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王姓老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别称我为兄弟，好不好》。他把它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很多人读了他的这篇文章，有不少人还在文章后面发表了“评论”，留下了他们的意见。

    我在线读完了他的这篇文章。读完之后，我忍不住想要在文章后面留下一些文字，发表一点什么。我写了几行字，但没有写完它，更没有“提交”发表。我不想像其他某些网友那样，只是发泄一下怒气，或者发一通牢骚。我以为，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点理性的分析。

    其实，在读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工兄弟”这样的称谓？它意味着什么？我想尝试着做一点分析。未必做得好，算是抛砖吧。

    在给出我的粗陋的分析之前，有必须复述一下王老师这篇文章的大概内容。最完整也是最偷懒的复述方式是把他的文章一字不差地全部拷贝下来贴在这里。不过，我不打算那样做，因为那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我先把他写的第一段文字抄录到这里：

    近几天评改公务员试卷，一些“准公务员”笔下动辄“农民兄弟”或“农民工兄弟”，其亲热劲令我像瞪着眼

                                                                                               陈家琪老师在文章中说：

 　　人生在世，除去生老病死，总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人从小到老，哪怕身体中一切可替换的器官都替换了，自己也变得认不出自己，但依旧还是自己。哲学上把这叫“自我认同”。

　　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危机

　　现代社会，人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紧迫问题，因为时间、空间可以分离——现代媒体往往会使我们不知今夕何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使一个人既失去自信也失去信任。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说，“自我认同”就意味着“我”必须满足“我自己”内在的连贯性要求：我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小时候的“我”是“我”，现在的“我”还是“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自信自己所具有的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自信是在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指的是借助于对语言符号的吸收，把自己结合到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如果说自信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支撑这种连贯性和统一性的能力的话，信任就是能作出别人也具有这种能力的判断与决定;如果说自信靠的是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信任则必须完成一种超越，即在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判断与决定

    这周公共教育学上完，下周开始上专业课。当今天坐到桌前翻看专业课后，觉得陌生了很多，不知是什么原因。总觉得来到山师工作后，思想的激情较以往下降的厉害，真的很平庸，人也敏感，但敏感的是人际关系以及未来的钱程，这实际意味着人的堕落！今天备《教育社会学》看到早期教育社会学家的理想主义情怀，心还是动了动。于是写了这点文字。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克福曾将教育社会学扩展时期的教育社会的研究内容作了如下归纳：

   a. 研究教育如何引导社会的进步；b.研究促成理想社会的教育目标；c.研究社会原理在教育上的应用；d.研究人的社会化过程；e.研究教育人员的社会地位、应当具备的条件及其培养问题；f.研究教育在整个社会或区域中的地位。e.研究学校内部及学校与社区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里，我所感兴趣的是教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浓郁的理想主义。教育应当走在现实社会的前面，引导着现实社会趋向理想的社会。适应固然重要，但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的超越本性，否则，在地面平移跑动、从没有飞升鸟瞰的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差异呢？如果有异，那也只是

这几周忙着到长青给本科生上公共教育学，讲《教育与社会发展》，在备《教育与政治》的时候，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的政治概念又究竟是怎样。借助于《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以及赫尔德的〈民主的模式〉，编著了如下文字：

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这样界说政治（politics）：

政治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如果要使政治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得到理解，就需要对这个定义所包括的几个要素分别予以考察：

A．政治预先假定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它们即使不涉及最终目标，至少也与实现终极目标的最佳手段有关系。如果人们在行动中能够自发地取得一致，或者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只要通过不受约束的讨论便能达到一致，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从事政治。

B．政治意味着某种与作出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的东西。它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劝说、讨价还价和达成最后决定的机制——决策的产生可以采用政治手段——比如民主投票，也可以通过非正式手段——比如贵族君主被朝臣说服后形成他

    这几天在想，在学术之路上，自己是如此的怯懦、胆小和无耻，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朋友，更对不学术自身！可对现世的那一点留恋又使自己无法作出果断的抉择。

    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呀！

     学友邝红军在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kredarmy）发表了博文《靠道德说教，还是靠智力开发？》，感觉有点意思，我随手写了评论。

    呵呵，严重支持军兄的分析。你的分析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对柏拉图的批判有相似之处。他们师生二人都认识到了军兄所说的问题：为什么宿舍干净，而电梯脏乱呢？因为人的自私。但两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一样：柏拉图很彻底，你们不是贪吗，我干脆来个彻底的财产公有，包括妇孺公有，让你身无分文，那你只好完全献身于公共事业了！呵呵，柏拉图这家伙的眼睛的确够狠，如今很多贪污腐败分析出了问题，90%都与小三和家庭有关系！！但亚里士多德比较温和和理性，他觉得，财产公有并不能解决人的自私所带来的问题，因为人们往往热爱自己，漠视公有的，所以你即使实行了公有制，也不能调动起人们热爱集体的热情；另外，财产都公有了，道德从何谈起，慷慨和友爱也无法存在，因为它们存在的前提是需要财产！公共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他的方法是，承认

    网上浏览，偶然得知文革中被因“反革命”而被割喉处决的“张志新”，在文革后竟然获得了“烈士”
的称号！想想心里就开始敲起了小鼓：究竟是谁的历史？历史还可以这样跟人开玩笑吗？明明是“反革命”，怎么竟然成了“烈士”了！？如果是“烈士”，那么她就应该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可问题她明明是“反革命呀”！如果是“烈士”，那“敌人”又是谁？迫害她的人分明是“好人”和“红又专”的人呀？如果“好又专”的人竟然成了敌人和反革命，那为什么在如今的历史中看不到他们被称为“敌人”！时至今日，文革中“迫害者”好象没有受到什么“敌人”的待遇，倒是很多人转化成了现代化的建设者，问他们当年的行为是否错误的，应该忏悔时，他们毫无悔意！ 

    我实在弄不清楚，谁是革命者？谁又是反革命？烈士又是如何生成的？

    还是那个问题，究竟是谁的历史，历史可以随意涂抹吗？有没有客观的历史？谁来写这样的历史？

教育哲学究竟产生于那一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回答实际蕴涵着对教育哲学的本质的不同看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教育哲学观决定着教育哲学诞生于何种时代。从科学的角度，教育哲学产生于19世纪，如果从非科学的角度，教育哲学产生于古典时期。不过，我们仍旧要继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承认后者的合理性，那么教育哲学究竟产生于产生于古典时期的那一个时期，为什么是产生于智者所处的时代，而不是更早的自然哲学家所处的时代？简单的回答是这样的：教育哲学是与“人”有关的人文学科，是一门探究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以及如何培养这样的理想的人性的学问。[1] 而在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那里，“自然事物”而非“人类事物”是其关注的重点，无论是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米尼，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毕达哥拉斯，还是爱利亚学派的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还是赫拉克里特、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还是原子论的德谟克里特和留基伯，都不把“人类事物”作为关注的重点，不企图用自然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