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醉映杜鹃红
李凌云
大地上的行者
李凌云
冬天到了，气温日渐低落。我坐在水池边晒太阳，望着蓝蓝的天空、寂静的森林，心情格外舒畅。看了许久，有些倦意，便打算离开。低头却看见地上有许多蚂蚁，正在围着一只死去的虫子而忙忙碌碌，不远的水泥地缝隙处，更多的蚂蚁正在倾巢而出，聚集成大军源源不断地赶来。
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头静静反刍的牛，难以看到一只休憩的蚂蚁。蚂蚁是大地上名副其实的行者，不停地寻找食物，搬运食物，或者，搬运同伴的尸体。如此卑微的生命，却可以到达大地上的任何角落。山上的蚂蚁主要有火蚁和大黑蚁两种，每一堵墙，每一块水泥地板下面，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地下宫殿，居住着一个庞大的蚂蚁王国。即便看到蚂蚁们进进出出忙碌的景象，谁也不会太在意，因为我们在我们眼里，蚂蚁一直是弱者，不会担心其中的一只长成巨人，像竹笋那样将地板拱起。蚂蚁做的多半是“挖”和“掏”的工作，往地下拓展生存的空间。
一只蚂蚁的力量总是有限的。然而，十万只、一百万只或一千万只蚂蚁汇聚在一起呢？恐怕谁也不敢轻视它们了。在报上看到一则蚂蚁与大象的故事，嫌其拖沓，遂译成文言，用手机发给朋友共赏：“一蚁遇象，遁入土中，止露一腿。兔问何故，答曰：‘嘘，勿出声，吾绊之。’次日，兔见众蚁列队赶路，惊问何故。答曰：‘昨日，一象被吾兄绊倒，摔至重伤，众兄弟前去献血。’少顷，兔见众蚁返，又问何故。一蚁答曰：‘抢救无效，大象已亡！’”
蚂蚁的力量被夸张至极致，勇敢、淘气与爱心也描绘得活灵活现。上小学时，读过“蚂蚁是大力士，能举起比自身重量大几倍的物体”之类的介绍文章，后又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便知道了蚂蚁的破坏力绝非一般。
也许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暴戾，我们在童年时代为了打发无聊，大都做过灭杀蚂蚁的游戏。丢几粒米饭，一块骨头，招来大批蚂蚁享用，然后用脚踩，用石头砸，浇开水烫，顿时，蚂蚁尸体横陈，死伤大半，活着的，四散而逃，我们却兴致勃勃，发出一阵阵开心的笑声。
我们没胆量去踩死一只毛毛虫，或者杀死一只鸡，因为血肉模糊的样子鲜明地传达了生命终止的信息。然而弄死一只蚂蚁是多么简单的事情，阳光下，将放大镜的焦点对准蚂蚁，转瞬间，小蚂蚁在灿烂的光线中迅速枯萎。它的死亡悄无声息，它的尸体安安静静，一阵微风就可以毁灭证据。我们对于弱小的生命，总是缺少足够的重视，足够的尊敬，不知不觉的践踏，在每分每秒钟不停地上演着。
蚂蚁的一生中要经历许多苦难，一阵风，可以将它们抛向未知的遥远，一场雨，可以将它们冲入无底的深渊。然而即便有各种天灾，还有人类祸害，娇弱的蚂蚁在自然界的竞争中仍然立于不败之地，它们采取以个体数量的绝对优势而取胜。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强大，种群的命运靠无数个体的生命而得以延续。生命终是属于自己的，人类也好，蚂蚁也罢，都有生存的权利。若干年后，我驱逐了心中的“凶神”，对自己童年的行为感到惭愧。
一只蚂蚁，走出一条生命的路；一队蚂蚁，赋予一条道路以生命。蚂蚁在大地上行走，有着很好的方向感，它们总是循着食物的源头前行，再沿着巢穴的方向回归。某年暑假，有人在我的卧室吃奶糖，不慎掉了一颗。隔几天上山，发现自机房门口至我的房门，六七十米的路段上，有一条火红色的“蚁带”连结着，成千上万只火蚁忙忙碌碌来回穿梭，到陋室享用美餐。也许奶糖被巡游的工蚁发现时，已经在潮湿的空气中开始溶化，搬动已不可能，只好发起总动员，让所有的兄弟姐妹倾巢出动，人人有份，大快朵颐。
奶糖大餐享用完毕，许多蚂蚁还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开始在陋室大肆搜索，桌子，书橱，床头柜，到处可见它们小小的身影。我不胜其扰，用了许多办法驱逐，均未能奏效。最后，我发现蚂蚁对机油极为厌恶，触须稍一接触，立即掉头就走。原来蚂蚁是靠气味做标记和辨识同类的，机油浓烈的异味，足以对它构成致命的威胁。世界之大，一只失去家园或同伴的蚂蚁，小小的心脏如何承受生活的广阔啊！
为了生存，蚂蚁永远在默默地奔走着。这种不加修饰的奔走，意味着一种坚持。在我栖居的山巅，蚂蚁鲜有天敌。只偶尔在卫生间墙角的蛛网下面，看到过小黄家蚁的尸体。那是结乱网的红蜘蛛捕不到飞虫，便跑到地上偷袭个头小的蚂蚁。看来，不光是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要咬人，蜘蛛饿急了，也顾不得体面，吃起蚂蚁来了。被吸干体液的蚂蚁，像一枚被时间遗忘的顿号，静静地躺在地上。
有一段日子，我非常喜欢张楚的《蚂蚁》，每次听完，总会涌起一些莫名的寂寞。那些生涩、支离破碎的片断，像一阵冰冷的寒气，迫使我反复质问自己：还能坚持写下去吗？像蚂蚁那样卑微地活着，“看一看我的理想还埋在土里……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蚂蚁没问题！”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推开了一扇透着光明的门。
太阳温暖地燃烧着。蚂蚁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穴中爬出来，在我的眼底以坚定的步履将粮食搬运回家，分工明确，秩序井然，三千年，或三万年前，它们就这样在大地上行走着、生存着，细小的身子和共用的名字，亘古不变，生生不息。
(原载《赣南日报》2009年2月27日、《文学与人生》2009年第3期）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谢赣南师院的领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所谈论文学。自从1990年在《赣南日报》发表第一首小诗算起，我的写作生涯已有整整18年了。检视自己的习作，想想他人的辉煌，心中是惭愧的；今天受到市文联、市作协领导的重视，让我坐在这里接受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和同仁的评论，内心更是觉得忐忑不安。
写作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纠缠了我许多年的问题。为写作的对象？为“稻粱谋”？为成名成家？为文字本身？写作，其实都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很多时候，这种怀疑使得我的写作半途而废，有时一觉醒来，甚至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
我从小在山村长大，眼中所见大多是淳朴的农民。我的父母都是小知识分子，母亲在乡下卫生院做了三十多年护士，父亲当年师范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当了一名地质勘探队员，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回到家乡务农，然后又在村子里的小学当了二十年民办老师，后来终于转正，但很快就退休了。我读四年级时，偶然接触到了第一本小说《较量》，并读得非常入迷，虽然里面有些字并不认得，通过请教他人或联系上下文，我读懂了里面精彩的反特故事。从那时起，我感觉到一扇大门在眼前豁然打开：原来山外还有那么多人，那么纷繁的世界……就在这年，在一次同父亲一起劳动时，我对他说，要把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地质勘探生活写下来，印成一本书。
然而时至今日，我也没有认认真真为父亲写一篇像样的文章，懒惰当然是主要原因，此外，随着阅读面越来越大，我觉得父亲讲述过的那些故事越来越平淡无奇，越来越没有写出来的必要。
2001年8月，我父亲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临终也没能看到我的散文集子出版。
我总是觉得，快乐、幸福像一页页轻薄的纸，很容易被岁月之风卷得无影无踪。痛苦、忧愁才是沉甸甸的，更接近于生活的本来面目。我深深地同情依旧生活在家乡的父老兄弟，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着，常常被贫穷、疾病所困扰。我也想用文字把他们写下来，写下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把他们的痛苦、困惑展示给别人，供他人消遣、怜悯，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玷污，他们的苦难并不会因我的文字而减少分毫。
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说的是专制时代文人的畸形心态。如今，文学处在一个空前的宽松环境里，作家不太可能因写作而被杀头、下大狱了。但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学也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从“中心”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被所谓“边缘化”了。我认为文学在与政治逐渐剥离的同时，“边缘化”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是从不正常的位置向其自身的正常回归而已。在一个正常的时代，文学就是文学，是关乎心灵的学问，而不应是别的什么。
与此同时，由于环境宽松，谁都可以写作，谁都可以当作家，“为稻粱谋”倒成了一件越来越不容易的事情了。在目前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们不可能靠写作活命。一位江西著名诗人曾抱怨，他写作十几年，诗歌作品的总稿酬加起来还不到两万元钱。实际上这还算好的，许多诗人都在贴钱出诗集，办诗歌刊物、诗歌网站，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着诗歌。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都能从政府那里申请到钱，但你是诗人，对不起，你申请不到。道理明摆着，诗歌不是“科学”，不能“建设”国家。
我庆幸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它让我衣食无忧，让我天马行空般的写作成为可能。生活中，我很忌讳别人和我谈钱、谈稿酬，我觉得这很俗，其实精神富足的人，远比一个穷得只剩下金钱的人，内心世界的力量更为强大。既然纯文学创作不能赚到什么钱，就干脆不去想它，保持文学的清高，认真把文章写好，也算是守住了一份操守。
我是一个与热闹无缘的人。在小山村长大，高中毕业后去到一个小岛当兵，复员后分配在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不久，又被调到远离城市、位于高山之巅的微波站，且一呆就是19年。仿佛是命中注定，老天爷知道你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那么就派你去清静的地方做事吧。
我的很多同学、朋友、熟人都发了财，或成了单位里的小头目，在小县城，都可算得上是成功人士了。我既没有发财，也没能混上一官半职，至今依旧守着一方宁静的天地，经营着少年时代的作家梦，读书，写作，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固执的人，一个“不好玩”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我不觉得固执有什么不好，最起码是一种定力的象征。每当看到一些人为攀结权贵而投机钻营，一些人因失去权势而沮丧颓废，一些人因突然暴富而空虚失落时，我为自己悠然的心态而庆幸、而自豪。
前不久，台湾著名诗人、作家余光中先生质问一位蹩脚官僚：“我可以做千年作家，但‘部长’可以做多久呢？”话里话外，透着一种文化的自信。人文精神是人类最根本的精神，只有被人文精神充分濡养滋润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这种自信。
席勒说：“人生中，有两条路是畅通的，一条通向理想，一条通向死亡。”我的写作速度很慢，作品也不多，人到中年，已经没有了年轻时那种强烈的功利欲望。写作是一回事，成名成家又是另一回事。写出了好的作品，读者才会认可你，幸运之神自然会眷顾你——这是多年以后，我悟出的一个道理。
2001年，我的散文集《漂泊与歌声》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也得了个谷雨文学奖三等奖。过了七、八年后，重新审视自己的那些文字，只能用一个“浅”字来概括它们。有的新朋友向我索要这本集子，我真是不太好意思拿出手了，总是反复说明这是哪年哪年出的。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现在的写作达到了一个什么新的高度，只是心中敬畏文字，在乎作家这个名份，别人把你当成一个人物，你却拿出这么稚嫩的东西，真是怕人家看笑话。
有的朋友极力劝说我出版新的集子，从字数来说，出个二、三本应该是有的。然而纯文学作品不好卖，自己又实在缺乏化缘、拉赞助的能力和勇气，加上对书稿质量越来越高的期望，使得出新书成了无限期推延的事情。一位在中学当老师的朋友曾说，好作品自然会流传的。这是一句大实话，岁月的激流会冲走泥沙，而将闪光的金粒留下。
文字和心灵之间，究竟有着多远的距离？我一直认为，情动于衷而形诸于言，是文学的原始动力。文学就是要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表现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给读者以光明、以温暖、以希望。在写作态度上，我是真诚的，这就如同做人、交朋友，首先应该把读者当成知心朋友，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可。散文尤其是藏不住的文体，作者必须直接面对读者，任何虚伪、矫情、卖弄，都逃不过读者的火眼金睛。我一直追求以心中之真情，写出性灵之文章。当然这只是理想中的境界，实际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的思想、学养、胸怀等等，都还没有修炼到那个高度。
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在语言上，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的骨子里是很理想、很浪漫、很唯美的，生活却是那么现实，那么浮躁，那么功利，于是将精神寄托在书本里，在写作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春花秋月，悲欢离合，语言的盛宴给我带来田园牧歌般的趣味与欢乐。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写作，也许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时光之手轻轻抹去。
犹太教有一句温情绵绵的话语：假如你的妻子身材矮小，俯下身去倾听她的悄悄话儿。我认为，文人可以没有金钱、没有权势，却不能没有人性中的悲悯情怀。心系苍生，关爱他人，乐于付出，懂得感恩，是文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可以不是诗人，但生活一定要富有诗意。将无意间悟得的诗意珍藏于心，庸常的生活就会得到升华，情感会因获得净化而懂得悲悯。
我的“在山之巅”系列散文，描写的多是一些看似卑微的动物与植物。这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写作。我当然知道文学应关注当下社会，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活。我也知道囿于个人的写作也许不够大气，但这只是表面的，个人是组成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只有充分挖掘、拓展了个人的创造力和生存空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事实上，每个人的生存和生命状态都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从最深刻的角度揭示着整个人类的肉体和精神处境。我在一座只有两千多平方米的山顶生活了19年，那里的一草一木、每种动物，都与我的生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成为我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不写那座山，不能不写那里的野草、树木、虫蛇……
感谢文学，让我的生命过得如此充实。现代生活的喧嚣冲击着人们的神经，许多人害怕孤独，害怕面对自己，想方设法将生活中出现的空档填满。生命是一个不以生为始、不以死为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和超越的过程，我的写作就是为了更好地感受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情感与观点借助语言得以传达，得到他人的共鸣和理解，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谢谢大家！
龚文瑞、李凌云散文作品研讨会召开
《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5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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