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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的吴氏兄弟(吴一舟吴报锦)

                                                                                  吴小元

吴报岳,字一舟,生于1906128日;吴报锦,字浩然,生于1909年,为同胞兄弟。他们的先辈世居泾县南乡茂林村,其地民情淳朴,景色秀丽。曾祖原在茂林村悬壶济世。祖父吴辉齐,弃医从商,积累了不少资财,父亲吴紫庵,南陵县信元钱庄经理,处世和平,乐於助人,颇获好评。晚年服务桑梓,任南陵县商会会长多年,民国十四、五年间,发起筹建泾县会馆。出资襄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许多贡献,深受当地群众赞许和爱戴,1956年病逝于杭州。母亲徐蟾,茂林铜山人,遇事忍让,刻苦持家,育有报彭、报岳、报锦三子。  

吴一舟童年在茂林私塾读书,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青年时得同乡富商吴懋兴资助,赴日本求学。吴一舟曾任徐州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秘书、徐州剿总政工处处长、徐州陆军司令部少将处长等职。1949年任南京政府秘书长。解放前夕去台湾,任职台湾国防部、国防大学,授中将军衔。晚年离职休养,仍能勤学不倦,积极为社会贡献余热,著作有《蒋总统的性格和行為》、《蒋总统的一生》《领袖哲学思想》、《总统对青年的训示》、《蒋总统行谊》等。1998128日因病逝于浙江杭州,享年93岁。    

吴报锦幼时,曾过继先堂伯父吴淦卿为嗣,吴淦卿信实勤俭,经商致富,所以吴报锦少年时期,生活条件富裕。1928年秋,吴报锦肄业于安徽大学,旋转入上海暨南大学社会系,毕业后又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1933年与凤谦女士结婚,凤谦,字言兼,凤村望族凤迪民之女,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温婉贤淑,知书达礼,任凤村阳山小学校长多年。解放后凤谦随父母定居济南,改革开放后同在台湾的吴报锦取得联系,加入民革组织。

吴报锦读书聪颖,秉性诚朴,为人慷慨豪迈,不拘小节。当“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时,曾任上海学生会首席代表,先后于时彦温广彝、汪祖华、陈颂平、谢仁剑、汪瑞年共同领导全国学联总会爱国运动,并奉中央民运会派任民运督导委员,努力发扬民族气节,激励敌忾精神,使许多青年学生走向了抗战前线。当时留日青年思想纷歧,派别林立,吴报锦曾凭其资力,广结学友,强化留东青年爱国阵容,并创办《远东》杂志,痛批汉奸卖国邪说,深获中央嘉许。   

1934年吴报锦任职凇沪警备总部,并兼全国童子军总会理事,后应好友陈颂平先生之邀,出任全国海员党部委员,掌理职工组训工作,与胡琦先生等密切配合,培植海员干部,维护水上安全,抗战军兴,初任汉口战干团教官,后调浙江省政府督察专员,经常巡视辖区,搜集敌人情报,供我方作战参考,成效显著。抗战胜利后,一度兼任陆军徐州总部新闻处宣传委员,并撰著《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因战后民生凋敝,家业荡然,吴报锦毅然弃政从商,任杭州国际大剧院总经理。解放前夕,吴报锦只身到香港即乘船赴台湾。吴报锦初任高雄剧院、基隆大世界剧院、及万众影业社总经理,以英年奋发,大有作为,不久,自创万象公司、大凤企业行等机构,成为台湾商界佼佼者。吴报锦积学雄才,眼光远大,又以部署得当,运筹有方,业务蒸蒸日上,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开创事业的才能,深获同行好友赞识。    

吴一舟、吴报锦兄弟,一生少怀壮志,热爱国家,崇尚节俭,从不浪费,然而对于公益、教育、慈善等事业,却极表关注,慷慨捐助。在台湾四十年间,虽彼此职业环境不同,早晚皆要晤对,友朋相聚常以兄弟联座为欢,亲情交感,至慰乡思。当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后,吴一舟、吴报锦兄弟决定联袂到故乡泾县茂林看看,还乡前夕,吴报锦不幸患脑溢血症,经长庚、仁爱、西园等医院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寿七十有九。胞兄吴一舟唳笔痛哭:报锦弟先我而去,疚憾奚如!哀哉!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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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则虞吴康南岳雅集唱和诗

 

 

    据董月华先生说,1945年秋,吴则虞先生受广州中华文化学院院长吴康之托,主办国专于炎陵山,翌年迁于南岳朱陵口。董月华先生曾于此时入学吴则虞先生之门。

    吴康院长曾来南岳会吴则虞先生,二人作有唱和诗一组。董月华先生牢记于心,晚年作诗追悼吴则虞先生,将组诗附录诗后。从这组唱和诗可以看出当时学校主管与教师之间的平等与友谊,也可以看出当时人文学者生存的艰难,令人心生感慨。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作教师,特别是人文教师的黄金时代,除了战国,大概要数东汉。看看马融、郑玄的传记,就知道那时学者的自由与学术的尊严。民国时代教师地位不高,不过还有办学自主权,所以学校主管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还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这又让今天的人们心向往之。谨录二吴唱和诗于后。

 

 

吴则虞先生原唱

 

满园花木影槃槃,报暝银灯初上竿。嘉会只缘文字重,好怀应遣酒杯宽。天心难障东流水,吾道谁当北斗看。枉说苫坛兴废事,且欣邂逅记清欢。

 

吴康院长次韵

 

列车北上过重峦,欲向湘江觅钓竿。愧我征尘随盖远,劳君风露压衣宽。文章入世知何用,鸿雪留痕且共看。半岭山亭同踏月,千年得失数悲欢。

 

吴则虞先生叠韵

 

有泪丸澜说忍寒,殷勤犹是问渔竿。声名于昔为身累,聚散何常强自宽。秋色信怜今夜好,清篇欲起古人看。朱陵旧结白沙屋,谁扫巢痕续往欢。

 

文章卖尽卖心肝,真悔鲇鱼枉入竿。事去终期公论出,诗清微许老怀宽。十年尽丧支颐对,八角空摩合掌看。人世奈何孤月皎,拂衣石上共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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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氏系列研究之读谱笔记十一

 

蔡襄凌氏族谱序

 

凌氏族谱序

北宋  蔡襄

凌本姬姓,卫康叔之子为周凌阴长。厥后子孙以官为氏,世居河间。汉灵帝中平二年,统公字公绩,渡江止于杭州,礼拜为辅国将军。为江陵公,以著作见试于朝,授季子殷仲公于武宗,会昌元年任闽州别驾。嘉莆为道学文邦,因胥宇于壶南,茂林奇石名山秀水间定宅而居,扁曰:“华林石室”。以姓称其乡。越四世,为周世宗顕德初大起莆之家,以实延平建置。策公应徒南剑时,偕行者莆邑十有一姓。建隆庚申,策公与杨励同举进士,为西川刺史,兼知益州,官至侍郎。六子皆仕,时称六桂。长景阳公以四川都护,疏请近养,乃改仙邑尉。 襄兄弟在麈埃稚齿,幸弃教育,思出非常。及公擢知福州,卒于官。襄奔赙,不胜哀。慕其子三,为母党士民,留居钟山。庆历戊子,襄以为母求,知于福,改本路都转运使,为公立祠塑像,以伸棠报。谓诸国器曰:昔尊莆以国士迂小子于仙邑,今小子以国族望诸君于莆阳。诸君徒,知父莹,立此者,不可离,尤当知,祖父在。彼者所,宜绳矧。剑浦既有仍居江陵,又有留邸。则嗣钟山者在二弟,而复莆南者在长兄矣。际宽居当避仕近山之日,以斯言为然。遂挈季子恢复仲公旧址,时皇佑改元,已丑岁也。襄嘉其能绍光德,乃以女孙妻。其令子良辅,于今溯流穷源,不忘所自,即首辑谱牒,属弃其首。夫襄既历台,思谊兼至,奚敢吝挥毫而逊不敏是用。按牃原以绍后裔:!前既世美,后宜世承,叹名门后族,一遭蹶掫卑猥,玷及光者末为寡。为凌氏之子孙,合亲疏长幼而最之可也。首之,列士林者达思杨列祖,而穷亦当继世风;次之,居三民者富思饬阀楣,而贫亦宜守世雅。则思师在天之灵耿耿不寐,而先代芳声,允钦若光大之,将使万斯年承天宠矣。是为序。

                           宋嘉佑三年岁戊戌阳至日

 

近日余在互联网上,偶见一《凌氏族谱序》,此序成文于宋嘉佑戊戌三年(1058),距今950余年,是凌氏族谱中非常久远的序文,纵观凌氏族谱。明清时代的居多,再于前朔,可谓是求凤毛麟角,若寻稀世珍品。

另外,此序出于北宋蔡襄名士之手,并且,蔡襄同景阳公系连襟。其序在凌氏族谱,位置就特别的重要。但是文章提供者却没有介绍此序的来源,所以不知道此序是何堂族谱所记载,也不知道是何支凌氏所承传。

鉴于此,余欣喜下载,恭敬拜读,不敢私之,呈文于此,以酬宗亲。

此处录列的蓝色文句,是网络上的《凌氏族谱序》的原文。余没有能搜索到此序的真迹照片。序文行间小字,是余添加的注解,陋言俚语,宗亲勿笑。

 

此由凌氏本支第二十代裔孙凌建风于壬辰年正月十七整于桂洋

 

                      凌氏族谱序

                                           北宋  蔡襄

 

凌本姬姓,卫康叔之子,为周凌阴长。厥后子孙以官为氏,世居河间。汉灵帝中平二年,统公字公绩,渡江止于杭州,礼拜为辅国将军。为江陵公,以著作见试于朝。

     凌姓原本姬姓,系卫康叔的支子,仕周官凌人掌冰政,履官族得受姓,以官为氏,子孙世居河间成族。

按《姓氏居里考》:溯三国时偏将军统,始为山琅琊莒人,继迁吴郡余杭。另凌统生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

因不见原文,以为“汉灵帝中平二年,统公字公绩,渡江止于杭州”,应是“汉灵帝中平五年,统公字公绩,渡江生于杭州”。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此年统公出生,此杭州应为当时余杭。可以理解为,操公原居莒县,避战乱南迁,操公南下渡江安居于余杭。

因不见原文,以为“为江陵公”应是“唯江陵公”。江陵公是指准公(752-808),字宗一。准公上书宰相以自荐。宰相王俖召之属对,日试万言,擢为崇文馆校书郎。著有《邠志》二卷、《汉后春秋》二十万言,又著《人文集》、《六经解围》八万言。永贞元年(805)因帝位争斗,凌准等八人遭贬官再降为司马,唐元和三年(808)冬,凌准卒于贬所桂阳(当时连州的一地名)北山佛寺。享年56岁。三年后,新立太子,赦下:尝有非其罪。准公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二子,自连州桂阳举其先人之柩,龟筮吉利,归葬于杭之新城。当时执友柳宗元又为准公写了《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并前志立碣于坟东南隅。

授季子殷仲公,于武宗会昌元年任闽州别驾。

     柳宗元曾师从于准公父凌士燮,与准公为同党好友,其在《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中记载,凌准公是统公后代, “孤夷仲、求仲”随父在贬所桂阳,“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也指明季子是殷仲。

按《六印堂族谱》,准公子四:南仲(高氏生)、夷仲、求仲(偏房杨氏生)、殷仲(高氏生)

    唐武宗即李炎。本名瀍,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之弟。武宗会昌元年是唐武宗李炎一年(841),从宪宗元和时期延续下来的朝廷官员的朋党之争,仍然十分激烈。为了安抚前朝遗孤,擢升准公四子殷仲任闽州别驾,也在情理之中。

嘉莆为道学文邦,因胥宇于壶南茂林奇石名山秀水间,定宅而居,扁曰:“华林石室”,以姓称其乡。

    后来的武宗即位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佛灭道兴,殷仲公嘉喻莆为道学文邦

胥宇:是指察看可筑房屋的地基和方向相宅之举壶南属莆田辖地。

按《六印堂族谱》世系:

宫育----南仲----

宫育----夷仲--
    
宫育
----求仲--巩肇。

宫育----殷仲--林。

殷仲公在壶南勘地筑屋,为宅起名为“华林石室”。笔者推断:当时可能侄子凌华也随同到了壶南,凌华很可能就是莆田族谱中,记载成策公之叔的万硕公。

 

越四世,为周世宗顕德初,大起莆之名家,以实延平建置。策公应徒南剑,时偕行者,莆邑十有一姓。

 策公凌策,字应奇,唐朝昭宗朝仕至刑部尚书,寿六十九妣杨氏。景福二年(癸丑  893)二月十八日,诰封凌策父(凌慈)刑部尚书服。

殷仲下传四世,时值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显德六年959)

顕德初(954)时,柴荣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行改革。政治上,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倡导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安抚流民,招民垦殖逃户田。莆田地区官府开始招募启用名士,以充实发展延平军地区建制。并组织了小规模的移民。

    延平,是旧福建十邑之一,历史悠久,治所在今南平市延平区。唐初的武德三年(公元620)南平县改延平军,属建州;946年唐改延平军,后改剑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改南剑州南浦郡

    策公同家人,被从莆田举家迁徙南剑。当时同迁的居民很多,莆田十姓中就有一凌姓。     

建隆庚申,策公与杨励同举进士,为西川刺史,兼知益州,官至侍郎。六子皆仕,时称六桂。     

    杨砺(931~999)初名励,字汝励,北宋京兆鄠(今陕西户县庞光镇杨家堡)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举庚申科进士,是宋朝的第一个状元。官拜工部侍郎、枢密副使。享年69岁。

文中这里说凌策,按照其历官,按《六印堂族谱》记载,唐朝昭宗朝刑部尚书凌策的后代,宋朝的六印凌策

凌策(957~1018),字子奇,宣州泾县(今属安徽)人,太宗雍熙二年(985)进士。释褐广安军判官,后历知数州。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迁江南转运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五年(1012),召拜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知益州。九年秋,蜀还,命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拜给事中,权御史中丞。元禧元年(1017),迁工部侍郎。元禧二年(1018)卒,享年62岁。

蔡襄这里记策公与杨励是同榜,记录有误。策公是太宗雍熙二年(985)28岁中的进士,蔡襄作序这时(1058),策公已经逝去40年。以当时信息闭塞,蔡襄可能也只是依稀记得策公与杨砺齐名,以为是同榜。但是记录策公履官经历,是正确的。

按《六印堂族谱》记载凌策,六子皆入仕有名望,当时在凌氏家族中被称六桂佳话。

长子彦智,排行英三,宋祥符选进士,任浙江县令,后为钱塘县令,定居钱塘。

次子彦仁,排行英五,宋祥符登进士,任山东兖州知州,后仍归江南居住。

三子彦信,排行英七,宋天禧登进士,任东京国子监学正。

四子彦义,排行英九,宋天禧登进士,任福建盐运使,后居福建。

五子彦中,排行英十一,宋天圣进士,任浙江市舶提举。

六子彦和,排行英十二,宋庆历进士,任四川廉访使,后占籍四川

    

    此处录诗文,以及景阳公与晏殊。北宋真宗年间,侍郎凌策回家乡泾县南容访旧友李灿,过宣州,时任宣城知府晏殊设宴款待,并作《送凌侍郎归乡》诗,诗云:

     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

     津吏戒船东下稳,悬僚负弩昼归荣。

     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    

     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

     当时的年轻的晏殊,在诗里是极为尊重策公的。后来景阳公曾经向已经居高位的晏殊,推荐过蔡襄的文章,再后来蔡襄的会试主考官就是晏殊。所以从此也证明策公是景阳公父辈的人

长景阳公以四川都护,疏请近养,乃改仙邑尉。

     文中“长景阳公”是蔡襄发自内心对景阳公的尊称,此长既是师长,又是兄长。景阳公在四川都护任上,景阳公因身体病困,疏请近养,乃改任家乡泉州仙游县尉。

按史书记载,蔡襄12岁时,遇仙游县尉景阳公,是在1024年。这也是策公病逝后6年。

按《六印堂族谱》记载,景阳公父亲喜师是策公的弟弟,景阳公与六桂是堂兄弟。景阳公是凌喜师的次子仕明,排行英二,宋天禧进士,曾为仙游县尉,尝因事出游,有道士挟二童子谒见,眉目踈秀,知非凡,因留衙舍,日课以经,秩满于太守置郡学,后二子俱擢上第即。

     襄兄弟在麈埃稚齿,幸弃教育,思出非常。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原籍福建仙游枫亭乡东垞村,后迁居莆田蔡垞村,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号忠。主持建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且学识渊博,书艺高深,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蔡襄书法以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

     蔡襄12岁时,仙游县尉景阳公来枫复验公事,偶然发现蔡襄兄弟聪颖可教,立即通知其父母,将两人收入县学作正规培养。凌县尉躬亲事教,襄聪明过人,大有长进。景阳公仙游县尉秩满调莆田(兴化军)任职,又将两人带去兴化军学深造。并向阁僚晏殊推荐过蔡襄的作品。此事在《魏公谭训》和南宋《仙溪志令佐题名》中都有记载。凌县尉对蔡氏兄弟有培养提携之功,自古以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1029)初,蔡襄试为开封府第一。景阳公爱才心切,就推荐蔡交其岳父深造,亲自陪他从开封府到江阴(在江苏省)一座名叫悟空院的寺院里寄寓读书,准备第二年春再去开封参加会试。悟空院附近即景阳公岳父葛惟明家,葛本人参加过进士考试未弟,举家迁徙到江阴岛定居下来,设馆授徒,隐居不仕,家财颇丰。景阳公是他的大女婿。第二年春会试,主考官就是晏殊,蔡襄廷试中王拱辰榜进士甲科第十名。王拱辰是该科状元,榜上第一人,北宋名臣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欧阳修也同在一榜。 

发榜后景阳公又陪蔡襄去江阴葛家,为蔡襄撮婚于葛惟明的小女儿(排行三)。葛家高兴地答应了婚事。来春,蔡襄赴京到吏部铨选,得授漳州军事判官。回程先到江阴迎娶葛氏夫人一道回枫亭,再去漳州赴幕府职,时年二十。蔡襄与景阳公遂为连襟。这里也证明,景阳公的夫人是葛氏

蔡襄兄弟蔡高也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第,授任长溪(今霞浦)县尉。

     景阳公与蔡襄,于理是兰桂竟芳的师生,于情是性情相投的兄弟。

及公擢知福州,卒于官。襄奔赙,不胜哀。慕其子三,为母党士民,留居钟山。

 北宋时期,福建地区置福建路,行政区划为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及邵武、兴化二军。福建路因此包括一府五州二军;府、州、军实际是同一级行政机构,共计8个,故福建号称"八闽"

景阳公实任福州知州后,卒于任上,蔡襄前去帮助料理了丧事。

 特指:拿钱财帮助别人办理丧事。

 景阳公有三子同母亲及族亲留居在钟山。钟山地处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东北部30公里山区,素有“山区小平原”之称,

 景阳公的三子能为蔡襄所慕,说明他们亦为文人雅士,后叙宽避仕也为证。

庆历戊子,襄以为母求,知于福,改本路都转运使,为公立祠塑像,以伸棠报。

庆历四年(1044)蔡襄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1046)秋改任福州路转运使。庆历八年(1048)十月,蔡襄丁父忧,罢职回家守丧至皇佑二年(1050)十一月服除,又带着78岁母亲与妻儿赴京任职。嘉右元年(1056)蔡襄再知福州。

此处是庆历戊子八年(1048)蔡襄因丧父遗母缘故,在返回仙游丁忧途中,经过钟山景阳公旧居,为景阳公立祠塑像,以报对己提携之恩。棠(形声。从木,从尚,尚亦声。“尚”意为“摊开”、“展平”。“木”与“尚”联合起来表示“一种树冠开展、枝叶开张的木本植物”。此处是指才华施展之意。

    另外可以在这里判定,景阳公最高官职是福州知府,殁于1044年以前

谓诸国器曰:昔尊莆以国士迂小子于仙邑,今小子以国族望诸君于莆阳。

     国器,旧指可以治国的人材,这里是蔡襄对景阳公子孙辈寄予厚望的褒称。从语气判断,这里说的是在祠堂里,蔡襄面对景阳公儿子及其后辈说的话,前句是感恩,后句是勉励。

诸君徒,知父莹,立此者,不可离,尤当知,祖父在。彼者所,宜绳矧。

     绳,指准则,矧,是况且。南剑州南浦郡简称剑浦

     这里是蔡襄的交待嘱咐:你们以后不管走多远,都要牢记自己的父亲祖辈在这里,居住在地的,不可背离祖茔,适时祭扫,勿忘祖上,居住在外地的,也以此为准则。

剑浦既有仍居江陵,又有留邸。则嗣钟山者在二弟,而复莆南者在长兄矣。

剑浦的后人,既有仍居江陵的,还有留居老宅的(应该是是指会稽)。现在(指定)由二弟在钟山嗣承祠堂,而长兄分迁莆南定居。

    此时蔡襄虽然仅36岁,却已是位及福州知州、诗文独步杏林,并且其先是景阳公钟爱并提携的学生,尔后又为景阳公的连襟兄弟,在景阳公子孙面前有绝对的威信。

    这里还透出一个情况,景阳公丧事时,景阳公三子都居住在钟山,在蔡襄立祠塑像后,长子宽同其第四子,应小姨父蔡襄之嘱,分迁去了莆南。从后面的序文还可也知,外迁居于莆南的长子宽,其家业颇丰,并且小儿子(季子)已经成年。

际宽居当避仕近山之日,以斯言为然。遂挈季子恢复仲公旧址,时皇佑改元,已丑岁也。襄嘉其能绍光德,乃以女孙妻。

    避仕,是避而不仕;不从征召。指自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人。古人云:“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此处“日”可能是“曰”之误,原文可能是“曰”。

此时期的宽公,正在近山避仕隐居,认为此言(蔡襄的话)(于情理)是正确的,应该遵照执行,。于是带领自己的第四子,回到了壶南,修复祖了上殷仲公之旧址“华林石室”,时间正值皇佑改元,岁在已丑(1049)

    :是带领的意思。可以推宽公和季子就在莆田壶南“华林石室”旧址定居。

此时蔡襄32岁,是已位居福州知府,且是宽之小姨父,但宽年长蔡襄许多,又颇具文学修养,才会出现宽表示赞同(蔡襄)的语气,并以行动延伸了(蔡襄)的意愿。

蔡襄赞许宽父子的此举是绍光祖德,就将孙女许以景阳公孙子即宽之季子为妻。这个婚姻是亲上加亲。而且,这桩亲事还是姨表亲,两新人外祖母是老祖公葛惟明的大小女儿。

    从此语气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宽公,应该是家境颇丰的半大老者了,因为,小儿子已能承事,并且到了婚娶年龄了。

其令子良辅,于今溯流穷源,不忘所自,即首辑谱牒,属弃其首。

 宽让子良辅尊宗朔祖,探本求源,创立家族谱牒。

 这里隐含:良辅应为长子。因为古制沿袭是长子承嗣传谱。其没有随父亲及弟分迁莆南,还以祠堂为中心居住在莆田钟山。另,此谱耗时十年,应是精品。

夫襄既历台,思谊兼至,奚敢吝挥毫而逊不敏是用。

按牃原以绍后裔:!前既世美,后宜世承,叹名门后族,一遭蹶掫卑猥,玷及光者末为寡。为凌氏之子孙,合亲疏长幼而最之可也。首之,列士林者达思杨列祖,而穷亦当继世风;次之,居三民者富思饬阀楣,而贫亦宜守世雅。

则思师在天之灵耿耿不寐,而先代芳声,允钦若光大之,将使万斯年承天宠矣。

    是为序。

                               宋嘉佑三年岁戊戌阳至日。

      宋嘉佑戊戌三年(1058),莆田景阳公支(钟山)族谱立定告竣,蔡襄镌序族谱乃成。蔡襄此时42岁,距在钟山为景阳公立祠塑像,已经过去10年。 

 

读完谱,余有识,录于后:

蔡襄为宋朝名士,其言可信度极高。并且蔡襄与景阳公为连襟,景阳公父亲是谁,当然不会说错,但是没有说,嘿嘿。对于景阳公的祖上是准公,从唐朝的策公,也就是上朔了五代,当然也不会搞错。另外,准公是统公后裔,这是族谱和名家文案以及人文传记都已经确证无疑的。

蔡襄此序确证了两位策公.策公是准公派下。

凌氏六桂佳话具实存在,在此得以确证。

“六印加剑”是泾县历史上的一个典故。此典故出自《宋史·列传凌策》,书曰:初,策登第,梦人以六印加剑上遗之,其后往剑外凡六任,时以为异。

凌策“梦人以六印加剑上遗之”,结果六莅蜀境,仕于剑外。最后一次,是“知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后人也有以梦印得官,将“六印加剑”意含策公子六子皆仕,誉为六桂。所以现在看来“六印加剑”,于策公是剑外六任,于策公子是六子得官。然而,官印是其勤奋诗书、寒窗苦读之结果,岂能神授之。所以“六印加剑”是后人褒誉策公功绩卓著、家庭门德延传而附会的传说,当有言之,却不能为据。

序中指出了凌氏渊源与凌氏郡望,并叙述了景阳公的世系,景阳公祖上是准公,殷仲公因闽任而定居在莆田壶南。越四世至唐朝策公,策公早年先居莆田,尔后迁南剑南浦,后来迁徙宣州。策公子六俱登仕。景阳公子三,长子宽,居莆田壶南,次子和三子居莆田钟山。宽公子四(已知有四子,暂定宽公子四),长子良辅。

序中还透露出一个景阳公长子外迁情况,在景阳公殁时,其三子俱在钟山,当蔡襄在钟山立祠塑像时,长子已经外迁在莆南隐居避仕,尔后应蔡襄立祠塑像之举,也延伸的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季子在皇佑元年(1049)恢复了壶南殷仲公旧址“华林石室”。二是令子良辅创立族谱。此族谱耗时十年,后由蔡襄镌序乃成。

为什么认定宽公是景阳公长子呢。是因为,如果宽公居住在钟山,他带领季子去恢复壶南殷仲公旧址,蔡襄序中就会用“赴”或“去”,所以,宽公是景阳公长子,迁居壶南避仕,他带领季子就近恢复了殷仲公旧址“华林石室”。

这部族谱应是莆田钟山族谱,因为除宽公同其季子居莆南外,宽公的二弟和三弟,以及宽公的前三个儿子,都以蔡襄创立的祠堂为中心,居住在莆田钟山。所立的族谱应为祠堂所承传。

蓦然间,余思记起广东吴川谱,其祖上引就是莆田支系。此莆田族谱余未曾见,由何时立,不知其详。但观后世修谱者之序,在其中是可知一些情况的,宋淳熙十一年(1184),策公直下九世祖鸿公修谱,序中说明,所修之谱是承,六世祖凌引公所修之谱之下而修,其在序中还说明了一情况:“本宗长房已分三小房者,修书而细考之,其傍支迁者又忽之。”可以看来,这部莆谱记录的直系长房,傍支从简而略。从吴川谱记载,还反映这部莆谱,于策公直下二十四代孙凌遑公字思将,居住在同安,在明正德辛已年(1521)又重修,此次重修后的同安支谱,成为了吴川永公九世孙凌士颜公修编广东吴川族谱的祖引。

在这部莆田分支族谱中,介绍的世系是:一世祖策─景阳─世宽─良肱。谱中这几位世祖,都是只列有名字,名下没有任何记叙。取景阳公子三,长子宽公同季子分居莆田壶南,次子和三子居莆田钟山,宽公长子为良辅。编者推定,良肱公应是宽公之季子。

因为在莆田钟山,以祠堂为中心而居的凌氏,是有族谱传承的,而分迁莆田壶南的宽公成了新支系的始迁祖,后裔就会会另立宗谱,那么始迁祖的父亲就是始祖,即一世祖是景阳公。而且良肱公派下族谱,应该是五世祖即良肱公之子所建,他是在良肱公去世后,依据良肱公生前零星述说而记录,当时的谱本是很简略的。理由是,此谱本后经六世祖引公修后,并没有建序,到了九世祖时,鸿公才将谱本成型。如果是良肱公生前建谱,他会去祠堂找大哥抄谱,其所建谱本就会比较详细,并且世系的一世祖就会是准公,其中还会有蔡襄的序。毕竟蔡襄的序问世时间,要比鸿公时早126年,以蔡襄在历史上的声望,以及蔡襄与本家家族的姻亲关系,其在谱前镌序,也是家族之荣耀。如是,鸿公1184年修谱时,就会提及早于自己126年的此序及祖上的蔡襄

对比景阳公的世系,前面三位世祖是相同的,蔡襄之序佐证了此莆田世系。如此,吴川谱沿袭的莆田族谱应该是莆南支族谱。

蔡襄之序蕴含的信息非常的多,并且是非常的重要,却不知道此族谱在何方,余思之非常,还望俱有此族谱的宗亲以传阅,余不甚感激!定为凌氏溯祖探源贡献力量。

 

                     吉公嗣三十四世孙凌冰再次撰编于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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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2 11:49)

考坑长春庵

长春庵又名“木石居”,位于晏公考坑南二华里,由巧峰叶、赵二姓于清顺治年间建。长春庵共有瓦房17间,前后三进,有地藏王殿、大雄殿、韦驼观音殿。殿内匾额对联很多,多为清代进士赵青藜所书。庵内有石碑一块,上刻名人竹画一幅,人物生动、竹木灵异,惜已不存。庵边有楼房九间,为僧人行医救人的诊所。

庵后百米处有一泉孔,久旱不涸,僧人用毛竹50根,通其节,接入池,供僧人饮用。另建有盥水亭一座,为每年夏季对外施茶之用。庵左右有石阶百梯,直通山脚。山下建有瓦房一所,跨于人行道中。

清时庵内有一高僧胡照。在《中国古代国画家辞典》中记载:胡照,字见明,号古岩,长熟人,居安徽泾县长春庵。山水学王原祁,兰竹学石涛,俱能得其形似。年未三十,足迹遍历楚、越,所至名士争相酬赠,汇刻之,名《韫玉集》。有《古岩诗钞》。另《历代僧侣书法家略录》云:释胡照,清代高僧,字见明,号古崖,住安徽泾县长春庵。工书画。

在《肖岩诗钞》中有专门的《见明上人传》一节,“见明以诗画播于遐迩,而巧岭又当徽宁孔道,一时文士之往来岭下者,皆慕其名而假宿山中,与相酬唱。尝自绘岩关古刹图就,过客索诗。新安曹宫保竹虚先生为作五律二章,而大江南北之能诗者续有题赠,遂归为一册,梓而藏之,其自刻《岩石诗钞》。”“盖数十年以来泾之诗僧罕有其匹者。”“见明识趣通达一切,能空所有,何慕于名。”对僧人见明的为人、为诗、为画作了高度的评价。胡照曾作《登白马山》一诗:山高接远天,稠叠万峰连。积霭常遮寺,闻香可悟禅。孤云生片石,古树拥寒泉。飞鸟没何处,苍茫横暮烟。在肖岩诗钞中有首《和若颠和尚长春庵原韵》,是当年池州府石埭县杯渡庵的若颠住持与见明相约游九华过长百庵所作:矫首池阳隔暮霞,欲寻杯渡兴空赊。到门忽驻雲僧锡,满座纷飞鹿女花。苦学风餐无慧业,悟通水镜有诗家。何时撒手从君去,九子峰头夜煮茶。

因长春庵环境清幽,泾人赵良作《借读长春古刹》诗:广陌轮蹄纷襍遝,敝盧儿女苦啼号。出门只受寻孤鹤,涉世谁能识二豪。云里一灯仙梵静,雨中双屐乱峰高。分将竹榻容鼾卧,苦茗醺人胜濁醪 。另有《云起寄读长春庵因留宿二日》:老去难堪离索愁,弟兄相遇且淹留。一春入梦酬灵运,四海知心有子由。得句斜阳芳草外,联床夜雨乱峰头。明朝又向山前别,懒看风花独倚楼。

寺庵以历史和人物见之于记载的较多,长春庵当属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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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2 11:16)

白云寺

在泾邑水西崇庆寺左,俗称下寺。据《江南通志》载:寺与宝胜、崇庆均在水西。唐上元中建。寺后白云泉,在半山间,有涧水出焉。又有东峰亭,即淳于氏送客亭,前瞰赏溪,登览最胜。唐乾宁二年为白云院,明正统间为西方院,后改今额。

白云寺的兴废与凌岩寺同。唐昭宗乾宁间,赐额曰“白云院”。据《钱志》记载:“伏虎禅师开道场于大宁寺,距此三十里,尝乘虎徃来,晨食白云寺,午食大宁寺。今虎迹石已隐,塔现在寺后。”在唐时距白云寺十五公里有一大宁寺,其住持名乾应禅师卓锡,因与水西僧友善,闲暇时往来大宁寺与白云寺两地,自己乘黑老虎,前有二虎导从,晨食白云,午食大宁,途人见者谓其众,因号其寺为伏虎禅师道场,后归白云院。白云寺后有虎伏虎禅师石,今其石已隐。这个故事增加了寺庙的神奇性。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院圮。僧知原重建改为“西方院”。明武宗正德年间迁小塔前。明世宗嘉靖年间重建,明穆宗隆庆年间重建法堂。因其枕山峦之秀丽、面溪水之萦绕,为一方之胜景,明思宗崇祯间改称“水西首寺”。


白云寺小方塔

唐贞元年间及第、曾为宣歙观察使的吴人沈传师作《白云寺》:僧爱白云溪上飞,白云深处敞禅扉。莫言便是无心物,思着故山依旧归。白云飞处建白云禅院,僧处其内,风生腋下,煎茶品茗,真是神仙居处。江苏宜兴人、北宋熙宁中被谪监宣州税务的蒋之奇也有《白云寺》诗:白云潭上白云寺,山后凌岩在半腰。三日徘徊未能去,含情更上赏溪桥。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游水西,作《拟水西东峰亭九景》,历数“垂涧膝、岭上云、古壁苔、栖烟鸟、幽径石、寒溪草、阴崖竹、临轩桂、林中翠九景,亭中的云鸟、竹木、草石均为其吟咏对象。

白云寺附近有小方塔各一座,名乾应塔,建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间,又名绍兴塔,七层四面,砖石结构、塔形方整,整体又给人以小巧玲珑之感。每层叠砌飞檐,每方皆筑塔门,塔心内空贯顶。第一层塔壁上有石刻和记事碑,石刻的佛像雕工精细,线条流畅,碑文记述塔的建造情况。它与水西山的崇宁塔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半山间的白云泉,清沏见底。相传唐宣宗为太子时曾潜居于水西寺沐浴其内,因而又得名为太子泉。因恐伤及圣体,当时的住持请仙降旨灭去了水中螺蛳的尖顶,因而此地的螺蛳均迥异于别处,其形椭圆细长,平展光滑。

白云寺边有与其同名的白云茶,康熙壬寅岁贡的泾邑人翟士鳌,字永维,《青虹阁诗评》为:永维诗如灌将军坐上,目无武安,四座皆惊。其有《白云茶》诗二首,其一为:松声铛底桃波熟,百和花香春露玉。白也重来听踏歌,酣倾七盌裁新曲。其二为:摘来岭上白云赊,夜焙风前处士家。三月报残春未老,东园才说鍜梅花。明嘉靖《泾县志》载:“白云寺有寻丈之地,面阳,而在山之腰,茶甘而香,号白云茶。”清嘉庆《泾县志》也有记:“水西山,在格山东南,去县西五里,其左峰曰白云,产美茶。”此茶与宣城敬亭绿雪茶齐名,在宁国府各县之中茶品最高,嘉庆《宁国府》记载:白云山产美茶,下有白云潭。泾县城西南七里白云山旧产茶入贡。但因其茶产量小,所以没有被推广开来。郑相如在其《泾川丛书》中有篇“白云茶赋”,为李白来来泾只知有酒而不知有白云茶,表示了一种遗憾。

白云寺和众多的寺庙一样,没有逃脱自然界水火破坏的命运。至清顺治初间,毁之于火,仅存故址及内屋三间,亦早没遗址于榛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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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1 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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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忆吴小如先生作者:燕知草堂

难窥夫子墙

——敬贺小如师九秩华诞

彭庆生

小如师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淹贯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文史并重,兼工行草楷书,笔意遒劲秀逸。先生治学,擅长由训诂而通辞章,重考据以明义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洵为乾嘉学派之鲁殿灵光,旷世难求之通才。

小如师是性情中人,耿直狷介,特立独行,从不俯仰取容,然极重情谊。对师长,感恩图报;对朋友,肝胆相照;对门生后进,眷顾奖掖,不遗馀力。凡此种种,有口皆碑。

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余忝为吴门弟子,受业五十馀年,虽始终不得其门而入,难窥夫子之墙;但先生的教诲和奖掖,恩深似海,没齿难忘。

(一)终身受益的基础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大中文系的黄金时代,名师云萃,而且,几乎所有的名师都开基础课。1956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时,尚未满十八岁,实在不懂事,由着性子胡来,对系里给我们安排的课程,有兴趣的就认真听,使劲记;没兴趣的就逃,或坐在后排看自己想看的书。后来工作了,自己也教书了,才明白当初中文系安排的各种课程,没有一门是无用的。这才硬着头皮,自己补课,然而,毕竟已事倍功半了。

在大学本科的五年中,我学得最认真的只有三门课:一是游国恩、萧雷南、林庚、冯钟芸、二吴(组缃师与小如师)、季镇淮、王瑶、章廷谦等多位名师分段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含专题讲座),二是杨伯峻先生讲授的古代汉语,三是小如师新开的工具书使用法。这样算起来,小如师既给我们讲授了文学史中的元明清戏曲,又独自开了一门新课,还开过几次京剧讲座,应该是为我们授课最多的名师之一了。

在众多的名师中,小如师的职称最低,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时,他始终是个讲师。但那时北大的学生是有眼光的,不重头衔,只认学问。小如师从小就爱看戏,对京剧与昆曲极为娴熟,并与梨园名角过从甚密;最难能可贵的是:小如师还曾师从京剧名家,认真学戏,仅“真正从师问业一板一眼学到手的戏”,就多达六十多出,而其学戏的目的,“不为登台,不为出名,只是想通过实践来钻研戏理”(见《学戏与临帖》,后收入《心影萍踪》)。因此,先生讲起中国戏曲来,就绝不限于文字记载,而是富有自己看戏、唱戏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戏曲的历史与理论,均能穷源竟委,阐幽发微;又穿插一些先生耳闻目睹的梨园掌故,自然格外生动,深受学生欢迎。

1958年始,中文系五六级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大搞集体科研。在小如师的影响下,我们四班的同学集中兵力,撰写《中国戏曲史》。毕竟学殖浅薄,未能完成这个我们原本就力不胜任的大项目,但这件事却写进了学生档案。因此,大学毕业后,一些同学都因档案中有此记载,而被分配到有关戏曲的单位去工作了。如韩蔼丽分在北方昆曲院,后来还写过昆曲现代戏的剧本。张仁健分在山西文化局戏曲工作室,后来写过《近代晋剧旷世硕果——丁果仙艺术生涯评传》;张继顺分在四川文化局戏曲工作室,为著名清音表演艺术家刘时燕改编创作过不少清音脚本,二人因此而喜结连理。

我虽未从事戏曲工作,但在小如师的熏陶下,也成了半个戏迷。记得昆曲泰斗俞振飞先生在北大礼堂演出《太白醉写》时,我们班的同学早早地就去抢占了座位。后来,因韩蔼丽在北昆工作,我可以去看蹭戏,因而有幸欣赏过侯少奎先生的《单刀会》、李淑君的《昭君出塞》等名家名剧。侯先生的唱腔慷慨苍凉,念白铿锵顿挫,“(白)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这两句,迄今犹不时在我耳边萦绕。李淑的扮相美极了,使观众大饱眼富。可惜,有一次我在北昆食堂蹭饭时,韩蔼丽突然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悄声说道:“李淑君来了。”我抬头一看,大失所望。她并不十分漂亮。我一面后悔来蹭这顿饭,以致毁了我心目中美的偶像;一面又惊叹我国戏曲的化妆术,竟能将中人之姿妆扮成令人眩目的绝代佳人,委实神妙。看京剧就不容易了,必须自己进城买票,却又没那么多时间,只好去等退票。我的运气好极了,竟接连五次都等到了退票:三次在长安戏院门外,买到退票,欣赏了马连良先生的《淮河营》,高盛麟的《挑滑车》,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赵燕侠联袂主演的《四进士》;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外等到退票,欣赏了谭富英的《大保国》;一次在护国寺人民剧院外等到退票,看了杨秋玲主演的《雏凤凌空》。至于杨秋玲主演、后拍成电影的《穆桂英挂帅》,我至少看了六遍。最难忘的是:1961年夏,袁良俊打听到梅兰芳先生即将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演出《穆桂英挂帅》,但很难买到票。他找我商量,一拍即合,决定两人接力,通宵排队。我是夜猫子,不怕熬夜,就由我值夜班,从头天夜里排到天亮;良俊排早班,从早六点排到购票。我下午六点半就赶到了剧场,排了个第六号,心里便踏实了。那年头,社会风气好,没人加塞儿,更没有票贩子。而且,按惯例,先到的三个人中,总会有一位积极分子,事先在家里裁好了若干张小纸片,写上号码,排队时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发号。领到了号,就吃了定心丸,但不能远离剧场。因为,每隔一小时,那几个积极分子就点一次名,凡叫到号而人缺席者,那个号就作废,后头的就都递升一名。这样,大家都在剧场附近找地方休息,每隔一小时去应一次卯。凌晨六点,袁良俊依约而至,我便回校吃饭睡觉了。其时,梅先生的表演艺术已登峰造极。我们虽然付出了一个通宵再加大半个上午的辛劳,但能看到梅先生精彩绝伦的表演,深感荣幸。那年八月八日,梅先生就驾鹤西归了。因此,五道口的那次表演,很可能就是梅先生的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了。人生一世,能看到一位空前绝后的京剧艺术大师的告别演出,幸如之何?

我絮絮叨叨地写了这么些琐事,无非是想说明:小如师授课半年,沾溉后生,其泽远矣!

1993年初,燕山出版社社长陈文良宴请一新师(姓陈,讳贻焮),由师兄陈铁民和我作陪。我们心里都清楚:宴无好宴,陈文良肯定“别有用心”。果然,开宴不久,他就请一新师出任《增订注释全唐诗》主编。一新师为人豪爽,两杯啤酒下肚,就站起身来,举杯说道:“如此,我就‘黄袍加身’了。”然后,又对铁民师兄和我说:“你们两位就当常务副主编吧!”铁民兄与我面面相觑,心中叫苦不迭。此前,陈文良已找过一新师,谈过这件事;一新师也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早已说定:决不接受这个大项目。谁知一新师一激动,就欣然应允了。铁民兄和我深知这个大工程之艰巨,极不情愿;但老师既已应允,学生岂能拆台?只好勉为其难了。九六年此书交稿后,我便着手撰写《初唐诗歌系年考》,整整十年,创获甚微。到2007年,我已年近古稀,自知来日无多,决心以此生馀力,完成《陈子昂集校注》。要之,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沉浸在校勘、注释、考证之中,终日矻矻,却也乐在其中。在这些科研工作中,我受益最大的,是静希师传授的唐诗、伯峻师讲授的古代汉语和小如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正是我大学本科阶段学得最认真的三门课。

1986年始,《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陆续出版,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省却了许多獭祭之劳。然而,古籍浩如烟海,古人所用词语、典故及其涉及的名物、史实、职官、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等,实在是任何词典或字典都不可能囊括无遗的,这就必须查古书了。查书而不明门路,势必事倍功半,甚或徒劳无功。因此,我常常为自己能聆听过小如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而感到庆幸。随便举两个例证吧!

陈子昂《感遇》其十九云:“鬼神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又《大周受命颂》云:“臣闻大人升阶,神物绍至,必有非人力所能存者。”这里的两个“存”字都不大好解释。《汉语大字典》中“存”字有十三个义项,《汉语大词典》中“存”字有十四个义项,但都不适合。于是,我想起了小如师的教诲:训诂资料最丰富的,莫过于《经籍纂诂》。应该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该社1989年影印的《经籍纂诂》,既便宜(特价45元),又附有“四角号码索引”,一翻即得。果然,我从该书卷十三“十三元”查到:“存:至也。《荀子·议兵》‘所存者神’注。”再查原书,《荀子·议兵》云:“所存者神,所为者化。”杨倞注:“存,至也。言所至之处,畏之如神;凡所施为,民皆从化也。”释“存”为“至”,子昂诗文中的那几句便迎刃而解。《感遇》那两句的意思是:鬼神尚且干不了,人力又怎能办得到呢?《大周受命颂》那三句的意思是:臣闻圣人登基,祥瑞的神灵之物相继而来,绝非人力所能至也。

又如前几天我注到陈子昂的《赤雀章》,其中有一句:“在昔甲子,降祚于昌。”既是祥瑞,我便先查《宋书·符瑞志》,果然有“赤雀者,周文王时衔丹书来至”,周文王姓姬名昌,这算是对上了,然未言“甲子”。周代的甲子日,最著名的自是武王甲子日伐纣。一查《史记·周本纪》,果然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但这天没有“赤雀”,而在此前两年的盟津观兵时,“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我以为是陈子昂记混了,把三件不同的事捏在一起了。其时夜已深,人已倦,只好睡觉了。第二天上午起来一看,不对头呀!陈子昂再糊涂,也不会把父子二人混为一谈,何况,“赤乌”毕竟还不是“赤雀”。此时,我又想起了小如师传授的“秘方”:凡经书正史中查不到的典故,便查类书。我从《北堂书钞》查起,再查《艺文类聚》与《初学记》,终于在《太平御览》卷八四查到:“《尚书帝命验》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酆,止昌户。拜稽首。’”并从《御览》得知:此典最早见于《墨子》。再查哈佛燕京学社编印的《墨子引得》,知其出自《墨子·非攻下》。引了《墨子》与纬书,这条注就比较可信了。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每当我解决一个校释考证中的难题时,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念叨:小如师,谢谢您!

(二)两次例外

1961年秋,我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当研究生,拜入静希师门下,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长达四年之久。后来工作了,但仍常回燕园62号,一则问候先生与师母,二则向先生请教。先生一如既往,继续给我上课。直到先生九十五岁高龄时,我才不敢再劳累先生,但请安是从不间断的。

拜入林门伊始,师生就形成了一个程式:我入门后先进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到客厅坐定,问候先生的饮食起居,接着便是我请教,先生授业。只是在1990年2月21日师母仙逝后,我进门后先向师母的遗像行鞠躬礼。四十多年,一仍旧贯,连拜年亦循此程式。然而,也有两次例外,这都是因小如师而起。

第一次例外在1979年春节,我照例去给先生和师母拜年。刚在客厅坐下,还不等我开口,先生就气呼呼地问道:“彭庆生(先生历来只呼名,惟独这次加上了姓)!为什么吴先生的职称至今还解决不了?早在文革前,我就和游先生(讳国恩)联名保荐他破格直升教授。去年游先生去世,我又和吴组缃先生联名保荐他直升教授。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解决?”我很犯难:一则我离开北大已久,不太了解情况;二则虽然也道听途说地知道一点内情,但又怕说出来使先生更加生气。但先生一直盯着我,不回答是不行的,便只好含含糊糊地嗫嚅道:“据说是由于人际关系。”先生似乎若有所悟,但仍然愤愤不平。幸亏我深知先生有个特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提起唐诗、新诗格律、楚辞、《西游记》和篮球这五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先生便会立即兴奋起来,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于是,我便请教:“您说过:唐诗最大的特点是新鲜,如旦晚间始脱笔砚;又说唐诗最高的成就是深入浅出的统一。到底是哪个重要呢?”先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深入浅出!正因为是深入之后的浅出,是深入浅出的统一,才能永远新鲜。”接着又详尽地讲解了“深入”和“浅出”的关系。我心中大喜,一来深受教益,再也不敢在先生面前提如此愚蠢的问题了;二来也得以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其实,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直为小如师的职称问题而耿耿于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小如师早就是教授了,而且,中文系的老先生亦作如是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本书影响深远,一直是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的重要参考书,多次重印,发行量以十万计。小如师注释了其中的先秦神话、《国语》、两汉辞赋的全部和《尚书》、《诗经》、《左传》、《楚辞》中的部分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的全部定稿工作,都是由小如师承担的。书稿杀青时,小如师尚未满三十五岁,非家学渊源,功底深厚,焉能至此?游老素以渊博严谨享誉学林,而这两部重要著作的定稿工作,全部交给了小如师,可见其器重之深,倚重之切,则其与静希师联名保荐,亦良有以矣!

静希师对我说过:“遇到史料、训诂、考证方面的问题,你就去问吴先生。”组缃师说得更妙:“吴先生对古书熟极了。他查书,从不翻目录,一扒拉就找着了。”我是湖南人,家乡话中没有“扒拉”这个词儿,因而觉得很新鲜,也很生动,记得很牢。在我的印象中,组缃师素来是比较严肃的,不苟言笑,但他老人家竟然也如此推重小如师,则其继游老之后,与静希师再次联名保荐,自亦顺理成章了。

不仅中文系的师生都很尊重小如师,而且,在我看来,系领导虽不给小如师提职称,却一直把他当教授使用。上述《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定稿工作,便是确证。须知当年极左思潮泛滥,反对“个人名利”,两书的署名,都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而参与选注的先生,有的已是副教授了,却由一位“讲师”来定稿,岂不发人深省?

1961年秋,北大中文系五六级文学专业留了四个研究生:李文初的导师是游老,齐裕焜的导师是小如师,黄侯兴的导师是王瑶先生,我拜入静希门下。这四位导师中,游、林、王三位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家,惟独小如师还是讲师。但我们一点都不惊诧,都觉得小如师带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我和裕焜同班且同寝室,长达九年,毕业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我深知:数十年来,裕焜始终执弟子礼甚恭,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充满敬仰与感激之情。他也很争气,很用功,深得小如师之真传。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荣获教育部社科著作二等奖,为师门争了光。

小如师不仅带出了出色的研究生,而且还创造了讲师指导讲师的奇迹。大概是六二年前后,河南某大学的一位讲师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系里指定的指导教师就是小如师。当年北大的研究生与进修教师,都住在二十九斋,因此,我和裕焜能不时见到这位进修教师。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说:“吴先生的学问真好!”

第二次例外在1980年春,小如师刚从中文系调到历史系不久。我去拜谒静希师,照例先去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来到客厅,还没坐稳,静希师就问道:“吴先生去历史系,怎么样了?”正好我前几天去拜望过小如师,便毫不迟疑地答道:“挺好的!”先生又问:“他开什么课呢?”我答:“吴先生讲《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门《历史文献选读》,准备先讲《陆宣公奏议》。”先生说:“好!这《陆宣公奏议》,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

静希师的话,我听清了,但没有听懂,回家就查书,才理解此中的深意。陆宣公名贽,唐德宗时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官至宰相,谥曰宣。他是唐代最卓越的政论家,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翰苑集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资治通鉴》采录陆贽的奏议,竟多达三十九篇,在这部长达600万字的史学巨著中,实属罕见。因此,静希师听说吴先生开了这门课,便赞道:“好!”

然而,陆宣公侍奉的唐德宗,却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饰非文过的昏君。为了使皇帝能听从规诫,接受谏诤,陆宣公不得不在奏议中大量援引经典,多用故实,如《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云:“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书》仲虺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新。”这107个字中,接连用了《左传·宣公二年》、《礼记·大学》、《周易·系辞》、《尚书·仲虺之诰》和《诗经·大雅·烝民》的名句,其意无非都是规劝唐德宗不吝改过。更难解的是:奏议中的许多语句,往往化用经史,几乎不露痕迹,如果不熟悉古籍,不明其出处,很容易望文生义或不得要领。因此,陆贽的文章固然富有典雅弘赡之美,却也有文辞艰深之弊,要讲授《陆宣公奏议》,殊非易事。静希师说“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其深意大概就在于此。

这两次例外,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静希师对小如师的关顾和推许。

(三)从“三狗同桌”说起

我自幼顽劣,不怕鬼,还专拣闹鬼的地方去睡觉;不信神,故乡的土地公公,多次被我偷偷地埋在水田里,竟然也没遭报应。然而,年过古稀之后,我却开始信命了。我觉得:我能考上北大,拜入林门,受业于小如师,并受到众多名师的耳提面命,这都是我的福气;而我的两位太先生林宰老(讳志钧,字宰平)和玉如公、两位恩师静希师和小如师的深厚交谊,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

2006年春,小如师命我写一篇介绍静希师的学术成就的文章。虽然我力不胜任,但我知道:这是恩师对我的奖掖,不能推辞。文章写成后,即呈小如师审阅。在交谈中,我首次获悉:小如师是先结识宰老,后听静希师的课,从而成为两代林门的入室弟子。最有意思的是,小如师给我讲了一个掌故:1952年秋,小如师陪静希师到天津去参观工业生产展览会,由于林吴两家是世交,林宰老与玉如公有诗唱和,故静希师就住在吴家。小如师的妹妹见家里来了客人,十分高兴,便向兄长问起林先生的年龄。小如师告诉她:林先生属狗,生于1910年庚戌岁。这个妹妹很聪明,马上联想到:爸爸也属狗,比林先生大一轮(玉如公生于1898年戊戌岁);哥哥也属狗,比林先生小一轮(小如师生于1922年壬戌岁)。按当年书香门第的家规,小孩子是不能上桌陪客的,因此,吃饭时,妹妹就在一旁说:“你们是三狗同桌啊!”虽说是童言无忌,却正好点明了这非常难得的缘分。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小如师尚在弱冠之年,便已深得宰老垂青,授以书道。后来,小如师在《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中写道:“我曾从宰老学习写章草,屡承老人当面点拨指导,不但使我对习字的道理有所领悟,且因写字而涉及作人,宰老往往也以为人处世之道见诲。”

1947年秋,小如师从清华大学转入北大,在宰老寓中初识静希师。翌年,静希师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同时在北大兼课。小如师选修了静希师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此便成为静希师名副其实的学生”(《坚贞执著的林庚先生》语)。1951年秋,小如师应陆志韦、高名凯二位先生之邀,自天津重回燕大任教,一度当过静希师的助手。次年院系调整,静希师和小如师都留在北大中文系,直至2006年10月4日静希师仙逝,我这两位恩师的交谊,几及六十年,又小如师蒙林宰老青睐近二十年。这样的缘分,人间能有几许?

静希师与游老、组缃师一样器重并倚重小如师,只是由于宰老和玉如公的关系,更增添了一份关爱;而个性的某些相近,便使之相知相亲。因此,我一直认为:这两位恩师的交谊,本在师友之间。

小如师在《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中回顾了他与林门两代的交谊后写道:“两代深恩,没齿难忘。”惓惓之忱,溢于言表。但在弟子看来,这话似乎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便是小如师的涌泉相报。

太先生玉如公是书法大家,素有“南沈(尹默)北吴”之誉。小如师自幼从尊翁习字,家学渊源深厚;加之宰老亲授章草和书道,故小如师在书学上的造诣,举世罕见。静希师也工书,但对书学的研究,似稍逊于小如师。因此,1997年,当上海教育出版社决定影印宰老的遗著《帖考》和遗作《书画集》时,静希师就请小如师来整理。小如师不负重托,认真拜读,精心整理,并加以编次。凡有所献替,静希师都欣然采纳。此书出版前夕,静希师又请小如师作跋。这跋写得情深意切,我反复诵读,浮想联翩。余生也晚,未及亲聆太先生教诲,只匆匆见过一面。那是1959年冬,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与我们五六级四班同学合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与《陶渊明诗文汇评》。其时,静希师任教研室主任,我是学生中的编委。我去向静希师汇报工作,正好太先生经过客厅,静希师悄声说道:“我父亲回来了。”客厅的光线本来就不太好,又碰上个阴天,我没看得很清楚,只依稀觉得:老人似乎有些落寞。没想到,第二年三月,太先生就仙逝了。但那有些落寞的身影,却深深刻在我脑海中。这几天,重新拜读小如师的《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眼前又不断浮现出太先生与静希师的身影。

十年浩劫中,静希师与小如师都遭到抄家之厄,并被打入牛棚。1966年夏,我去北大看大字报,从19楼与20楼之间穿过,曾目睹静希师、游老、组缃师等几位老先生,手里都拿着扫帚或拖把,显然是在打扫厕所与楼道之后,稍事休息,这真可谓“斯文扫地”了。但静希师很达观,竟然还跟我打招呼。我心中十分悲苦,想去接过先生手中的扫帚,便向先生走去,先生看出了我的用意,连忙说道:“扫完了,扫完了!”我无言以对,只说了四个字:“先生保重!”便匆匆走了,那大字报,自然也没兴趣看了。

然而,文革结束后,却有人诋毁静希师。林门弟子多矣,大抵人微言轻,只是在同学与朋友中澄清事实,惟独小如师挺身而出,写了《坚贞执著的林庚先生》一文,例举事实,称颂静希师“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所表现的铮铮傲骨,充分体现出一位坚贞而执著的老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并说“静老这种坚贞而执著的表现真足以使某些人咋舌愧死”。作为林门弟子,我深深地感激小如师;作为吴门弟子,我为自己有人品如此高洁、敢于仗义执言的恩师而深感庆幸。

在中国士人的传统中,历来倡导“道德文章”,而“道德”是位在“文章”之上的。小如师的文章固可传世,而其道德更是门生后进学习的典范。

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由于小如师和林门两代的深交,因而对我这个静希师的研究生,总是有些偏爱,更多眷顾,着力提携。

遥远的往事姑且不提,就说近几年罢。2004年冬,我去拜望小如师。蒙先生垂询,我汇报了《初唐诗歌系年考》的进展情况。先生命我将已完稿的《贞观诗歌系年考》送审。没想到,文章送呈后不久,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命我去家中面谈。原来,他老人家已向静希师汇报了审读的意见,得静希师俯允,并和《燕京学报》另一编委程毅中先生商定,决定向该刊推荐拙文。我不胜惶恐,《燕京学报》品位甚高,在该刊发表论文的多是学界耆宿,我辈岂能高攀?我深恐自己有损三位先生的清誉,便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先生勉励道:“庆生,你也不要妄自菲薄!”接着又说:“你们五六级和五七级,虽然运动太多,下乡下矿的时间也太长,但给你们上课的,大多是老先生。你们的底子还是不错的。”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2005年5月,《燕京学报》新十八期果然刊登了拙作《贞观诗歌系年考》。2006年11月,该刊新二十一期,又刊登了拙作《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林庚先生学术业绩浅述》。2008年5月,该刊新二十四期又刊登了拙作《唐中宗朝诗歌系年考》。这三篇文章的发表,都体现了小如师和老学长毅中先生对门生后进的眷渥与激励。

2008年初,经袁行霈师推荐,北大出版社愿出版拙著《初唐诗歌系年考》。我获悉这一喜讯,便兴冲冲地跑到小如师家,求先生赐序。一进门,才察觉先生正在病中,但我还是厚着脸皮,说明来意。先生自然为弟子能出书而高兴,但也流露出为难之意。我很失望,便小声说道:“太遗憾了!”没想到先生竟听清了,慨然道:“我不愿意让你遗憾!这序,我来写。”几天后,我又奉命去先生家,先生当面赐序。这序,写在一张八开的竖行稿纸上,蝇头行书,遒劲俊爽,清雅秀逸。我视若拱璧,爱不释手。序文尾署“公元二○○八年三月病中写讫”,这使我联想起陈曦钟、吴书荫、张明高三位学友校注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小如师亦为之作序,题为《新注本“三言”题记》,尾署“1993年8月,小如病中作于北京”。为了奖掖门生,先生两度扶病操觚,确实是不遗馀力了。

在《〈初唐诗歌系年考〉序》中,先生对我奖勉有加,同时也流露出老一辈学者对当今学界的不良风气的不满与忧虑:“今人治学,或浅尝辄止,或游谈无根。”我以为,这是切中时弊的。同时,先生期望:“北大学风,用兹不坠。”我想:继承北大学风,这是恩师对弟子们的鞭策,也是已仙逝的恩师们的在天之灵的共同心愿。

玉如公属狗,鹤龄八秩晋五。

静希师属狗,后来居上,椿灵九秩晋七。

小如师也属狗,自当更上层楼,必能寿登期颐。

如是,吴门弟子幸甚!学林艺苑幸甚!

(载《学者吴小如》第290~3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山高水长师生情

 

 

齐裕焜

 

 

从入大学起就听吴小如先生的课,而作为吴先生研究生算起来也整整五十年了。吴先生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治学经验,深深影响着我;他对我无私的帮助,热心的扶植,永远铭记我心。

 

1956年入学,在57年就修过吴先生的《工具书使用法》课。59年他给我们上宋元明清诗文、戏曲。我还听过他开的讲座。当时虽然非常爱听他的课,但没有经常请教。1961年我们大学毕业时,正值困难时期,分配困难。小平同志指示多留研究生储备干部,我们年级120人,留了22人。不久又传来周扬同志指示,“研究生宁缺毋滥”,又进行精简,22人中有的人留校当教师,有的分配到其他单位,最终语言班(30人)留5人,文学班(90人)留4人。因此正式入学推迟到了1961年底。系研究生秘书徐通鏘先生【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不幸已去世】征求我的意见去学哪一段文学史,他建议去游国恩先生那里,学习先秦文学。我自觉古文基础差,不敢去,而要求跟吴组缃先生从事小说研究。他说吴先生已有5个研究生,不能再多带。后来系领导研究,还是尊重我的兴趣和要求,作了一个特殊的决定,由吴组缃、季镇淮和吴小如三位先生组成一个指导小组共同指导,而由吴小如先生当我的导师。系领导说,吴小如先生虽然还是讲师,但他的学术水平是完全够格的。从此吴先生就成为我研究生导师了,五十年来一直爱护我,帮助我,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誼。

 

 

我正式到吴先生那里做研究生已是19622月了。头两年国家经济困难,党中央调整政策,比较平静,没有政治运动,我们老老实实的读了两年书。可惜好景不长,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又开始折腾了。6311月我们下乡宣传所谓社教“前十条”,6410月北大800人的工作团到湖北江陵搞社教,我和吴先生都去了(我们在一个公社,但不是一个大队,没有见面的机会)。到655月我们回校,毕业论文也不要求做了,集体写了批判《三家巷》和《早春二月》的文章就算毕业,我的研究生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了。虽然我在吴先生直接指导下读研究生只有两年,但对我一生却有重大影响,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吴先生对我的教育、影响首先是他治学的指导思想。他说:

 

“在我的思想中,却认为一个本科生既然进了中文系,就必须兼通‘文’‘语’这两大部分。………一定要全面掌握,不能偏废。从治学方法来说,清儒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必兼而有之,我以为还是正确的。我自己一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也愿意我教的学生能较全面地掌握。这是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指导思想。

 

其次,我以为要教好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须‘通古今之变’,即从上古的神话传说直到近、现代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都应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并逐渐形成一个有系统的观点,即所谓‘成一家之言’……。

 

第三个指导思想是,必须做到博然后约,先厚积而后薄发。盖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若按作品的体裁划分,大体可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块’。一个人毕生精力有限,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自不能面面俱到,样样兼顾。但既要教文学史,就必须对每一‘块’的内容都有发言权。……尽量做到点、面、线的结合。”[1]

 

我虽然准备主要研究小说,但遵照吴先生的教导,头两年花了大量时间读宋代诗词文和元明戏曲;到北京图书馆看《水浒传》郑振铎藏本、水浒的繁本和简本,作简繁本的比较。毕业后,我还是遵照先生的教导努力打好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如注意古代小说的作家生平、故事源流、版本等问题;对中国小说研究不局限在古代,也研究现当代小说,我写的《中国讽刺小说史》、《中国历史小说通史》都延伸到现当代小说;我还指导博士生做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离吴先生提出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吴先生的治学身体力行,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广泛涉猎,在小说、诗歌、戏曲、散文等各方面都有建树,他能在这些领域中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精辟的见解。《古典小说漫稿》、《读书丛札》、《吴小如戏曲文录》等著作蜚声海内外。他又是著名的书法家,还翻译了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说别的,就我专门研究的小说来说,他涉及的古代、特别是现当代的小说我有一半没看过。我佩服他,也想多读一点书,但实在是望尘莫及,只能望洋兴叹了。

 

他在平时交谈中和大量学术随笔类的文章中,对学界不正之风、不良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尤其是对文化圈中一些人普遍存在的语文基本知识错误甚感忧虑,对缺乏最基本的古代文化修养而又大胆妄为地标点、注释古书的人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为民族文化的健康提升大声疾呼。这对我来说也有警示意义。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读书笔记把“光芒”写成“光茫”了。他指出后,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这么普通的字都写错了!从此,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注释古书;不写没有把握,没有自己见解的文章;上课时不要写错板书,念错字。

 

吴先生为我做出榜样,指明路径,敲起警钟,使我在学术的道路上少走许多弯路。

 

 

研究生毕业后再见到吴先生是十四年后的事了。我妻子郑汀1960年人民大学财政系毕业,分配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工作,1961年中央机关下放干部,把她下放到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于是我研究生毕业就要求到宁夏大学工作,教育部说研究生要去重点大学,我就到了兰州大学。1979年9月我邀请吴先生到兰州大学讲学。我和宁希元(他57年到北大进修,吴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到机场接他。那时机场人不多,但飞机到了,客人都出来了,我们竟然没见到他,他也没看到我们,我想让机场广播了,这才看到他。在我印象中那么年轻(我离开北大时他43岁)的吴先生,竟然满头白发了;他大概也因看到的秃顶的我而不敢相认。经过“文革”十年的磨难,我们朝夕相处的师生几乎相见不相识了。

 

吴先生在兰州讲学近两个月,给兰州大学和甘肃师大(即现在的西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讲课。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经过十年的禁錮,学术园地也像一片荒漠,吴先生精彩的学术报告,对渴求知识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来说,无疑是及时的甘露。他讲课时不但座无虚席,连大教室过道、窗外都站满了听众。至今王人恩教授(当时是甘肃师大的学生,现为集美大学教授)还完整保留着吴先生讲课的笔记。

 

那时候条件很差,兰州大学没有宾馆,只好在教工宿舍腾出一间房子作临时住处,在食堂吃饭,他讲了近两个月的课,也没有分文的报酬。说来荒唐好笑,吴先生这样一个著名学者,这时还是讲师(当了28年讲师,80年才直接评为教授),我们出海报,只能含糊其词称为“北大中文系吴先生”。虽然接待很简朴,但先生的心情是舒畅的,从“反右”,到58年的“学术批判”,再到“文化革命”的折磨,紧绷的神经才得以松弛。吴先生不但游览了张掖、嘉峪关、敦煌莫高窟,更重要的是巧遇了阔别了30年的老朋友常风先生,“促膝谈心,动辄深夜忘倦”[2]。也同宁希元和我这些老学生在一起,开怀畅谈。我记得他在我家吃饭时,还唱了几段京戏,录了音(在海外的亲友刚给我一台小录音机,那时还是个稀奇的东西)。这是我头一回听他唱京剧,虽然我早知道先生会唱,当过票友,登台表演过。

 

1983年我调回家乡,到福建师大任教后,经常写信向他请教,1984年还请他推荐我到洛阳参加了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从此,我开始走进《三国演义》的学术圈子。我也多次请他到福州讲学,但因为师母身体不好,他走不开。2003年,我到上海师大开古代小说研讨会,而吴先生和师母住上海吴煜处。师母有儿子儿媳照顾,于是我就请他到福建讲学。当时刘敬圻师姐也陪吴先生来,但她坚决不让我们出路费,她说五十年前的老学生能多陪陪老师,是人生幸事。

 

吴先生在福建期间,我陪他参观福州的名胜古迹,到厦门、集美、武夷山等地游览,我们一路游览、欣赏,他对摩崖石刻和寺庙楹联的书法特别关注,或赞赏或批评,我也增加了一点欣赏书法的知识。当然,最主要的活动还是讲学。他讲课非常精彩,和在兰州一样,受到热烈欢迎和很高的评价。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吴先生讲课能那么精彩?除了学问渊博和讲课艺术高超这些基本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作品,特别是诗词作品的研究能将考据和欣赏结合,具有独特的体会,这当然非大学问家是做不到的。他说:“近来我于听平伯师讲课时乃悟到考据究竟是重要的。盖如考据得不到家,欣赏的路也就容易阻梗,考据得愈精,欣赏时始愈知古人遣词设意之工巧之难。《读词偶得》便是代表此一趋向的最大证明。于是我戏名之曰‘考据的欣赏’,而以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为‘欣赏的考据’。盖必‘欣赏的考据’才不至使人头痛,亦唯有‘考据的欣赏’才能是真正刻画入微的欣赏,如《读词偶得》所收的效果然”。[3]

 

他讲的诗词都是最常见、大学生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木兰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余冠英《乐府诗选》注“唧唧,叹息声”。吴先生认为不对。他指出:

 

第一,在汉语表叹息声之词汇,如呜呼、噫嘻……之类,皆长言而非促语,皆阴平而非入声,以入声字与叹息言本不相类。其二,促织之得名,以其鸣声似织机之鸣也。机鸣或言“札扎、“轧轧”,或言“唧唧”,皆入声重叠字所构成之象声词,以织机之声短促迫切,连续不断也。《木兰诗》首句一本作“促织何唧唧”,足证虫鸣与机鸣之声相似,初闻以为促织之鸣,继乃知为女子名木兰者当户而织也。三、自文义言之,始闻机鸣,继乃知为木兰当户而织;再继而则不闻机杼之声,唯闻木兰叹声矣。于境地之描述与诗意之次第,皆相合而相导。如解“唧唧”为叹声,则首句已言叹息复叹息,而三四两句复言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是叠床架屋,怎么成为千古不朽之作呢?所以,我认为“唧唧”不是叹声。

 

对于“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吴先生如此解读:此数语多为人所忽略。木兰自昨夜已见军帖,则心事重重,不言而喻,其所以停梭止织,正缘有所虑、有所忧也。何言无所思忆乎?证以《折杨柳枝歌》,知此处之“思”与“忆”,乃狭义而非泛言也。《折杨柳枝歌》云:“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是其所思所忆,乃男女情爱之事,所思所忆之人,乃意中之情侣恋人,非泛指一切其他人与事也。予尝考十五国风,用“思“字者凡二十二篇,其不涉男女情爱相思义者仅七八篇耳(其中尚有是否指相思之意而不能肯定者,姑亦除外,皆在此七八篇之内)。而汉乐府及《古诗十九首》之言“所思”(如“有所思”、“所思在远道”)、“长相思”、“思君令人老”云云,皆指男女或夫妇之思;而《饮马长城窟行》之“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西洲曲》之“忆梅下西洲”,则“所忆”亦有广狭二义也。此诗盖言木兰之所叹息,乃忧其父之年老与弟之年幼,无以充兵役,非缘己情有所钟,以婚嫁之事为念也。夫然后乃知此诗造意遣词之妙,虽本于《折杨柳枝歌》青胜于蓝矣。[4]

 

又如《诗经·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五四”以来胡适、刘大白、魏建功等权威的解释都是讽刺君子“不劳而食”。吴先生对《诗经》中“君子”一词究竟有无讽刺涵义,就有意识地进行过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的结果,不仅《诗经》中所有用“君子”的地方,这个词不含贬义;甚至在先秦古籍,其中所有用“君子”的地方也无含贬义。这样他就自然而然得出一条结论:《诗·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两句,一定不是诗人在讽刺统治者(或剥削者),而是在他理想中希望有个不素餐的统治者,“君子”在诗中还属“正面人物”。[5]

 

再如,因为洪迈《容斋续笔》里的一条记载,说王安石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经过多次斟酌修改,才定为“又绿”,这成为古代作家在炼字上辛苦推敲、反复斟酌的著名故事,于是这首诗也就不胫而走,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了。钱钟书、周振甫等名家亦持此说。但吴先生从版本入手,他说现在传世最早的宋版《王文公文集》卷七十,流行最普遍的根据明嘉靖刻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以及距王安石时代较近的南宋人李壁辑撰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三,所载此诗第三句,都作“自绿”,没有一个本子是作“又绿”的。在版本的基础上,他结合诗歌的欣赏,认为用“自绿”似更好一些。这个“自”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也就是说,春风明月,原属良辰美景,在作者心目中,认为它们应该是有情的,而它们偏偏无情。一到春天,和风自管吹绿了江南的岸草,明月自管照射出皎洁的光辉,可是却不管诗人思归不得的惆怅情怀。作者正是受到无情的美景的感触而引起自己欲归不得的愁思。这同李白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温庭筠的“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等诗词中名句都是用的同一手法,惟意境各有不同。如果只说“又绿”,不过形容时光易逝,“又是一年春草绿”,显得意境稍浅而用笔亦不免平直,远不如“自绿”的耐人寻味。[6]

 

吴先生这些对诗词的解读,一反过去的权威解说,又很有说服力,对读者听众来说真是振聋发聩。

 

 

吴先生对学生总是无私帮助、热情扶植。1963年春,北大中文系58级学生姜志雄发现何大伦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有《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全文,这是汤显祖《牡丹亭》创作的蓝本。对于这个重要发现,吴先生很高兴,也和我们几个研究生说过,但他又是非常慎重的。为了搞清这篇话本是否就是嘉靖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或者是否晚于汤显祖,他遍览了《燕居笔记》全书,稽考其他篇章中每一件史料的发生时间和每一篇文字的大致写作时间,这样得出《燕居笔记》里没有一篇涉及嘉靖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从而使《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蓝本之一的结论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上。吴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了。姜志雄的论文发表在北大学报19636期上,这个结论已成学界的共识[7]

 

宁希元教授也常和我谈起吴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花了几年功夫,完成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这是一本难度很大、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他的初稿完成后,吴先生审读了书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后来书出版遇到一些麻烦。出版社先出版了后交稿的徐沁君先生校本,希元希望尽快看到徐校本,吴先生很快给他寄去了。希元对书稿又一次进行修改,吸收徐校本的优点和扬弃其缺陷,使书稿更完善。在这次修改的过程中,吴先生又审读了部分书稿,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并为该书写了《题记》,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和价值[8]

 

吴先生对我的关心、扶植,更是令我难以忘怀。1987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就此请教吴先生。我考虑改变过去小说史、文学史按朝代分期叙述的办法,以小说的类型分类叙述,使读者能够看出时间上的发展顺序,落实“演变”的前因后果;过去小说史多只是评论名著,我们这个写法把过去小说史和小说论著中很少提到的作品都放在演变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如《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等,就在论述杨家将题材小说中介绍。但这样写遇到两个难题。一是有些小说是各种题材的综合体,不容易给它找到恰当的归属;二是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不同的两大系统,文言小说不好混在白话长篇小说中去分类论述,怎么处理?吴先生赞同我的总体设想,同时帮助我确定了几部小说的归属问题,如《镜花缘》、《绿野仙踪》等;他建议专设一章《志怪传奇小说》,这样就解决了文言小说问题,也和全书以小说类型分类的原则一致。他还提醒我,在把较多篇幅给次要小说的同时,在名著上还要下功夫,写出新意,做到点、面、线的结合。初稿完成后,他通审了全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使我们避免了不少观点、材料和文字上的错误,对书稿的质量作了重要的把关。1990年书稿出版时,他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充分肯定“这确是一次大胆而有新意的尝试。”

 

吴先生曾经批评现在做学问的人分工太细,路越走越窄,“治古典文学的不搞现、当代文学”,所以,我和陈惠琴合写《中国讽刺小说史》时,就想古今贯通,从古代写到现代。吴先生又一次指导我们,提出的几点意见,对我们启发很大。首先,他帮助我们理清中国讽刺文学的传统、讽刺小说的范围和发展线索。根据他的意见,我们确定了讽刺小说的界说和范围;提出讽刺的语气有两种:温和婉曲和严厉直斥;讽刺的形态有机智、滑稽、荒诞、幽默四种;讽刺小说有写实性和寓言式的两种类型。这样,全书论述的范围明确,架构比较合理。其次,他提出中国讽刺小说有三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阿Q正传》;钱钟书的《围城》。他认为“作为一位讽刺小说作家,要想写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和艺术水平高的作品来,不仅要有无美不备的创作天才,还必须有识透世相的人生阅历,而更重要的乃是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素养。三者集于一身,再加上要求创作讽刺小说的时代紧迫感,才能使其伟大作品从十月怀胎而一朝分娩。抓住这三部巨著,再向深细处爬梳剔抉,则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国讽刺小说史》,庶几乎可以不妄作矣。”这对讽刺小说的创作和研究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第三,鲁迅对讽刺小说的要求特别严苛,认为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不够格,别称为“谴责小说”。吴先生认为晚清这些小说之所以嬉笑怒骂,无情揭露和大胆谴责是时代大风气使然,“我治中国小说史,对于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两者的关系,既看到其异同与相通之处,也保持着‘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态度。”我们很赞成吴先生的看法,把“谴责小说”称为“近代讽刺小说”,给予恰当的评价。

 

吴先生审读了《中国讽刺小说史》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时他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他那风流儒雅的字为书的封面增添了光彩。

 

吴先生是一位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是一位为人师表、用自己的学术关注着民族文化健康提升的大学者,他那高尚秉直的道德品质、诚实严谨的学术人格和广博精深的文化造诣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蓦然回首,我有幸师从先生已然半个世纪。五十年来,吴先生引导我探寻学问的真谛,老师的教诲之恩我终身难忘,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山高水长。

 

(载《学者吴小如》第304~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文系里最年轻的“先生”

 

 

胡友鸣

 

上大学时,对老师的称谓是有讲究的:有“先生”和“老师”的区别。那时的“先生”之称不像后来比比皆是,只有资格老、有学问,才称得起。吴小如先生是当时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先生”。

 

大概是三年级时,吴小如先生给我们开讲“唐宋词专题研究”选修课,阶梯教室,近二百人的座位满满当当。虽然先生台上,我在台下,这应当算是初识先生了。我曾当过中学教师,深知讲课很耗费体力,因而课间休息从不去打扰老师问这问那,要知道那时的大教室还没有麦克风之类的设备,与一般的教室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知识储备不够,个人兴趣似也不在纯文学,那时,我难以对课的内容做出评价,但这门课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先生声音洪亮、抑扬顿挫,纯正的口音含着京腔,态度极其认真。衣装也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如今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包括对讲述内容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尊重。

 

记得先生在开场白以及讲课过程中提到,这门课是以老师的身份在讲台上的告别“演出”了,先生将要去中华书局《文史》集刊任职。中华书局和《文史》,在当时的同学们来说,是既神圣又有点儿神秘的专业机构和学术集刊,颇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对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来讲,却又是很有些自豪的。先生尚且如此选择(当然先生后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这种自豪不觉又增加了几分,因为这个专业乃是1958年为中华书局专门开设的,这恐怕是现如今教育体制改革常提到的以“销”定“产”的最早典范了。

 

真正与先生相识,是到了《文史知识》以后。

 

1982年到1985年,《文史知识》与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北京团市委合作,连续三年春节,都组织了全国性的迎春征联大赛。《文史知识》主要负责聘请评委以及评审的组织工作。记得评委有:朱家溍(时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俞明岳(时为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吴小如、刘叶秋(时为商务印书馆编审)、程毅中(时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白化文、张富华(时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杨牧之(时为编辑部主任、《文史知识》的创始人之一)等,我虽非评委,但参与初审的组织联络工作,又全程参加复审——由评委参加的评审讨论,算是没有任命的“秘书”吧。复审是极认真的,又是极热烈的。反复斟酌,来回论辩,体现了评委们对每一个通过初审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个讨论过程对刚出校门的我又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是增长知识如对格律的认识;一是畅所欲言的讨论氛围。

 

“谈笑有鸿儒”,讨论弥漫着清雅的书卷气。朱家溍、俞明岳先生的不苟言笑,小如先生的严格认真,刘叶秋、程毅中先生的儒雅,白化文先生的风趣,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有的联语内容很好,构思也巧妙,只是在平仄对仗上略有不谐,小如先生坚持严格要求,而白化文师这时总是一句“老师,学生向您汇报”,然后谈自己的理由。于是大家一起笑起来,而小如先生也往往随众一笑而已。

 

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向小如先生请教,结束时小如先生提起流行的文言文的白话翻译,往往一经翻译,味道全无,并不能准确细腻地传达原文的本义和韵味。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不去读原始资料而竟以译文为据,凡此种种,值得忧虑。因而想写一篇东西,阐明不赞成白话翻译的意见。我跟先生讲,此文不宜写,并谈了自己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古代经典如果翻译成白话,确实无法避免先生所忧虑的情况,因而也赞同韵文不译的主张,但文章的白话翻译,只要有人读有人看,还是有益的。通过这种工作,能够在当今为古代经典多培养一些读者,多发展一些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们从事的工作不也可多一些“知音”吗?小如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撰写了《古书今译也要“信达雅”》(《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对古文今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常常见诸于报刊的短札随笔中,能够体现出来小如先生为人为学的态度。偶而有人指出先生著述中的不当之处,先生总是虚心回应,不仅诚恳地接受,还常常撰文公之于众,或在结集出版时以附记的形式说明并感谢,表现了认真、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品德。就在三年前,复旦汪少华君《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出版,小如先生听说该书扎实,便找来一本浏览,发现其中有对自己关于古书解读的商榷,便立即撰文,对我说:“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我写了篇感想。”我说,您能否给我?收到后一看,文中对该书颇多褒奖并结合该书谈了学术风气等问题。然而,文章主要部分竟是对该书商榷的肯定。我深受感动,无论文章提出的观点还是小如先生对待商榷的认真和虚心,都极有现实意义,因而把这篇《学术规范应坚持“守正”》安排在2009年第1期《文史知识》的“特别关注”里。

 

先生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中文系出身的人,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在出头露面时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硬伤。对于社会上频频出现的对古代典章或成语典故的“误读”、“滥用”,先生总要奋而提笔,以正视听。不管这种“误读”、“滥用”出自“文化名人”还是“著名学者”,先生总是一针见血,丝毫不留情面和馀地。还是一位哲人说得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大概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小如先生待人待物尤其在学问上的认真,往往给人以近乎苛刻的印象,这恐怕是先生有时不见容于人的原因。其实,学问上自不必提,就是在为人尤其是“尊师”上,其中许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忝列小如先生的学生逾三十年,小如先生对老师的尊重,我的印象很深。即使是八十高龄了,每到大年初一,小如先生还总是会从中关园步行到燕南园去给林庚先生拜年。无论讲课,还是聊天,小如先生每每提起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浦江清等老一辈学者来,所表现出的尊敬溢于言表,十分令人感动。最近拜望小如先生,谈话间提起俞平伯先生,已年届九秩的老人含泪十分动情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跟俞平老那就是情同父子啊。”听者无不动容。我想起小如先生亲率我们拜访俞平伯先生的情景。那是1985年,我们想组一篇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之道,吴先生热心地帮着联系,又亲自带我们到俞府。谁知独自在家中的俞平伯先生,竟打不开家门。在俞先生的隔窗指点下,我们绕到楼房的另一边,费了很大气力,翻越过厨房外的凉台才得以进屋。小如先生对俞平伯先生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十多年后,小如先生以《越墙采访俞平老》为题记录了这段“传奇性的采访过程”,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小如先生在治学方面的另一特点就是勤奋。先生的署名频频出现在各类书刊报章上,就是很好的说明,有兴趣的人不妨可以拿2002年(先生八十大寿)或这前后的某一年为基准,做一个时下流行的“量化”统计。这就是所谓笔耕不辍。后来由于师母身体不好,小如先生需要照料师母,还承担了许多家务琐事,才很少写东西了。但是如果到吴斋,你就会看到,年过八秩的先生,仍然不是在写作,就是在读书或临帖,此情此景,实令我等后生晚辈汗颜。

 

小如先生的书法,功力深厚,独具一格。早年先生还翻译过《巴尔扎克传》等世界名著,真是博学多才。记得在评对联时,常常看到小如先生在空闲时间与朱家溍、刘叶秋先生一起,窃窃私语,我好奇而凑过去,才知先生们在切磋唱法等“京剧专业”的问题,交换欣赏从老唱片中翻录的京剧录音磁带。我曾有幸听过小如先生的老生唱段,先生音量虽不大,但神情专注,认真把握唱腔的每一个细节,富有沧桑之感,绕梁之韵。遗憾的是那时节的我,只知样板戏,并不能领略其中之妙,跟着大伙捧捧场而已。何戏何段自然早已忘记,结合后来对京剧的一知半解,回想起来,小如先生所唱当属余派。先生对京昆十分热爱,也素有研究,他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一书,已成经典,成为学习、研究京剧发展史的必备参考。同时这部书可读性很强,娓娓道来,评述客观,完全外行的我当年就是一口气读完的。

 

记得200310月,先生从上海返京,陈熙中、张鸣教授和我为先生接风,席间谈起北昆到北大百年讲堂演出。我说,北昆这次的戏我不久前在政协礼堂看了。先生颇有兴致地问怎么样,我说,怪不得昆曲已成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奏实在太慢了,真令人坐不住。大概是 “不可雕也”的无奈,先生默然。我接着说,昆曲实在太讲究了,节奏音乐舒缓优美,无论剧情怎么发展、无论何时,舞台上都是十分精美的图画。任何演员,一举手、一投足,那个分寸,都准确得无与伦比,不差分毫。如果摄影,任何一个瞬间,画面都十分优美,根本用不着“抢拍”。先生说,啊?原来你并不外行呀。小如先生兴致来了,说,我给你安排一个戏码,包你坐得住。俞振飞的生,韩世昌的旦,侯玉山的净……我说,先生呀,吾生也实在太晚,确确实实无缘“躬逢其盛”呀。众皆大乐。

 

约二十年前的一天,我跟小如先生讲,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段《铡美案》当年的演出实况,并非主角的马连良,光彩照人,浑身都是“戏”,充满魅力。由此真正体会到 “角儿”何以为“角儿”。吴先生说,马连良的表演那当然好啦。并问是哪个频道、哪天所播,说这太难得了,应该录下来。我说,看了这段戏,我才理解了戏迷(现在亦称为“粉丝”)对“角儿”的追捧和痴迷,理解了他们对不复再来的艺术大师演出盛况的“九斤老太”式的遐想追忆。吴先生笑了,说确实是盛况不再了,当今的戏剧演员中能够称得上“角儿”的实在太少了。

 

先生的学问功力,自有公论,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评,只是知道先生努力追求新见,往往能够以常见的资料,发人之所未发,“语不惊人死不休”。即令是给“本科生”讲的大课也是如此,如当年在“唐宋词专题研究”课上对温庭筠的“小山词”的讲述,就曾给听者以深刻印象。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史知识》急需一篇关于《诗经·关雎》的赏析文章,我请先生撰写,可只给了三天时间。先生从“百忙”之中不辞辛劳,可谓一挥而就。古人有“倚马可待”之说,显然并非夸张。可贵之处不止于此,先生鞭辟入里的解说分析,确实独树一帜。

 

说到这里,就不由得想起先生对《文史知识》的鼎力支持。不完全统计,小如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竟达66篇之多。当年,先生是“消防队”之一,请先生写文章,通常就像这篇《诗经·关雎》一样,时间紧,题目又是涉及许多朝代或文或史多个学科方向的“命题作文”,除非特别抽不出时间,先生总是慨然允诺。这也说明先生在“国学”范围的功力修养。

 

衷心祝愿小如先生健康长寿。

 

20111110

 

胡友鸣 中华书局编审,《文史知识》副主编

 

((载《学者吴小如》第337~3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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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4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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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繁昌吴氏作者:城南旧事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赤沙乡戴亭村(现并入黄浒镇)是一个来自泾县茂林的吴氏聚居地,现有村民中辈份最长的是“报”字辈,最小的是“同”字辈。茂林吴氏迁居繁昌背后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传说这支吴氏先人因避太平天国战乱,逃到江北无为县,当时家境尚可,可是一直没有男丁出生,无奈之下,就收养了一个养子,但在后来他们终于又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两口死后,两人各分一半遗产,但因为养子好赌,很快将遗产挥霍一空,又霸占了次子的财产。次子为摆脱养子的纠缠,只好渡江来到繁昌定居,开始是租别人的田,后来逐渐繁衍生息,氏族逐渐壮大。今天吴氏已是当地较有声望的宗族,但问题是该支吴氏,“本”字辈男丁很多,可到了“宗”字辈是男丁就非常稀少了,村里人传说都是过去修水库时移祖坟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支吴氏都很勤劳聪明,开了许多塑料厂、石狮子厂,在当地还是比较富足的。据说族谱在文革中被来自南陵县的造反派烧了,现在还有一本族谱却不知道藏在谁家里......(选自茂林吴家的博客)

   

     读完此篇文章,思绪万片。在我模糊的记忆中,80年代末,台湾的小伯来大陆探亲的时候,我曾经见过此篇文章中所提的族谱。当时很懵懂,不知道繁昌吴氏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心急之时,忙向老父亲打电话确认族谱的故事。老父亲七十有四,除了耳目不好使,平素倒也身体健康。老父亲听闻是儿子来的电话,一个劲地在电话那头嘘寒嘘暖,完全听不到我说什么。只好求救于大嫂,父亲这才得知原来我想知道关于吴氏族谱的事,便对往事侃侃而谈:

    大概的故事和所提文章差不多,只是族谱的事似乎更多了一份悲剧色彩,据老父亲说,族谱在哪家,似乎就没有好运,更有无后的传说,因而保存吴氏族谱更有了一份家族责任感。

    问及繁昌吴氏的辈分,老父亲毫不犹豫、十分熟练、铿锵有声地说道:泰an(第三声音,老父亲念的如此,追问,似乎也没听见我问什么)登基、家嗣喜昌、健观谦一、天柞云长。

   

      大概意思就是:吴泰伯始祖登基之后,吴氏子孙从此人丁兴旺,并且身体健康、谦虚做人,世代相传之意(高中时古文就没学好,凑合着吧)

      关于辈分,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我是“天”字辈的,我父亲是“一”字辈的,我爷爷应该是“谦”字辈的。可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名字应该是“吴克宽”,不是“谦”字辈的,到底怎么回事呢?

       父亲说:爷爷确实是“谦”字辈的,“吴克宽”是后来改的名字:小伯“吴一燮(音)”解放前原是国名党将士,解放前夕,随国民党一起去台湾了。爷爷日思夜盼,不见归来,只恨台湾海峡割断两岸乡情,遂改名“克宽”,寓意海峡太宽,割断乡情,应改早日跨越海峡的阻隔,亲情相认。

       爷爷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在我还没有很清晰的记忆的时候,他就走了。80年代末,两岸关系缓解,小伯40年后重返故土,并往泾县吴氏祠堂祭祀。记忆中,当时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次非常热闹的聚会,人非常多。或许对于长辈来说,那是一次永世难忘的重逢,乡愁亲情在那一刻化作多少泪水。

       我大哥作为“天”字辈的长子,之后还陆续接到小伯父从台湾寄来的信件。可能两岸关系之后又趋向紧张,日后书信就渐渐少了起来,现在似乎也完全断了联系了。

      对于族谱一事,也是在那次小伯探亲时才见到的,老父亲还很骄傲地对我说,我是多少多少代吴氏子孙(具体不记得了,好像是一百多代了吧),似乎还有我的名字在上面。那张族谱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唯一的印象就是很像医学中描述遗传病时画的那些线条,一支一支地往下——生根发芽......

      (族谱曾在我家保存数载,后在三伯家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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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是否为吴氏写过这篇佚文?

作者:吴李才  文章来源:华夏吴氏网 2015-8-1

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搜索到在吴氏和洪氏家谱中,发现有文天祥的两篇佚文:第一篇是文天祥《题吴氐谱像跋》,(图1)第二篇是文天祥《题洪氏像跋》(图2),它分别代表了吴氐宗谱(1793年清代)和洪氏宗谱(1628年明代)为现知的较早录入时间。这两篇在《四库全书》的文天祥撰《文山集》中找不到记载,故称为佚文。

据我从网络平台检索,与这两篇佚文类同的有:王、刘、罗、汤、巫、吴、许、樊、胡、方、金、戴、周、徐、谢、汪、蔡、段、顾、张、邓、沈、包、郭、洪、李、凌、陈氏等,合计有28个姓氏家谱之采用。他们在各自的家谱中“亮相”,声称是文天祥写的,这不符合文天祥作序跋的常理和史实!

笔者选录其中为吴氏和洪氏写的佚文作比照,探讨、研究、辩析文天祥这篇佚文,把原件和几点思考意见写在下面,供参考。

第一篇:《题吴氐谱像跋》文天祥书

(笔者注:本佚文是草书版,无标题,但在每页面的左侧,简称为“文序”。为比照之便,我选用了“无锡吴氏宗谱-1851”中的佚文标题。)

【笔者点校】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乃能留其像欤?凡摸容虽盛不久夫,亦无谱之故也。吴氏谱像灿然,可传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吉州文天祥


1、《题吴氐谱像跋》文天祥书,载自安徽-涇縣-延陵吳氏宗譜[12]-12,1793,120126微缩版 张数),〈注:笔者把原文中的助词“与”校释为“欤”字,表示反诘、感叹等语气。〉

本谱写明“各分暨外迁阄分字号领谱名次”,有44个字号,每字号1,这一本是“阳字号”,收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Family History Library of Utah)。

与本佚文类同或近似内容的家谱,有江蘇-無錫-吳氏宗譜[36]-1851、江西-南城-涵田吳氏宗譜[2卷首1]-1836、江西-南豐-吳氏洪公重修族譜[不分卷]-1854、湖南-長沙石板橋吳氏族譜[20,6]-1934、安徽-涇縣-茂林吳氏支譜1-1934、無錫-吳氏大統宗譜[7]40-1951等(全部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

第二篇:《题洪氏像跋》文天祥书

【笔者点校】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廼能晋其像与谱皆永也。洪氏之宗,其以德业辉映后先,呜呼!盛矣。则若谱若像,自可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吉川文山文天祥书


2、《题洪氏像跋》文天祥书,载自江蘇-丹陽-丹陽洪氏譜,1628,274275(微缩版 张数)〈注:廼[nǎi] 同“乃”。〉

本谱写明是“斗字号”、“云源2簿”中的第1簿,本谱写上“以迁徒世代之远近为先后,以二十八宿为字号,又以洪氏正脉统谱图书钤之,共计58簿,如无字号及图书者,即是假伪,故记之以俟后之考谱察焉”,收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

与本佚文内容完全相同的家谱,有安徽休宁《丹阳洪氏宗谱》为明代洪中正修篆(陈学文先生发现的本佚文,藏于浙江图书馆善本室);安徽-休寧雲山洪氏家乘1-1742、安徽-休寧洪氏系譜-1册等(均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

阅读以上两篇,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从佚文录入家谱的时间作分析,文天祥根本不可能为这么多姓氏题跋或写序,通常只可能为一个地方一份家谱而作。如果说文天祥仅写过一篇,必然是选择这篇《题洪氐像跋》,因为它比《题吴氐谱像跋》录入时间要早165年,文天祥还活着为吴氏题跋文吗?

二,从佚文内容作分析,两篇的相同点是前段:“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后段:“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不相同点是中间段,读者一看便知。前段和后段一般难以改动,而多数修补改者或造假者,都在中间段下功夫,甚至把三段都修改过,没有可信度了。

三,从吴甄源先生撰《朱熹、文天祥也兼职?!》(1)一文作思考,作者以“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为关键词检索,列举了15个姓氏家谱都有文天祥这篇类同的序跋,为什么如此之多,内容却又如此类同?他说得对,究其原因,一方面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师”、“谱匠”的抄袭、造假,另一方面,攀附显贵、光宗耀祖的心态助长了假谱序、假谱系的泛滥现象。

四,从陈学文先生《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2)一文作思考,作者对文天祥《题洪氏像跋》作了中肯的评价,这篇“像跋虽仅93个字,却字字珠机,言简意赅,展现了文天祥的文学才能,彰显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表达了他对入谱人物传文与图像相互关糸和取材标准的见解。”

五,笔者写过一篇“文天祥撰《跋吴氏族谱》的辩析”(3),故不在这里重述其思考方法。在我们自家的宗谱、族谱、或大统宗谱等记载中,如果有文天祥的这两篇类同的跋,不妨比照一下,其可信度有多少?

陈学文老教授以敏锐的目光,可以在“不意”中《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给我们宝贵的史料。我相信后来人,也会更多的“不意”中有所新发现。我们在巳知中追求未知中不断前进,并努力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今天,把这两篇佚文“曝光”,在欣赏这两篇”书法作品”的同时,宗亲读者不妨思考一下,文天祥是否为吴氏写过这篇佚文?到底是谁抄谁的佚文?或者会是什么呢?这些问号,还是请教谱牒专家、学者作出解读吧,希望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1)朱熹、文天祥也兼职?!作者:吴甄源,“吴甄源的博客”,

《新浪博客》2013-12-32)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作者:陈学文,《天中学刊》,200506

3)文天祥撰《跋吴氏族谱》的辩析,作者:吴李才,《华夏吴氏网》2015-6-2

(本文在《华夏吴氏网》发稿,致感谢!)

附件:

1《朱熹、文天祥也兼职》,作者:吴甄源(图3

2《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作者:陈学文(图4

3文天祥的书法(局部)欣赏(图5

3、《朱熹、文天祥也兼职》,作者:吴甄源

笔者注:吴甄源先生是知名学者,以《吴甄源的博客》为题集,吴实求真,目前现有博文共214篇,在《新浪博客》有众多的读者,我闲常阅读他的著作,引导入门思考,深受教益,致谢意。

4、《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作者:陈学文

笔者注:陈学文先生,现年81岁,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徽州学、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20117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出品了《陈学文集》,全书共635万字,收录了作者自1955年至今的论著59篇,在发现解读文天祥的佚文作出了贡献。我多次阅读过这篇文天祥佚文,使我进一步开拓思维,又新发现的文天祥这篇佚文,在江蘇丹陽《丹陽洪氏譜》1628年版中。故写出本文,致感谢。


5、文天祥行草书,签名印章的真迹

笔者注:右图,文天祥《草书木鸡集序卷》(局部),书于宗度宗咸淳九年(1273)冬至,文天祥时年38岁。左图,文天祥《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局部),均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供读者对本文的文天祥的佚文书法作比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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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9 12:42)

载《皖南晨刊》《宣城记忆》 2017.12.25(星期一)

 泾县古城墙的前世今生

文/叶彩霞  吴小元

       泾县县城原来在泾溪的西面,宋嘉定年间县令王栐移至溪东,但因频遭水患,元至正年间,县尹施正大将县城从泾水之东迁至现在的位置。明嘉靖甲子年(1564),知县陈廷芝开始筑城,同时建小东门一座,南、北水关各一处,内外均用方石筑火道一丈多宽。县城三面环墙,西临大河,石堤砌护。

       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陈大绶,自西门至北水关,重筑石堤十余丈,改文明门为水西门。崇祯甲戌年(1634),知县尹民兴因流寇警,增筑城墙,改拱辰门为拱极门。四城谯楼,俱树以碑。乙亥年(1635),建月城于西门外,在东北二门新开河,各造石埠两处,城上造炮台四十座。

       顺治十六年(1659),知县刘鸿磐筑西门护城。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县蒋云翼拆除护城,河水东徙,城墙自此被冲坏。自二十九年(1690)起,河水多次冲入南城西角、北城西角,冲毁城垛三十余个。雍正八年(1730),河水冲西城南角,塌十余垛。

       乾隆二年(1737),知县阮彩重建四城谯楼。九年(1744),河水入城,南门内城、小东门、城内外东北角均发生坍塌。乾隆二十九年(1764),知县李元标奉修泾城,正月起工,九月完竣。

       嘉庆五年(1800),河水冲损西南城两处,达十余丈,护堤四十八丈,知县杨荣先倡议捐修,当下动工兴修筑南水关,修城一十八丈五尺,护堤四十七尺五丈。北水关也动工修复,但杨卒后工程没有竣工。

       道光时,县城墙的毁损情况在续志中未有记载。咸丰年间,泾县是太平军的主战场,官府更是没有财力和精力来加固城墙。同治光绪年,大清朝气息奄奄,如果修缮,应该也是民间为之。但自道光以后,泾县县志未能编修,所以城墙的毁损和修复状况只能是一种猜测。

       民国27年(1938)、28年(1939),泾县县城多次遭日机轰炸。出于人员撤退疏散的安全角度出发,泾县国民政府决定拆除泾县东、南、北三面城墙。

       考虑到泾县城墙自南门经西门至北门一段,滨临大河,时有水患,在民国28年十一月的县务会议上,泾县国民政府决定保留此段城墙。所以,在县城墙拆除工程完全结束时,西门口的这段城墙得以保存。直至今日,沿河保留的西门口旧城墙成为后人凭吊的场所,泾县人民政府立碑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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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6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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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杂谈

分类: 茂林吴氏

载《皖南晨刊》《宣城记忆》 2017.11.13(星期一)

 邳州知州吴崇寿二三事

文/叶彩霞  吴小元

      吴崇寿,字少篯,泾县茂林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由海州州同擢升知州,加运同衔,赏戴花翎,摄赣榆、溧阳、溧水、丰县各县事,后升任邳州知州。

    咸丰年间,吴崇寿到苏州任职。当时长江中涨有河沙,地段界于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之间,各县为黄沙所有权打起了官司。京师难以决断,下令属地县役前往勘察。吴君说:沙子出自长江,就以江为证。先从府县志、图经类的书籍中查找依据,再到实地驾船就水流的范围拉绳度量,以此确定界址。最终沙了断归常熟,百姓们心悦诚服,建生祠以祭。

    同治九年(1870)任职于溧水。溧水临江之地有一贩运食盐的商贩,因操南方广西口音,被人疑为洪杨余党。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官方紧急下文至溧阳都司及吴君,授意会捕。吴君说:如县真有叛贼而我作为地方长官却不知晓,那真是没用。正待遣役,都司率领士卒先行前往缉拿。当地正在赛神演剧,集市上人潮汹涌。成百上千的人看见有人被缉拿,争相询问。卒隶对周围百姓既打且骂,众人怒起裹挟盐商而去。都司回城报明吴君,请求大军镇压。吴君说:你这样不是真要逼人造反么?过了几天,盐贩自己到县衙投案,禀明自己只是一个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商人,和洪杨乱军没有联系,并且告知自己在赛神会上逃离的前后原因。吴君说:也幸亏听了你的解释,我差点将你作叛党要遣人前去缉拿了。

    溧水之地有一个嗜赌的风俗,麦苗还长在田间就被指作赌资,输者往往地里庄稼收获时一粟不存,有时甚至以妻女作抵押。吴君知晓其事后,派人伪装成赌者,将其拘押,以使其他人收敛行径。对屡教不改的人,在探明姓名后,在其深夜单人匹马前去聚赌时将其擒获。因为每次都如此,大家不明白其中原由,都认为赌博一事倒霉。赌风最后平息,民众辄安。

    邳州濒临大河,河堤高于楼堞,夏秋涨水,城墙极有可能倒塌,东门河堤尤当其要冲,最容易被冲毁。吴君说:如果堤坝不修,城里的百姓一定会成为水中鱼虾的。禀明上司后,将城楼架高城墙加固,自己亲自督察指挥。光绪七年(1881)加固工程完工。过了两年河水决堤,沿河诸州县淹死者众多,而邳州独因为东堤坚固,当水绕自西门而入时,百姓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撤离了。

    吴君最终葬于其家乡茂林。留有四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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