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了！从12号飞去，至25号飞回，头尾十四天。

    先到法兰克福，后访巴塞罗那，重游巴黎。其间虽旅途奔波，但多有收获。待休整几日，再一一道来。

    除了这几个名城，中间还计划外地邂逅了几个极有魅力的小城，比如德国的威斯巴登、奥芬堡、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每一处都给我惊喜。

    先贴几张照片，权当这么长时间偷懒的交代。 

法兰克福证交所。我执牛耳，今年牛市也。

                                   他山之玉

                                        ——法兰克福札记之三

    “中国红”成为法兰克福的装饰色，使这个以灰白为基调的名城多了些跳脱。

    连续参加了几场主题活动，尤其是“中国之夜”让人放松。当时是走在大街上被熟悉的马头琴声引进贝特曼公园的，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家在这里表演，民间剪纸、舞灯、秧歌都在争相献艺。不过我感觉外国人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小吃，每个摊位前都排起长龙，人们三五成群，操各种语言进行交流。在这里你会发现语言不是最主要的，微笑才是最主要的交际工具

                              书业奥运会

                                      ——法兰克福札记之二    

    早晨起床，便觉凛冽，加足衣服奔往展场。一上公路，便遇上堵车。开车的张先生已在德国呆了十年，他说这都是奔书展去的，每回逢到大的展会，公路就会赛车，仿佛展会的前奏曲。法兰克福是世界

异国阳光下的书香

——法兰克福札记之一

    我的新书《冒犯文化》出版了，今天刚收到样书，把封面和序、跋贴上来，跟大家伙儿见个面。

自序

    这是一本谈论文化的书，但在言语间对时下的文化多有冒犯。

    一个文化研究者，却如此冒犯文化，所为何来？

    文化在吾国的经历颇为曲折，有如过山车，时而抛上巅峰，时而沉落深渊。得意时人人均沾，失意时个个皆唾。眼下“文化过山车”正到达高点，喝彩与喧嚣四起，文化却无法挽回地贬值，成为众人的消遣品，文化消费时代千娇百媚地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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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代每天都在生病，最新的病有个洋名叫“SNS综合症”。看起来玄乎，实际上简单到弱智。就是有那么一批SNS网站，以“开心”为名，让大家在上面没完没了地消磨时间，玩各种自虐或虐人的游戏。SNS大致是“社会性网络服务”的意思，一不小心容易断错句子。也有人简称为“社交网站”，这就好懂了。

    社交本来不是坏事，但SNS式的社交却有点另类，看看他们当家的游戏菜谱就知道了。玩得最多的是“抢车位”，你只要一注册就获赠一辆车，当然不会是什么好货色，你要想换宝马奔驰、劳斯莱斯，就得靠把车停在好友的车位来赚钱。还有“开心农场”，不过不是去辛勤耕耘，而是去辛勤偷菜，把朋友的菜都偷光，你就是牛人。还有“买卖好友”之类，把朋友当作奴隶买来卖去，聊博一乐。

    还有很多，不想列举。最早知道这种玩意，是看儿子在假期里玩过，以为是小孩子的把戏，也没多想。及至越来越多的大人们陷进去，才知道这玩意来势凶猛。我身边的人不断给我发来短信、邮件：“你再不上去，菜就偷光了”，对这种警告一直置若罔闻。那些朋友有些还是很有身份的，有硕有博，跟他们比起来，方知本人落伍得太多。

    最近“百家讲坛”的当红小生袁腾飞有点小麻烦，他出版的《两宋风云》被多人指出抄袭了两本书，一本是学术著作，另一本是小说。

    抄袭固然是不对甚至可恶的，但抄袭学术著作至少说明袁腾飞还符合一个历史教师品位，但抄袭小说就显得让人对他的历史修养和文学修养大为怀疑起来。

    这本书源于他在电视上的讲史。说实话，我基本上不看“百家讲坛”，因为从来不以为是学术讲坛，但收视率在那儿摆着呢，所以有时也不免瞄几眼，其中就偶然碰到过这位袁讲师，听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劲儿，比如他想当然地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诗句，就得出唐代后宫要比宋代后宫规模小十倍的结论。这种“以诗证史”的功力恐怕连陈寅恪都自叹弗如。

    因为看了几眼就换了台，倒还没有听到他抄袭之处，后来在网上闹腾开以后，我才关注起他抄了哪些地方，这下发现问题还很严重。先是抄了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这本书倒是看过，有严谨的史料佐证，也有独到的史学观点，学者吴思称赞这本书是“比小说还好读的历史，比影视还好看的画卷。”可见把历史说活了的前

    在这个不尊崇经典的年代，看见一部又一部经典被颠覆，看见一个又一个古人被恶搞，似乎已经没有了愤怒，有的只是漠然。以至于这两天孟京辉带着他的话剧《唐吉诃德》来深圳，宣称要“尽最大可能忠于原著”，倒让我张大着嘴吃惊半天。

    本来我以为作为先锋话剧骁将的孟氏，大约要狠狠地拿西班牙大师开涮的，却不料他当众坦承改编《堂吉诃德》的时候，第一稿剧本竟有17万字，因为有太多东西无法割舍，第二稿删到5万字，但这5万字相当于舞台上的3小时40分钟，最后为了不让大家都在剧场晕倒，只能再删到目前的2小时25分钟。而且还带着主创去西班牙领略了一番。

    仅凭这一点，我几乎就要向孟氏鞠躬了。当然戏还没看，这个躬先留着，等看完戏再鞠也不迟。

    因为这些年被各路神仙弄怕了。电影《孔子》刚杀青，导演胡玫就发了昏话，说“我们非常有幸跟国内外知名度这么高的演员周润发合作，不仅仅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幸运，也是我们先人孔子的幸运……”其实周润发演孔子，究竟是孔子的幸运还是发哥的幸运，本无须推测，但就导演这句词不达意的马屁话，实在是辱没了祖宗，用我家乡骂小

    我是带着矛盾心理去看的献礼片《天安门》首映，一般而言，献礼片都不会讨好，因为带着任务拍总会受些拘束。凭着对叶大鹰的一点信任就去了。

    这部片子的总体风格体现了“叶式红色浪漫”，作为名将的后代，这位导演对革命、奋斗的热爱不言而喻，但因为他审美情趣体现出来的独特性，使他一直关注大事件中的小人物，这一点从《红樱桃》到《红色恋人》都一脉相承。我想如果换个导演，是断然不会选择几个莽撞的毛头小伙子来承担“天安门”这样的“国家叙事”。尤其是天安门的装修组里还有一个日本籍的解放军，这个日本人以不逊于中国人的热情和认真，参与了新中国的登基大业，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站起来”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正躺在回国的轮船上专注地收听广播。这种“异域视角”叶大鹰在《红樱桃》和《红色恋人》中通过德国人和苏联人都呈现过。这个视角把片子从纯粹的的政治广场拓展到人性的天空。

    当六十年前荒凉的天安门再现银幕时，年长者感受怀旧，年轻者感到新鲜。看到那些单纯如白纸的军人，那个拉着手风琴带着孩子唱歌的姑娘，甚至还有那些前清有点迂腐有点可爱的遗老们，我们一下子就

    看到这个名字，可能让人以为涉黄，其实这里说的“套”，不是人在床上戴的那个，而是书在货架上戴的那个。虽然外形有些像，但实在是两码事。

    不知从哪天起，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纷纷带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调侃地称为“雨披”。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刚去了香港书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这怪异的区别就出来了。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国外的基本没有，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崩溃》，也用上了塑料封套，由于采用难以降解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

    去年我们国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逆势而上”，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逆势”死灰复燃了。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现在包起书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还是书籍的贬值。

    作家毕淑敏就直言：“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尘风刮起的时候，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挂上树梢。铺排在泥土里，100年无法融化。”她当时在给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