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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2009-12-25 11:49)

生命之歌

闲暇之余                                                

一块钱  两个苹果
烂在我们的肚子里
腐变的没有规则
犹如我诗化了的悲哀
不痛不痒
犹如坐我对面的妻子
平凡、美丽和善良


09。11。26

叙述


向天一挥
我割断黄昏的皮
是一些燃烧成木炭的智慧
扬扬洒洒
仙女们追随而来
美丽的像清水芙蓉

向地一挥
我砍断大地的筋骨
是一批愤怒的生物
浩浩荡荡   山崩地裂
我如梦清醒

向空中一挥
仙女的惋惜和生物的释然中
我,一个背囊游走的诗人
在这场倾盆之雨中
斩断多情




沉默


停止叙述
在一个清风习习的午后
槐花落了一地深情
看着这些
开苞的少女
七封巴金的亲笔信,一个执着的作家,引出一段久远历史,牵出一个女性坎坷传奇的命运……

  赵瑜为什么“寻找黛莉”?

  2005年和2006年,赵瑜集中两年时间,闭门在山西太原家中撰写一部非虚构作品《牺牲者》。其间写到躁累时,会游走太原各古董市场权作歇息。正是如此,2006年冬,他偶然在文庙一古董商那里邂逅了巴金从未发表过的7封亲笔书信,这让赵瑜大吃一惊。赵瑜隐约觉得这些书信对于更深入认识巴金乃至那个时期的文学史,都有着重要价值。陆续读过这几封信之后,他更对此牵肠挂肚。这7封书信都是年轻的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封信加起来近四千字。为了这些书信,经过数轮斗智斗勇,赵瑜的执著感动了古董商,最终他以较为公道的价格从古董商手中买下了这些信件,这时已是2008年9月。

  赵瑜告诉记者,这些信件本身对于巴金研究无疑很有意义,自己本可直接通过媒体来公布这些信件,但如果只是这样简单公布,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就失去一次触摸历史的机会。在赵瑜看来,这些信不仅承载着研究价值,透过信件传递出的人物命运

星星(2009-12-17 18:24)
乡村傍晚


院子倒了
篱笆一棵棵生长起
暮色黄昏



瀑布

孟姜女的银发
抖落了哭声


流星雨

是谁打翻了
织女的
针线盒


星星

妈妈,天堂里
我的扣子最亮


月亮

再掰再洗
思念的弧度
也是亮的




这是一个人的旗子
插在头上
可以省去很多解释
“瘾”为何物? “瘾”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由灵魂而肉体,以至灵肉无间。会过瘾的人对唯物、唯心之辩的态度是付之一笑。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度数,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达到这种生命度安全又不碍别人事的方法挺多,但这些方法的假象是受罪。巨大的甜头就在那一点儿苦头后面。比如我酷爱长跑,要的是那终极的舒适,但那舒适的穿越几乎是以垂死的状态去获取的。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谁都说呀,歇歇吧,写那么苦图什么?过去我和他们见识一样,也认为自己挺悲壮的,整天背对世界,背对许多人间乐事在那里写。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在偷着乐。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我

闲暇之余(2009-12-10 15:50)
块钱  两个苹果
烂在我们的肚子里
腐变的没有规则
犹如我诗化了的悲哀
不痛不痒
犹如坐我对面的妻子
平凡、美丽和善良
茅盾文学奖:

  张 洁 《沉重的翅膀》 (第二届、 1982—1984年)
      《无字》    (第六届、 1999—2002年)
  刘心武 《钟鼓搂》   (第二届、 1982—1984年)
  凌 力 《少年天子》  (第三届、 1985—1988年)
  霍 达 《穆斯林的葬礼》(第三届、 1985—1988年)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王 蒙 《蝴蝶》       (第一届一等奖、 1977—1980年)
      《相见时难》     (第二届、 1981—1982年)
  邓友梅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第一届, 1977—1980年)
      《那五》       (第二届、 1981—1982年)
      《烟壶》       (第三届、 1983—1984年) 
  从维熙 《大墙下的红玉兰》  (第一届, 1977—1980年)
      《远去的白帆》    (第二届、 1981—1982年)
      《风泪眼》      (第四届、 1985—1986年)
  刘绍棠 《蒲柳人家》     (第一届、 1977—1980年)
  湛 容 《人到中年》     (第一届一等奖、 1977—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勇于反省的民族。上个世纪70年代,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跪拜,昭示了德意志民族反思历史罪孽的诚意。德国文学以战后“废墟文学”为肇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没有遗忘历史,没有中断或解除对战争根源及民族自身问题的思考。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的内部,发掘人性的秘密,这种努力不仅锻造出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两位世界级文学巨匠,而且还把对人性的追问精神传递给文坛的后来者。如果从20年前成名的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身上看到这种品质,我们毫不为怪的话,那么从德国“70后”作家尤利娅·弗兰克身上看到这种品质,就不能不称奇、感慨并产生联想了。

  尤利娅·弗兰克1970年生于柏林,25岁获德国“开放的麦克风”文学竞赛一等奖,坚定了她在文学领域开山劈路的信心。2007年,她推出的长篇新作《午间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文版)荣获当年德国图书奖。这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背景的小说,以一个德国女性坎坷的经历,清算了德意志民族给自己和其他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比我国的“70后”作家的创作,《午间女人》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反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青年作家,大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这时的中国文坛,面临着市场化的兴盛、新媒体的兴起等构成的冲击,而在文学写作领域,在刚刚露头的“70年代人”前面,有前几代作家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和广泛影响,而在他们的后面,又有以“80后”为主的青春写手协同市场炒作构成的强势追逼,这使他们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巨大压力。但“70年代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他们在夹缝中寻求生机,在压力中默默进取,以自身的努力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了地位,并逐渐显现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来。
  在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坛,“70年代写作”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他们不仅人数众多,群体庞大(经常发表作品并有一定影响的有50多位),而且在艺术追求上以他们的锐气、活力和新意,成为文学创作中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属于70年代人的卫慧、棉棉因为《上海宝贝》《糖》等作品,被当时的新闻出版和文化主管部门严厉处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等否定性的批评与批判殃及了整个“70年代人”的写作。因而,整个“70年代写作”在一些评论者的描述中,就被整体地“妖魔化”。我曾经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不要“

 以年代划分作家,不是多么聪明的做法,但将作家群体划分为“60后”、“70后”、“80后”,至今已相沿成习,且由此生发出不少话题和讨论。人们常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与“60后”以先锋文学大放异彩、“80后”以市场化写作扬名立万相比,“处于时代夹缝”中的“70后”却显得颇为沉寂,其影响力与前后两代人都不能相比。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由于“70后”自身的不争气?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坛的代际现象?在此,我们采访若干“70后”作家,并约请几位专家就上述问题做了一些讨论。

  到2010年,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将陆续走向“四十不惑”的年纪。而当下文坛,放眼望去,仍是余华、苏童等“60后”作家的天下,“70后”作家自出道之日起,就由几位“美女作家”的命运多舛,走入不尴不尬的境地,而立之年似乎尚未来得及真正立起,已被有市场、擅包装的“80后”作家迅速抢占风头,眼看“90后”也循序出道,“70后”作家是何心态?记者采访了部分“70后”作家,了解他们或疾或徐的创作状态,也聆听他们自身创作的反思。还有太多优秀的不可替代的“70后”作家,不能一一列举。其实都无关紧要。时间自会证明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

日本大作家村上春树表示,后冷战时代的混乱无序,“9·11”事件造成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已使隐喻的力量胜过了真实,这也是其超现实小说行销全球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人们正在逐渐开始理解并接受不真实之事的真实(the realness of unreal things)。”村上数天前在东京罕有地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有必要写出后冷战时代的世态时,(你会发现)不管它的描写多么现实,都无法表达充分。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隐喻去描写。”

  驱使村上创作新作《1Q84》的乃两大恐怖大案:“9·11”,以及1995年发生在日本的毒气袭地铁事件。“对我来说,‘9·11’不似发生在真实世界。在某个地方,一定还有一个世界,这样的事情在那儿不会发生。我总是怀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否真实。我隐隐觉得还有一个世界,它也许不是这个样子。”村上说,他正在写的《1Q84》第三卷有望于2010年5月出版。

 

 

 东方早报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