习者的健康人格与品德。

行：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四、祭祀

儒教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它宗教的特征，就是祭祀。《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中国有悠久的祭祀历史，在殷商的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有关祭祀的记载。“儒”原本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种职业，他们主持婚丧祭祀，具备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孔子童年时代做游戏时就摆上祭器，仿效大人做各种祭祀礼仪动作。

外献祭品：祭品多用猪、牛、羊、鸡、水果等。一般小规模的祭祀用鸡或水果即可，牛、羊、猪合称三牲，是最隆重的祭品，在一定规模的祭祀场合中运用。祭品在仪式结束之后，参与祭祀者可以分而享之。先行迎神之礼，致祭者要向神明三次献酒，分别称为初献、亚献和终献，合称“三献”。“三献”礼毕，乃行送神之礼。

内献诚心：参祭者的心与圣贤英烈的心、与神灵的心、与祖先的心达到心心相通，心心相印的状态，这是人心与道心的合一，这是小我与大我的合体，这就是“结心”。具体做法是，在祭祀之前要斋戒沐浴，用一段时间调整心态至敬与诚的状态；“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礼记·祭义》) ；体会圣贤英烈的教导，“结心于夫子之遗训”(《潜夫论·赞学》)；祭祀者抱以极大的诚心，亲自参与，不作旁观者，亦不可派人代替；相信被祭者的存在，进入与圣贤英烈共在、与神共在的境界，就如《论语·八佾》所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祭天、祭孔、祭炎帝、祭黄帝、祭关公、祭妈祖、祭祖、祭先贤英烈等。

祭祀有如下功能：

1、创设情景，融入其中：创造庄严肃穆的环境，创设圣贤英烈出场的景象，展现礼乐歌舞，耳濡目染，以感性教育配合理性教育，培养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

2、神道设教，教化民众：培养孝心，培养敬畏生命之意识，遵循圣贤教导，继承祖先遗德。《礼记·祭法》：“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 “彼知舜之当祀，必知舜之当法。”(《雪楼集》卷十二《历山书院记》)

3、人神交通，人心交感：创造圣贤英烈与参祭者共在的场面，获得精神慰藉，消除隔阂，拉近心灵的距离，培养仁爱之心。

4、报本返始，寻根谒祖：满足终极关怀，培养感恩之心。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来说，祭祀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炎帝，祭祀孔子、老子，祭祀历代圣贤英烈，可以培养人们的民族感情，强化认同感，培养归属感。《礼记·祭义》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

5、求福消灾，寄托希望：祭祀不是贿赂鬼神，求福消灾之请求，必须配以自己的德行，才会有好运降临。“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礼记·祭统》）。

6、缅怀先人，表彰功德：《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祸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大凡立功、立德、立言之圣贤先烈，荣享祭祀，生命不朽。

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将祭祀活动作为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手段，也是可以的，但同时要注意在祭祀活动中体现以上六项功能，否则，就会出现偏差。

五、传道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上世纪五十年代，新的社会里没有给儒家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部分儒家流落港台和海外，留在大陆上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丧失了传道的权利。由于儒家文化遭到全面的破坏，现在，儒家文化虽有复兴之迹象，但总体说来，儒家文化通常只在学术研讨会中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被反复翻抄，并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相互传递。儒学或儒教没有作为生命信仰之道在儒学研究者之中互相传递，更谈不上向学术圈之外的广大民众传递。广大民众对儒家之道比较陌生，许多人的头脑中残存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带给人们的关于儒家的种种偏见，以至以像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这样的书也能迷惑不少人。当今之世，得儒家之道并致力于传播者当数汤恩佳先生、蒋庆先生等人。于丹教授虽不能说已得儒家之道，但她以生命体验为基点，用通俗、生动、现代化的语言向人们传递了部分孔子之道。儒者，应当担负起传道的重任，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同时，尽量接触对儒家文化感兴趣的民众并对他们讲道，参加各种儒学儒教研讨会并撰写儒学儒教文章，经常登陆儒家文化网站并积极参与发言，开办各种传统文化学习班、读经班，通过各种途径传儒家之道。同时，作为一个儒者，应有身教胜于言教的理念，在传道时，自己也按儒家的规范行事做人，给人们树立榜样。既然西方各大宗教可以在中国传播，为什么中国的儒教就不能向国外传播呢？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也应担负传播儒学儒教的责任。

孔教运动在中国大陆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就是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导致孔教运动的挫折。儒教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要坚持政教分立的原则，立足现实，注意策略。

现阶段中国儒教复兴的八项原则是：

1、儒教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传统美德，培养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质，建设精神家园，促进社会和谐。

2、儒教定位为中华民族主体宗教，不宜倡导儒教作为国教。

3、儒教应当争取享有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宗教政策，不应当争取特权。

4、儒教应当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建立共存互补之关系，不宜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对立起来。

5、儒教应遵守国家法律，不宜以儒者团体的名义参加为政府所禁止的政治活动。

6、儒教应以和而不同精神与各大宗教平等相处，促进宗教和谐，促进民族团结。

7、儒教接受国家宗教局的领导，并认为这是接受执政党领导的具体形式。

8、儒教现阶段的发展应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

六、捐献

儒学儒教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无数儒者的义务工作，也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持。儒学儒教的经济来源有三：一是儒学儒教走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二是儒者的捐献；三是政府的支持。中国政府体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应将弘扬中华文化作为政府的职责，应将少部分财政支出用于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儒者的捐献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儒学儒教的生存与发展，二是用于儒教的慈善事业。儒学儒教以仁爱为本，推动国家的福利事业，同时，也应当负起济贫、救灾、助学，办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保护环境等慈善义务。《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答齐宣王问：“昔者王之治岐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目前，中国大陆的富人对于慈善捐款比较淡薄，主要原因是缺乏由宗教培养的慈善之心。儒学儒教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强大的经济资源。因此，儒者的捐献对于儒学儒教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多年来为孔教事业捐献多达一亿多元，为孔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立牌位

儒家的牌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天地圣亲师位：

建立此牌位的理论基础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北宋初期，已经正式出现“天地君亲师”之牌位。明朝后期以来，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牌位在民间广为流行。至今，在中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俗：设立天地国亲师位或天地君亲师位。由于时代的变迁，君主制度被推翻了。儒家黄宗羲说，君主是天下的大害，在有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实际上许多君主，很难成为人们的道德榜样。 “君”位应当去除，可以采用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的意见，将“君”改为“圣”。将圣人的位置从最末的师位提高到天地之下，位于亲位之上，方显圣人孔子之尊。

天：即昊天上帝。在殷墟发现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帝”这一名词，陕西凤雏H11所出第112片周原甲骨卜辞有“上帝”一词。在孔子整理的《诗》﹑《书》里保留了“上帝”这一名称。《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地：一是指大地之神，包括土地神﹑五谷神﹑山神﹑河神等；一是指大自然，即人所生存的自然世界。

圣：孔子口含天宪，使命人间，是昊天上帝在人间的最高代表。孔子为儒教创教教主，儒教基本教义由孔子确立。孔子为万世师表，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榜样。

亲：祖先崇拜是儒教的一大特色。人们将自己的祖先奉上神位，进行祭祀、敬拜。《孝经》中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师：既指提供精神资源的历代圣贤，也可以指传授知识文化的老师。居于师位的有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上承数千年，下启二千五百余年，孔子之后有孟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历代圣贤继承孔圣大道，践行并阐释孔圣大道，维持中华道统数千年不堕。

上述牌位所列，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仰体系，同时是儒教的神灵系统。

2、天地国亲师位

在中国国内，也可立“天地国亲师”之牌位。此处的“国”，是指民族国家，不是国家政权，更是不指领导者，而是等同于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土地、人民、文化的结合体。儒家强调忠的精神，忠的对象就是“国”。同时，儒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中国的儒教信徒同时也应当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设立“国”位有助于培养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感情。需要注意的是，儒教亦是世界性的宗教，生活在其它国家的人民如果要树立“天地国亲师位”，“国”字就应当是其所在国家了。人们因国家而产生分别，但宗教不能因国家而产生分别。因此，从儒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这一角度上看，更宜使用“天地圣亲师位”之牌位。

3、设立木制或纸写之孔子牌位

此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

4、张贴孔子神圣化标准像

许多人能读到儒家经典，但见不到儒家文物，没有身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儒者需在家居中建立儒家牌位，牌位前设一香炉和一对烛台或一对花瓶，就是建设儒家文化的氛围，以可见之物，引起人们对儒家文化的向住，儒者定时（至少是夏历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按一定礼仪面对牌位敬拜，久而久之，就能培养人们敬天、尊孔等儒家文化意识。

八、行十义          

儒家十大义理，即是中华民族长期生命实践的成果，并经由历代圣贤表达阐释，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传统道德、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价值观、中华人生哲学的一系列精神价值体系。

十大义理不仅仅为中华民族所独有，而应同时成为普世价值，能为世界各族人民所认同。这十大义理基于普遍人性及人类生存的共同境遇，因而具有超越时代限制的特征，现代社会所需要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公平竞争、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等时代精神亦可纳入十大义理之中。

1、仁：仁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仁爱是以人的良知、善良本性为根基的爱，仁爱以人的良知为核心，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韩愈将“仁”定义为“博爱”。孔子明确指出行“仁”之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仁爱的对象从亲人推向人民，推向天地万物，达到程颢所讲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2、义：即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正义精神。正义维护的是整体利益，因而正义的最大障碍是贪图不正当的私利，所以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必须在维护正义的前提下去获取个人的合法利益。在现代社会，欲达到正义之目的，就必须具有平等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人权意识、公民意识，因此，这六个方面也可纳入“义”的范畴之中。

3、礼：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的总和。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要求“约之以礼”，“齐之以礼”，荀子也讲：“礼者，所以正身也”，“礼以成文”。中华人文礼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体现出仁爱、和平、秩序、优美等人性原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4、智：包括重视教育的精神、重视文化的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等。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非常重视“智”，他说：“知（智）者不惑”，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学》中讲“格物致知”。

5、信：信即真诚、诚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孟子讲“朋友有信”，《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精神。诚信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中庸》讲：“诚者，择善而固执者”，以仁立诚，以义立信。

6、忠：在中国古代，“忠”具有尽心尽力、忠贞不贰、坚守正道等含义。在现代社会，“忠”就是指忠诚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忠的对像是国家、民族，是正义事业，而不是有权势的个人。爱国精神是指热爱祖国的人民、土地、文化并为之奉献的精神，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倡导的精神。

7、孝：孝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精神。中华孝道的内涵是：赡养父母长辈；敬爱父母长辈；继承父母之志；祭祀祖先，承袭祖先之德；事亲以礼；不自取其辱，不轻生毁己，以免危及父母；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亲。

8、廉：一是指个人生活中的朴素精神与节俭精神，二是指公众生活中的廉洁精神。《尚书·大禹谟》讲：“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物质欲望的膨胀是当代社会的顽症，贪污腐败是政治生活的大敌，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廉”的精神。  

9、毅： “毅”的本义是意志坚强，“毅”的精神包括了自主精神、独立意识、个人尊严、自我实现、奋斗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还有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屈、勇敢顽强等精神。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10、和：“和”有协调、和谐、适中、合作等含义。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的精神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精神，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相容并包的精神，也有人类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精神。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具体的内涵及实现途径是厚德载物、良性竞争、仇必和解、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抑强扶弱、和实生物、阴阳和谐、均衡互制、各安其位等。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坚持在建立和谐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原则。

九、着深衣

儒教既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儒学既为中华文化之主干，则儒者的衣装采用深衣为宜。因为，其一，深衣乃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服装系统，深衣为中华民族祖先黄帝创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史记·五帝本纪》）深衣的基本样式为汉族所继承，演化为汉服；深衣的样式也对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有很大的影响，深衣的样式也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影响到其它民族，产生“和服”、“韩服”。其二，深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外在形象，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显著标志。《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其三，深衣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也最能体现儒教儒学义理，体现出和谐、善美、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公平正直、恢宏大度等精神风采。每个儒者可自备一套深衣，至少在祭祀之时，在过传节日时，在行传统礼仪时，在儒者集*会时穿着。

十、习礼乐

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与礼相应的有礼节、礼貌、礼俗、仪容、礼仪等。礼节是个人的符合规范的交际性行为，礼俗是依托民俗民风而存在的礼，仪容是指礼之践履者应具有的良好的动态：恭敬而不轻怠，庄重而不轻浮，沉稳而不浮躁，自然而不做作，优雅而不粗俗，真诚而不虚伪，适中而不过分。礼仪，通常是指在集体活动中的按一定程序进行的行为。

中国古代的礼教，可以区分为人文礼教与封建礼教。封建礼教，乃是封建制度、封建意识在礼教中的反映，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特殊性，因此，当封建社会终结之时，封建礼教也应当相应废除。重建人文礼教，应批判封建礼教，以平等思想取代特权思想，以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取代弱势者单方面的义务；以男女平等取代男尊女卑，以公德补充私德，以民主精神取代专制主义。
     人文礼教反映的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共性，反映的是人的共性，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共性，因而，我们应倡导人文礼教。礼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曲礼上》）中华人文礼教也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文礼教遭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冲击之后，已达到“礼崩乐坏”的地步。中国“礼仪之邦”的美名已成为过去，以至于现在开设的礼仪课程在回顾了中华礼仪文明的辉煌过去之后，讲的几乎全是西方传入的礼。　

内外双修：礼教规定人的外在行为，《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同时，又要求外在行为应与内在的生命精神相统一。礼仪的学习要与内心的修养相结合， “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如果缺乏内在的生命精神，礼教也就徒具外在形式，变成伪君子的伪装，变成市侩的包装。内在的质量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　礼的内在精神即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

双向对等：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中国古代表现为施报，表现为礼尚往来。《曲礼》上说：“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权利平等的观念，只能用互尽义务的方式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晏子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春秋左传. 昭公》）

有别有序：礼教区分并确定每个人的社会角色，让不同的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发挥相应的作用，整个社会才能正常地运转。我们应当取消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尊卑区别，确认人与人之间在长幼、男女性别、个人特长、职能、亲疏上的区别。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礼教要求人们各守本分，各尽其责，整个社会才能处于有序状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以敬致和：“敬”是礼的根本属性，而“和”则是礼的主要功能。“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孔子集语·劝学》）又，“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文礼教可以造就一个有序的、和谐的社会。

典雅洁静：人的外在行为，有典雅与粗俗之分。衣冠不整、懒散、脏话、粗话就是不文明的行为。“洁”要求干净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画，不污染自己所在之处、穿着整洁。静则要求心态的平静，同时要求给别人制造安静的环境，不高声喧哗、调笑。

自然简朴：礼教若丧失自然之原则，即流于矫饰。丧失真实原则，即流于虚伪：“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丧失简约之原则，即流于繁琐。

礼不仅仅是肢体动作，还包括典雅的语言，也包括符合文明与道德规范的声音。乐的基本特征是“和”，不同的音素以和谐的方式相结合，《乐记·乐论》曰：“乐者，天地之和也”。“乐”的本质要求是“德”，即具有道德的精神，“德音之谓乐”（《礼记·乐记》）。儒者要学会使用一种中华民族的民族乐器，演奏民族音乐。多听、多学、多唱优秀的民族歌曲，美好的音乐可以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荀子《乐论》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而那些狂躁、奇诡、杂乱的“靡靡之音”则是“乐坏”的表现，无益于身心修养。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活动，在中华传统的婚礼、丧礼、生日礼、成人礼、祭礼等礼仪活动，正是儒者习礼乐之重要场所。故儒者应积极参与中华传统节日活动，并在婚礼、丧礼、生日礼、成人礼、祭礼中遵守传统的规范。

十一、诵诗文

孔子教导：“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文以载道”，儒家的“道”，有时不免有抽象之处，而中华民族优秀的古诗文则以具体的方式表现儒家之道。中华古诗文，特别是唐诗宋词，以生动、形象、具体的语言和意象承载着儒教义理，以直观、感性的方式传递着儒家精神。因此，儒者应当常常诵读中华古诗文，可以陶冶儒者的性情，可以提高儒者的素养，可以同历代圣贤文人心灵感通，可以培养儒家文化的语言能力，加深对儒教义理的感情体验。儒者应当诵读中华优秀古诗文，并背诵一定数量，时时回味、吟诵、体验，有雅兴时也可以创作。

十二、弘国粹

儒教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是因为，儒教义理是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风俗、历史、人物、民族心理而得以彰显，儒教的信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儒教兴则中华文化兴。孔子在宣传精神价值之时，为使精神义理有具体落实之处，不至于悬空，于是配以“六艺”教育。《南海康先生传》记载： “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国粹，即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有益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与生活形态。具体有以下多种：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中华戏曲、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中华音乐、中华工艺、中华园林建筑、中华饮食、中华体育等。这一切，都是儒教义理的载体，以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方式表现儒教义理方方面面。儒者对以上各项，应积极倡导、观赏、研习。

（如有指教，请发电子邮件至：cjs18@126.com）

作者简介：陈杰思，1964年出生于云南江川县。1988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云南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助理、中华义理经典诵读工程组委会主任。著作有：《中华义理》、《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国学新论》等，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应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普遍设立国学的三门核心学科：中文、中华义理、中华历史；为将中华义理建设成一门学科和课程作了初步的努力；中华民族与四大发明科技成果并存的人文成果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根据易学原理提出四重宇宙结构论；提出建设法治、德治、礼治、文治的治理系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