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一次出院回家以后，拖着病体，到算命先生跟前帮我寻问子女。先生告诉他说，你的老二命中有子嗣，让他的舅舅给他送一只枕头吧，里面装上核桃和红枣。这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明的占卜，甘肃河西地区的农村一直有这种送子传统。父亲给舅舅打完电话后不久，被确诊为肺癌，住院以后再没有出来。
    舅舅是个中医大夫，对迷信很忌讳，他觉得敬天敬地敬鬼神，都不如他的一幅中药管用。他对父亲的交待哼哼哈哈，并没有上心。一直到我父亲去世，舅舅才带来一幅绣花枕头给我，勉强了却一桩亡人的心愿。麦子出生后不久，我的舅舅也身患绝症，我回老家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八天水米不进，卧在床上奄奄一息。我拿出麦子的照片，他睁开眼睛，在大家的搀扶下挣扎着坐起来，把照片捧在手上，脸上慢慢露出笑容，干裂的嘴巴里啧了一声，说，这个娃娃，咋长的这么俊啊，太俊了嘛！三天后，舅舅过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微笑。
    那一年，在兰州，我的师父释理智法师，开车陪我们去甘肃会宁县的一个观音庙许愿求子。师父是个开明的和尚，那天他穿着黄布袈裟，长袖飘飘的走进阴暗潮湿的大殿，双掌合什，念一声“阿弥陀佛”。那种从容和淡定，好象供在上面的泥塑是他的一位熟人或朋友。我们跪在地上焚香许愿，师父仔细端祥上面形态各异的泥塑孩童，说，要个儿子吧。又问我，要个当官的还是要个从文的？我说，你是慧眼，你看着办！师父把红绳子系到一个英俊小男孩身上，说，“这孩子生下来，就让他当个将军吧，骑马打战，耍刀耍枪。”
    2007年春节，麦子三岁半。这一年春节，师父身患重病，住在上海东方肝胆病医院。我带着老婆孩子开车到上海去看望他，几千里辛苦奔波，只为了一个埋在心里说不出来的感念，会宁的愿已经还了，师父的愿还没有还，还愿需要路程。第一次去上海，沿宁沪高速进入市区，我从收费站打印了一张交通图，然后在高楼大厦的汪洋大海里，不迷路，不绕路，不偏不倚的找到位于长海路上的东方肝胆病科医院。师父把一张佛卡和一只香囊塞到麦子的怀里，双掌合什一下，喃喃的说，“瞧瞧，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我们从上海回来三个月以后，师父过世，在武威海藏寺坐化。
    所以，麦子身上，寄托着故人的心愿，也寄托着我对世界全部的感恩。麦子的生日，于我来说有很多意义，见证他年复一年的健康成长，表达我对一些人的感激和怀念。
    麦子出生以后，我恨不得拿一只喇叭向全世界招摇、拉风，但偏偏赶上非典时期，满肚子的喜悦揣在怀里，一直等到周岁生日的时候才大肆操办，地点在友好南路的如意酒店。麦子没见过人多的场面，放开嗓子，大张着没出牙的嘴巴哇哇哭叫。我喝多了，脱光上衣，摆开擂台划拳，一直喝到不省人事。后来落下话柄，丁燕和戴江南说，我喝醉酒有赤裸上身的毛病。
    过完一岁生日，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俩口子商量，以后不再铺张了，老百姓的生活，老老实实的过吧。第二个生日在东方龙酒店操办，亲朋好友聚了一桌子。三岁生日的时候，亮程兄约我们去沙湾，到那里已经晚上八点，酒菜上桌，二十多个人拿着筷子在等。除了张景祥、方如果和鲁金生是熟人，其他都是书记、县长、局长，话说不到一个路子上，也就没有提麦子生日的事。晚上回到宾馆，方如果拎来生日蛋糕，几个人围着烛光唱生日歌，麦子有些害羞，傻哈哈的笑。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只能说一些简单语言，他歪着头，斜着眼，不断问我，“你们干嘛？你们干嘛？”第二天去黄沙梁，麦子蹶着屁股蹲在沙坡上的红柳树下，拉了一泡屎。
    四岁生日以前，大约半个月左右，麦子突然会说话了，叽哩呱啦说个没完，耶，哇塞，我酷，都是新人类语言。然后知道什么是生日了，说，找个漂亮漂亮的地方，买个大大的蛋糕，给我过生日。那段时间是园丰农贸销售最关键的日子，我离不开昌吉，把他们接到昌吉园艺场附近的丰泽园生态酒店。长到五岁，已经开始追问他的生日了，我什么时候过生日啊？我的怎么还不过生日啊？你们给我买什么生日礼物啊？那一天，在乌鲁木齐阳光绿岛，正好老小俩口子初到新疆，数一下人头，这些年拉拉扯扯到乌鲁木齐安家落户的亲戚，已经有15口人了。
    麦子在幼儿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是楼上楼下邻居家的孩子，男的叫张宝，女的叫豆豆。麦子说，豆豆挺烦人的，在教师跟前告他的状。但一说到生日，又眉飞色舞起来，我过生日的时候，要请张宝和豆豆。我开玩笑逗他，说豆豆在老师跟前告过你，还是不请了吧。他歪着脖子想一会，说，还是请上吧，我已经不生她的气了。
    麦子是在肚子里就已经取好的一个名字，当时想过，生男生女都叫麦子，农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九个月大的时候回甘肃，在农村的大炕上学会爬。一岁半的时候再回去，我把他从车上放下来，说，别管他，看他往哪里走。他噔噔噔跑到院门口，推开门往里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到院内，一扇门一扇门挨着推开，把每间屋子都看了一遍，好象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每一次回到老家，他都在农村的大炕上滚来滚去，拿一把铁锹在院子里铲土，抽一把柴禾在麦垛旁边放火，沾一身土，鼻涕哈啦，脏不兮兮。回到农村，好象就找到了他的根脉，昏天黑地的玩到太阳下山、倦鸟回家。
    我对麦子的成长没有太高期望。成名，成材，出国，等等，在我的内心深处遥不可及，那是我的微卑的心愿所无法到达的地方，我对他现在所有的培养，就是要给他一个尽量快乐的童年。下午到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经常有一些家长凑在一起谈教育心得，孩子考了多少分，哪里的外语班好，哪里的音乐班好。我不凑，也不听，这些东西和我、和麦子都没有关系。我想过，假如他对钢琴键盘有兴趣，我就给他买一台钢琴。假如他对足球有兴趣，我就给他买一只足球。假如他对玩以外的所有事物都没兴趣，那我就让他一直玩到学校不允许再玩、社会不允许再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对成龙电影着了迷，我试着动员他，说你去学学武术或者跆拳道吧？他听不明白，我指着电视上正在打斗的成龙，说，就是去学习怎么和小朋友打架。他听懂了，摇着头说，不去！
    我觉得我的教育方式是对的，但很多人说是错的，说我太娇惯孩子。错就错吧，一个人，到了成人的年龄，经常发现自己这一生中没有过快乐的时候。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在童年，十岁以后背上教育的压力，二十岁以后背上成长的压力，三十岁以后背上养家糊口的压力。到这个时候，童年恍若一梦，回头再找自己的童年，你还能回去了吗？学业错过了可以补，童年错过了是补不回来的。
    过完春节，从老家回来，麦子提出要在鄯善上学。已经习惯的生活突然出现变化，早上不送了，下午不接了，晚上不扛在脖子是转街逛夜市了，过去天天讨价还价的嚷着买玩具，现在不跟你争不跟你要了，心里面的肯定有一种割舍不下的难受。但我还是想把他送到农村去，跟泥土在一起，跟鸡鸭牛羊在一起，跟房屋后面的葡萄架、麦地在一起，早晨睡到日出三竿，傍晚玩到星星点灯，出门不担心车多人挤，出了门就撒开腿疯跑，嗑一把瓜子，叼一根雪糕，吸溜着鼻涕，对着小猫小狗拳打脚踢。既然城市给不了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就让他回到农村去吧，在泥土里扎根，在葡萄架上成长。
    送走他的那一天，我们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留恋父母身边的日子，留恋肯德基、麦趣尔、遥控车和电玩超市，但更留恋他的童年。上车以前，他眼泪汪汪的说，我不想回。说着话，上了通往鄯善的长途班车。
    回来那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想他在家时的一些情景。有一次吃饺子，他夹了几次没夹起来，费好大劲夹起来了，瞪着眼睛对饺子说，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厉害吧？你投降吧！一边说，一边把饺子吞下去。他到鄯善上学以后，一天下午打电话给我，没说话，先咯咯大笑。我问他，没到放学时间，你怎么回家了？他说，可笑死了，我们在幼儿园玩游戏的时候，臭蛋的玩具掉地上，被我捡到了。他哭着跟我要，我把玩具扔到河里去了。他在河里面找，我也在河里面找，又被我给捡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我捡起来就跑，这不，就跑回家来了嘛！我说，你抢小朋友的东西不好，要还给人家。他说，我就觉得他哭起来挺好玩的，惹惹他嘛，你不知道，他哭起来是这样的，啊嗯，啊嗯！
    麦子的六岁生日到了。一个星期前，我们就跟小时候等过年一样等他的生日。那天晚上，我把打包收集起来的玩具全部拆封，把损坏了的遥控车一件一件配完整，挑选出他最喜欢的枪械、奥特曼，包装到一起。出发前，在小区门口买了他最喜欢吃的草莓和芒果。晚上见到麦子，他已经脏成了一只土猴子，浑身是土，摸一把头发，里面全是沙子。
    按刘亮程的说法，小孩子就应该在泥土里成长，接地气，生长旺盛。他说，孩子不吃一点泥土，他的成长就不算完整。
    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麦子在鄯善西游大酒店过完他六岁的生日。

（今天是麦子的六岁生日。早在两天前，我们回鄯善提前过完他的生日。本来想写一个完整一些的文章，把孩子这几年的成长记录下来，但这一天人来人往不断，早晨德国人到公司讲座，中午谈事，晚上约人。每写一段，都要停下来处理一些工作，断断续续。这篇文章，写给六岁的麦子，爸爸爱你，生日快乐！）

    两会期间，终于有人对房地产开发过程当中存在的高税收问题提出质疑。我在《房价问题，十八层地狱在冤魂》这篇网文中，试图给房地产专业拍砖手时寒冰和牛刀两位先生提个醒，不要光从市场理论和行业道德方面来谈论问题，高房价背后有着深刻隐情，高税收是造成房价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再具体一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环节上拿走的利润高达“一半以上”。贴子发到天涯房产观澜以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而我用十分钟时间随手写下的一个《团长》灌水贴，在天涯另一个毫不起眼的影视评论栏目里，两天获得35000多个点击率。可见，网络是用来起哄的、跟风的，不是用来谈专业问题的。

    专业到王志纲的程度，博学到时寒冰的程度，无畏到牛刀的程度，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析确实有足够的高度，但和实践的可行性对接往往不强。我曾经说过大话，说，假如王志纲和我各负责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定位、规划到营销推广全程运作，他肯定干不过我。我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相反，我对王志纲等人充满尊敬，任何一个行业，既需要做事的人也需要说话的人。他在营销指导上没有问题，但他没有参与过一线销售，过程中的把握他并不一定在行。

    大家在房价问题的讨论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理论分析很到位，问题的症结却找不出来。消费者又很盲目，简单认为，房子是你房地产企业开发建造的，房价出了问题，就是房地产行业和房地产企业的问题。所以，房地产成为中国各行业中最不受待见的一个行业，专家们批评，消费者喊骂，就连影视作品当中，做恶的商人必定都是房地产老板，不但暴利，而且黑社会，光头，私藏枪械，行贿收买，打打杀杀。
 
    国务院2008年底推出的房地产市场激励政策，从另一个侧面隐瞒了政府在房地产开发环节上的利益，加剧了全社会对房地产行业的集体仇恨。你看吧，国家已经把房地产交易契税降到最低了，该减的减了，该免的免了，政府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而房地产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开发商们何止是负隅顽抗，简直是困兽犹斗，不惜充当全社会的公敌。交易环节上的税收虽然浮在表现价格之上，但在整体房价中根据无足轻重。房价构成的最大成本来自土地出让金和契税、土地增值税、建筑安装成本、企业所得税。而这四项当中的三项，归政府和权力机构所有。由此可见，我说的“一半以上”已经非常保守。

    我的网文发布于 2月25日，两会前一星期。我并没有给政府建言的意愿，以我的资格，做不到，我有这样的自知自明。有这个思考也是很偶然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本地市场上基本上扮演着一个“唱衰”角色，在报纸和网络上经常对高房价发表一些批评性言论，观点和时寒冰、牛刀大同小异。不仅如此，我还把时寒冰先生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下载刊登到企业创办的一份派送刊物上，惹的老板很不高兴。直到春节前后，负责公司两个项目的整体出让谈判，才第一次接触到房地产企业的税收细节，大吃一惊，企业所得税高达25%，土地增值税根据用地性质调节，股份制企业还要追加交纳股东个人所得税。各项税率的总体累计高达37%左右，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和土地交易契税，我的妈啊，粗略算下去，就是销售额的一半以上。某市场转让，我们按4000万元核定总价，财务给出的税收总额约1300万元；某项目转让，我们按8000万元核定总价，财务给出的税收总额约3200万元。这两个项目均为转让项目，涉及的主要税收均为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两项。如果是一个正常程序上的销售项目，涉及的税收更加复杂。

    过去都以为房地产企业暴利，哪知道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比企业更暴利呢？交易环节上的契税只是冰山之一角，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巨大暴利，一直隐藏在开发环节当中，开发商有痛难言，消费者全不知情。

    从严格实行土地招牌挂制度以来，土地交易的当中的腐败行为表面上受到竭制，但关联交易和幕后操纵一直没有杜绝，如果说，“招牌挂”以前和“招牌挂”以后的土地供应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地方政府不能再做指示了，地方领导不能再批条子了。但是，不批条子不等于不腐败、不参与、不影响，土地挂牌涉及到物权补偿，补偿物的评估谁说了算？我知道的一块30多亩的土地，过去是一块苗圃、一口水井和一间房子，挂牌以前，财政局出具红头文件，证明地面附着物价值“950万元”。时寒冰的一篇文章中透露数据说，全国城市可开发用地统计约27亿亩，且不论这个数字的真与假，能例入“城市可开发土地”之列，当前的土地现状一般都由老国有企业、城乡结合部村民委员会所有，政府管不了土地交易环节，但管得了“地面附着物评估”这个环节，老国有企业穷的就剩土地了，不管谁征地，都狮子大张口的要求天价补偿。而政府也经常和企业达成某种默契和勾搭，土地在交易前就已经许给某个企业，“地面附着物”的评估做成天价，吓走其它竞拍企业，这样的“招牌挂”，不过是走了个形式和过程罢了。结果，如我上文所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吓不走的疯子，像07年那样的市场，大家都红了眼，天价也要争，产生第一个标杆，于是，地价越飚越高。

    在高房价成因问题上，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负责。1998年，一刀切的取消安居工程、集资建房等福利住房政策，把房地产需求完全抛向市场，形成行业垄断。以后，不断调整房地产企业税率，提高企业所得税，征收土地增值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叫喊房地产是“民生产业”的时候，怎么解释民生产业中隐藏的50%以上政府暴利？

突然冒出来几部房地产题材的所谓商战小说，细数粗看一遍，故事大同小异，官员落马牵出腐败窝案，黑幕背后有黑幕，书记、市长、局长纷纷出马，行不义之事，牟不义之利，等等。最后结局，无一例外是有人潜逃有人落狱，多行不义必自毙，雄鸡一唱天下白。哈哈，好看，好笑，好玩，但外行人说内行话，多数作者连房地产行业的门都摸不着，就臆想出一串串离奇的故事来，以为只要涉及房地产的事，必定和犯罪有关，怎么推论都理所当然，反正，现在的地产商个个如同过街过鼠，你怎么喊打都不过份！
    写二流商业小说的作者，一般都是穷人。那些被形容成脑满肠肥、恶贯满盈的房地产商，又个个都是富人。穷人看不懂富人们的事，于是有了这样的遐想：李嘉诚是不是早上吃白菜饺子、中午吃芹菜饺子、下午吃韭菜饺子呢？而我，做为一个穷人，在富人的门下当长工，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房地产行业的一些内情，忙里偷闲指正一下。
    你别以为书记、市长的一纸批条，就能得到多少亩土地。几年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了。土地招牌挂是怎么回事？我举个例子，我们公司曾经有一块地，是2001年承包经营的林地。大家平时说起这块地，都说“我们公司的那块地”。2007年，公司想拿这块地做开发，申请招牌挂，没搞明白“毛地”和“净地”的猫腻，结果有三家公司参与竞标，挂飞了。再说的明白一点，你们家有套老宅，不管房子下面的地是买来的还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你手头有土地使用证，就有合法的使用权和继承权，但你不能拿这块地做开发。假如你碰巧又是个房地产商，你想扒了房子重盖，盖好了拿出去销售，那么好，你得申请招牌挂，在同等价格上，优先考虑你。如果别人出价比你高，这块地就不是你的了，你只能拿到相应补偿。所以，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土地性质，以为自己手上有块地，就可以搞开发，这是不行的。去年，老板委托我找地皮，几个国有企业找上门来谈，说自己手上有地。我问什么性质，有的说是“划拨性质”，有的说是“工业用地”。遇上这种情况，你谈都别谈了，他以为地是他的，但一走程序就不是他的了。2006年以前，招牌挂制度还没有严格起来，有一些可钻的空子，但现在基本上已经没空子可钻，“招牌挂”是任何一个企业获得开发土地的唯一途径。批文、条子、领导说话，那是过去的房地产，不是现在的房地产。但随之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土地价格虚高，有人手上有一块地，现在要招牌挂了，他不想让别人拿走，或者私底下已经和某个企业达成协议，所以把地面附着物的价格评估到非常高，用补偿来吓走别的竞拍企业。结果，又出现了一些再虚高也吓不走的企业，再高我也要争。有了第一单，价格标杆就形成了，所以土地价格越竞拍越离谱，导致房价飞涨。到现在，我们一看报纸上的土地竞拍公告，就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挂牌价高的离谱，你别去了，那是做秀，人家早和别人对好眼了。
    光说房地产企业穷凶极恶、压榨民工、拖欠工钱。你知道现在的民工有多厉害吗？从温总理上台以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基本上颠倒过来，建筑商在承包项目以前，为了拿到项目，说的都很好听，我垫资，垫到多少多少。建筑工程承包有规定，必须公开招标，但你要知道，三个竞标单位中的两个就是过来陪标的，给谁不给谁，还是开发商说了算，招标就是走个程序。建设部三令五申，不允许建筑单位垫资建设，也没关系啊，找一笔钱在帐上过一过，把形式走完。反正，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中国人投机的本事从来都是一流的，没有一项政策能难到利益群体。甚至于，连《施工许可证》办理以前的民工保证金，建筑承包方都有可能全部垫付，无非就是你去交或我去交的问题嘛，私下一个协议，什么都可以应付。承包前期，大家都这么做，但民工一进入工地，情况就变了，建筑企业自己不上门要钱，打发民工来要，你说合同怎么写的，没用。民工一上门，房地产公司就惊慌失措，要一次不给，第二次就堵门，第三次就上街堵路。温总理亲民，亲出了民工们的一身毛病，他们自己也知道，民工问题比天大，只要他们一上访、游行，政府就急了，到那个时候，由不着开发商不给钱。我们一个项目的钢结构部分，按进度付款，承包单位不给民工工资，说开发商没付款，民工就在工地上闹事，你给不给，不给我拆房子了。这面回答说，你们去找承包工程的单位要嘛。民工们问，我们的钢筋是不是装到你们楼上了？这面回答，是。民工说，那我们不管，就得你们给。我们老板是教师出身，读书人好面子，工程款不但按进度支付而且经常超额支付，自己觉得自己信誉好的不得了，结果，去年春节前，被闹事的民工堵在楼里出不来，饿了一天。我们附近的另个一家房地产公司，工程负责人被民工围住，割掉一只耳朵，血淋淋的惨剧就发生在身边。
    说什么商战呢，房地产项目都是各自在各自的地盘上开发，位置不一样，区域不一样，项目定位就不一样。竞争有，但根本到了不斗智斗勇甚至斗恶的程度。有没有罪恶？有，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罪恶。去年，北京一个图书编辑找我，鼓动我写一本房地产题材的商战小说，我说我写不了，我编故事的能力太差，何况，房地产行业也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这么多年过来，我们听到过的最离奇的业内故事，好象只有那一年新华远一夜之间挖空了sohu的售楼人员，而且那是北京的事，离我们很远。
    我讲了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房地产业内故事。一块农村郊区的土地，92年被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征用，空手套狼，建了一个平房概念的大市场，建筑又是骗别人垫支的，等于，没花什么钱获得了一个大型建材市场，一夜之间成为知名企业。400亩地协议补偿400万，到98年没付过一分钱，农民们到政府上访，在政府协调下，达成意见：该企业把其中一个40亩地返还给农民经营，等于折还400万土地补偿。可笑吧？农民的400亩地经常这一番倒腾，变成40亩了。2006年，我们曾经工作的房地产公司和村上达成联合开发协议，开发建设一个大型农贸市场，村上以土地折价持股，占40%股份。开发结束后双方结算，没利润（不可能算出利润来），把卖剩下的房子分一分吧，结果，村上给老板打下了一张1200万的欠条，才分到了地下一层。可笑吧？40亩地从地上挪到地下去了，还附加了1200万的债务。去年，老板突然觉得自己吃亏了，负一层好歹也是一个整层，好租好卖好使用，他想拿回来。于是开始做工作，给不给？不给我拿1200万的欠条告你们去。农民们无奈，把负一层还回来，把1200万的欠条收走，又置换了市场里的几百个摊位。可笑吧？地下一整层的建筑，又变成几百个零零散散的摊位了。你看看这个魔术是怎么玩的：400亩地变成40亩，40亩地变成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变成几百个零散的摊位！刘谦恐怕也就这个水平吧？但我保证，整个过程都是阳光下的，没有内幕交易，没有贪污腐败。签订合同那一天，大家喝的酊酩大醉，我开车返回的时候醉倒在路边上，就是那次。

    对房地产行业持激烈批评的时寒冰先生和牛刀先生，显然缺乏对房地产价格构成的深入了解，大家对房价该不该降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具体到怎么降的时候，方式很粗暴，一味要求房地产企业降价，而不分析高价格下面的税收因素。
    从去年11月开始，中央密集性的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促进和刺激政策，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降低了90平米以下住宅的房屋交易契税。从表面结果来看，国家把交易环节上的各项税率都降到了最低，但事实累计的结果，是低收入人群因此而获得的实惠累计只占到房屋购买成本的3%左右，而且90平米以上住宅、二次购房不在政策优惠的范围内。这一系列政策出台以后，并没有拉动房屋成交量的实际增长，原因是，房价太高，而政策性优惠幅度太低，对消费者购买力起不到实际触动作用。以购买50万元左右住宅为例，可减免的各项税率累计，约11000-15000元之间，而且各地执行情况都有差异，条件认定困难，中间审批环节多，真正落到实处的优惠大打折扣。
    而市场面对的真实情况是，大家要求50万左右的住宅降到40万、30万，有没有可能？房屋交易环节上的契税，在购房成本里面占的比重非常底，有购买能力的人，一般都有交付契税的能力。那么，价格怎么降下来，才是问题的关键。
    很多人以为，房地产开发环节中的大多数利润，都被房地产企业掳取。这是一种笼通的、带有敌意的看法，在高房价方面，企业固然有责，但国家现阶段针对房地产行业所实行的税收政策，也是高房价的成因之一。其中两项最昂贵的成本，是25%的企业所得税和5.5%（平均概率）的土地增值税。
    抛开土地增值税的增值不算，仅这两个数字的简单计，就达到房产销售额的30%以上。这仅仅是一种粗浅的计算方式，如果某房地产企业属股份体制，还需要按股份比例交纳利润部分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率的计算方式不好统一，但总的概率是惊人的。以我们曾经销售过的一个项目收入和纳税情况为例，项目整体出让获销售额8000万元，各项税收累计3200万元，企业帐面净收入4800万元，扣除已经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已经付出的建安成本等固定成本，这个项目的开发是亏损的。
    网上有过一个数据，说，在房地产开发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土地出让金、企业各项经营税收、房屋交易契税等方式，获得的收益大约在项目销售总额的50-55%之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真实不真实，但房地产项目的总体纳税大约在37%左右，是事实。如果把土地出让金折合进来，50%以上的概率应该接近。
    由于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与商品房销售价格、销售总额挂钩，房屋销售价格越高，税率也随之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房价上涨最大的受益者，仍然是政府，政府获大利，开发商获小利。
    所以，一味的把房地产价格问题推到房地产企业身上，是不客观、不公允的，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恶性结果。过去市场好的时候，国家获得大利、企业获小利，你情我愿的把市场往高处推。而到了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时候，多数项目就面临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不降卖不动，降了对已经买过房子的老客户不好交待。万科拒不向消费者补偿差价，大家一边倒的喊骂，说万科是“无良企业”。但站在企业的角度想一想，就算企业愿意补这个差价，已经上缴的税收怎么办，政府给不给退补？
    综合税率37%左右，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和城市管网配套费等种种费用，等于从商品房市场伸手拿走一半以上的利益。如果把这部分成本取掉，将全国各地的房价拦腰折半，大家算算，价格还高不高了？
    按“经济适用房”的定义，“经济适用房”是不包含土地成本的。2008年，乌鲁木齐砖混结构房屋建造成本约每平米900元左右（国内其它省区砖混结构房屋的建筑成本恐怕也在这个水平线上），加上绿化和各项配套费用，综合开发成本应该在每平米1200元左右。在这个成本基础上，乌鲁木齐（或全国欠发达省区）的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应该是多少？包括税收和各项契税在内，1500元够不够？如果再给政府职能部门留下一些合理的利润空间，1700元够不够？如果再给利益集团留下一些腐败成本，1900元够不够？
    都不够，乌鲁木齐2008年底公布的经济适用房销售均价为2150元。说明什么？说明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社会各管理环节（包括政府部门）集体搜括人民利益的有力工具。从中央到地方，在涉及利益原则的时候都不肯做出让步，怎么可以要求企业家们只做贡献而不谋利益呢？房地产行业现行的税收政策不调整，房价的根本性回落只能建立在扼杀企业利益的基础之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一大批房地产企业倒掉、死掉。这恐怕是政府目前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据说，宏观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当前52000个房地产企业清理到25000个左右，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不知道多少人会成为十八层地狱下面屈死的冤鬼。

                       这一年，地产商人们的群体讹诈
                    ——一年来的房地产行业结构性调整轨迹

    房地产行业终于被纳入国务院10大产业振兴规划。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2月21日举办的“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的应对措施”专题报告会上发布的这一重大消息，遭到著名房地产评论人牛刀的尖锐质疑：产业振兴规划是由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决定的结果，在政府没有公开发布信息以前，成思危有什么资格越权披露？牛刀认为，成思危的行为“有违国务院办公厅重大政府信息披露原则”，所谓的“房地产行业被纳入国务院10大产业振兴规划”是一条虚假信息。
    这条消息立刻引起全国上下的集体关注，各大网站和媒体纷纷转载。但两天以后的《中国证券报》出面澄清，“10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最后一个名额已经确定分配给物流行业，所谓的“房地产行业振兴计划”并无真实来源，国务院出台的最终方案将在3月初举行的两会上正式发布。
    无论哪一方的消息属实，这个过程都客观反映出中国房地产行业当前面临的真实困境，若无问题，何以谈“振兴”？若无问题，为什么把国家宏观经济振兴计划当成是一个行业生死存亡的救命稻草？
    从2007年底，全国性房地产销售量出现滑坡以后，呼喊“救市”的声音就开始出现。到2008年7、8月份，国内房地产成交量大规模萎缩时期，行业内和各部委的“救市”声音越来越强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批评态度一直没有松动，即使在12月底迫于全球金融危机不得不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密集性刺激政策的时候，仍然强调要“促进和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保障性住房”和“集资建房”政策的重新推出，代表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近10年发展的整体评估。如果说，“保障性住房”政策推出初期，大家还对中央的政策力度抱有怀疑的话，到2008年底，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中央的强硬态度了，很多房地产企业从最初的嘲笑和挖苦，变的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企业一边揣摸政府意图，一边表达顺存意愿，岂图从“保障性住房”建设当中分到一杯羹。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在房地产行业里一贯表现强势的潘石屹，他曾经在讲话中表态，自己的企业愿参与由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开发和建设工作。情真意切的后面，意味着由企业或个别企业负责人主导房地产行业的时代已经结束。
    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时候，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央政府准备推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当时，国内房价仍然处于剧烈走高时期，广州市市长张广宁高调打压房价，引起国内房地产企业极度不满，房地产行业利益代言人纷纷站出来强调，政府不应该“粗暴”干预市场。在火热过头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对温总理透露出来的“廉租房”建设计划毫不在意，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以任志强为代表的业内强势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个人博客中，对政府政策在房地产价格方面表显出来的软弱无能极尽嘲讽、挖苦之辞。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警告，“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一片过热，不但房地产行业对温总理的警告毫不在意，国内经济界也普遍把总理的话当成耳傍风，以为老人家只是给大家敲敲警钟、提个醒而已。9月份以后的转折再一次证明，在中国，最懂经济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而这个时候，房地产市场仍然沉侵在任志强“房价将持续上涨15年”的美梦中。任志强几年如一日的对中国经济政策进行严厉批评，政府推出每一项政策，他都会在博客里挖苦谩骂或评头论足一番。面对总理的准确预言，不知道任志强有没有一点点悔意，但接下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总理就是总理，任志强就是任志强，一个雄宏如山，另一个渺小如蚁。对中国经济，总理懂全部，而任志强只懂皮毛。
    2008年4月，深圳楼市出现“断供”现象，房价开始下跌。受深圳影响，郑州等地区相继出现“断供”事件。面对楼市转折，任志强等人坚定的表示，深圳情况不会向全国蔓延。5月，全国性楼市销售全面滑坡，在房地产行业羞于呼叫“救市”以前，以叶檀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发出“救市”呼声，认为楼市如果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叶檀等人的“救市”意见很空洞，集中在“扩大内需、放松银根”这些教条说辞上面，没有任何实质性操作意见。
    从4月份开始，任志强不再强调“房价还有上涨空间”，他一改过去口风，近乎讹诈的说，“中国的银行已经被房地产绑架”，“要死也是银行先死”。
    2008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针对越来越明显的房地产成交量持续下滑，首次表达出救市意向，向上呈报意见以后，没有得到回应。7月底，由房贷引起的美国资贷危机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出资收购房地美、房利美两家房地产金融担保企业。8月，美国资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9月份再度向上提出房地产救市意见，未获通过。中央给出的答复是，“在年内不会出台促进和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还没有波及到中国以前，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是鲜明的、严厉的。
    11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而国内关于房地产“救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迫于形势，国务院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联合其它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部委，针对房地产市场提出形势报告。“救市”终于有了转机，但方案的提交一波三折，据《中国经营报》消息，第一次报告提交以后被退回，要求对“程度化词语做出修改”，在取掉“严重”、“危机”等词语以后，方案终获通过，11月底，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给出了降低房屋交易契税、降低二手房交易成本等若干政策，但意见的第一条，仍然是“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该意见词措平淡，既没有对房地产行业做任何评价，也没有鼓舞和激励的语言。而同一时期，任志强继续在博客里对政府进行威胁和敲诈，说，如果房地产行业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将会倒退十几年，等等。
    一直到现在，中央出台的每一项房地产刺激政策，都必定带着一个非常醒目的前题，“努力加强和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根据中央的40000亿内需拉动方案，各地廉租房建设将于2009年全面启动。受土地招牌挂限制，集资建房政策出台以后，2008年市场没有明显反应，是因为单位从获得土地需要程序和时间，就目前各种信息来看，2009年将是政策落地的一年，随着集资建房全面铺开，以公务员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人群将从房地产市场上分流出来。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轨迹，都代表着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不妥协姿态，甚至于，从去年到今年，国家没有对房地产行业给出过一次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任凭任志强等人上窜下跳，中央在既定政策方针上毫不动摇。问题出在哪里？
    在房价疯涨的2007年，潘石屹曾经公开透露过北京房地产开发成本，他以北京四环路附近的土地出让价格进行换算，称周边区域的房屋开发成本每平米约4500元左右。而当时、当地的房价已经高达每平米15000元以上。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可能忘乎所以。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有人连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那么，房地产企业有没有过扪心自问，你们的利润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上绞刑架的水平？如果说，北京的房价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那么，我以自己从业的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其中一个项目为例说明：综合成本1780元左右，2007年初开盘价均价1900元左右，2007年底涨价到3800元，涨幅整整一倍。2008年，受市场不景气影响，对销售价格做出调整，最低售价降到2760元。即使按降价以后的销售价格计算，项目开发利润也在50%以上。除了卖军火和白粉，哪个行业还有如此之高的利润回报？
    郎咸平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几乎独享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成果，他仍然指的是房地产行业巨额利润对社会资源的掳取和掠夺。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安居乐业”意识，使我们的房屋购买意愿比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要强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廉租房”为主的社会住房保障体系，在中国没有深厚根基，多数人认为，有了一套房子才是有了一个家的根本前提，没有自己产权清晰的住房，这个家就不完整、不牢靠。所以，我们一辈子的付出，到最后都流入到房地产商的腰包里面。由于房价过高，为了买一套房子，不得不降低综合消费水平，医疗消费不足，教育消费不足，日常生活用品消费不足。而这一切遗留问题，都需要政府回过头来解决，国家在房地产行业里获得的利益回报，最终还得拿出来，为一系列的民生问题买单。和民生问题相比，任志强强调的“房地产行业对国家GDP的贡献率高达30%”算个狗屁。得到30%，付出100%，做为商人的任志强，这样的买卖你做不做？
    温总理留给大家的形象一贯是温和的、宽厚的、包容的。现在，连这样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都对一个行业表现出如此强硬的铁石心肠，可见，房地产行业不但伤了社会的心，也伤了一位老人的心。在中国，无论你身价富贵到什么程度，都千万不要令利智昏到蔑视政府权威的程度，房地产行业没有企业和产品垄断，但存在着严重的行业垄断，“廉租房”和“集资建房”是打破行业垄断的有力举措——
    以“廉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把城市低收入人群从房地产市场分流出去；“集资建房”政策的重新回归，把以公务员为代表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人群从房地产市场分流出去。
    任志强不是一直在嚷叫，房地产企业的任务是给富人们盖房子吗？那好，房地产企业就专心致志的为富人们盖房子去吧，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的住房问题，由政府来主导解决。
    面对结构性调整结果，有人并不死心，做为富人，他们始终忘不了强调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特殊地位。他们说，房地产行业如果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将倒退十几年。任志台确实有对政府高调讹诈的身价和资本，但他过分低估了中国领导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制，面临的后果严重不严重？那时候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命脉，当中央下定决心推行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虽然国有企业改制以后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出了一些暂短的问题，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是退步了而是进步了。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在经济比重和社会地位方面，对和十年前的国有企业相比吗？他们又说，房地产行业如果出了问题，会严重影响到与房地产行业相关联的钢铁、建材行业，“内需”萎缩，不符合当前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并不是只有房地产企业开发的项目才需要钢筋和水泥，由国家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样需要钢筋和水泥，只要有投资和建设，就有方方面面的内需拉动。依靠房地产企业拉动内需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你会漫天要价，向政府要价，向消费者要价。
    这是一个痛定思痛的结果，从1998到到2008年，整整10年时间，国家取消福利住房、经济适用房和集资建房，把房地产购买一刀切的抛向商品房市场，导致房价飞涨、社会不满情绪加剧。现在，问题正在厘清，秩序正在构建，所有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救市声音、撒娇声音、无赖声音和敲诈声音，都将200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