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凯地区的土地，2008，布面粉笔油画，40X40cm

    Tullio Pericoli是第一次从意大利来中国，他不仅是一名画家，而且是一名设计师，这也许是他的风景画作颇有形式感的原因。但据一位画家朋友说，装饰感强是现在油画的两个鲜明特点之一。

    Pericoli画的是意大利马尔凯地区的风景，手法看起来似乎简单，或叫简洁，肌理清晰如车轮辗过留下的印迹，又像是一垄垄整饬的梯田，都是罕见的取从高空远望下去的视角，大地被简化成条纹与色块，纵横交错，间或有褚红色的山峦，深绿色的林带，但以灰白、黄褐为主色调，自有一种凝重的质感。

    有一幅叫《难忘贾科梅利》确实让人难忘，尺寸并不大，30x30cm，但整幅画几乎都是用硬油画笔和铅笔在一片灰白的颜料里从不同方向向着中间某一个点刷出了两种宽度的轨

一、新媒体·副刊·压力

    “新媒体”的“新”首先是在时间层面上相对而言。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新兴媒体，近十几年来，以电脑、手机、DV为基本载体的互联网传播技术广泛应用，传统的从点到面到群的单向放射状信息传播方式面临着被彻底颠覆的危险，信息的传播呈现出立体网状多向爆炸的新形态，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媒体尤其是平面纸媒体。

    新媒体不仅带来新的技术手段，也改变着旧的传播状态，塑造着新的阅读形态，虽然目前要充分描述这种形态似乎还有点困难，但其咄咄逼人的压力却是如影随形。

    目前大陆报纸采编部分常见的板块区分大致是新闻（包括体育新闻）、副刊（包括专刊）、评论三部

    很多年前，中学时代的我迷上了《读者》杂志（当时叫《读者文摘》，因与美国《读者文摘》重名，后改现名），每个月有很多次要到邮局里问这本杂志是否已到。叶芝的这首情诗就是那时候读到的，忘了译者是谁，但开头几句却还依稀记得（已加上自己的“改造”）：当你老了，白了头，睡思昏沉/炉旁打盹，请记下诗一首……

    如此深情，加上如此中文译名，总以为叶芝是一位女诗人，而实际上，在这首诗的原作里其实本可看出他的性别——“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但译成中文后，变成——“但有人爱你圣洁的灵魂”，就看出不性别了。

    《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是William Butler Yeats写给终身爱恋的Maud Gonne的诗，可能是他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诗作之一。就如他的众多短诗一样，十分隽永，清浅，洗练。和奥登不同，叶芝的诗在国内有很多译介，也有专门的中文诗集，但如此清浅之作，译成中文，“达”“雅”就不用说了，似乎连“信”也难。

    仅就开头的几句，就译法百出。

  “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full of sleep,

    一直和雷平阳无缘见面，是一件憾事。听闻当时因为在海南某高山上，几位诗人、诗评家为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的一次真挚的争吵，因此我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将争吵延伸成几个月的文字争论。如此坦率热闹的主流却演变出另一些小支流，依稀可辨文人的真伪。

    读这样的诗，也许会把一些人气死。这能叫诗吗？这个问题已经经过争论，结论也许是没有的。但从更宽更广的意义上说，这是诗。尤其是当你对云南有真实的认识，当然如果你有幸认识一位姓“雷”又像云南山地一般表情坚硬的汉子，也许就更能体味到这首诗所传达的东西。

    内容是单调的，如那些单调的稍带凉意的混浊的河水，在单调的蓝天红土纵横沟壑的地理中执着地无语穿行，那些颇具地域特色的地名就像一个个木讷的方向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倔强地为沉闷无意义的航程作提示。在贫瘠的山水间，隐约可见一位沉默的行者，同样的满脸沟壑，不管前方是荆棘是深沟是丛林是虎豹，如河流的兄弟般，执着地伴随着河流前行，直到终点。那股执拗劲就是云南的山水，云南的人。

    经过漫长单调重复的文字漫游之

时间：2009年9月13日

地点：广州市暨南大学文学院

目前学界学术抄袭、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术规范的关注和讨论。我们近日采访了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他曾经任教于境内外多所大学，除了自身的

时间：2009年8月8日下午

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

和土地建立双向的联系

　　问：包括您最新出版的《我与父辈》在内，您的写作背景基本是农村社会，但真正阅读的人却多是非农村的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阎连科：鲁迅一生都在批判我们的国民性，可是真正看鲁迅作品的人都不是鲁迅想要批评的人，鲁迅想要改造的人，恰恰是不知道鲁迅作品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说鲁迅不伟大，但鲁迅和土地是一个单向的联系。我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但很多人，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都认为我阎连科很有成就，是土地上的一棵大树，因为与土地相连才有今天的成就，才能写出那么多好与不好的作品。但包括《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风雅颂》、《丁庄梦》，都和土地紧密相连，但却是一种单向的联系。那我至少要写一本书，让农村人看得懂，喜欢看，让这种联系丰富起来，建立一个双向的联系。

　　问：您以前的写作手法往往是象征的、隐喻的，而《我与父辈》却是白描似的，这种改变是因为写作题材、内容或目的？接下来的写作会不会有所转向？

　　阎连科：《我与父辈》是一篇家族散文，散文写作和小说写作最大的不同，就

《建国大业》的明星国籍风波的背后

明星制度与“主旋律”结成新联盟

    问：据介绍，《建国大业》是一部国庆献礼影片，共有172位著名导演和演员参与打造，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要出动如此庞大的明星阵容？
    朱大可：明星制度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而主旋律电影是威权主义的产物，这是两种彼此对抗的东西，但在转型时代，它们却建立了新的坚固的联盟。所以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威权主义需要利用市场机制来扩展它的宣传功效，而明星制度也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来加大他们的光芒。这看起来很像是一种共赢的合作模式。但要是最终弄成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明星团体操，也是满可笑的。
    问：这种形式上的体制巨大与宏大的内容叙事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不是表明主旋律电影正在某些方面主动向商业电影靠拢、借鉴？
    朱大可：放弃原先的组织观看主旋律电影的强制手法，转而利用明星效应和市场机制，这是宣传体制自我进化的表现。每个明星背后都有自己的粉丝团队，而他们的总和可能就是主旋律电影的票房基础。这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从

时间：2009年8月22日下午

地点：广州市中山大学蒲园区

袁伟时：提防伪通识教育                        

动乱年代走上学术路

    问：您的学术研究范畴，主要在于晚清和中国近现代，这从您正在上市的这九部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您的学术关注焦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上？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心得？

    袁伟时：我做的就是晚清和民国的历史的研究，这首先跟教学有关系，因为我教这一段的哲学史，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史、思想史。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是我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一个基础。

    我出生于“9·18”那一年（1931年底）。一直在战争环境下成长，不由得你不考虑：中国为什么老被人家欺负？为什么我们整个国家民不聊生？为此，十几岁，在广州南海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其中很多就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特别大的是范文澜的《

    这是十七年后，第二次绍兴行。

    第一次绍兴行，还在大学时候，同行者众，行程匆匆，现在回想起来，只记得在三味书屋的松鹿图前照了一张相，其他基本没有什么印象了。

    此次重游第一站当然是在城内的鲁迅故居一带。游客如鲫，道路宽阔，白墙黑瓦，商铺林立，宛然热门旅游景点，一般人想象不到数十上百年前的真实景象了。颓墙败瓦，道路坎坷，行人寥落，鸡鸣犬吠，也许这才是真实的但并不存在的“鲁镇”，正如《祝福》、《故乡》、《药》、《明天》中所展现的，那个让人胆战，让人窒息，让人伤感，偶尔也让人不经意地苦笑，甚或一点点留恋，的世界。

    所谓的台门是绍兴一带的特色建筑格局，两扇大门往里进，一个天井，两边走廊，再往里进，有厅有房有院有园。

    明正德年间，鲁迅的七世祖周绍鹏开始定居现在的绍兴城福彭桥，他买下现在周家老台门所在地方的旧屋，改建成四进的台门，俗称“老台门”。由于人口繁衍，八世祖周渭（1742-1821）又买下老台门东边二三百步远的东昌坊口数处房产，拆旧屋建成六进的坐北朝南新台门，即现在的

    自1927年10月开始，鲁迅生命中最后九年多一点的时间大多是在上海渡过的，他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有多处，包括暂住几天的，避难住了几十天的，以及长住几年的。居住较长时间的有三处，分别是景云里、北川公寓、大陆新村。这三个地方相距不远，可能是当年的大上海其实并不大的缘故，另一重要原因，当年的租界大致就在这一带，正是民国政府不可及的地方。

    弟弟周建人早在1921年就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因为有几位同事都租住在东横浜路的景云里，因此，周建人也寄居于此。当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乘船从广州转赴上海不久，也就在景云里寻得住所，即二弄一排坐北朝南石库门房子的最末一家23号。

    如今的23号门牌号依然，石库门内据说住了六户人家，最底下的一家也姓周。可能是间隔的缘故，可见的屋内空间很狭窄，横七竖八堆满了东西，一张床差不多堵到了门边。光线昏暗。

    1928年9月9日，鲁迅、许广平约了住在一弄的周建人全家搬到二弄18号同住，住了五个多月，又搬到隔壁的二弄弄口第一家的17号，因为喜欢它东面和南面都晒得到太阳。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