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华新文学的历程新探(下)
中国厦门大学张长虹
(二)1937至1945年(泰华抗战文学的兴衰)
到了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泰国当时政府纵容日本借境侵略马来亚、新加坡使泰国各族人民饱受身心创痛。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又有一些中国作家相继来泰,他们和本地华文作家共同推动了泰华新文学的发展。此间泰华新文学表现出强烈的抗战意识,文坛由高潮转入低谷。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泰华文坛展开了泰华文艺应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歌颂抗战救国抑或反映此时此地的大众生活的激烈辩论,文学论争使现实主义新诗与带有浓郁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成为主流。本土文学所占泰华新文学比重迅速上升。晴虹认为黄病佛任《华侨文坛》主编期间,方涛和人云是其写作骨干,不少作品反映了华侨华人生活,迨丘心婴接任后,仍然遵循这个路向。新的写作人越来越多,同时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他们的笔进一步接触到中泰两族人民水乳交融的生活面。[15]除了部分抗战话剧如《雪地里的呼声》、《难兄难弟》、《一家人》等是以中国现实为题材之外,越来越多的诗歌、小说、散文反映了泰华作家对寄居国的深情厚意,如辣辣的《归国》、东北线斯里的《洪水暴涨的季节》等,诗集有田江的《河边的人们》,雷子的《异乡曲》,方涛的《水上的家庭》、《梦之谷》、《来自海滨》及其与卢铭开(人云)、林逸云和刘泓四人合著的《铃音集》,小说包括巴尔的《禁区》、郑铁马的《玫瑰厅》、萧天的《湄南河岸边》,主要的散文集为黄病佛的《涂鸦集》、《死囚集》、《椰风》和陆留的《椰夜篇》。1938年,《逃?》、《从戎》等剧作在抗战热潮的感召下出现,标志着泰国华语话剧本地创作的开端。抗战话剧的创作与剧评一时兴起,加上中国南来剧团演出的推动,泰国华语话剧出现了第一次高潮。银月歌舞团演出的《素攀血》叙述了有素攀血统的泰女隆庄反抗缅军残暴辱虐的惨烈故事。在泰国政府对华政策有所禁忌的时候,此剧委婉而有效地表达了华泰两族人民共同反抗侵略的决心。
在泰华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文学语言的特色开始形成。抗战初期,“‘汉字拉丁化’问题,也开展了一场短暂期间的论战,结果,引起了泰华文学作者对‘通俗方言’写作的重视”[11]11。这是源于“此时此地”大众文学的提倡,为适应劳苦大众的接受能力而作,当时写通俗作品的主要有茀人、慕兰等。[15]不久,《华侨日报》文艺副刊《华侨文坛》主编丘心婴鼓励部分作者在《通俗文学》上发表潮汕歌谣、客家山歌、粤曲等大众文艺,此栏刊登的小说和戏剧大都以泰国华人所处的社会为取材对象,其语言多夹杂着广东潮州等地的方言。[11]6第一个黄金时代及其后成长起来的泰华作家方涛、陆留、铁马等日渐成熟,文学语言呈现个性化。此外,泰华作家辣辣等写作风格逐渐多样化,泰华话剧创作特点突出。话剧广场化、活报剧备受关注、学生剧掀起浪潮。1938-1945年,当时的銮披汶政府采取过激的排华政策,不仅推行“经济泰化计划”,而且逐一查封华校、报馆,仅剩一家由日人滕岛接收的《伪中原报》。[16]泰华文学园地持续惨遭摧残,作家星散,文坛陷入低谷。
(三)1945至1980年(泰华新文学的重振)
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泰国经济持续发展,各届政府对华文教育采取了或抑或松的不同政策,泰华文化人在困窘中坚守华文报、文艺刊物,组织文艺社团以复兴泰华新文学,并形成第三次高潮。泰文中译加强了泰华新文学与泰语文学的交流,同时,泰华新文学开始走出本土,开拓了域外空间。随着中国南来文人与泰国本地作家展开文学应反映“此时此地”还是“面向祖国”的论战,本土文学逐渐成为主流。此间泰华文坛盛行以长、短篇为主的现实主义小说,深刻、多层面地批判社会现实,浪漫派散文异军突起,杂文首次掀起浪潮,华语喜剧最富特色,诗歌略微低落。文学语言既有大众化、通俗化倾向,融潮汕方言和泰语语汇于一体,又有精雅化特征。数位风格不一、创作成就突出的作家令泰华文坛生辉。
1955年,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加速了泰国华侨华人的当地化。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泰华作品基本实现本土化的转向,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有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和《座山成之家》、陈仃的《三聘姑娘》、吴继岳的《侨领尘正传》、史青的《洪泛的河》。除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风格本土化之外,作家的写作申明也可看出泰华新文学本土化的主观印迹。《洪泛的河》是史青的一部诗集,他在《我爱这土地》之首写道:“虽然,我是一个游子,但我不愿意和她分离。我要把我的汗滴在这里,因为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落叶谷在《吹心》的《弁言》中阐明其写作的一个缘由是泰国政府正提倡导游事业,以吸引更多外国游人,“本人遵循泰国的政策,现在发表了《吹心》”。
(四)1980年至今(泰华新文学的再度繁盛与走向)
1980年以来,不少当年被迫投笔从商的作家纷纷归队,留学中国大陆、台湾的学子也陆续返泰,另外,从中国来的文化人、技术移民相继缓缓地汇入泰华写作者队伍。他们支持各文艺团体、华文报举办多种文艺创作比赛,组织联谊活动,以活跃文坛,扩大影响。随着泰华文学界与中国文坛交流的增多,文艺论争迭起,文化寻根呈现新路向,现代诗掀起又一轮浪潮,新小说在探索之中。新时期的泰华文学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继续奏响批判现实主义的主旋律,体裁丰富,写实的短篇小说为强项,微型小说小荷已露并有兴盛之势,散文诗受关注,散文题材有所拓展,样式纷呈,文学评论势头渐强,不过话剧创作陷入沉寂。其间,女性作家、新移民和泰国留学中国大学生为泰华文坛营造了独特的风景。1980年至今,泰国华文报培育了写作生力军,同时,依然活跃的老作家与他们一起组成了气势不凡的阵容。此间出版的近400本泰华文学作品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继续主办《泰华文学》季刊,并配以网络版,另增“泰华各家文选”等栏目,泰华文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其存在的若干问题如泰华作家愈趋老化等也令人担忧。2003年元旦起,泰国《世界日报》湄南河副刊主编林焕彰果断采取力措,新辟“刊头诗”专栏以保持“水土”,曾心、岭南人等积极响应。2006年7月,“小诗磨坊”成立,博夫、杨玲等8位成员共同经营博客,此外还有晓云、蛋蛋晶莹等个人博客。这些不仅扩大了泰华新文学的影响,也争取了新的读者。
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始于1920年代的泰华新文学,无论是从作家身份,还是从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来看,都已本土化,很难用华侨文学的概念来界定。侨民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它们具有两重性,因此,既可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居留国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7]另一方面,由于19世纪中叶的泰国已形成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主权的国家,加之20世纪早期泰国政府实施的同化政策,“泰国华人长期以来就落地生根,融入泰国社会,入籍问题向来不是泰国华人的主要问题。……泰国华人早在二战以前已基本融入泰族社会……华人基本上不以华族成员而是以泰国人身份参与当地政治、文化事务”[18],尽管1955年,双重国籍的取消在事实上产生了进一步推动华侨向华人转化的社会效应。可见,早在20世纪上半叶,泰华作家的身份就有泰国华侨、泰籍华人两种。因此,泰华新文学的界定不以作家的国籍为主要依据,也不以作家的华侨华人身份的转变来划分泰华新文学史的发展阶段。
1980年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与20世纪上半叶的侨民文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移民作家对祖籍国的眷念更多地带有文化色彩。因此,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也属于泰华新文学的范畴。在以上陈述的泰华新文学的四个发展阶段中,可见其嬗变的规律,由之以作为探讨其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特殊性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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