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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河教育局 韦清 教师懒得读书或根本不读书，已是普遍现象，而原因则是众口一词的“没时间”。很多时候，教师工作是繁杂琐碎的，要面对各种检查，要面对各种考试，说没时间也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更是一种借口。 我在学校的时候，常看见这样的场景：上午第4节课的铃一响，有些学生就飞快地跑到食堂打饭，然后手里拿着馒头，一边吃一边匆匆向操场的乒乓球台子涌去。如果中午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们就一直打到下午上课。有时下着毛毛细雨，有几个孩子还在兴奋地数球，盼着轮到自己摸上球拍。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着迷？不是别的，就是兴趣。兴趣能产生不可阻挡的魔力。 如果教师对阅读有兴趣，就能挤出读书的时间；如果阅读是一种享受，不用谁催，他也会心甘情愿地每天拿出时间读书。相反，如果没有兴趣，即使有再多的时间，他也懒得往这方面想，也就等于没时间 |
教育是创造者的事业，美妙的旋律、愉快的旅行以及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教育的素材。
从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到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或许有点“过时”，但现在提倡的一些教育新理念、新方法的源头说不准就是他们。
重温这些大教育家的生平故事，你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姚常房
《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一书的作者认为，我国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表现为：显性知识有余，隐性知识不足；理论知识有余，实践知识不足。显性知识方面的优势使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与发达国家似乎难分上下，但隐性知识教育方面的劣势则致使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处于明显落后状态。
从隐性知识看目前我国教育知识结构缺陷
我国的学校教育是以隐性知识的缺失为代价换来显性知识的高积累。正是隐性知识方面的劣势，导致我们的学生没有后劲。
2006年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3000多名理科新生进行面试，从中选出121名尖子生进入高等工程学院理科实验班。
面试中的一个题目是：什么是圆锥曲线？大部分考生会背诵圆锥曲线的定义，但面对现实生活中茶杯中的水面，却不知道茶杯壁可以看作圆锥侧面的一部分，以
亨利·贝斯顿曾因其在自然文学中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爱默生-梭罗”奖章。《遥远的房屋》尽管出版于80年前，但书中许多观点，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能让我们产生强烈的震撼与共鸣。
亨利·贝斯顿（1888－1968年），美国著名自然文学作家。美国文理科学院因其在自然文学中的突出贡献曾授予他“爱默生－梭罗”奖章。他一生写过多部自然文学作品，代表作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所写的《遥远的房屋》。这本书描述了作者在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科德角半岛---濒临大西洋的一片海滩上，独自生活一年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1925年，人到中年的贝斯顿在科德角海滩买下了一片土地，建造了一所自己设计的房子，还在沙丘上挖了一眼井，用水泵来获取饮用水。贝斯顿住进自己称为“水手舱”的这所房子后，朋友每两周开车来带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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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 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以一种极平易近人的口吻讲述着那个不平凡时代的故事，朴素中暗藏睿智，平淡间自有真情。
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他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30年12月至1945年9月间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期间，蒋梦麟利用躲空袭的“闲暇”，在没有灯光、没有桌椅的防空洞里，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和硬面笔记本，写下了一本书，这就是《西潮》。 这是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 |
近几年来，出版市场刮起了名人自传风，各界名人纷纷出书立传。从热炒的宋丹丹《幸福深处》到王蒙的《九命七羊》，再到英若诚、梅兰芳、郎朗的自传，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书商、出版商、媒体大肆宣扬，读者也议论纷纷。如今，年过九旬的杨绛老人也口述起历史来。《听杨绛谈往事》通过作者吴学昭与杨绛先生对谈的方式，讲述了她的生活往事。
“自传”就如萨特所说，是“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在《听杨绛谈往事》的序中，杨先生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作为杨先生“钦定”的传记，该书在引领我们阅读杨绛的人生风雨、洞悉其如何定义“自我”方面具有独特意义。该书的前半部，记录了杨绛的家世及少年求学情况。从女校到大学，杨绛所在的学校都为她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书中讲述的杨绛与钱钟书比赛读书的故事，将她的顽皮和率真一览无余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在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本应具备史料翔实、准确的优势。但由于书中使用了大量小说式场景描写与人物对话，尤其仅凭“一家之言”对坊间流传的杨绛、费孝通、钱钟书之间的“三角”
冯超：爱如烟花
他，30岁、教语文、高个子、戴眼镜、说话声音洪亮，我们喜欢叫他长春老师。女孩子仰慕他的才识，男孩子钦佩他的男子气。一次老师讲词，当读到秦少游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时，嘴角不自觉地露出笑意，“老师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大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
后来，“官方”证实了“狗仔”的猜测：他和她是大学同学，感情很好。她原本也在一中教书，非常漂亮，由于身体不好，调到了郊外的另一所高中。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回家陪她，一次，他的摩托车坏了来不及修，他马上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骑回了家。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说过，他会永远忠于他的妻子……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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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找热水袋去了。窗外，小雨，入冬也有些时日了，有些冷。 本以为是小事，脚气而已，买点外擦药就行，不想来医院输液的。 半小时前，她看我走路的样子有些不正常，非要蹲下去看我的脚，然后看看我，急切地说道：“瞧，左脚已经肿了。周末不去看病，明晚你我都有自习课，谁照顾你呀？”是啊，她也是教师，在同一所乡村学校和孩子打交道，还是班主任，从早忙到晚。上班期间谁生病了，只能独自上医院。其实输液这样的小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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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编了两本书---《教师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和《教师的爱情》。这些年我从事生命化教育研究，一直极为关注教师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生存状态既是工作之中的（主要是学校生活），又是居家的---人生更大的麻烦往往出在家庭之中。比如，为什么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子女？所谓的不好，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学业失败、品行不端。从智力的遗传而言，教师的子女似乎不应该成为学业的失败者，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失败了，而教师的子女品行不端，说起来就更不应该。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对孩子0岁到6岁、7岁到13岁两个成长关键期的忽视，往往是问题的主要原因。早期教育过程中缺乏关爱与帮助、对孩子过分严格的要求，共同酿成了教育的苦果，对任何一位教师而言，这都是一种双重打击。 再说《教师的爱情》。其实，我对教师的情感生活虽然有所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也没有作过更能说明一些问题的问卷调查，我的理解只是建立在直观的材料上，比如我熟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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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王晓霞 虽然时代变了，但我们依然保有那份难得的责任与担当。与“80后”的爱情观相比，也许我们显得太传统太保守，但是，父辈的精神也许早已流淌在了我们的血脉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青春之歌》，就没有我的父亲母亲，也没有我们整个大家庭。父亲说，那个年代，他们豪情万丈，激情满怀，义无反顾地上山下乡，进行革命“大串联”。在这期间，父亲躲进深山偶遇母亲，并且因为互借小说《青春之歌》而走到了一起。“文革”开始的那年，父亲还差半个月就要高考，然而命运的捉弄却使他们那一代人整整等了11年才艰难地迈进了考场。当31岁的父亲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妈妈和我们姐弟4人的目光中离家远去时，父亲的话还在我耳畔回响。他说依他的高考成绩完全可以上北京念大学，但是家庭的责任和拖累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