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四妹生于三八国际妇女节,也就叫了“李达三”。为孩子们的生日,我父亲常和母亲开玩笑:“钟文涛,你真的很会憋,你把你五分之三的小孩都憋到重大节日来生。”我们家四妹就是么妹,至于我母亲的生育活动为什么到此划上句号,应该与家族铁定的“一个儿子,四个女儿”的悠久历史相关吧?
么妹李达三还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外祖父出于他地下党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考虑到我的三姨妈因扶持我们家的五个小孩,迟迟不肯结婚,总算结婚后又迟迟不肯要小孩,外祖父对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加赞赏,并且决定要过继一个小孩给她做孩子。
六十年代末期,我在梁平的广阔天地插队落户当知青,曾在梁平县屏锦镇七桥的西南师范学院分校见过正在接受批斗审查的 吴宓先生。先生当时已被造反派打折了一条腿,可他拄着木棍,身板和脖子都极其挺直地伫立在宿舍门口的阶梯前,须发皆白,目光炯炯。当我得知他就是胆大包天、竟敢与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论证作对的吴宓时,我的阶级感情忽然淡漠,心中肃然而生敬意。自从被文革抛弃,被强制下乡的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对斗士鲁迅的偏激产生质疑,而学问与人格则成为我们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