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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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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曾在《十月》《钟山》《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涯》《山花》《大家》《长城》《芙蓉》《青年文学》《江南》《花城》等刊发表小说。获《十月》新锐人物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野猪场》、《长翅膀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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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方式绘制故乡“洛书河图”

——评陈集益中篇小说《金塘河》

赵振杰


在我看来,陈集益的《金塘河》(《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是一篇大巧若拙的作品。作者似乎为小说文本赋予了某种“河流”属性,表面上看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支脉纵横。“我家的田大部分在金塘河畔。金塘河,其实是一条溪流的名字。”小说的叙事基调大致如此,朴实沉稳、流畅自然,然而,在文本结构的内部和细部,却蕴藏着惊人的情感势能和思想张力。金塘河,作为小说题目,显然在所指意义上并非仅仅是一条静静流淌着的乡村溪流,其中还融汇着作者对于自我、父辈、故乡、童年、家族的找寻与指认。于是,沿着金塘河的河道溯流而上,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纵横交错的个人化的乡村历史图谱。

毫无疑问,父亲的“创业史”是《金塘河》的主流干道。作者不惜以大量的笔墨和篇幅详细讲述了一心想脱贫致富的父亲如何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万物和个人命运作斗争的朴素而感人的故事。围栏建坝、抗洪抢险、开垦地、挑水抗旱、深耕细作、驱兽灭害,直至误伤人命,不得已而出让土地以作赔偿……父亲的奋斗史也是从一场失败走向另一场失败的挫折史。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父亲的形象就如同是“老硬汉”桑提亚哥,金塘河畔贫瘠的农田就像那浩瀚无垠的大海,短暂的丰收就是那条被意志征服的大马哈鱼,而洪涝、旱灾、虫害、野兽则犹如那凶残危险的鲨鱼——某种程度上讲,《金塘河》就像是中国版的《老人与海》,抑或,将题目换作《父亲与田》也未尝不可。区别之处在于,面对失败,桑提亚哥依旧可以从容高喊:“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无法打败他。”而陈集益笔下的父亲却“从不反驳,他总是低头盯住地,似乎他的目光能穿透脚下的地,一直看到深藏在地底的地狱”。正是这一点差别构成了两部作品本质上的不同:桑提亚哥生命意志源于作者对人性尊严的自信,并且他拥有强大的宗教信仰作为寄托和慰藉;而父亲赖以存活的信念与动力则完全出自于一个男人的家庭责任,其背后是绵延数千年的儒家伦常道德作为依托。由此,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如果说桑提亚哥是一只富有激情又充满温柔,义无反顾地兀自奔赴彼岸精神世界的大雄狮,那么《金塘河》中的父亲则是一头勤勉执着、内敛深沉,默默无闻地负重耕耘于此在现实生活中的老黄牛。

在父亲的奋斗史之外,小说还有一条颇为可观的支流,即“我”的成长史——生产队解散后的第二个年头,“我”从娘胎中诞生,“就像一条鱼从池塘被抛上陆地”。原本想要女儿的父母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给“我”起了个乳名叫“阿囡”。在他们的溺爱与呵护下,“我”不用像两位哥哥那样过早的下地干活,即便是全家齐劳作,父母亲也总是将最轻松的事情安排给“我”。读初三时,为了缓解家庭负担,“我”企图弃学务农,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心怀委屈和怨恨的“我”辗转于城市之间,像一个“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四处游荡”。多年之后,重返故乡,曾经的一切都变了模样,父亲老了,田地荒了,河流缓了,坐在似曾相识的溪滩上,“我”陷入深深的沉思:这还是我们热爱又憎恨过的那条河流吗……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本就着墨不多的文字还被作者拦腰斩作两节,分别安放在文本的开头和结尾,从而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结构与视角。先说结构。小说由“我”切入,最后再由“我”收束,中间是大面积的“父亲奋斗史”,在叙事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梭形结构”,仿佛一条小溪汇入大河,然后从一条大河流成一条小溪。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显然与作者的某种人生观念和生活态度彼此观照,互为镜像。“没有人告诉我这里一切,我是谁,从哪儿来,又将到那里去,当我出生后,面对的是一个硬邦邦的世界,没有笑容,没有告知,甚至没有奶水。”这不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的存在”,以及萨特意义上的“存在先于本质”吗?于此同时,“我”的这种存在主义生命体验也构成了父亲奋斗史的底色与基调,在“我”的讲述与回忆中,父亲形象仿佛成为了那个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那无效无望的劳作和无穷无尽的苦难中获得“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再说视角。细心的读者能够察觉,小说在第一节中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到了小说末节,则转变为一个限知限能的人物视角。作者在叙事视角上的自觉切换,使小说中“我”身份具有多重复合性——“我”既是故事参与者,又是故事旁观者;既是故事讲述者,又是故事倾听者——这些身份各异的“我”在文本中相互融合,为读者提供的不同维度上的审美体验。一方面,我们可以跟随着小写之“我”走进生活的内部,去感知人性的温凉、生存的苦乐;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在大写之“我”的指引跳出故事来审视与思考那些有关存在与时间、成功与失败、个我与他者、绝望与希望等形而上命题。

如果将陈集益绘制的文学图谱进一步放大,我们还会发现,在上述两条脉络之间还可以分野出许多更小的支流——在父亲的奋斗史中嵌套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家族没落史,“我们家祖上当然有田了,一等一的好田,后来都被收上去了。”从父亲不厌其烦的抱怨与唠叨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股来自历史罅隙处的凛冽寒气;而在“我”的成长史里同样蕴藏着一段令人浩叹不已的乡村变迁史,壮劳力流失、田园荒芜、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官商勾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作者几乎是以“集束手榴弹”的形式将当下乡村的生存处境与社会图景和盘托出。这些叙事支流彼此交错,相互联系,为小说建构起一块庞大的历史水系。

“这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作者把艾青先生的诗句作为题记,足以体现出他对“金塘河”怀有无比复杂而矛盾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金塘河》既是陈集益对家族历史的独自凭吊,也是对童年往事一次回眸,既是对伟大父爱的真诚感恩,也是对乡土中国的深切缅怀——金塘河,一条让我热爱又憎恨过的河流。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有泪水,因为我对这“河流”爱得深沉。(载《文艺报》2018、6、15)


者简介:

赵振杰,男,19877月出生,文学硕士,2014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长城文论丛刊》编辑,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评论文章散见于《文艺报》《文学报》《小说月报》青年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河北日报》新文学评论等刊物。曾获《人民文学》2015年上半年“近作短评”金奖及佳作奖,获《人民文学》2015年下半年“近作短评”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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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吴村野人》

作者:陈集益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全秋生

版次:2018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购书方式:当当、京东等网站搜索“吴村野人”


荒诞语境背后的吴村世相图

一一读陈集益小说集《吴村野人》有感

全秋生

小时候,邻村有个猎人,家里养着猎犬,长年靠打猎为生,有一年来我村打野猪,碰上一窝正在啃吃地里红薯的野猪,猎人手中的铳响,一只猎犬带头猛扑上去,野猪四散而逃,唯有领头的野猪呲牙咧齿,反嘴一口,当场把赛虎一条前腿咬下来了,此情此景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清楚。因为野猪之凶狠我是亲眼见识过的,当我到陈集益的《野猪场》,不禁发自内心地笑了,野猪这一凶狠形象,为他笔下的荒诞语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三四个人,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洪坛冈山里养“野猪”,谈何容易?只是野猪还没有真正“培养”出来,合伙人的心思已开始支离破碎,随着山风一起吹散了,山下杂货店老板陈德芳夫妇狂热入股前后的反复变脸,荒山承包人“一根筋”牛化生被逼至疯疯癫癫近乎野人,随着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劣,一群家养母猪在野公猪肆无忌惮的糟蹋下,开始生育繁殖了,开始由圈养到放牧,由杂交品种蜕变为真正的野猪并为害一方。随着陈集益的笔触在文字里的酣畅淋漓,敲钉转角,一场正常人与野蛮人、杂种猪与野猪之间的争斗拉开了帷幕,他们斗智斗勇,体力与耐力齐飞,煞有介事地把“我”与朋友祝小乌饲养野猪的伟大事业弄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勤劳致富创业梦,其过程是艰辛而悲壮的,其经营是惨淡而无奈的,其苦心孤诣、殚精竭虑的结果不仅分文未赚,反而因“滥捕珍稀动物”的罪名莫名锒铛入狱。出狱之后的“我”改邪归正,自食其力,再也不敢接受祝小乌饲养扬子鳄的建议,“我”虽被父母取名为“有财”,经过一番折腾实则穷光蛋一个。这一悲剧性的结果喻示了吴村人“闭关锁村”、想依靠自身力量去改变生存状态是何其困难?何其艰苦?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可底层社会群体的生存之痛顿时跃然纸上,令读者动容扼腕。

既然家猪与野猪交配能产下杂种猪进而变成野人,那么女人与野人交配肯定会生出杂种人最后变成真正的野人,荒诞无稽的构想同样奠定了《吴村野人》荒诞故事的生存环境,于是“我”的堂哥“蛮娃”(户口本上伯母给他取名叫张有福)也就成了大哥陈集军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敲门砖。陈集益在构思故事时常常暗藏着强大的逻辑推理:亲兄弟、亲父子,养育之恩、手足之情,在经济为王的商品时代里就是一文不值的遮羞布,掀开或扯下这块遮羞布之后,人性深处潜藏的兽性总是蠢蠢欲动、肆无忌惮,为了一己之私,他们可以欺上瞒下,蒙骗世人,可以兄弟相残,而母爱父慈的光辉只能躲在一旁痛苦地呻吟,软弱无能,令人心碎。

故事从“我”的大哥陈集军在上级领导面前立下军令状回吴村挂职扶贫开始,村主任陈集军上任之时先从亲兄弟“我”身上下手,接二连三烧了几把“火”:先让“我”养鸡,鸡瘟了以后养鳖,鳖死后种植能治艾滋病的草药,几经折腾之后,“我”两手空空,走投无路之时,大哥又截留下了一笔四万元钱的扶贫款,他坚信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路修通了,他的脑瓜子灵光一闪,由堂兄“蛮娃”张有福想到了神农架野人事件。于是,一场人造“野人”运动在吴村拉开了帷幕,吴村成了名符其实的“野人村”:村口的大广告牌上有野人与村民搏斗的模拟图,上面的“专家”“领导”也考察来了,公路两旁的岩石上竖着野人龇牙咧嘴的图片,不断有“野人村×公里”出现在视野里,吴村果然富起来了。张有福的苦难日子却从此开始了,他被当作野人关在铁笼子里到四里八乡举办“吴村野人巡回展”,他的亲兄弟陈集财、陈集宝把他当成摇钱树,联合起来训练他,就跟训练一只猴子一样,稍不留神,就棍棒侍候,动辄用鞭子链条抽他,有时不给吃,不给水喝,在太阳下暴晒……无所不用极其的各种残酷手段背后,令人晃眼心疼的画面是伯父因阻止集财、集宝二人争夺“蛮娃”牟利而被活活掐在地上啃泥含恨而亡,伯母因心疼“蛮娃”无人照顾遭此磨难而哭瞎的一双老眼。可是哗哗而来的钞票让陈集财、陈集宝富起来了,让村民富起来了,始作俑者陈集军也赴任县旅游局分管旅游的科长,开着小车,带着嗲声嗲气的城里未婚妻衣锦还乡。

如果故事就这样讲下去,吴村也许就成了下一个神农架了,可“蛮娃”张有福就像吴村的杂种猪逃到野外最后变成野猪狂暴伤人一样,“蛮娃”张有福也幸运地逃脱了亲兄弟集财、集宝惨无人道的囚禁与折磨,成了真正的野人,他目光如鹰隼一样,力大无穷,运掌如刀,飞檐走壁,蹿崖越谷,疯狂地报复给他带来苦难与耻辱的吴村民众:集宝因追捕“蛮娃”被毒蜂蜇伤,头大如斗;集财为报妻子油灼之伤枪击“蛮娃”,竟然被猎狗活活撕咬而亡;往日旅客如潮的吴村因了“蛮娃”的报复迅速衰败萧条,门可罗雀;陈集军率众捉拿“蛮娃”,竟然惊吓过度,患上了狂躁症,从此不敢再见生人。正所谓:一代致富带头人,可怜顿成疯癲汉。吴村的兴衰得益于“蛮娃”又毁于“蛮娃”之手,真是成也萧何,败亦萧何。最后小说在国家层面组织的科考队进山考察野人真伪的行动中戛然而止。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也。

《谎言,或者嚎叫》中的张德旺,因偶遇野人进而立功受奖,可随着科考队进山的一无所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格人品受到村民的质疑,进而抛妻弃子,遁入深山去寻找活捉野人,以证清白。谁知数年过去,野人没有寻着,自己却与世隔绝,成了真正的野人被人捉住关在笼子里,口不能言,其间巨大的悲剧隐喻令人感慨;《流产》中的公交车司机“我”与漂亮惊艳的卖春女美信由偶遇到成家却不能立业,想自己动手过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屡屡碰壁,底层弱势群体安居乐业的黄粱美梦化作了肥皂泡,最后绝望之中亲手掐死了深爱自己的美信,这种人性的泯灭与人格的分裂格外惨烈悲催,读后令人痛心疾首;《洪水·跳蚤》一文中的父亲陈汉民,因年轻时见义勇为跳入洪水中救人,不幸染下终身顽疾,得不到村民的照顾反而屡遭歧视,为了生存只好外出乞讨,不料家中娇妻却成了过往男人的“客栈”,特别是村干部王某用父亲乞讨邮寄回来的大米冒充“嫖资”霸占母亲党小琴的丑恶嘴脸,令人恶心,可怜的父亲无力抗争这个世道,只好躲到楼上去与跳蚤比不吃不喝的生命耐力,最后绝食而亡;《城门洞开》里的父亲陈纪年则是一位想进城吃商品粮的执着者,年轻时想参军,参军梦破灭后,听信补鞋匠的忽悠,想凭一台补鞋机闯荡城市,最后被押回家乡批斗,进城梦的破灭并未熄灭陈纪年心中那盏摇曳的理想灯火,娶妻生子之后,他给三个孩子依次取名为陈进城、陈建城、陈保城,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头上,希望三个儿子一个攻进城市,一个去建设城市,最后还得有一个保卫好城市,天才一样的好想法,最终都一一化成了泡影,结果二哥成了文疯,父亲成了武疯,大哥面临城里大嫂河东狮吼般的挤压也几欲发疯……陈纪年的进城之路一生都没有走通,他的三个儿子虽然磕磕绊绊在努力着,我看终归是进不了城的。

总之,陈集益用看似荒诞不经的文字构筑了一个吴村乌托邦,让读者分明触摸到了一股浓重的悲凉在心头弥漫着、扩散着,社会底层群体的盲目莽撞、挣扎与抗争,时隐时现,出没闪现其中,在他文字的呐喊与无奈里流露出来的是血淋淋的震撼。当年鲁迅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经典之言,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论文学悲剧创作时也曾说过“人类社会的最终结局给予悲剧主人公的不是悲而是喜。不过悲剧中不能直接表现这未来,而是显示着未来、渗透着未来而已。悲剧的力量也正在于此。因此,艺术悲剧的结局是悲壮的,渗透着光明感,产生着强大的激发力”。《吴村野人》一书深刻反思的文本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吧!

陈集益是一位实力小说家,同时也是重要文学刊物的资深编辑,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与文学编辑对文字的扎实严谨作风,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有机地融合,小说集里的篇章均采用第一人称,情感真挚,通过“我”的娓娓道来,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现代先锋的创作手法结合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语境,文字驾驭能力得心应手,集多种叙事技巧于笔端游刃有余,故事夸张变形之中不失幽默诙谐,情感冲击酣畅淋漓,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野猪、家猪、杂交猪,真人、野人、假野人,文明人、野蛮人、癫狂人,妻子、父母、兄弟,叙事对象由温驯到粗野的裂变,由亲情到冷酷的隔膜,由爱恋到杀戮的疯狂……人性的诡异多变与兽性的肆无忌惮在文字里交相辉映,在杂交猪变为野猪、真人成为野人,父母、兄弟、夫妻反目成仇的故事背后,展示给读者一幅宏大叙事的世俗疯狂图景,读后令人拍案惊奇。

《吴村野人》作品内容介于现实与臆想之间,亦真亦幻,构思奇特,想象汪洋恣睢、瑰丽神奇,接下来,期待能读到陈集益更多更好的文学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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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

 

陈集益

 

我开始写作时不是因为热爱写作,而是在青春期之后的人生遭遇种种挫折,心里有点压抑和苦闷,刚开始是通过听崔健、何勇等人的摇滚磁带,在他们的音乐里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后来模仿磁带包装纸上的歌词写一点叫不出名堂的文字。尽管我讲的方言与普通话完全不同,但是有幸在走向社会之前学习过使用汉字所以在模仿写歌词的基础上,又写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几年时间在浙江温州的私营企业打工。我记得当时写过一个几十个工友都被烧死在鞋厂的故事。因为在温州鞋厂,工人都住在车间内部木板搭建的顶棚上,晚上老板离开怕工人偷东西出去,就把所有人都锁在里面。那样烧死几十个人的火灾,我亲眼看到过好多次。看过之后我会流眼泪。我那时痛恨某些品质卑劣的老板。但是蓬头垢面的工友们,也一样不懂得友善和尊重。工资一般是按件计酬的,有人为了抢活做,一是讨好带班的工头,二是抢占资源,往往发生争吵、斗殴这是厂里没什么活做时的情况一旦到了年底老板手中的订单多起来,那些平日里抢活做的人又会反过来,强迫弱者来完成不睡觉也完不成的任务。那时候迷惘极了离开温州之后又去了其他地方谋生,有时间就胡乱写下一点什么。我不知道这就是写作。

立志成为一个作家,已经二十七岁前后了。此时我除了心中充斥着一腔悲怆的情绪,对文学艺术几乎没有涉猎过。我决定一边到图书馆借阅文学名著读,一边进行小说创作方面的训练。突然发现,要把底层社会的血与泪艺术化地表现出来、使其成为纯正的文学作品,道路漫长,我不具备文本建构的能力,也不习惯文字被规范,特别是不懂得该如何化解心中的愤怒和仇恨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宣泄情绪的产物,我希望自己对笔下的人物有一个更理智、平和的态度恨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也包含着悲悯与爱。可我怎么也爱不起来。以许多年来,我总拿我的童年生活“北漂”故事作为写作的训练和文学事业上的准备。尤其是童年记忆中的往事,掺杂着很复杂的感情,有爱有恨,有绝望有希望,也有温情,因为情感的丰富性,所以我写了一篇又一篇。而那些发生在身边的北漂故事,我基本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些小说里我尝试了小说创作的多种技法它们多多少少带有某种实验性和荒诞感。——至于当初驱使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打工”题材,因为情感取向单一、故事过于悲惨只零零星星写过几篇

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相比经历过生死考验、大悲大苦的人,我那点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算不上什么苦难,但是这不能说我亲历的这个历史就应该被遗忘。我从没有忘记我的写作动机:它是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还有那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想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个时代和裹挟其中的人,但由于我才疏学浅,既理不清这历史,也无力提出什么问题,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忠实于我的记忆、在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我想只要我始终抱有这样一种使命感,我就能做好这一角色。

 

 

 

在现实的边界处展翅飞翔

 

 

和陈集益的联系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当时我还是编辑。作为阅读者我读到了陈集益的小说,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种触动的存在,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我把小说读完天就黑了,我走到一棵树下真想冲着街上的人流大喊几声。那种感觉我记得相当清楚,它存在我的记忆里我甚至都没有和陈集益谈起过。后来我向许多的朋友推荐,后来我充当了他的责任编辑,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又一起在鲁院高研班学习。在我和集益之间,心理上的共通在着,亲切在着,某种的相惜在着,但必须承认,我们真正的交集很少,能想起的趣事逸事实在寥寥。

我想这份寥寥也应算是印象:在日常中的陈集益不张扬,不好事,不愿意扎在群体之中,平时话少,甚至会有些羞涩。在同学期间他也曾约我喝酒,但因为我之前答应了人家而未能前往,否则我的这个印象记里似可多出一笔。我相信陈集益就是在酒桌上也应是话少的人,即使酒局是他张——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都属于讷于言的人,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会在某个场合滔滔不绝。

可在小说中的陈集益却是一个话多的、滔滔不绝的人,这与日常中的陈集益看上去很不相称,在小说中,他是那么善于言说,善于建造让我们感动和吁嘘的故事,那个隐藏着的陈集益终于绕到了前面,他的口里仿佛含有一条悬着的河……日常中的陈集益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男人,负责任的好编辑,然而在小说中,他则是另一副样子,滔滔不绝只是其中的不同之一。在小说中,我看到了陈集益的释放,他的这一释放既有力量感又有某种的眩目。由而我深信,不阅读陈集益的作品,对陈集益的了解永远是不完整的。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延展了更深更广的根须。如果没有小说呈现出的“根须”,我们能见的不过是一株树的样子,它孤立在角落里。

这条根须延接着记忆。在他的《洪水,跳蚤》《野猪场》《吴村野人》《往事与投影》中,及至《驯牛记》,我和我们都可以看出某种记忆的、自然的属性,他仿佛是一个“对本地掌故了如指掌”的百事通,向我们讲述发生在他身上、他父亲和爷爷身上、村里人身上的那些故事,在这样的讲述之中,他甚至带出了来自于土地和旧生活里的泥巴、木桩,被水泡着的根须,被牛或猪踩过的粪便的气味或者干草垛的气味……作为一个同样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的写作者,我熟悉它们了解它们,很容易让自己沉浸进去,仿佛他讲述的也是“我的生活”。我说他讲述的也是“我的生活”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它能够非常轻易地把我拉入到它的叙述中,让我身临其境,让我跟着其中的人物或悲或喜,或怒或哀。当然不止于此,陈集益对小说自然性的强化让我想起阿贝尔·加缪在一篇谈论卡夫卡的文字时所谈到的:“在许多作品中,读者发现既有情节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在另一些作品中(它们当然很稀缺),主人公发现他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值得注意、但也显而易见的佯谬是:主人公的遭遇越是不寻常,故事便越显得自然而然”——我觉得这一判断也可用在陈集益的小说上,陈集益一方面强化了故事发生的真实感、亲历感,让它自然而然,一方面又让故事里的主人公走向艰险与奇岖,让他拥有起非同寻常的遭遇。在这里,至少在某些故事的前半段,陈集益故意按压住奇思妙想的念头,而让它努力“仿生”,如同“我”真实经历过一样。像《野猪场》,在阅读中它竟然能让我坚信故事的叙述者是真的养过野猪的,他也曾像故事中的“我”那样经历过一次次可笑可怜的挫败……但,我想我们不能忘记,故事的“自然而然”其用意在于,要使主人公的遭遇变得不那么寻常。

这种不寻常,还不全然是“魔幻”或者“超现实”,而是某种……用作家池上的话来说吧,她说“在集益的笔下,乡村不是舒缓的,温情脉脉的,而是生猛的、血淋淋的,恰似在你身上直捅一刀。”生猛,血淋淋,是陈集益小说的某种底色,故事中主人公经历的不寻常多数是在这里,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到刀刃上去。《城门洞开》里的父亲如此,没考上大学的二哥也是如此;《青蛙》中,变成了青蛙的“表哥”也是如此。《野猪场》,“我”、祝小乌、陈德芳和他的女人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小说中有一条汹涌的涡流。这条涡流磨砺着我渐渐厚重起来的麻木神经,它的力量是那么强烈以至我有几次不得不停下我的阅读。必须声明,在这里我言及我的感受是真切的,没有半点儿的谎言和伪饰的存在。这,不是广告语。真的不是。有人说过类似的感觉,他说阅读陈集益的小说“就好像一条活体动物被剥皮后沾着泥沙跳进你的视野”。

是的,陈集益的小说时有“超现实”的存在,他往往在故事的后半段让故事从“现实感”中脱离出来,推向具有飞翔感的幻境。譬如《洪水跳蚤》中,父亲竟然与扣在容器中的跳蚤比赛起忍饥挨饿的能力,这一比赛最终使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青蛙》,作为农民的表哥被逼吞下青蛙之后慢慢地变成了青蛙,这一变化当然改变了生活;《城门洞开》,父亲的举动越来越有荒谬的成分最终他迎见了城门却再也无法进入,他成为了疯子;而到《长翅膀的人》,“我”作为长翅膀家族“后裔”,则必须背负生有翅膀这一“事实”和它的“必然后果”……从某种意味上说,陈集益的“魔幻性”是卡夫卡式的而非马尔克斯式的,他的魔幻性功用不在于陌生化而是着力于强化隐喻,从而让它完成对生活和生活真面的内在揭示。当然我也注意到,像《洪水、跳蚤》《城门洞开》等小说,小说完全落实、不杂入一丝的魔幻性也丝毫不影响小说的成立和力度,那魔幻性……我猜度,一是出于陈集益的习性,他喜欢如此,愿意如此;另一或许是他有意不“真实”,让自己也部分地从那种生猛和血淋淋中“暂时摆脱”。他有意,给自己和小说“留一口气”,而不是让它像石头一样在水流中直直地下沉。第三点,是设计上的有意,他试图对夹在纸页中的翅膀唤醒,让它升向高处。

我还注意到,陈集益的小说叙述中充满着“喜剧性”,你看他的每个故事,无论是《特命公使》《吴村野人》还是《野猪场》《杀死它吧》《离开牛栏的日子》……小说中几乎人物的行为总有些许的夸张感,故事的起伏走向也是如此,它埋伏着荒诞和可笑——它大约是允许笑几声的,可我也相信多数时候根本笑不出来,在它的荒诞、可笑和夸张里混杂了粗砺和尖锐,尽管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笔下的“父亲”“哥哥”“爷爷”和“我”的行为,他们有时暴虐可憎,有时孤立怪僻,有时蛮不讲理,有时非要走向那条有刀刃的路,他们走得跌跌撞撞、笨拙滑稽,但是我们依然笑不出来。他能让我在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中发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样态,甚至发现我们的影子。于是,那些可笑、可怜、可憎的人物竟然引发着悲悯。引发悲悯,也是陈集益小说的另一力量之源。

在一则访谈中陈集益谈及想象力,他说“我个人的经验是将一个你书写的故事借助想象力推向极致,随着想象力的持续推进,故事情节不断向现实的边界扩延,在即将跨越写实的那个临界点上,现实好像要展翅飞翔起来,这时就自然而然在产生隐喻、象征等等效果。不论是你提及的隐喻、象征或思考,都会伴随着想象的推进而产生……”阅读这段话让我想起去年他为《青年文学》“想象力”栏目约稿时的情景。在电话里,陈集益谈到这个栏目,一改往常的羞涩、吞吐,而显得坚毅果断,他几乎可以像在小说里做得那样,确然而滔滔不绝……

 

 

 

僭越的战场

——评陈集益的中短篇小说

 

 

王威廉

 

还记得第一次读到陈集益的小说时,给我至今难忘的惊艳之感。这样说,似乎陈集益的小说用词多么华丽、情节多么跌宕,其实非也,他的小说很朴实,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但读着读着就觉得有许多事情的发生脱离了生活的逻辑,向着某个不可思议的方向执拗地冲了过去。这个过程回头再去研究的时候,会发现是浑然天成,并不是从哪个位置起忽然有了断裂。他的叙述更像是一个运动员的跳高过程,漫长的助跑,然后起跳,跨越了那道并不存在的障碍。同时,故事本身所蕴藏的苦难在这样的起跳之后,不止是一种控诉,而是具备了多重的象征与隐喻意义。

作家谢宗玉,是陈集益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的同学,有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陈集益的小说走的虽然是荒诞的路子,但他几乎每篇小说都是从写实开始。由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最后到荒诞主义。过渡得悄无声息,天衣无缝。甚至大多数读者会干脆认为他就是现实主义,他就是在描写人间这些似人非人的遭遇。事实上,由于在写作之前,陈集益到处飘泊,四方谋生,尝尽人世百味,他的确能把现实主义的细枝末节巧妙地聚拢在荒诞主义的主题之下。

我不确定荒诞能否构成一种主义,但荒诞是现代主义艺术中最核心的观念,不荒诞,荒诞不到位,荒诞莫名其妙,都会损害作品的价值。荒诞是特别有难度的艺术形式,其边界实际上并不好拿捏。如果非要把陈集益的小说叫“先锋小说”,其与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已经不是一回事。他的“先锋”不再是玄秘的语言实验,也不是吸人眼球的形式创新,而是来自对惨痛和沉重的生活经验的变形能力。他没有封闭在自我的苦难叙事当中,而是把苦难荒诞化、极致化,一个切口便能硬着脖颈走到底。我佩服这样刀刃朝着自己内心扎去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笔下,必定不再满足于给定的公众化的“现实世界”,他必然要创造并展现出独属于他的“现实世界”。

在我看来,可以从三条路径进入陈集益的小说世界。

首先是各种动物的形象。他的小说里边写到了大量的动物,因为小说的背景一般都设置在乡村,这些动物的出现自然是不奇怪的,但诡异的是,这些动物在和人类的关系方面,总是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人类在动物面前显露出野蛮、可笑、贪婪的一面,而动物则显得神秘、凶悍、甚至具备高度的灵性。

中篇小说《吴村野人》中,陈集益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一方面是传说中的野人与伯母野合生下的堂哥——蛮娃。这个形象令人匪夷所思,甚至想起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韩少功的《爸爸爸》里的丙崽。蛮娃的形象当然是寓言,但是这个寓言也有着多重的解读性,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与丙崽承载着民族大历史的反思不同,蛮娃更像是市场经济大潮中某种可笑的、无能的、却又突兀的事物的讽喻。另一方面是叙述人集一的成长经历,出外打工再返乡,单纯地参与哥哥的事业,到自身的反思,构成了一道坚实的时代线索。

陈集益的小说大多用第一人称书写,这个“我”往往不是故事的承受者,只是叙述者。但这个“我”的角色却是非常重要的,是小说世界中至关重要的粘合剂。来看这段:“我在家务农一年,然后,又跟人到外地去务工。我在广东受尽了屈辱。有一个老板,潮州那边的,他怕老婆怕得跟狗一样,可是对待工人就像一匹狼,他每天想着办法殴打工人。我被他打过两次,第三个月我逃走了,给一个湖北籍的老板加工地沟油卖。通俗地讲,地沟油可分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地沟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宾馆酒楼的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的油;二是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提炼后产出的油。这两类油我们都加工。直到有一天深夜,我掀开马路边的一个井盖,像一只老鼠那样探身下去,我的头一阵晕眩,我一头栽了进去……”后来,“我”硬着头皮回到了家乡,和当官的哥哥一起开发“野人”的观赏事业,最后一败涂地。

没有这个“我”带来的外边世界的状况展现,那么吴村内部的癫狂故事也就变得难以理解了。甚至不如说,外边的世界更像是一种物质层面的存在,吴村内部更像是一场精神世界深处的搏斗与抗争。

另一个中篇《野猪场》其实和《吴村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家猪与野猪的结合,恰如人与野人的结合。人猪大战,不仅在于一种异化的力量,更在于一种疯狂而浮躁的时代情绪的宣泄。小说结尾,肇事者牛化生也变成了野猪一样的存在,“在山下,我们没有落脚的地方,就把牛化生暂时关在了那间破落的凉亭里。在那里,还有两头没有来得及杀掉卖的猪。牛化生就暂时跟这两头五花大绑的猪待在了一起。”疯了的牛化生最终被野猪的后代咬死。

小说末尾,祝小乌又要来找“我”一起养鳄鱼,被我拒绝了。这其中自然不乏黑色幽默,但最吸引人的,还是那种极端的想象力。小说的想象力是一定要附着在一个活生生的意象当中的,野猪与野人无疑就是这样的意象。很难彻底去阐述清楚这样的意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中感到一种扭曲变形的艺术力量。

中篇小说《驯牛记》里,作者全心全意塑造着一头有个性的牛的形象,让我一度想到王小波的杂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

小牛包公富有自由精神,桀骜不驯秉德老汉说:“要不是将来想着让它出大力,这么大就可以阉掉了。”兴国说:“回去,我就给它穿上牛鼻绳,他娘的。”当牛鼻绳管不住包公的时候,“爷爷一点也不像秉德老汉当初说的那样,懂得尊重牛,善待牛;相反,他比兴国对牛还要狠。这以后,每次耕田前爷爷都要给包公套好牛轭后再给它喂草。仿佛故意羞辱它:你如果想吃草,那就得乖乖地套上牛轭,老老实实地耕地。这个驯练方法经过多次强化,包公一到耕地的环境,便不自觉地把吃草与耕地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数天之后,包公就基本不反抗了。当我们割草给它吃,它的眼里甚至流露出感激。”就在我们以为包公要被驯服的时候,包公又反抗了起来,这次,兴国竟然用锄头断了它的腿,让它永远废掉了。

这个小说令人唏嘘,不仅是对包公的同情与怜悯,更是由于对包公的驯化过程,会让我们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权力对个体的规训过程。每个社会化的个体,都会有这样的隐痛。

初读这样的小说,你会觉得陈集益描写动物,是一种艺术手法,专门采用象征的写法。可是等到读他的小说多了,便会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陈集益是真正爱动物的人,这些不同的生命形式,一定给予他的生命以特别温暖的滋养,这是他写作中变形、成长和悲悯的根源。

在中篇小说《往事与投影》中,他写一头老牛:“老胚壳确实是一头不错的牛,在它的身上所蕴涵的温情与灵性是惊人的。我至今忘不了它诚实的眼睛,优雅的吃相,高高翘起的髋骨,还有颜色并不怎么鲜亮的毛皮。每回放牧,它都喜欢在我看得见它的地方吃草,或者说,它总要在它看得见我的地方吃草。”“在我伤心的时候,老牛一直陪着我,还用舌头舔我。最后,我就斜靠在老牛的肚子上睡着了。哎,放牧老胚壳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朗、最自由、最惬意的日子。”这样的描写,完全是作者内心的情绪流露,像是来自记忆中的一道温柔的闪光。关于动物形象的小说,在我看来,也是陈集益创作中最富个人艺术成就的部分。

父亲这个形象是走进陈集益小说世界的第二条路径。

70”作家似乎特别喜欢写父亲,从生于1960年代末的朱文开始,父亲便成了荒谬的、可笑的、委顿的、乃至猥琐的形象,可以随意变形,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气息。作家李浩的一部小说干脆就叫《父亲的七十二变》。在陈集益的笔下,也不例外,父亲的形象亦充斥着贫困、愤怒、扭曲、疯狂等负面的元素。

在中篇小说《城门洞开》中,父亲以一种绝对的权威主宰着整篇小说的叙事节奏。父亲看我的样子:“现在,父亲这双充满仇视的眼睛,开始越来越多地落在我的身上了,就像一根蠢蠢欲动的火柴,在我身上寻找擦拭的地方。他一定很想将我点燃,引爆。”母亲也数落父亲是个疯子,父亲当年带母亲到公社登记结婚的时候,当他们看见马路和汽车,父亲竟然兴奋得去追赶疾驰而过的汽车,为的是闻一闻汽车喷出来的尾气……这是个不顾一切迷恋城市化的“进步主义者”,他把自身的迷恋,规定成为子女们的道路。在前边提到的小说《吴村野人》中,父亲同样惹人厌烦,“我”在外边快混不下去的时候,不敢回去,怕回去遭到父亲谩骂。父亲陈洪仁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他宁愿把儿子推入火坑也不愿被人说没出息。

批评家李云雷说得好:“‘父亲陈集益小说集中关注的话题,《洪水、跳蚤》《离开牛栏的日子》《城门洞开》三篇小说中的父亲都不相同,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审父意识。如果说小说中的在面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时只能忍耐或伺机反抗,那么作为叙述者的则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对父亲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告别。”从这个角度来进入父亲形象,就会发现,小说并非要彻底否定父亲及其隐喻,而是在对父亲的叙述中,作者反复掂量和慢慢确立着“我”及其隐喻的价值所在。

人生的感受随着岁月而改变,父亲的形象在小说中也发生了许多改变。

中篇小说《哭泣事件》里,父亲原本就是一个不会微笑的人,所以村里人都喊他“苦瓜”。他的性格依然乖戾,暴烈而又怯懦,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离家出走。“当我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见那些弱的、苍老的背影,遇到那些蓬头垢面、迷失方向的老人,我也会起我的父亲……我多么希望父亲还活着!”这个让我们爱莫能助的父亲,读之令人心痛。“我”对于父亲的寻找,也意味着这个“我”的强大,强弱关系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而“我”心间对父亲滋生出的情感没有愤恨,只有悲悯的爱。

摇滚乐,是走进陈集益小说的第三条途径。

他的小说经常有一种火爆的摇滚力量蕴含其中。这股力量推动着他小说的叙事、情感的迸发以及诸多对于现实的反叛与反讽。有次在北京陈集益家中小坐的时候,他无意中聊起自己最开始的写作,是始于写摇滚歌词。他说那个时候,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非常劳累了,便听摇滚乐,看着磁带盒上面的歌词,被深深打动。他也把心中的块垒写成那种愤怒的歌词,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诗。他在一篇访谈中说:文学在我人生中的位置,是分阶段的。纵观我的写作,是从宣泄内心的压抑开始的。最初它类似嚎叫,不计后果。后来,写作慢慢变成一种爱好,一种需要,当然也是一种追求。它引领我从狭隘的愤世嫉俗走向更广阔的悲天悯人。”他还这样说:“这是一代感到痛的时候不敢喊出来的作家,感到窒息时不敢寻找一口呼吸的作家。这一代作家只有被幸福的时候,会发出呻吟。”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显然得益于摇滚。

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有一句话,在我读陈集益小说时被唤醒了:“无论怎样控诉恐怖……侮辱是一股酸性侵蚀力量,它在自己的内心深深挖掘着伤痕,无止无休。”陈集益的小说便有这样的力量,他敏感而自省,在伤痛的地带反复挖掘,这种挖掘不是凌空虚蹈,而是带着强烈的日常气息,这种气息并没有让他的想象力褪色,反而成了支撑他的想象力往奇崛处走的细密骨架。他的想象力在小说中不断僭越,嚎叫的摇滚让文本变成了战场。

最后有感而发的是,好的小说,需要综合现实经验、想象世界与哲学思辨这三者,做到互相深嵌,彼此激发。陈集益许多小说做到了,也有些篇章把控不好(没有任何人可以篇篇做到),使得叙事之箭有些发飘,偏移了叙事的靶心。如果能在射箭之前,揣摩好靶心之所在,一定会让叙事具备更强大的穿透力。靶心与隐喻多义空间的建立并不冲突和矛盾,恰恰是靶心的建立,为构造一个更大的涟漪式空间提供了动力与源泉。这也是细读陈集益小说之后给我的重要启发。

 

以上三篇文章发表在20170109日《文艺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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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牛记

 

 

陈集益

 

 

耕田耕三亩哎,日晒皮肉乌哎……

——《耕田歌》

 

 

 

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老老嬷终于要生了。我们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四家人都派出了代表,去牛栏给老老嬷接生。破例的,还要给它熬制小米粥,是在我家灶台上熬的。因为其他几家不舍得拿出熬粥的柴,又怕我家在熬制过程中偷吃的缘故吧,两户人家的妇女留下来帮着母亲烧火。说是帮着烧火,其实就站在灶台一旁动动嘴皮子,尽说些家长里短的事:谁家的男人跟谁家的女人好上啦,谁的儿子去岭上偷树被抓啦,某某屁股上长了一颗洋葱那么大的火焰疮啦。她们说时压着声音,仿佛怕我听见,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听。我很想到牛栏看看老老嬷生了没有,但是屋外秋风萧瑟,黑得像一口棺材,没有人带我去。我想,小米粥熬好了,她们总要挑着去喂牛的。我在离灶台不远的地方坐着等,看见灶膛里的火呼呼地往外蹿,锅里响着水快滚沸的吱吱声,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哥哥回来了。他兴奋地说着:“……要生了,马上就生了,出来一条腿了都,他们慌了,叫你们快去帮忙!”妇女们叽叽喳喳起来,仿佛大会堂里打仗的电影就要播映了,她们把热气腾腾的小米粥盛在两只水桶里,兑了几勺凉水,就要挑去牛栏帮老老嬷生小牛。我想跟着去,想象老老嬷身上凭空多出来一条腿,用力地踢蹬着这个用竹枝抽打它干活的世界。

可母亲说:“牛栏里又脏又臭,还有蚊子没冻死,你跟哥哥上床睡觉去!”

我说:“我不怕臭不怕蚊子叮!”并且说,“为什么能让哥哥去看,我就不允许?”

母亲说:“你比哥哥小,外面天太黑了!”

我说:“我不怕遇见鬼!”

母亲做出要赏我一个凿栗子的动作。那两个妇女没有等母亲就走了,一个打着手电筒,一个挑着小米粥。母亲又催我和哥哥上床睡觉,自己则高一脚底一脚地跑进黑暗里去。我只好上床了。据哥哥描述,老老嬷生产小牛很痛苦。“它拿牛角撞墙,哞哞地叫着,就像哭,又哭不出来,”哥哥说,“它都没有力气站立了,肚子一鼓一鼓的,两条腿哆嗦不止,它太老了,比村里所有牛都老,这回生完小牛就要死了。”

我说:“小牛的腿是从老老嬷的屁股里生出来的吗?”

哥哥说:“是的。牛屁股上流了很多血……”

于是那晚的梦就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梦,梦里有许许多多的牛漂浮在红色汪洋里挣扎,奄奄一息,哞哞地叫着。然后,那红色淹没了我,我的四肢就像被血浆黏住了那样,动弹不得,我在梦里憋得喘不出气来,等睁开眼睛,发现窗外已有了亮色,父亲躺在对面床上打着呼噜。他一定是半夜回来的。

老老嬷生下牛犊子了吗?它是不是已经死了?——没一会儿,母亲挑着两只空水桶进屋,浑身散发又腥又酸的气味,就像碰翻了一瓶醋。母亲说:“咳咳,老老嬷可怜,足足生了一晚上呢,快天亮时生下一头小公牛。那小牛刚生下来,都以为死掉了呢,水底捞出来一样。结果怎样呢?它躺在干草上一点一点地活了过来,先是两只耳朵抖了一下,接着嘴巴张了两张……奇怪啊,小牛的额头上有一块白斑,不过,漂亮极了。”

我和哥哥一骨碌爬起来。我们都想去看新生的小牛。

父亲也起床了,问母亲:“老老嬷没有死吗?”

母亲说:“没有死,还有一口气呢。”

父亲说:“它要是生一头母的就好了。”

我插嘴说:“公牛就不好吗,等它长大了,耕地力气大着呢。”

父亲说:“小孩子懂个屁,公牛不会生,老老嬷以后不会再生小牛了,我们家还是没有一头属于自己的牛。”

 

 

父亲一直不喜欢几户人家合养一头牛。

更何况,与我们家共同拥有老老嬷的,是怎样的三户人家呢?

轮到我家养牛时,母亲总是早早地叫醒我和哥哥,叫我们牵老老嬷去放牧,我们悉心照料它,让它吃得饱饱的。半个月后,等我家把老老嬷交到秉德老汉手中,他总夸赞说,幸好这牛也分给了我们两家,不然都由着那两家养,早就没命了。话虽如此,秉德老汉还是把牛养瘦了。因为秉德老汉爱喝酒,一喝酒就醉。他家有四口人,不知何故他儿子和孙女都不住在吴村,所以在他烂醉如泥的日子里,老老嬷只能悲哀地嚼几口垫栏的干草充饥。

再下一家是螳螂家。螳螂瘦瘦小小的,尖嘴鼓腮,眼睛滴溜溜地转。父亲说他满脑子贪小便宜的鬼主意,就连他肚子里的蛔虫都比别人的精,就像螳螂肚里的铁线虫,刀都切不断,弄不死。我问:“螳螂的外号是不是就这么来的?”父亲说:“是的,这外号还是我给取的,螳螂跟你这么大时,就精得像只猴。”父亲哈哈笑了。

可我讨厌的是螳螂家的那个女人。她爱骂人。不是骂螳螂没用、儿子不听话,就是骂世道不公,嫉妒别人。印象中容易生气的女人往往又黑又瘦,颧骨很高,她却不是,长得浑圆,白白胖胖,胸前的围裙兜里总能掏出零食,有时是一把葵花籽、南瓜子、冬瓜子,有时是南瓜干、红薯干、咸萝卜,倚在别人家的门框上,“嚼舌头”。她家儿子也是这样,嘴里总是嚼着一点什么,我们去掏口袋,却什么都陶不出来。

她家大儿子叫阿卫,小儿子叫阿红,这两个家伙去放牛,比去山上拉屎的时间还短,他们也就是让老老嬷闻闻青草的味道,喝两口泉水,就回来了。老老嬷归他们家养的日子,终日饥肠辘辘的,牛屎也上身了,风干后的牛屎与牛毛结成龟裂的硬块,就像护着一件铠甲,刀枪不入。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老老嬷还有另一户主人:兴国家。

兴国家倒不像螳螂家那般不舍得给牛栏垫干稻草、不愿花气力去放牧什么的,但是兴国是个暴脾气,他打牛,仿佛牛是专供他打骂的奴隶,一不顺从,他就挥舞竹枝,简直无缘无故地打牛,虐待牛。这个兴国,长得五大三粗的,四肢的骨节要比别人的大两倍不说,发起狠来力气往往加倍,他打牛的时候老远都能听见竹枝擦着空气发出的呜呜声。

牛也是血肉之躯,挨了打,就挣脱缰绳拼命地跑。这一跑不打紧,等兴国追上了它,就会抽打得更凶狠。那身牛屎掉光了。牛身上不多一会儿就隆起鞭痕,有的鞭痕上血珠密布,然后流下来。兴国额头上青筋毕露,叫骂着:“我让你逃,我让你逃!什么玩意儿,你竟然敢逃!”或者,“你还敢不?他娘的,再逃砍断你一条腿!”

螳螂家的女人看到兴国打牛,心疼得看不下去了,跑到我家骂兴国“恶鬼投胎,总有一天老老嬷要被他打死了”,“不得好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兴国女人的耳朵里去,她就来我家败坏螳螂女人说:“老老嬷打是打不死的,牛皮是纸糊的吗,就怕饿死了。他们家五口人哪,一天只吃三两米,牛却做不到,牛要吃草的,吃得肚子鼓起来。我们家每天都让它撑得肚子齐背。”

母亲说:“要是以后老老嬷还能生就好了。给我们每家生一头。”

兴国女人说:“还生什么哟,换作人都五六十岁的年纪了。只怪分牛时阄抓得不好,抓到这样一头老老嬷,还跟螳螂一家分到一块儿。一粒粟的气量的人家。”母亲不搭理。她又说:“再说了,就算我家兴国打牛,那也是打在我家那部分牛肉上。他家能饿牛的肚,咋就不允许别人打牛的屁股?以后她再敢在背后说三道四,我非撕烂她的嘴,喂狗。”

母亲从不参与养牛引起的争端,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传出去的,当传到螳螂女人耳朵里,她又来我们家说:“她家才一天只吃三两米呢!兴国那么大的力气,晚上怎么没有把她压死呢!力气都省下来打牛了吧!你说说看,她还讲不讲理,谁说过她家那部分肉,就恰恰长在牛屁股、牛背那儿了?她家那部分肉,指不定长在牛蹄子上了呢,你让兴国抽牛蹄子去吧,怎么抽我们都不管!”

父亲因为生病的缘故,也常常在家里,他心情本来就不好,见两个女人没完没了地来找我母亲,没好气地说:“牛是我们四家共有的,轮到谁家养,养得怎么样,只能凭良心。牛也通人性呢!”那两个女人再没有来过我家了,直到老老嬷生小牛的那个晚上,才一道出现在我家灶台旁,交头接耳,好得简直像一对孪生的姐妹了。她们说:“真没想到啊,老老嬷这么老了还能生,比我们这些女人强多了。看来我们还嫩着呢,还有男人喜欢,哈哈哈……”

 

 

老老嬷意料之外的生育,无疑,使四户人家达成了和解,也看到了希望。尽管父亲嫌它是一头公的,无法做繁殖之用,但是想到老老嬷将来死后,至少有它做耕耖犁耙的接班人,就高高兴兴地带我去看小牛了。

此时,太阳像颗露珠,剔透,璀璨,牛栏外已经挤着不少人。我从大人们的腋窝下钻进去,看见木栅栏里有隐约发亮的东西,好比暗夜里的星辰。我知道那是牛的眼睛。颜色发猩红光的那一双是老老嬷的,扑闪扑闪的那一双是小牛犊的。我盯着昏暗中的光点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清蜷卧在老牛前肢与脖颈间的它,也好奇地看着木栅栏外的我们呢。

“这头小牛很妙的,你们看,它骨架不小,头长,面宽,颈中等,但是肩高,这样的小牛聪明的,适合耕地的……”我听见大人们的议论,在头顶嗡嗡作响。有的说:“老老嬷年轻时,就很会耕地的。聪明的牛懂得使巧劲,不慌不忙的,耕到了地角,会自己停下调过头来,再曲里拐弯的田,也不会踩坏田埂。”有的说:“聪明的牛,耕地不用使鞭子,你鼻子里哼一口气,它就懂你什么意思。你们看见过我家的展昭耕地吗?它耕起地来,啧啧,那才叫一个帅……”

父亲开口了:“你们说说,我家小牛额头上的那块白是怎么回事?我看是一个白色的旋,一种大气象呢!”父亲的口气暗暗地有些自豪。我这才明白,小牛的额头上果真长有一块白斑,有两枚硬币那么大,所以刚才看着总觉得有什么地方闹别扭似的。与此同时,我头顶那个声音正要展开展昭的故事呢,有些生气地说:“哼,一撮白毛有什么说头?长额头上丑死了,我看是凶兆吧。”父亲说:“长额头上才非同一般呢!我忘了谁的额头上也有一块白。”那个人说:“还能是谁?不就是古戏里的奸臣、太监,白脸白面的。哪像我们家的展昭,你们看,一身金黄,健壮威武,正派角儿……”

“嗬,嗬!放你娘的屁,你他妈的敢把一头瘟牛叫成展昭,你信不信我这就去宰了它!”突如其来的一声怒吼,把挤在牛栏过道里的人们吓了一跳。只见一向蛮横的兴国,拨开一条道就要打开隔壁的木栅栏门——而那个人所说的展昭,就关在隔壁的木栅栏里,原来,所谓的展昭就是原生产队里人见人烦的“红骚牯”。

那个人说:“喂喂,你想干什么?”

那个人的名字叫“糊工分”,据说他干活偷懒,一到田里就能神秘消失,等到收工就会出现。他有点理解不了牛都分给个人了,为什么就不能改名。“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要改了呢,你管得着!”他说。

兴国说:“你个狗东西!你再改名也还是贱骨头一个!——你还敢咒我家的小牛是奸臣、太监吗?你敢咒,我就敢宰!”

糊工分说:“哼,你们家的小牛还是我家的展昭配的种呢。”

兴国说:“你给我闭嘴,就皮得蛋疼、骚得发贱的红骚牯,也能配出这样好的牛犊子来?!”

糊工分说:“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

兴国说:“你再敢说亲眼所见,我这就刺瞎你的眼!”

糊工分说:“你有本事刺刺看!你以为现在还是整天被你们几个混蛋欺压的年代啊。生产队分了好啊,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

眼看着大人们莫名其妙争起来,我有点害怕了。好在闹闹哄哄一阵子,糊工分牵着他的展昭出去放牧了,人群散去,牛栏里只剩下一些小孩,你一言我一语地继续着大人们刚才的话题。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想到了小牛额头上的白斑,有些形似包青天额头上的月亮,于是它立刻就有了一个名字,“包公”。一旦把它叫作“包公”,我们瞬时对它肃然起敬了。

哥哥说:“包公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呢,我们一定要把包公养大,养壮,每天给它割草,每天给它换栏草。”

阿红说:“我们一定要经常给它抓牛蜱虫,也不让虻蝇叮咬它。”

阿卫说:“我们的包公——现在就有了一等一的侍卫了呢!如果糊工分的红骚牯真成了展昭的话……”

伟峰说:“那是当然啦!我们现在就要教包公如何去斗角,等它长大了,把村里所有公牛都斗败,包公就成为大王啦!”伟峰是兴国的儿子,其实他自己就整天想着当大王。

可是,当我们拿一根棍子去拨弄包公,想把它捅得站起来,才发现它多么孱弱!三番五次,站都站不起来,几次站起来踉踉跄跄,又倒下了。

它发出了“咩咩”的叫声,就像一只羊。

 

 

包公一度让人失望,因为它孱弱不堪。究其原因,可能老老嬷缺少奶水,或者奶水里缺少营养。尽管我们喂给它吃最嫩最鲜的草,它还是毛发枯槁,病病殃殃。我们几个都不好意思叫它包公了,尤其和别人家的牛一起放牧的时候,有放牛娃说:“你们家这头牛得鸡瘟了吧,去赤脚医生那里买点鸡瘟药,再用石灰在它身上撒撒。”阿卫、伟峰和哥哥没少为这样的侮辱跟人吵架。

有一天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秘方,说是给牛喂生鸡蛋,早晚各两个。我们就回家偷鸡蛋,偷别人家的鸡蛋,还上树掏鸟蛋,轮流着喂它。刚开始它不习惯吃,黏糊糊的蛋黄蛋清,想必像吞下一口浓痰,但是经过几次强迫,我们用一截削好的竹筒往它喉咙里灌,它就有些无奈地消化了它。而后,一头牛就像雨后的一棵菌,生猛地茁壮起来,漂亮得像从年画上跃下来的鹿,在野草青青的滩地上一会儿疯跑,一会儿蹦跳。那突然的爆发往往没头没脑。

我们的包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长大了。

不知不觉,当老老嬷被人牵去耕地的时候,它亦步亦趋跟在老老嬷身边,显得碍手碍脚了。大人们驱赶它,想的是如何多让老老嬷尽早耕完自家的地,所以呵斥它滚远点儿。它可能觉得委屈,不一会儿就去偷吃庄稼。大人们打了它,它竖起尾巴四处乱窜,似乎还无法忍受鞭子的抽打。这时往往是农忙时节,哪怕一个小孩也要给家里割稻,给打谷机前的大人递送稻禾,或者去山涧接取泉水什么的。现在包公半大不大的,耕地又使不上,却要占去有限的劳力去看住它,就越发不讨人喜了。

螳螂家牵老老嬷去耕地时,第一个把包公关在了牛栏里,其后这个做法得到了效仿。我们四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老老嬷牵去耕地的日子,那一天都由耕地人家负责牛的温饱,不算在轮流养牛的日期里。这样,只要老老嬷牵走耕地,包公就被关在牛栏里——那是大集体时代遗留下来的牛栏屋,泥墙之内到处是成排的木栅栏,全村几十头牛曾经都关在这里。现在它们都在外面,只剩下它在黑暗逼仄的空间,挨饿,撞墙,孤愤地叫着。我不知道它后来的古怪脾气,是不是与此有关。总之等农忙结束,轮到我家来养牛时,我和哥哥赶着老老嬷和包公到溪滩上吃草,发现包公不再像以前那般欢蹦乱跳了。

哥哥回去说:“包公被关坏了。”

父亲说:“关坏也没办法。唉,我们家以后还得自己去买一头牛养养才好。”

尽管这样,老老嬷还算矍铄,包公也还算健康。

到了又一年开春的时候,包公的额头两侧有了黑黑的硬块,到了夏天硬块变成两只角,像破土而出的笋尖,看着扎眼。这时我们发现它已经长得有些威严,躯干宽宽的,肩峰鼓鼓的,目光炯炯,眉宇之上的那块白变得大了,就像一个白字贴在额头上。这时的它显得与众不同,但也郁郁寡欢,总爱抬头眺望远方,两只耳朵常常立着,一抖一抖……

夏收的日子,是人类与土地的又一次搏斗,我们抄着镰刀、锄头和扁担,逼着土地向我们交出口粮,土地则逼迫每户人家起早摸黑,汗水打湿衣裳。当土地被我们蚕食得遍体鳞伤,裸露的稻田里灌进了水,我们几家又要争着把老老嬷牵走耕田了。所有人都在忙着干活,当老老嬷机械而沉重地拉着身后的犁铧将板结的土层一片片掀开,没有人听到土地深处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就像没有人想到又一次关在牛栏里的包公,它在哞哞地叫着。

包公终于用牛角将原本就颓败的土墙戳了一个窟窿,它逃出来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它的存在似的,几家人倾巢出动,于第二天中午在洪坛冈上找到了它。此刻,它正要往龙游县的深山里游荡而去。大人们拽住它尾巴,揪住它耳朵,回来时用一根绳子箍在它的脖颈上,怕它再次逃走了。

螳螂说:“这样下去,它迟早要逃走变成野牛。”

秉德老汉说:“要不是将来想着让它出大力,这么大就可以阉掉了。”

兴国说:“回去,我就给它穿上牛鼻绳,他娘的。”

我父亲说:“嗯。”

 

 

穿牛鼻绳的意义,就像一个人的成年礼。不过我当时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比喻。直到成年以后,我在书上看到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成年礼,印象最深的是加拿大洛基地区的印第安少年在成人仪式上须生吞一条活蜥蜴,望而生畏者即被取消成年资格;还有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少男少女在步入成人时要实施割礼。——我倒没有把穿牛鼻绳跟割礼手术相提并论,只是觉得在某一个地方,如果只有施行过割礼的人才被公认已步入成年,那是多么无可奈何的事。

给包公穿牛鼻绳的那天,四户人家照样派出了代表。绳子是用精选的、浸过油的苎麻搓成的,苎麻中间还掺了几根尼龙线。尼龙线是从我哥的钓鱼竿上扯下来的,为此哥哥有些气恼,不过我却有些高兴,因为他平时不允许我碰他的钓鱼竿。那是他唯一的私人财产。

那天我们几个少年跟在大人后面向牛栏走去。我们的心里是紧张的,却也有一丝兴奋,希冀看到什么好戏似的。

栅栏门上的铁环取掉了,老老嬷被赶出来了。兴国、螳螂和我父亲,进到栅栏里面,包公可能意识到了危险,想窜到门外来,却发现门已关闭。它就迎着抓它牛角的人顶过去。栅栏里顿时忙乱起来,一会儿是牛将人逼到了角落,一会儿是人将牛逼到了角落。牛栏里到处闪现猩红的眼睛,还有短促而粗重的叫声。最后突然安静了,包公的头部被兴国用半个身子和一个胳膊肘死死地摁抵在了栅栏上,牛嘴牛鼻子刚好扣在了两根木头的格挡间。

兴国嚎起来:“快,拿竹楔子来!扎进去!”

螳螂和我父亲满口袋地找:“没有,没有!”

兴国说:“奶奶的,我快坚持不住啦!”

包公的一双眼睛变得铜铃一般大,血红且发荧光,它的鼻孔里发出咻咻的粗气,不屈的牛头偶尔扭动时牛角磕到栅栏,木头发出嘎嘎的脆响,让人误以为整个牛栏要散架了……事实上不是这样,此时兴国把整个人的重量压在它的头部了,螳螂和我父亲把身体的大部分重量压在它的前半身了,它僵持着无助地瞪着我们。我们跑到牛栏外喊秉德老汉,他手中抓着老老嬷的牛鼻绳,唯恐它冲进去解救。

我们喊:“竹楔子竹楔子呢?”

秉德老汉把一个东西交给了我哥,我们跟着跑进牛栏,牛的头还扣在栅栏的格挡上,哥哥不敢把那个东西往牛鼻子里塞,突然就从里面伸出来一双手,夺过楔子,向牛鼻孔戳去,牛鼻孔突然胀大了,但是没有来得及戳穿,牛就一下子腾跃起来,把栅栏洞穿了,它从里面跳出来,吓得我们没命地往外跑。

我的腿软了,魂也差点儿丢了。等我跑到离牛栏几百米元的地方,气喘吁吁地往回看,包公并没有追上来。我纳闷着走回去,才知道包公被大人们赶进了别人家的牛栏,此刻,大人们继续在制服它。它的头又一次被两根栅栏夹住了。螳螂正拿竹楔子狠狠地往它鼻孔里捅,捅了几次,又旋了几次,竹楔子就从右鼻孔进去从左鼻孔出来了。钻出左鼻孔的那截楔子上有血,牛鼻被捅歪了,嘴角还有白沫,整个牛上唇在发抖。

这会儿螳螂显得心灵手巧极了,他麻利地将绳子系在了竹楔子这头预先削好的一个缺口上,这样,绳子系住了竹楔子,竹楔子拽住了牛鼻子,一头几百斤重的牛就像被鱼钩勾住的鱼那样拖上了岸。当螳螂他们把它从牛栏里扯着牛鼻绳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显得老实了,只是看到不远处,老老嬷在默默地看着它,它才一扭头不明所以地挣脱了几下,但是很快就被控制了。

兴国说:“这下可好了,他娘的,你还想逃吗?门也没有!”

螳螂说:“你把绳子先拿着,我去洗一下手。”螳螂的手上都是血,包公的鼻孔里也还在滴着,竹楔子和半截牛鼻绳上也都是。

兴国说:“这点血算什么,我浑身上下连头发上都是牛屎还没说脏呢!”

父亲也说:“这家伙真是烈啊,我也是浑身牛屎,牙缝里还有牛毛,我们幸亏趁他没再大一些穿牛鼻绳,否则再过半年就吃不消它了。”

螳螂将手往裤子上擦了擦,而后说:“牛就让孩子们牵着吧,我们回去找几根木头,牛栏还要修起来呢!”

螳螂说:“好。”

 

 

我们将包公牵到老老嬷跟前,老老嬷还是那么默默地看着,但是我发现它的一只眼睛下面,牛毛上有一条湿漉漉的痕迹,就像一条蚯蚓;它的两只耳朵,在包公看它的时候往前拢了拢,它拢着耳朵拢了好一会儿,接着它就转过头,默默地跟着秉德老汉往前走去了。

我们牵着包公跟在老老嬷后面。包公走得有些生硬,就像鼻子上的绳索挡住了它的视线。我们总担心它会扯断牛鼻绳,我们也走得很生硬。

秉德老汉说:“走快点呀!又不是在戏台上做戏!”

我们说:“包公它走不快呢!”

秉德老汉说:“有了牛鼻绳不用怕它的,拽拽牛鼻绳。”

我们说:“拽牛鼻绳它鼻子会很痛的!”

秉德老汉说:“这点痛算什么。每头牛都要穿牛鼻绳的,生为牛还能当一辈子浪荡子呀,牛都是要走这一步的。穿了牛鼻绳,过些日子就能上牛轭耕田了呢。”

我们说:“包公会听话吗?”

秉德老汉说:“不听也得听,牛都是驯出来的。”顿了顿又问我:“庆子,你爷爷从你姑姑家回来了吗?”

我说:“没有。”

秉德老汉努努嘴,又朝我哥哥说:“山子,等你爷爷一回来,你就告诉我。他是村里最厉害的驯牛高手呢,到时候我俩一起配合他驯牛!”

哥哥说:“好的嘞!”哥哥答应得那么痛快,显然因为秉德老汉只选择了他。他也确实长得最高,也显得懂事了,以至于其他几个孩子都有点嫉妒他了。秉德老汉不得不改口说:“到时候,你们几个当然也要参与的,驯完牛你们负责给它洗澡,喂草,用热毛巾敷敷它的肩膀。不过驯牛时最好站远一点,牛会横冲直撞踩伤人的,那场面比穿牛鼻绳激烈。

我们嗯嗯答应着。秉德老汉接着说:“驯牛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以前还要给牛披红挂绿,放炮仗喝开犁酒呢。有灵性的动物都是人投的胎。以前都把牛当作家庭一员看待的。牛驯得好,就听口令,犁地就快,人就轻松。可牛毕竟是牲畜,性子野着呢,哪能随便你使唤?驯牛的第一条,就得磨磨它这种性子。可是也不能跟牛硬着来。驯牛是个很讲究的活儿……”

我们听得懵懵懂懂的,却有些向往起驯牛来了。一路上叽叽喳喳说着驯牛的话题。比如谁家的牛驯化时伤了人,用后腿差点把人的卵蛋踢碎了,谁家的牛驯化时拖着犁跑了一里地,直到犁散了架。与此同时,也有牛温顺、好调教,不但为主人耕地,还能卧下让小孩爬到它背上,当马骑。这会不会是某人上一世做了恶,这一世来世上赎罪了呢?诸如此类的驯牛故事,总是特别吸引人。我不禁想象起包公的来历,它上一世因为做错了什么,才被阎王爷投进畜道变成了牛?这么一想,我觉得包公挺可怜的,并且想象不久以后,包公将被大人们牵到地里,套上牛轭,如何被驯服,将来如何为我们几家耕地,——凭它的骨架和力气,它一定会成为全村最好的耕牛的,但愿能把上一世的罪愆赎清……

不过眼下它还仅仅穿了牛鼻绳而已,它连这个都没有适应。太阳被老天爷高高地吊在头顶晃荡时,我们来到了坑上坞的山脚下,这里青草繁盛,老老嬷的肚子渐渐鼓起了,包公的肚子却瘪瘪的。我们割嫩草尖喂它吃,它也不吃。它显得有些沮丧,就像一个人跌进了一口深井,在井里面爬不出来,而且已经疲惫不堪。

“它不会是绝食吗?”哥哥牵着牛去问秉德老汉,“它不吃东西怎么办?”秉德老汉盯着它看,看了一会儿,把绳子接过去,想将绳子盘在它的牛角上,但是牛角还太短,就缠绕在脖颈上。没有人牵着它,它才走到一边去吃草了,吃得很笨拙,样子难看。

秉德老汉说:“你们都不要看着它吃,装作没看见。牛跟人一样有羞耻感。等到驯化的时候也一样,不要围着看。”

 

 

我不知道驯牛的历史起源于何时,但可以肯定吴村人驯牛的方法,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的。我爷爷是从他的爷爷那里继承的。他的爷爷是从他的爷爷的爷爷那里继承的。现在,我们也想参与其中了,我们都有些盼着爷爷回家。只要他一回家,包公就能驯化成一头真正的耕牛了。但是爷爷迟迟没有回家,父亲捎去口信打听,得知爷爷生了一场病。爷爷说,等身上稍微有点力气,就赶回来。

在爷爷赶回来之前,兴国他们却跃跃欲试了。他们认为,他们也是懂得驯牛的,驯牛不就是教会牛听懂几个口令吗?他们认为,教上那么天,狠狠地抽它一顿鞭子,就能将包公调教出来。甚至吹牛说,等到收了晚稻,秋后需要牛翻地播种小麦油菜时,包公就能派上用场了。

他们扛着牛轭和犁,雄赳赳地牵了包公去耕地的那天,秉德老汉赶来阻止,说再等等吧,等梓桐(我爷爷)回来吧。兴国说:“老老嬷耕地就像蜗牛爬,实在受够了!”螳螂说:“牛驯得越早越好,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包公要变成张飞了。”秉德老汉见他俩执意要去,没有再反对。他跟在他们身后,喃喃自语,说以前驯牛是要如何如何择吉日,喝开犁酒的。兴国扭头瞪了他一眼,说你想喝酒就滚到代销店喝去,别跟在屁股后面叽叽歪歪的,扫兴。

秉德老汉走了,村里却跟了一些人来。

驯牛跟斗牛一样,一直是我们村的娱乐节日之一。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村外的晒谷场。——这个季节,村前村后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只有这块属于公家的晒谷场闲置着,已经被兴国他们预先圈了田埂,往里灌了一层水,当包公一脚踩上去,它的肩上就被套上牛轭了。

牛轭是用弯曲的硬杂木做成的,它的两头有铁圈连着铁链,铁链拽着后面的吊杆,吊杆中间有一个铁钩,勾在犁辕的一个“铁鼻子”上。犁呈“也”字形,我至今叫不出它全部构件相应的名称。

总之,牛被人套上牛轭,就要开始耕田了。站在包公左侧的是兴国,他负责攥住牛鼻绳,不让它乱跑,并要听从驾犁人的指挥,引导它怎么走跟在后面扶着犁把驾犁的是螳螂,他负责驾犁外,还要把握犁铧的深浅,耕耘的节奏,并大声吆喝口令辅以竹枝抽打,强迫牛记牢:hou”是走起的意思,“wa”是站住的意思,“er er”是转弯的意思,“yu yu”是掉头的意思……

刚开始几分钟包公走得很轻快,四蹄溅起水花,样子有些潇洒——那是因为螳螂摁住犁把,还没有让犁铧吃进泥土里去。然后,螳螂就开始把犁把提起来了,随即插进泥土的犁铧上就有泥片翻卷出来了。我们就看见包公一点点地把头低下去,尾巴一点一点地硬了起来,它的鼻孔里喷出热气。此时它一定感受到身后有一股力量开始拉扯它,将它往后拽,那力量如此强大,又如此尖利,就像一排牙齿咬住它肩膀,一点点地咬进肉里去了。于是我们看到,它的背一点点地拱起来了,不一会儿,它开始走不动了。

就在这时,伴随着hou,hou!”的口令,螳螂手中的竹枝抽下来了。竹枝抽下来时,无疑的,包公不仅感到疼,而且吓了一跳,它往前蹿了一下,但又被肩上的牛轭拉回去了,它踉跄几下才重新站稳。它感到有些气恼,正要扭头看看,这时身后的竹枝又抽下来了,它依然感到疼,而且又一次不由自主地蹦跳了一下,当它落地时,肩上的牛轭不知怎么从肩上脱落了。它正想伺机逃跑,只感到鼻子紧了一下,就像被人捅了一刀,接着整个头就跟着疼痛往下坠,没一会儿牛轭就重新套在它的肩膀上,并且用草绳绑好了。

它就这样被迫往前走。当它试图停下来,鼻上的绳子立刻就绷紧了,屁股上的皮肤立刻就涌起疼痛了。当它记不住口令,或者试图按自己的想法走,身后哇啦哇啦的吼叫就又一次响起了,屁股上的皮肤就又一次涨涌着疼痛了。几个来回之后,可能它逐渐意识到从此往后,它也要像母亲老老那样被人奴役一生了,鞭子的抽打是少不了的,牛轭也将难以摆脱,它就开始有意地捣乱了

 

 

第一天驯牛结束时,也就犁了三四张晒席那么大一块地。值得注意的是,包公的背部、臀部与腿部,鞭痕叠着鞭痕,破损程度好比撕了一层又一层、但又没有撕到最里层那张大字报的墙;而那个怒不可遏往死里惩罚它的人,还没有等他走回家,有一只脚就肿得像只馒头那么鼓了。

有几个观看了驯牛过程的村里人在街上说:“兴国这个狗腿子,这回终于遇到对手啦!”人们说这事的口气中充满幸灾乐祸。

与此同时,包公因为踩伤了兴国的脚,赶回牛栏以后,伟峰带着一帮孩子对它实施了惩罚。他们用竹枝抽它,用石块掷它,用木棍戳它,还用盐水往它的鞭痕上洒。包公被大人们驯化一天,晚上还要被孩子们折磨,我和哥哥不准他们这样对待它,他们就对我们群起而攻之。我们被这帮小子摁倒在脏兮兮的牛栏过道,一双双脚在身上又是踩又是踢的,我想说:“饶了我吧,我们做错什么啦……”可是一句都说不出来。我的嘴沾到了牛粪,连牙齿上都有了,我尝到一股浓郁得让人想吐的青草腐烂味儿……

这时候幸好秉德老汉走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但还分得清善恶,他从一个孩子手中夺过一根竹枝,朝这些小混蛋抽下去,孩子们逃跑了。秉德老汉冲着他们的背影骂了一通,牛栏里安静了。秉德老汉划亮一根火柴,将火光伸进木栅栏,当他看到包公身上的伤,嘴唇哆哆嗦嗦,嘟囔了一声“人在做,天在看啊”,眼泪就叭答叭答地下来了。

秉德老汉过了一会儿才平静了些,说:“他们可真不是人呐!对牛下得了毒手,对人也下得了。他们这样胡搞,把一头好端端的牛打坏了,牛就会跟人对着干,再接着驯就难了。驯牛讲究的是细心和耐心,你爷爷知道,该喊的时候喊,该骂的时候骂,还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让它休息、吃草,让牛知道你尊重它。可是现在,你看看吧,这帮混蛋……

我和哥哥跟着秉德老汉,在他家菜地里拔了一些菜给牛吃,直到夜深了才回家。第二天,我们还没走到村口,就看到不少人往晒谷场跑。这些人可能听说昨天的驯牛过程“很精彩”,所以都抱着看猴戏的心态跑来看驯牛。他们简直有些迫不及待。

从牛栏到晒谷场,包公是被几个壮汉押送犯人一样押过去的。不用说,包公很清楚它今天的下场,所以几次想跑掉,终究跑不掉。结果,当那几个壮汉要给它套上牛轭,它简直像望见刑具那般害怕,到处躲,但终究没有躲掉。于是,它又被迫走在坎坷的犁路上了。

这一回,因为有了几个壮汉做帮手,螳螂和兴国显得信心十足。螳螂和一个叫磨刀六的走在牛的左右两侧,一人攥牛鼻绳,一人攥牛脖颈上的绳套,逼它沿着既定的路线往前走。兴国则一瘸一瘸跟在后面,换作扶犁把、下口令的角色。兴国喊口令的时候,不但咬牙切齿,而且那竹枝每抽下去,呜呜声就会响起,随着“pie”的一声脆响,那个快要被抽烂的屁股都要抖一下……

有人看着心痒,说:“兴国你就站一边休息吧,让我来练两圈。”兴国说:“我必须一次性将它驯服,以后让它听见我声音就害怕。不然,我以后耕不了它。”那人觉得在理,就站一边看。

这时的牛低眉顺眼,满脸忧愁与无奈,就像一个俘虏。兴国喊一声,它就走几步,当它走到要掉头的地方,就站下来,等着身后的兴国将犁铧从泥土中拔上来,再等着螳螂他们拽着它从左侧掉转身子。

这样不紧不慢地驯了将近一个时辰,跑来看热闹的人已经少了一半,很多人觉得上当了。他们不敢相信,昨天那么暴烈的包公,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得像一个被阉了的太监?有人就学着兴国的口令喊起来了:

hou,hou,他娘的!”

“wa,wa,他娘的!”

“er,er,他娘的!”

“yu,yu,他娘的!”

……

兴国喊口令时,爱捎带着那个多余的后缀词,每每听到都让人觉得滑稽,但是村里人并没有想到要笑,毕竟驯牛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当有人模仿着喊,就另一回事了。

 

 

包公发飙了。就在有人忍不住笑起来,接着那笑传染给旁人,大家纷纷大笑起来的时候,包公突然站住了,接着就左冲右突,想要挣脱束缚。

“hou!hou!他娘的!hou!hou!他娘的!反了你的!”兴国有些慌了,一边挥舞竹枝,一边扯着嗓子怒吼。包公挨了打,并不往前拉犁,而是牵扯着铁链撞翻了两侧控制它的人。尽管这会儿牛鼻绳还被螳螂死死拽住,肩上的牛轭还没有甩掉,但它照样拖着身后横倒在地的,扯着拽住它牛鼻绳的人奔跑起来了。

晒谷场上顿时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孩子们的哭声,以及男人们“抓住牛鼻绳,拽住牛鼻绳”的怒吼。因为牛是朝着围观人群气势汹汹而来的,如果再不把它控制住,伤及无辜的事情就不可避免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由于大伙过度依赖牛鼻绳对牛的控制,几个人就像拔河比赛一样拉拽牛鼻绳的时候,牛鼻绳把竹楔子从牛鼻孔里拽出来了,而且不光光是拽出来竹楔子这么简单,就连整个牛上唇都豁开了,痛得包公就像它小时候在溪滩上那样没头没脑地乱蹦乱跳起来,两条后腿扬起的泥浆土块噼噼啪啪抛得老远。

当它疯了一样朝着我们这边奔过来时,我看到它血红的眼睛,肩峰耸动。我突然想起秉德老汉的话,驯牛时是不能众人围观的,更何况几分钟前众人那肆无忌惮的大笑。所以我看到脱离了牛鼻绳束缚的包公追上了逃跑的人群,看见许多人倒在地上,发出哭爹喊娘的声音,有一种解恨的快感。但是当包公跑到围墙一角,以磨刀六为代表的几个壮汉,手拿竹枝、扁担、锄头、砍柴刀,试图将它包抄,并且制服它的时候,我有些害怕了。

我转身往村子里跑,我要去叫秉德老汉。

秉德老汉家有一股酒窖的味道。他躺在地上,又喝醉了。

我又撒腿往家里跑,对着父亲喊:“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其实我更担心包公被人打死了。

父亲因为身体欠佳,跑起来弯着腰,跑了几步就停下来喘息。

我说:“快点呀,快点呀!”

父亲说:“我快了有什么用,我这力气还能摁住它,将它捆回来吗?”

我说:“牛撞死人,我们四家都要赔的。”

父亲一听,马上就站直身跟着我跑了。当我们跑到晒谷场,刚才围困包公的那段围墙已经倒塌,晒谷场上空空荡荡,泥泞里到处是杂乱的脚印、鞋印、牛蹄印。莫名的沉寂中,天显得很蓝,阳光灿烂,不远处新翻的那些泥片上,有几只乌鸦跳来跳去,在刺眼的反射光里寻找蝼蛄。

父亲说:“呸,呸!要倒霉啦!”

父亲特别忌讳乌鸦。我捡起几块土把它们轰走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哥哥坐在一段还没有倒塌的围墙边上。父亲问他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他说:“包公被一些大人追着,跑到溪滩那边去了。”

父亲又问:“你怎么在这儿呢?”

哥哥说:“我肚子上的一根骨头被人踩断了。”

父亲吃了一惊,让哥哥马上撩起上衣。我看到哥哥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有一排鱼刺那样对称的肋骨,好比一个罩着人皮的笼子里关着一颗怦怦跳的心脏。父亲伸手捏住其中一根,手指像蚕吃桑叶一样移动,将哥哥的肋骨捏了一个遍,事实证明都没有断,但有两根受了一点伤,父亲捏着的时候,哥哥发出很大的叫唤。

父亲说:“幸好牛踩上来时,没有把整个重量压上,不然就真断了。”

哥哥说:“踩我的不是牛,是人,是人。”听到这一句,我很想笑,又怕哥哥会跟着笑——他笑起来会很疼——我就没有笑起来。

父亲说:“你回去贴伤湿膏吧。我和庆子去溪滩看看。如果牛真撞死人,我们家也要赔呢。要是那些混蛋把牛整死了,我们家也有损失的。嗐,狗娘养的兴国和螳螂,就是不愿等你爷爷回来,这下不好收场了吧。”

哥哥说:“我也要去。”

 

 

发生在包公身上那件著名的伤人事件,是以兴国的拳头打在索赔者脸上,让对方流了很多鼻血结束的。一共有三个索赔者:一个被牛角尖捅破了屁股,屁股发了炎;一个跌伤了膝盖,幸好膝盖骨没有碎;一个得了尿不禁,身体里控制尿的开关失灵了。被兴国的拳头打中的就是尿不禁患者。他说他的病是看驯牛时吓出来的。被兴国打了后,他就不再到处说尿不禁了,而是鼻子里经常塞着一团棉花,扬言要联合另两个受害者到乡里去告。但是这事不了了之。

村里人说:“兴国这厮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别看他的拳头能对付村里人,却对付不了一头刚长角的牛。”

兴国知道村里人在使用激将法,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把包公赶出来了。由于包公的鼻子豁掉了穿不成牛鼻绳,现在只能在它的眼睛下方绑了一个绳套,类似用在马头上的辔头。尽管兴国总能找到几个狐朋狗友帮忙驯牛,但是牛绳套对牛的牵制远远不如牛鼻绳;加上包公对人有着与日俱增的仇恨,或者驯牛人对包公有着十分隐晦的畏惧心理;总之兴国他们偷偷摸摸驯了几次都失败了。

面对不愿驯服,不想好好耕地的包公,屡驯屡挫、屡屡挂红的兴国他们几个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天兴国垂头丧气地走到我家,对父亲说:“得令,当时糊工分说得一点没错,这贱牛的确是黄骚牯配得种,不然不会这么皮,鞭抽不动,雷打不闻。这种牛越养大越麻烦,是祸害一种,什么时候我们把它卖了吧!”父亲没有表态,只是说:“其他两户你都问了再说。”

兴国说:“我都问了的。螳螂没有问题,说到时由他来跟牛贩子谈价格。秉德不同意,说把牛阉了性子就软了,力气就差了。可我看,这种牛就算阉了也不会听话。目前就缺你一句话。”

父亲说:“我爹说不定能把它驯起来呢。”

兴国哼一声就走了。

过了几天,就有牛贩子闻讯来买包公。兴国嘻嘻笑着,在牛贩子身边绕来绕去。牛贩子个子不及他肩膀,但感觉他比兴国高。

牛贩子在牛栏里看了看包公,又把它赶到牛栏外,像日本鬼子一把揪住中国人的衣领那般,突然揪住牛绳套,把牛头提到与他眼睛齐平的地方,然后另一只手像钳子一样撬开了它的嘴,眼睛凑到牛嘴里去看了看。然后说:“这牛当耕牛卖没人要,当肉牛卖吧。你们先好好养着,每天用水兑点尿素给它喝,牛肉长得快。”

兴国说:“当肉牛论斤卖太亏了。这牛适合耕地呢,你看看它的骨架,再看看它的腿,还有这肩峰,多高。”

牛贩子说:“主人都驯不成的牛,别人还能驯成吗?”

这时匆匆赶来的螳螂说:“这可不一定呢,主人是因为舍不得打。”

牛贩子白了他一眼,说:“不是这样吧,这牛鼻子都扯破了还不舍不得?再说,牛额头上这一撮粗硬的白毛,是败家相,谁会买去养在家里?”

螳螂说:“你这做生意的就是会说话,硬把吉牛天相说成败家相。这是一轮皓月当空,你可知道包青天的额头上也有一个月亮?”

牛贩子拉了拉披在肩上的衣服,说:“这哪里是一个月亮,就是一撮白毛,可惜长的不是地方。”

螳螂说:“你买去把它染染黑,牵牛市上卖,谁也不知。要不是这牛是四家人合养的,我早就这么干了。”

牛贩子说:“做我们这一行的,靠的就是信誉。”说完就径直往来时的路走去。兴国一看势头不对,追上去问,再养几个月你来?牛贩子伸出一根手指,说十个月,然后被风吹走一样消失了。

兴国脸色铁青,抱怨螳螂说:“你这么能,我看你怎么牵牛市上卖掉!”

螳螂回应说:“如果一年内卖不掉,我牵去就是了,只要工钱少不了。”

兴国说:“再养一年,你养吧,我可是一天都不想看见它,看见这贱牛就想抽它,恨不得宰了它。”

螳螂说:“还会有人上门的。”

 

十一

 

后来再没人来买过包公,但是我们也没有喂它吃尿素什么的。因为尿素贵着呢。这样,一头原本命运叵测的牛,就稀里糊涂地自由到了那年的深秋。

那年深秋跟往年的深秋一样,草大多枯了,落叶树红了,田野里的稻草垛星罗棋布,矮矮胖胖、敦敦实实的,它们面无表情地守望着秋风萧瑟的田野。田野就像一具枯瘦的尸体,板结的土层排列着整齐的稻茬,就像僵硬的躯干上没有了呼吸的毛孔。村里人为了让它再次活过来,必须把板结的田土重翻一遍,在上面种植适合冬季生长的作物。

这时候牛又派上用场了。老老嬷又被螳螂和兴国抢走了。当然秉德老汉也不示弱。这几乎是惯例了,只要一到需要耕地的季节,我家总是轮不到耕地。更可气的是,他们牵走老老嬷,晚上也不把它牵回牛栏了,说是包公老抢草料吃。其实是怕第二天老老嬷被别家抢走了。

以前,当包公还小的时候,谁家牵走老老嬷耕地,包公就捎带着养,现在却不行了,怕它捣乱,必须由轮到养牛的那一户人家照常养它。也是巧,那些日子刚好轮到我们家养这母子俩,——老老嬷既然被人牵走耕地了,就不用管它的温饱了,包公却需要我或哥哥去放牧或者喂草。

实话说,现在的包公越来越难养了,这也是我们几家都讨厌它的原因。不仅仅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闲散人员”,光吃草不耕地什么的,而是自从它被驯化而不成以后,就变得更加乖张乃至暴戾了。回想几个月前,它与哥哥和我还那般亲昵,那时候我们还是小伙伴的关系,转眼之间,我和哥哥也有点怕它了。

它的恶名已经昭著,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议论:它如何难以驯化,如何追着人群踩踏,就连牛贩子来了都不敢买……说着说着,有人的想象力跨越了现实,说某某年在公社大院门口,被五花大绑立即执行枪决的那个反革命,额头上不也长着一撮白毛吗?这样的联想一旦展开,就再也收不住。额头上有一撮白毛的死者被一个一个唤醒了,他们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上吊的,有的是冤死的——尤其公社门口被当众枪决的那个,他那被子弹洞穿的魂魄一遍遍安置在包公身上,使得所有人看待它的眼光变化了。

当我和哥哥赶着它穿过街道,总有妇女紧张起来,大声呼唤她的孩子赶快躲避。当我们赶着它经过一片墓地,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个额头上长白毛的鬼,在坟头上探头探脑,我们就使劲抽打它,逃一样离开。当我们终于把它赶到山上,和别人家的牛一起吃草,就会有人来把它赶开。偏偏有一头跟它同龄的小母牛看上了它,两头牛眉来眼去,吃着吃着就吃到一块去了。那头牛的主人对着我们大发雷霆,说包公是反革命投的胎,不能跟根红苗正的穆桂英凑在一起吃草。

哥哥说:“反革命怎么啦?就算反革命也有权利在这个山上吃草!”

那个人说:“我没有说不能在这个山上吃草,我只是说反革命不能和穆桂英在一起吃草。”

哥哥说:“它们要凑到一起吃草,我管得着吗?”

那个人说:“你管不着,我管!”说着就把包公赶走了,并且挑衅说:“你家反革命的额头上明明写着一个冤字嘛!还不承认!”

哥哥捡起一块石头,朝他家小母牛砸去:“去你妈的穆桂英,它肩膀上插着两面旗了吗?头上插两根雉鸡毛了吗?凭什么它就是穆桂英包公就是反革命?哼!总有一天,我家包公会骑在它身上,让它知道究竟是什么货色,哈哈哈哈……”

“你、你放屁!”那个人冲上来和哥哥打架了。一听见打架的声音,其他放牛娃就都赶过来帮忙了。我和哥哥是打不过他们的,只好赶着包公灰溜溜地离开。哥哥朝他们喊:“你们等着,我家包公迟早会把你们的牛统统打败!看你们还敢不敢说它是反革命!”

 

十二

 

包公以骄勇善战名满吴村,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两个星期。那些日子,哥哥联合阿卫、阿红、伟峰,一起赶着包公去和村里的放牛娃交战。其中包含人与人的交战,牛与牛的交战。一直想当大王的伟峰等这一天,显然等很久了,他有些像电影里敢死队的队长,用一根红绸带捆扎在额头上,还把家里的一对双节棍都带上了。据说那是他习武的爷爷留下的遗物。

那帮欺负我和哥哥的混蛋,一见这阵势,都不敢和我们打。伟峰两手甩着双节棍说:“你们不敢打,都认怂了吗?”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伟峰说:“如果人认怂,就把牛牵出来,斗角!”结果也没有人敢把牛牵出来。伟峰就发火了,骂了他们足足三分钟。然后,我们强行把其中一头公牛和包公赶到一块儿,堵住它们的退路,让它们嗅到对方的气息,看到对方的眼睛。当公牛看到公牛的眼睛,一般就决定战与不战了。

在我们眼里,公牛之间没有友谊,只有争斗。如果遇到有退缩的公牛,掉头想走,必须想方设法让它们的牛角碰到对方的牛角,一旦碰上了,不管之前想斗还是不想斗,都不会轻易认输,这是牛的天性。当然,也有牛角与牛角始终碰不上的情况,这时候就要用伟峰的双节棍偷偷地击打双方的牛角。牛感觉到击打,就以为对方的牛角顶过来了,就会低头迎上去,不多时双方的牛角就真的顶在一起了。几个回合后,你就是想把它们赶开,也无法赶开了。

事实上,一旦激战开始,就没有人会去把它们赶开了。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家的牛为荣誉而战,将牛赶开就是认输了。而我们的包公,因为是我们几家决定卖掉的,所以更不吝惜它的身体。一旦看见它有败势的可能,就狠狠地抽打它,逼它斗下去。加上它也确实好斗,其亢奋的状态完全与耕地时的萎靡相反,这样,它就把第一头与之交战的牛斗败了。那头牛跟它差不多大。

接下来几天,它又连着斗败了三头牛:其中一头是老年公牛,它的角咔嚓一声断了;其中一头年纪比它稍大,它们斗了两个小时,最后被包公从侧面撞翻,爬起来后认输了;还有一头是没阉干净的阉牛,我们都叫它李莲英,它会装着逃跑,然后伺机偷袭给你致命一击,包公险些被它捅穿下腹……

休养几天后,包公又斗败了一头正值盛年、名叫黑岩的公牛,正是斗败了这头以稳健、力大著称的公牛,包公才名噪一时了。人们说,没想到包公耕田不行,斗角却天生厉害,小小年纪能斗败黑岩,你们一定给它吃太岁了吧!——我后来读书了才知道,太岁又称肉灵芝,传说是秦始皇苦苦找寻的长生不老药,乃古代帝王养生佳肴。我们这里曾经挖到过这种肉乎乎、蠢兮兮的东西,马上被当作“国宝”送到公社去了。

然而,就算包公服用了太岁,战胜了黑岩,它也不是吴村真正的“牛魔王”,因为它还没有与村里最凶恶、最霸道的红骚牯发生过交战。

也不知道红骚牯与包公是不是真有血缘关系,或者仅仅因为毗邻而居的缘故,它们平时遇到从不斗角。当然,也称不上友好,只是相安无事罢了。可是那天中午,我和哥哥赶着包公回家,路上突然出现几个人跟我们说,红骚牯在前面等着包公斗角了,它会灭了它。果不其然,当我们赶着包公路过水碓,红骚牯从里面喘着粗气奔出来,径直朝包公冲来了。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挑起红骚牯对包公的仇恨的,不光包公没有思想准备,就连我们也没有。惊慌之下,包公几下子就被红骚牯顶得连连后退,接着就额头顶着额头,牛角叉着牛角。

它们眼睛圆瞪,头都喜欢往低处使劲,前倾的姿势让牛前腿微屈,后腿发力,身上每一股肌肉都呈现出清晰的肌理。我简直被迷住了,心里为两头牛同时鼓劲。但是不一会儿,我就发现包公在前进、变成红骚牯在后退了,然后又变成相对静止的对峙状态。这样来来回回,两头牛的眼睛都变红了,牛的四蹄拼命地往地里蹬,刨。围观的人使劲地喊着“加油!加油!”,牛出汗了,阳光暗哑,时间开始变慢,空气中充斥淡淡的咸湿气,掺杂牛粪的味儿。

奇怪的是,两头牛斗得难解难分之时,牛肚子下都挂出了一根肠子一样的东西,有时缩回去,有时又挂下来。当我要研究它们的挂与缩,是否跟牛的进与退有关时,没想到势均力敌的红骚牯突然抽身,顺着回家的路狂奔起来了。包公失去了对手,紧追不舍,快要追上时,红骚牯一转身,两头牛又像刚才那样额头顶着额头,牛角叉着牛角了。看到两头牛继续斗,跟着奔跑的人们,有的吹起口哨,有的发出喊声:“某某,快去叫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来看斗牛——”

于是整个下午,吴村的街巷里都有人匆匆地奔跑着,他们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最后都汇聚在两头牛周围,终止于越来越高亢的呐喊声中。而斗得兴起的两头牛,它们的脚步也一直未停:它们从上麦畈的水碓门口斗起,斗到了树田的田里,田里种有蔬菜,被乌拉乌拉的吼声以及大棍小棒赶走后,它们跑开了一段距离,又约好似的跑到学校操场上斗,那时候还没有放学,两头牛的角逐尤其看客们的喊叫,把几个胆小的女孩吓哭了,两头牛被赶来看热闹的大人再次赶走后,又开始狂奔,最终在金塘河的溪滩草坪上斗了起来,斗得飞沙走石,身上遍布伤痕,眼睛由红变绿,但是都没有一点想结束的意思。

当太阳西斜,糊工分从山上干活回来,听说他家展昭与我们家包公斗了几个小时不分胜负,他又气又急地从家里拿来一个浸了煤油的火把,把浓烟滚滚的火焰戳到牛的鼻子上去,两头牛这才气喘吁吁地你追我几步、我追你几步,被大人们分开了。但是它们还时不时地突然发力,冲破阻拦,斗上几下,就在那种闹哄哄的情形下,红骚牯将一只牛角扎进了猝不及防的包公的眼睛,包公踉跄一步,蹿跳了起来,接着就猛然倒地……

 

十三

 

后来我们知道,那一天红骚牯之所以斗志昂扬,与包公兵戎相见,是因为在包公到来之前,那些放牛娃轮番牵牛来与它斗,但是斗几下就马上分开,不让它斗过瘾,它这才憋着一股气,见谁灭谁。而它在争斗过程中几次狂奔,并不是企图逃跑,而是为了歇一口气——久经沙场的牛,懂得控制争斗的节奏。

这一场生死决战,使得两头牛都成了吴村斗牛史上的新传奇,它们的故事注定要被口口相传,添油加醋,日久弥新,但是它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红骚牯战胜包公之后,威望如日中天,细心的人还是会发现,那场决斗耗尽了它的精气神,它不仅显得暮气沉沉,而且走路微微打晃,人与牛都避之唯恐不及。它已然成了一个“孤佬”,等待它的将是活力萎缩,日渐衰微。

虽败犹荣的包公呢,虽然年纪轻轻就垂名青史,而且有着旺盛的精力,不怒自威,被村里人奉为真正意义的“牛魔王”,但是被红骚牯戳破一只眼球后,它就成了一头怪里怪气的独眼牛,很多日子不能适应只看到世界的一个侧影,它不免沮丧暴躁,显得更加阴郁。它这个样子,不仅让人感到害怕,就连曾经钟情于它的小母牛也不愿它靠近。它每回想献殷勤,肚子下挂出它的“肠子”,小母牛见势就跑,它追几步追不上,偏斜着头,牛嘴朝空气中咧了又咧,显得可怜兮兮。

兴国和螳螂一直为包公失去一只眼球耿耿于怀。他们找过糊工分,要他赔偿三百块。糊工分说:“讲什么笑话,钱是不可能赔的,一分都不赔。”兴国说:“你是不是骨头又痒痒了想找打?”糊工分说:“你去问问老一辈吧,自吴村建村以来,有没有人为牛斗角斗伤了一头赔过钱?”螳螂说:“我们家的包公是因为你拿火把袒护红骚牯才受伤的。”糊工分说:“我拿火把去把它们分开是没假,但是它们再次斗起来时我站得老远,可以找到证人的。如果你们觉得吃了亏,那就再次把它们拉到一块斗吧。你家的牛有本事,斗死展昭,我毫无怨言。”

兴国和螳螂倒不是没有想过再斗一次,但是他们发现两头牛在牛栏过道里迎面相遇,都默默地避着对方,就失去了信心。

“父子,毕竟是父子啊,它们肯定相认了。”

兴国和螳螂其实也怕它俩再斗起来。后来就把包公赶到糊工分家的菜地里,让包公把他家一畦乌冬青吃得只剩下根,糊工分知道后也没有敢找他们算账。他们觉得糊工分低了头,这事也就过去了。——问题是,这事过去了,包公少了一只眼球却一辈子都过不去,它那黑洞洞的眼窝里永远长不出一只新眼球来。作为独眼牛,包公将来走起犁路来很容易偏向,更何况在成为独眼牛之前它就没有把犁路走正过。于是我们四家经过一番商量,要把包公当作肉牛卖掉了。为此每户人家都拿出数斤尿素。

尿素是一种白色颗粒,用水兑稀了泼在干草上给它吃。牛有吃咸的喜好,我怀疑尿素也是咸的,所以它吃得满心欢喜,喂了几次就换了一身毛,油光光的像一个抹发油、穿西装的小伙子。

村里人说:“这老虎叼的,瞎了一只眼反而越活越滋润哩,割一块肉下来,肯定又嫩又鲜。”

有一天,几个大人又凑在一起商量说,如果那个牛贩子迟迟不来,就由螳螂和兴国牵去牛市上卖。没想到就连秉德老汉也同意这么做。毕竟,卖了这个闯祸的主,每户人家多少能分到一笔钱,再养下去牛涨不了多少分量,尿素也快喂光了。但现实却又把包公留下了。

我爷爷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姑姑家回来的。就在螳螂和兴国兴致勃勃地打听汤溪牛市是哪天、罗埠牛市是哪天的日子里,他一个人挑着两蛇壳袋破破烂烂的东西,从我姑姑家回来了。他默默无语地走进我家,放好行李,然后在门槛上坐下歇息。

我母亲对爷爷的回来很有意见,认为他在农忙时节尽帮着女儿家干活,等到冬闲了又回来吃白饭了。不过母亲不敢当着爷爷的面这样说。更何况,她已经怀上我弟弟了,有些气不能生。母亲只是对父亲说:“你爹回来了,你安排一点活给你爹做吧!”

父亲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活让他做。此时是一年中最空闲的时候了,粮食已经进仓,冬季作物已经种下,离过年还早。倒是爷爷把包公赶回家来了。

爷爷说:“趁天冷牛不出汗,陇上又有闲置田地,我带着山子把牛驯出来。”

这个活无疑不在父亲的考虑之内,而且他担心牛会伤人,所以过了一会儿说:“爹,这牛我们已经准备卖掉了。这是头比红骚牯还难养的牛,不要说你一个老头子,村里五六个壮劳力都制服不了它。早几个月前,你回来驯还差不多。”

爷爷说:“这么好的牛卖了可惜啊!”

父亲说:“有什么可惜的。卖了分到钱,我想去买一头小牛养养。”

爷爷说:“红骚牯当年就是我驯出来的。”

父亲说:“当年你有力气啊。”

爷爷沉默了,把包公关在屋后一间空置的柴棚里,喂给它一些干稻草。爷爷看着它吃,自己掏出一根竹根做的烟斗,蹲一边抽旱烟。抽着抽着,爷爷的眼睛渐渐浑浊了。爷爷说:“他们可真狠哪,把你整成这样。但愿还能把你驯回来。驯回来了,他们还会把你养着。如果驯不回来,就只好把你卖掉了。唉……”

爷爷的话,让我对包公也产生了一丝怜悯。

我说:“爷爷,你也带我驯包公吧!”

 

十四

 

爷爷选择在陇上驯包公,是因为这里隐蔽,还有我们家的承包田。

爷爷快七十岁了,一张皱巴巴的皮附着在骨头上,两只眼睛深陷在皱褶里,他平时不爱说话,喜欢用鹰一样的眼睛,盯着人看。

爷爷穿的衣服是用布纽扣从一边腋窝,一下子扣到另一边腋窝下方的那种老式衣服。这种衣服好像是用一大片布缝起来的。裤子则好像是把两块裤片缝在一起,裤筒又宽又大,在裤子上端缝有一块白布作为裤腰,裤腰用一根红布条系住。这种裤子没有前开门,爷爷想要尿尿,得把裤腰带解开,尿尿时把裤腰带搭在脖子上。

那天,爷爷用一把锄头当扁担,挑着犁田工具上山,一路上歇了好几次。等他到了陇上,就安排我们去砍来棘刺条,用棘刺条掺杂细竹丝编制成一个牛嘴套,套在牛的嘴巴上。他还用一根红布条,把牛的眼睛蒙起来了。那根红布条其实就是他的裤腰带,他用一根细软的藤蔓从腰间换下了它。

可能包公从小到大,还没有被人蒙过眼睛,尽管它现在只剩一只眼睛了,比正常的牛少一些视阈,但是它照样不习惯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当爷爷的手一松开,它就箭一样射出去,在田里乱蹦乱蹿。陇上的田大多是梯田,它一会儿就撞到梯田内侧的田坎,一会儿又跑到梯田的外侧,一脚踩空,从田埂上摔下去了。我和哥哥看它如此慌乱、恐惧,都担心它摔坏了,爷爷却阻止我们去牵制它,说是让它受点伤好,这样它就不敢再乱跑了。

包公跑了一阵,果真站住了,它的头扭来扭去,两只耳朵一只竖着,一只横着,或者相反。它好像在用耳朵辨别方向,然后朝着它认为正确的方向蹿过去,接着就会再一次撞到田坎,或者摔下田埂。如此反反复复,它好像有点疯疯癫癫了,在红布条制造的黑暗里如同寻找潜在的出口一般,怒气冲冲而又徒劳地跑来跑去,看得我提心吊胆,手心出了冷汗。

爷爷这是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还不牵包公学耕地,——眼看大半个上午就要过去,岂不浪费时间?但是看爷爷严肃的表情,我和哥哥都不敢说出来。爷爷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阴森森的威严,它很强大。不过哥哥可不像我这么怕爷爷,他先是摸摸肚子,假装跟我说肚子饿了,故意说得很大声,然后就可怜巴巴地问爷爷,我俩是不是可以先回去,吃了午饭再来?爷爷并不骂人,只是瞪了哥哥一眼,哥哥就不敢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哥哥说:“爷爷,那我们去给牛割一些草回来吧。”

爷爷说:“不用割。”

哥哥更摸不准头脑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悲哀地看着我。我撇撇嘴。沉默中,我们对爷爷都有了一丝成见。他就像一台只会下命令的机器,让人无法产生亲近感。我们就使使眼色,偷偷地溜到田沟边,抓起泥鳅来。冬天的田沟里没有水,在有出气孔的淤泥下往往藏着泥鳅。待到太阳当头,我和哥哥已经抓获了二三十条泥鳅,才发现一直坐在石头上抽旱烟的爷爷早已站起来,正牵着包公在田里走。

包公浑身是泥,样子狼狈,脏得头上那撮白毛都看不见了。它的脸、嘴、鼻都被牛嘴套上的棘刺扎破了,上面有一颗颗黏状的血粒。但是它并不甘心,豁鼻孔里喘着粗气,还不时地做出挣脱的动作。爷爷就故意将它迎向田的内侧后放手,再用竹枝抽它一下,它跑不了几步就会撞到田坎上,撞了几下就老实了。爷爷就重新牵上它走,走了几个来回,它的头就渐渐低下了。爷爷趁机给它绑上牛轭,把犁铧插进泥土里,然后说:“山子,你来牵着它走吧。”

哥哥跑过去,接过联接牛嘴套的缰绳。爷爷说:“你就站在牛的左侧拉着牛,只管笔直地往前走,你只管往前走,走到头站住不动,听我口令后再掉头。”

爷爷又叫上我,吩咐说:“庆子,你就站在牛的右侧,跟着我们走,当牛往你这边走偏时,你就抽它一鞭子。”

我的心咚咚咚地跳个不停。我问:“怎么样走才算走偏?”

爷爷说:“牛犁田,走路是一侧脚深、一侧脚浅的。当有了犁路以后,它有一侧腿走在上一趟犁出来的犁沟子里,另一侧腿则要走在没有耕过的田土上。如果不是这样,方向就偏了。听明白了吗……”

我说:“听明白了。”

爷爷说:“都听明白了就好。你们从现在开始听我口令,我喊一声,你们也跟着喊一声。”

爷爷说着,就举起竹枝,“pie”的一声抽在包公的屁股上(爷爷总是先抽竹枝,再喊口令,让牛对疼痛的到来没有防备),只见包公的屁股扭了一下,然后四条腿就往前迈步了。我看见它身后有一片黑黝黝的泥,就像从刨子里冒出来的刨花一样翻卷过来,然后倒在犁铧一侧。

爷爷喊道:hou,hou!

见我们忘了跟,爷爷又喊道:hou,hou!

我和哥哥就跟着喊起来了:hou,hou——

爷爷的声音短促、低沉,像一只豹子的怒吼。

我们的声音胆怯、生脆,像两只小公鸡学打鸣。

 

十五

 

我们差不多驯了一个冬季。

头一些日子,是最难熬的日子——尽管包公的嘴戴着带刺的牛嘴套,眼睛蒙上了红布条,而且被之前没头没脑的乱蹦乱蹿折磨得筋疲力尽了,但当它的肩膀被牛轭咬上了重量,它还是要反抗。它一会儿弓起背脊试图挣脱牛轭,一会儿左右乱拐,一会儿昂起头向后倒退,把犁弄歪。当这些动作都无以摆脱奴役,它就走走停停,任由竹枝抽打,如同一块石头……

爷爷最初驯包公的过程写起来就这么一段,事实上惊心动魄。我和哥哥都吓哭了。爷爷看到我们这么没出息,只好让我们站到一边,然后他一个人一手驾犁,一手抽打包公。包公可能感觉到左右两边少了约束它的人,脾气更大了,它恶意地使蛮劲,竟然跳起来,两条后腿狠狠地踢向爷爷。爷爷倒是镇定自若,始终把握犁把使犁铧插在土中,有了犁铧的牵制,牛就无法跑出田外。而且,它越是胡闹越容易疲惫,越疲惫越容易安静下来。等安静下来,就会温顺许多。

的确,包公就是在一次次精疲力尽之后才老老实实地耕了几圈田的。根据牛的智力,教它听懂口令、学会耕耘规则,并不难,难的是它要服从。那一天,为了趁它不捣乱多驯它几个小时,我们没有回家吃午饭,包公配合着我们耕了两块梯田。可是等到山色迷离,爷爷把蒙在它眼睛上的布条解下来,它又是一阵乱蹦乱蹿。好在接下来的任务是赶它回家,我和哥哥都身心放松了。

哥哥说:“还是爷爷有办法,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包公驯服了。”

我说:“就怕它休息一夜,明天还不听话。”

哥哥说:“放心吧,爷爷能制服它。”

我说:“我还是害怕。”

不幸被我言中,第二天包公一出牛栏就不听使唤,它压根就不想再被赶到陇上,见到一条岔路就想跑,把它追回来,它干脆跳进别人家的庄稼地里去。我们光是把它赶到陇上,就花了大半个上午。终于赶进待耕的田里,再想给它绑上牛轭、戴上牛嘴套,它就像囚犯望见刑具般,又蹦又跳地到处躲。最后,是秉德老汉的意外到来帮了我们的忙。他和爷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包公就范了。

秉德老汉说:“梓桐,还是你回来好啊,这下包公有救了。”

爷爷“呃”了一声。

秉德老汉说:“你这个蒙眼睛的办法真是妙极了。这下,它呆子一样哉。”

爷爷又“呃呃”了一声。

秉德老汉说:“我们开始吧!我在左侧拉拽,山子、庆子在右边赶。”

这一回爷爷没有“呃”一声,而是往地里吐一口唾沫,手中的竹枝遽然一抖,“pie”的一声又一天驯牛开始了;或者:又一天的反抗开始了又一天的鞭策开始了又一天的较量开始了又一天的胆战心惊开始了又一天的又饥又乏开始了;又一天的坚持忍耐开始了……然后,这粗暴而险象环生的一天,结束在爷爷的一个口令里,精疲力尽的秉德老汉、哥哥和我,以及包公都站住了。

可能在所有驯牛的口令里,牛对这个“wa,wa”的口令配合度最高了。不过,当爷爷把蒙住包公眼睛的布条解下来,它照样一阵乱蹦乱蹿,连尾巴都像小时候那样竖起来了。秉德老汉瘫在田埂上,有气无力地说:“这孽障,驯了一天,怎么还这么野?”爷爷没有接秉德的话,他默默地把耕田工具用稻草盖好,转而对我和哥哥说:“嗯,嗯,牛肚子还饿得不够,回去后只给喝水,不给喂草。记住了?”

秉德老汉抢着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或许,正是爷爷倡导的让牛饿肚子的方法,成就了包公的被驯化。或者说,包公后来能听从我们使唤,耕掉了陇上所有闲置的田地(我家和别人家的),很大程度上,与它无法忍受饥饿有关。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它并不害怕恐吓、牵制、抽打,也不屈服于红布条制造的黑暗,但是伴随疲惫与饥饿,它表现出了无奈、妥协与软弱。他在疲惫与饥饿甚或绝望的多重折磨下,慢慢习惯被命令,一点点接受人的指挥,最终斗志丧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哞哞地叫着。

 

十六

 

那是没有给包公喂草的第三天了,它已经饿得毛发黯淡,两腿哆嗦,脊背处因为胃囊空瘪显得形销骨立,尤其髋骨下两个对称的凹槽,仿佛能盛下两碗水。我和哥哥赶它去陇上,它走路时蹄子老被石缝夹住,遇到岔口不是不想逃,而是没有逃的力气了。来到待耕的田里,它只是象征地挣脱几下。如此一来,参与驯牛的人就放松多了,等到秉德老汉再来帮忙,我干脆就爬到山上摘野果吃。可是终究放心不下,等吃了几个快要烂在藤上的猕猴桃回来,果真看见包公躺在泥土里。

它这是要死了吗?我跑到田里,看见它的肚子一鼓一瘪,嘴里呼出微弱的苦涩的气,那只白多黑少的独眼里流露出乞怜的神情,豆大的泪珠滑过被棘刺扎破的脸,落进泥里。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难受了几下,很想哭。

即便如此,爷爷也不允许它继续躺着休息,他大声呵斥它,用竹枝抽打它,它还不起来,就和秉德老汉一人牛嘴套,一人拽牛尾巴它站起来。爷爷怒不可遏地说:“它必须站起来!一旦心软了这一次,它就会老耍赖,就永远驯不成它啦!”

我至今理解不了爷爷对包公的感情,源自爱还是恨。如果是爱,他为什么对包公这样残冷?如果是恨,为什么不同意兴国他们将它卖掉,干脆让它早点死?

爷爷饿了包公四天,包公差不多奄奄一息,就连反刍都停止了,我和哥哥偷偷喂给它草,爷爷骂我们“尽添乱”。——整个童年记忆里,爷爷是不允许我们做没有经过他同意的事情的。当天空落雨,我们去溪边钓鱼,爷爷把我们的钓鱼竿没收了,骂我们“知不知道会发洪水”。当我们爬上梯子,去捉墙洞里的麻雀,爷爷拿石块掷我们,叫我们快点下来。就连我们吃饭,筷子米粒掉到桌子底下,他也要瞪我们几眼。所以不管爷爷拿怎样的方法驯包公,我们都只能配合……

爷爷饿了包公五天,包公没有走到陇上就扑通一声跪着倒下了。我和哥哥有些慌张,求爷爷快给它喂草:“它太可怜了,爷爷,它会饿死的,爷爷。”爷爷说:“今天你们可以给它喂草了,它的四个胃都饿空了。但不要拿到这里来喂,而是拿到耕田的地方。”

我和哥哥就像两只小鸟,在山沟里扑棱棱地寻找适合牛吃的青草。毕竟冬天了,青草匮乏,我们割了好一会儿才割了一小捆送达陇上。这时爷爷和包公也到了。爷爷说:“牛要套好牛轭后才能给它喂草。”

牛轭套好了。爷爷说:“现在你们给它喂吧。”

我们把青草送到包公嘴边,包公的胃肯定饿坏了,吃草吃得很慢,似乎也不香,吃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仿佛是疑惑,又像是怨恨。

爷爷一声怒吼:“快点吃!吃了干活!——不想干活,饿死你!”

爷爷一点也不像秉德老汉当初说的那样,懂得尊重牛,善待牛;相反,他比兴国对牛还要狠。这以后,每次耕田前爷爷都要给包公套好牛轭后再给它喂草。仿佛故意羞辱它:你如果想吃草,那就得乖乖地套上牛轭,老老实实地耕地。这个驯练方法经过多次强化,包公一到耕地环境,便不自觉把吃草与耕地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数天之后,包公就基本不反抗了。当我们割草给它吃,它的眼里甚至流露出感激。

这时候,爷爷对包公终于变得耐心一些了,耕地时很少使用竹枝,中间还让它休息,若见到牛身上叮着蜱虫,就用草鞋拍下来踩死。但是,当包公在没有人跟在左右两侧牵引的情况下,仍不能把犁路走好时,爷爷翻脸比翻书还快。爷爷对牛发起怒来,就连我们都感到害怕。

爷爷说,一头合格的耕牛人一声喊,就会跑到田中央来配合人把牛轭戴上,耕地时头永远低着,无论风雨雷电日头暴晒,都不偷奸耍滑。好的耕牛“不用扬鞭自奋蹄”。在爷爷眼里,包公现在仅仅是不反抗了,这是驯牛的第一步,与一头真正掌握耕田技术、忠于主人的耕牛比起来,还差得远。更何况,包公只有一只眼睛,原本能起牵制与指挥作用的牛鼻绳又是用系住牛嘴套上的缰绳代替的,对包公的驯化自然要多费一些周折,每一个动作都要反复矫正,直到完全正确。

 

十七

 

在那个冬季,我们几乎每天都跟着爷爷驯牛。

大山里的冬季特别冷。早上起来,石头、土坎、衰草、枯叶、瓦片上,都结有一层白霜,它要等到太阳出来后才融化。夏天的时候,太阳是从一座叫新屋前的矮山上出来的,可是到了冬天,它就从坑上坞的顶峰上出来了。那是一座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高山,太阳从它的背面爬上来,是九点钟以后的事了。此时我们早已踩着被冻坏的、踩上去会发出噗呲噗呲响的山路来到陇上。

我们的脸都皲裂了,手脚有冻疮,哥哥还受了一次伤。

哥哥之所以受伤是因为爷爷逼他学耕地。爷爷说:“山子你有十一岁了吧?也该学耕地了。连牛都要学耕地,你为何不趁现在也学学?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学会耕地了。那时候,我们家有很多土地,山上树也很多……”

哥哥说:“那时候不是现在。”

哥哥自然不愿意学。因为同样的日子,别的孩子都在家里玩,用烘火盆烤豆子、红薯吃,只有我俩要天天陪爷爷来陇上,这在旁人眼里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就连母亲都反对我俩跟着来。但是每天吃过早饭,爷爷就站在门口等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终究不敢说出“不去了”这句话。

哥哥自然也不敢说“我不学”。

爷爷就训起哥哥来:“你以为我乐意逼你?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像我这个年纪,谁愿意大冷天出来驯牛?还不是看牛可怜,不把它驯起来那些混蛋会卖掉它,它就会被人杀了吃。而你们,将来总要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为何不趁现在跟爷爷好好学耕田,爷爷老了,过了年就死了也说不定……”

哥哥嗫嚅道:“爷爷!我以后,不会在家里种田的。”

爷爷一听就火了:“你不在家里种田,那你要上哪儿去?!”

在爷爷的逼问下,哥哥再不敢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爷爷就把手中的缰绳交给他,让他站到驾犁的位置上……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理成章:包公被驯服了,哥哥快要长大,需要学耕地的他真的赶着包公犁田了。学了没一会儿,爷爷就拿着竹枝,跟在包公和哥哥身后,不停地训诫着:

“犁田是这样犁的吗?嗯?犁出来的田深深浅浅,犁路间有地方漏犁了……”

“要让牛犁到田头,再把犁向后搬……现在干活是为自己干了,不要像在生产队……瞒得过我,瞒不过日后田里的庄稼。”

“嗯?你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啦?!——你别给我站着,走!”

爷爷的竹枝突然抽打在哥哥的腿肚子上,哥哥尖叫一声,跳了起来。可能是他的尖叫惊吓了包公吧,只见包公在哥哥松开犁把的瞬间健步如飞,哥哥赶不上,使劲拽住犁把,使得整张犁因为两股力的拉扯脱离了地面,悬在了牛屁股后面。

爷爷喊:“把犁插到地里去!把犁插到地里去!”哥哥毕竟没有经验,当他把犁铧往地里插去的时候,犁铧扎伤了他的脚。他哀嚎起来……

包公撒野一般,拖着犁铧又跑了一段,然后它可能意识到自己犯错了,在田头上悬崖勒马。爷爷让我上去拽住包公的牛嘴套,自己则解下了红色裤腰带为哥哥包扎。哥哥一边喊疼,一边哭着:“我说过不学耕田的,我就是不想学。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学啊。我不是牛,我不要像牛一样活着!一天到晚干活……”

面对哥哥的哭诉,爷爷一言不发,临走了才说:“上麦畈、一犁、后上坑,还有这陇上,以前都有我们家大片的田地啊,我们家祖祖辈辈省吃俭用,为了置地,我和你们的太爷爷哪样苦没吃过!……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可是,就这点地用得着我来逼你们学耕田吗?我是指望你们——从小就学会吃苦,将来有一天,你们攒钱……”爷爷说着说着,老泪纵横了。

当爷爷把哥哥背回家,爷爷的眼睛还潮湿着,母亲却只看到哥哥脚上的伤,以为红腰带上的红全是血,母亲是无论如何都不同意爷爷再带着我们驯牛了。她挺个大肚子,喋喋不休,把爷爷农忙时在姑姑家帮忙、冬闲回来吃白饭之类的话也顺带着骂了。爷爷不做任何回应。

此后,爷爷就在我们起床前一个人赶着包公去陇上。

母亲说:“得令,你跟你爹说说,没事就给家里砍柴,牛又不是我们一家的。”

父亲说:“你跟他说吧,我跟他说不会听。再说,他耕田有什么错?”

母亲说:“他农忙时躲在外面帮女儿,回来了天天驯四家人的牛,不给家里干正经活,难道还我错了?”

父亲目光低垂着,说:“那是他生病了,看病的钱,我们可一分都没出。”

母亲骂了一句“该进棺材的”,摔了一样东西,好几天不理父亲。母亲也不让我出去,让我陪着哥哥养伤。可是,奇怪的是,我陪着哥哥歇了几天,却发现待在家里度日如年,可能我已经习惯早出晚归,就连做梦都梦到和包公在一起,仿佛那是同甘共苦的岁月。我就又去陇上陪爷爷驯牛了。

而此时,包公经过一个冬季的训练,已经被爷爷调教听话,懂规矩,任劳任怨完全可以说是一头真正合格的耕牛了。

 

十八

 

爷爷终于结束了对包公的驯化,我们一起把它赶回牛栏后,就开始等待过年。那个年过得平淡,像一块没有加热的年糕,但是过完年家里就热闹了,因为弟弟出生了。在弟弟出生前,我们都不知道将要出生的是男孩。父母是希望生个女儿的。但是不管男孩女孩,家里多了一个小人儿,全家都显得忙乱。因为小人儿也需要吃喝拉撒啊。就是在这样的忙乱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大地复苏,季节更替,也包括忘记了包公。仿佛那是一个已经讲完的故事,是的,一个还算圆满的故事。

然而,谁也料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地目睹包公的下场。就在那年春暖花开,又需要牛耕地的日子,老老嬷被螳螂家牵去耕地了,兴国等不及,就把包公赶到他家田里去了。兴国在路上遇到我爷爷,还不高兴地说:“梓桐叔,它都被你家霸占一个冬天了,你还想霸占到什么时候?他娘的也该轮到我们家耕了。”

爷爷自然说不出,包公由他驯好了,就不许别人家使用。爷爷只是担心,包公会被他们重新耕坏了,希望他们能善待包公,耕田时讲究方法。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包公身上还有野性,有几项耕田技术还不娴熟,本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再做矫正的。兴国嗯嗯地答应着,事实上爷爷的话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所以当他还像以前那般粗暴地对待包公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牛是认人的,能分辨人的好坏。牛耕田时就更认人。尤其刚刚驯化成功的耕牛,它暂时只认驯服它的人。一旦临时换了耕田人,它会不适应,如果再加上耕田方法不按驯化时的套路操作,它要么不走,要么对着干。兴国却一味地认为,包公跟他使性子,是不畏惧他,唯有加重对它的惩罚,才会让它变得俯首帖耳。于是第一天他和儿子伟峰就把包公的皮肉抽得重新隆起来了。

而且这两个该诅咒的家伙为了尽快多地耕地,不知从哪里学来一招驱使牛卖力的方法,于第二天用在了包公身上。那方法就是用盐水在牛耕田前淋刷牛的肩膀,盐水渗进长茧开裂的皮肉,牛会感觉刺痒难忍,这时套上牛轭,牛就会觉得解痒,就会越拉越卖力。结果一个上午兴国和伟峰驱使包公耕了很多地等到吃中午饭时,兴国喜形于色地去取下包公肩上的牛轭,——也不知道包公是因为不愿被他取下解痒的工具,还是醒悟到这一个上午的劳作是出于人类卑劣的手段,它就把头一低,突然冲着兴国顶了过去。

兴国被一下子顶在了牛头上,包公顶着他,绕田埂跑了一圈才将他扔下。兴国就像一只抽搐的田鼠,痛苦惨叫,满地打滚,他家人奔上去问他,才知道他的卵袋被牛角戳中了。最初大家都以为是卵袋里的睾丸碎掉了,就像打碎在碗里的蛋,有蛋清有蛋黄,他的女人为此哇哇大哭起来,担心这一辈子要守活寡。众人就七手八脚地要把兴国抬到井下村去,要让驼背(一个会阉牛的赤脚医生)剪开他的卵袋看看里面到底碎了蛋没有,碎了的话,看看能不能塞一颗羊睾丸进去顶替。但是躺在泥地里打滚的兴国双手捂住下阴,一味地哇哇叫着,拒绝人的靠近。

后来,兴国的嘴里发出咝咝的呻吟,人蜷缩着,直流白汗,从附近赶来的人们一时帮不上忙,就都散去,回到自己田里去干活了。所以等到兴国腿间的疼痛稍稍缓和,人渐渐站起来之际,村里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举起了放在田埂边的锄头,就像当年有人怒气冲冲地刨开祖坟似的向牛头刨了过去,牛一定察觉到空气中瞬间弥漫的仇恨,欲转身向前蹿去,但是锄头如此迅捷,一下子就落在了牛屁股上,再一下子就落在了牛后腿上,闪亮的锄头刃好比一道寒光,当即就断了它的一根脚筋……

这事发生后,兴国一家一直瞒着,我们几家忙得要命,就连小孩也要卷起裤脚、戴着斗笠,帮着大人干活——所以都以为包公一直在他家耕地呢,直到有一天秉德老汉像寻找丢失的钱夹一样来到我家地里,见到我爷爷两腮一缩,就哭了。

“梓桐,”

“怎么啦?”

“包公,它被兴国废了。”

“废了?”

“嗯,废了。”

“阉了?”

“不是。”

爷爷怔住了,他没有继续问秉德老汉怎么回事,而是把头偏向一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秉德老汉要接着说什么,他才转过脸,叹一口气说:“可惜了。”

秉德老汉附和说:“谁说不是呢!是你和山子、庆子,忙了一个冬天。唉,多好的一头牛啊!还不是因为你……”

两个老人再没有说话。

 

十八

 

包公被牵去汤溪镇牛市上卖的那天,我们四家都派人去了牛栏。天阴沉沉的,时间还早,包公从牛栏里出来了,是螳螂拽着它的“辔头”,没好脸色地牵出来的。包公的嘴豁豁着,瘸一条后腿,身上又结了一层鱼鳞般的牛粪,就像一个从桥洞里被人赶出来的乞丐。但是它没有乞求。它看人的眼神依然桀骜、阴郁,还有些凶气,或者仇恨,我分不清。

我多想靠近它,又不敢。我在心里呼唤,包公啊,包公啊!……顿时翻江倒海。一方面,因为它的变化,它的眼神。另一方面,因为它就要离开我们了。我知道,这将是永别。虽然我也知道,包公只不过是一头牛,是四户人家共有的,一头牲畜,它存在的意义只与耕田有关——如果耕不了田,它就会变成一堆待售的肉,而且,我们都是吃过牛肉的——但是,多么让人伤心啊,我在很长时间里是把它当作小伙伴看待的——不仅仅我,哥哥,阿卫,阿红,伟峰,甚至村里别的小孩,自从老老嬷将它生下来,就喜欢看见它,和它凑在一块。

一度,我们簇拥着它,在青草葱茏、自由自在的大地上放牧,就像真正的小伙伴那样用头顶它的额头,然后割最嫩的草给它吃,偷家里的鸡蛋,掏树上的鸟蛋,只为它健康成长。后来,它终于长大了,是的,它斗败了村里几乎所有的公牛,有叫黑岩的,有叫秦始皇的,有叫李莲英的,就连红骚牯都差一点输给它,我们多么骄傲!——它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包公啊!哪怕在爷爷的抽打下,我和哥哥牵制着它前进、站立、拐弯、掉头,我们抱着救它的理由成为驯化它的帮凶时,我也没有把自己和它对立起来,因为我们同样都要听命于爷爷的口令,也是被驯化的对象啊……

就在我这么胡思乱想、独自哀伤的时刻,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原来是兴国从家里拿来了一瓶墨水,他要把包公额头上的那撮白毛染染黑。螳螂发了很大的火,骂道:“去你娘的×,都要卖掉了染个屁呀!好好的一头牛,都驯好了,可偏偏有人要害它!”螳螂的老婆也趁机叨叨着,她那张嘴你们也知道,毒得舌头上能甩刀。可是脾气暴躁的兴国,这一回低眉顺眼着,他走到一个堆满牛粪的角落,把墨水瓶扔了,然后他走回来,乜了两眼包公,给螳螂以及在场的其他大人敬烟。

他皮笑肉不笑着说:“这牛生得晦气,不是都说嘛,反革命投的胎,卖了好。卖了它,我们把钱分了,改善改善生活。你们等着瞧吧,我明天就把老老嬷赶到公牛的牛栏里去过夜,说不定它还能生下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来呢。到时候,小牛一出生就交给梓桐叔去驯养。你们说呢?”

这大概就是兴国对包公的忏悔吧。接着,螳螂就耳朵上夹着兴国的烟,拽了拽手中的缰绳,牵着包公往村口的枫树湾走去了。包公不停地转过头来……

此时天色渐亮,但湿气依然很重,蜿蜒小路伸向枫树湾,枫树湾的古树,古树下奔涌的溪流,溪流两岸的田野,在一点一点地淡化着牛的背影。我似乎听到了晨雾中隐约传来了哞哞声,声音拖得很长,很长,……那一定是包公发出来的。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先哭了,在我和哥哥、阿卫、阿红、伟峰中间,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哭的,但是我清楚,我哭得时间最长。当我回到家,眼睛还红着。父亲猜我是因为包公,劝我:“做牛耕田,做狗守门,牛迟早要被买掉或者累死的!”

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会想起包公,想象它的结局,或者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每当这时候,我就躲在屋后关过它的柴棚,在遗留着它的臭烘烘的气味里啜泣——不仅仅因为悲伤,其中也掺杂成长的迷惘与恐惧——直到时间绵延而无情地推移,我一点一点地将它忘记。

然后有一天,老老嬷也被卖掉了。老老嬷是因为再也生不出小牛,也没有了耕田的力气,四家人才决定将它卖给村里的屠夫——那个叫磨刀六的壮汉,宰了卖肉的。村里人都知道老牛的肉结实,炖起来香,有嚼头,所以老老嬷的肉还热气腾腾着,就被许多人买走了。我们家没有去买老老嬷的肉吃,但是它的皮由我父亲去向磨刀六折价买了来,做了一件坎肩和一家人的靴子。

家里从此没有了合养的牛,父亲一直计划着单独买一头,但是两次卖牛的钱都由于种种原因挪作他用,最后我们家养了一头猪。

                                                                         写于2016年

 

                载:《文学港》2016年第8期、《小说选刊》第9期、《长江文艺·好小说》第9期、《小说月报》2016年增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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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头牛

——读陈集益的《驯牛记》

 

贺绍俊

 

陈集益的小说被很多人称为是先锋性的写作,我知道这是非常高的褒奖,但我对先锋性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先锋性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或者说成为了一顶廉价的高帽子,但凡要表扬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有新意,马上就会送上“先锋性”的高帽子,而先锋性的内涵和意义则越来越空洞化,它往往演变为一个可怜的含义:与80年代新潮小说有相似之处。我不希望人们是这样来看陈集益的小说的。说实在的,粗读陈集益的小说,会发现作者追慕先锋文学的痕迹,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这不过是延续了80年代新潮小说的遗韵而已,那就真的是大谬也。不可否认,陈集益这一代作家的文学萌发期几乎都会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土壤,在主流现实文学的土壤中拌合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土质,他们的文学种子从这种土壤中破土而出,长出来的就是带有异质的新苗。但是有一些年轻的作家止步于仿制先锋文学,并以为这就是先锋的文学。陈集益的审美趣味显然也是偏向于现代派的写作的,但他能够对仿制保持足够的警惕。或许陈集益之所以喜爱现代派小说,不过是因为他主张小说要有个别性而已。他希望从小说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既包括读别人的小说,也包括自己写的小说。因此他并不在现代派技法上下功夫,甚至他的有些小说根本看不到现代派的技法,倒是像最老套的小说写法。比如这篇《驯牛记》。

《驯牛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农事小说。农事小说这个词是我现编的,所谓农事,不就是农业生产活动吗?但它偏能写成小说。这不奇怪,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事早就是文学的重要资源了,《诗经》三百首大多都是写农事的,农事诗在古代一直很发达。但奇怪的是,农业生产活动可以入诗,工业生产活动却难以入诗。后来兴起的工业题材文学,受到最普遍的批评就是,作家停留在写工业生产活动,没有写人。这样的批评理直气壮的,也被人们所认可。但和农事诗放在一起来讨论时就显得很奇怪了。农事诗写的就是农事,用直白的话说,写的就是农业生产活动,但有人批评过农事诗光写农业生产活动了吗?没有。为什么农事能入诗,“工事”就不能入诗呢?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大概因为农事是人与自然最直接的接触,人在农事中与自然有情感的交流。这样想过以后,也就对“工事”不能入诗释然了。但再往深里想,就发现我们的文学批评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文学批评凭什么就指责工业题材文学不能光写工业生产活动?工人们面对机器时应该也有情感交流,这是人类的一种新的情感交流方式,作家们需要做的恰恰是如何寻找到一种相应的文学叙述来传达出这种情感交流,但粗暴的批评阻止了作家们的探索。

在讨论陈集益的农事小说时,我情不自禁地要为文学批评作一番检讨。现在回归正传,继续谈《驯牛记》。读这篇小说时,我惊异于陈集益对于农事的娴熟,加上他再现真实的生动叙述,我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曾有十年参与农事的经历,也曾接触过小说中所写的桀骜不驯的牛,还记得生产队里也有一头豁鼻牛,但它早被人类折磨得没有一点脾气了。我由此便想象陈集益笔下的这头豁鼻牛“包公”,它被卖掉后的命运恐怕也就是一点点消磨掉个性吧。陈集益的小说勾起了我的知青生活记忆,其实这种记忆里包含着太多的“农事”,我不知道没有这种“农事”经验的读者读到这种《驯牛记》的农事小说时会有什么样的阅读感受,至少不会有我的这种亲切感吧。不过没关系,亲切感不是阅读的唯一期待,陌生感、隔膜感,同样会产生有意味的审美效应。现在让我感到担心的倒是,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像陈集益这样有着如此鲜活的农事经验,而且还能如此天才地将农事经验转化为小说资源。农事小说是我现编的词,看来它也就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一次,不可能存活下去。

该说说《驯牛记》的主角了。主角是一头牛。这头牛从它出生起就不一般。牛的额头上有一块白斑,这让爱动脑筋的人类费猜疑:这块白斑暗示了什么呢?是吉还是凶?小说写了这头牛与合养这头牛的四家人相处的故事,牛对人来说是农事的工具,最终是要被驯服来干农活的,这头牛顽强地抵制驯服,它在驯服中给人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四家人不得不服输,其结果就是将这头牛牵到牛市上去卖了。作者将这头被称作“包公”的牛写得活灵活现,完全够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它让我想起了一幅著名的国画《五牛图》。《五牛图》是唐代画家韩滉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想必不少人都见识过。有人曾问韩滉为什么要画《五牛图》,他回答说:“农事为天下之本,而耕牛则为农家之宝。”如此看来,农事小说绝对不应该缺少牛的形象。《五牛图》画的是一个传统文人眼中的牛,这五头牛虽然姿势各异,但都是憨厚木讷的神态,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真的是农家之宝。陈集益的《驯牛记》不妨看作是对《五牛图》的接续,他以小说的笔法画了第六头牛,但这头牛是不可能出现在韩滉的彩墨之中的,因为这是一头充满着现代意识的牛,它不愿意像前辈那样做一头勤勤恳恳为农事而服务终身的牛,它要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第六头牛就让我们认识到陈集益的先锋性在哪里。陈集益的先锋性并不在于结构、叙述、手法等这些表层的东西,他不在面相上做成现代派的样子。他的先锋性在于他从现代派那里学习到了一种反主流、反时尚、反定规的思维方式。他为牛画像,所以画出来就与《五牛图》里的牛绝对不一样。也就是说,陈集益写农事小说,却采取的是反农事的叙途方式。农事的本质是什么?韩滉说得好,家事为天下之本。而天下乃帝王的天下。在《五牛图》的页面上,有一首清代皇帝乾隆的题诗,诗曰:“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清想象间”。第一句描述了画中五牛的神态,其中有一头昂首阔步,很得意的模样,其余的四头则是悠闲的模样。这一句也是暗指韩滉的情景,韩滉有五兄弟,只有他一人在朝为官。乾隆的意思很清楚,牛代表了官宦的形象,帝王有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好牛,这个天下也就太平了。我不知道陈集益在写作《驯牛记》时是否也联想起《五牛图》,但无论他想没想起,他在小说中所写的第六头牛,明显地颠覆了乾隆的思想。所以我说陈集益的小说是反农事的叙述。虽然《驯牛记》不能说是一篇象征小说,因为小说的叙事性非常突出,我们也被作者超强的叙事功力所征服。但陈集益并不是一个满足于客观叙述的作家,他会在叙事中隐曲委婉地表达他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比如他在写“包公”这头桀骜不驯的牛时,或许将他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规训史的认知和感慨寄托在叙述之中。关于这一点似乎可以详细展开分析讨论,因为有不少的细节会引发人们的联想。但我宁愿将这种联想留给读者们,我只说我感触特别深刻的一点。人们驯“包公”的种种举措都失败了,反而增强了“包公”的抵抗性。就在这时,最会驯牛的爷爷回来了,爷爷驯牛的方法果然不一样,他采取的是让牛饿肚子的方法。接连几天不喂牛吃东西,它不得不听从人的使唤了。接下来作者感叹道:“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它并不害怕恐吓、牵制、抽打,也不屈服于红布条制造的黑暗,但是伴随疲惫与饥饿,它表现出了无奈、妥协与软弱。他在疲惫与饥饿甚或绝望的多重折磨下,慢慢习惯被命令,一点点接受人的指挥,最终斗志丧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哞哞地叫着。”我觉得这段话仿佛是直接针对中国知识分子处境而说的。我们常常责怪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屈服,就俯首帖耳于权力,其实权力不就是对知识分子采取饿肚子的方法吗?如果一个社会剥夺了知识分子所有的生存空间,他不听话,就要饿肚子,那么哪怕他曾经是桀骜不驯的“包公”,最终也只会成为“斗志丧失”的“包公”的。当然这也许仅仅是我的联想,但不可否认,陈集益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可能性。

我牢牢记住了《驯牛记》里的第六头牛。

 

 

 

蝴蝶掀起的风暴

——读陈集益《驯牛记》

 

马顿

 

蝴蝶可以代表一个弱小的形象,也可以象征节奏缓慢的田园旧生活。但是弱小的蝴蝶也可用它美丽的翅膀以优雅的动作掀起千里之外的一场风暴,产生蝴蝶效应,而田园旧梦之中,也孕育着新的变机,已被事实证明它终将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所碾压、所替代。——无论是蝴蝶效应的发生,还是新旧生活方式的嬗替,内中都会经历一系列矛盾的冲突、演变和升级,经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能量聚集与爆裂,一个好的小说家,就是要把这种生活的、观念的矛盾链条的形成与发展变化过程戏剧化地描摹与展现出来,这种展现是起伏有致的,是可以于细节之中引发大冲突的,就像细小的引线可以引发巨大的爆炸。——陈集益的《驯牛记》(《小说选刊》2016年第9期)便是这样一部小说。

《驯牛记》是一个平实的题目,小说入手也充满了田园式的温馨回忆——从儿童的叙述视角,来展现传统农耕生活方式中一个重要的时刻——老牛生小牛。虽说这头老牛是四家合养,家家都有自己的盘算和对待共同财产的不同态度,由此也生发了一些琐碎的生活矛盾,但对于新生命的期待,还是一致和温暖的。——可是,对待老牛的态度,就是对待小牛的态度,当小牛生下来,虽说大家都是高兴的,但如何把这头生牛驯化成可供人役使的、听话的耕牛,就存在了不同的见解和方式。如此也可以说,之前的矛盾,虽然看似细小,却是之后矛盾的前奏和伏笔。一个关键而巧妙的安排是——作为驯牛行家的爷爷住在姑姑家,还生病了,而在他回来之前,以为暴力可以摆平一切的兴国却急不可耐地要把牛驯出来。由此,整个故事的矛盾框架便大致搭起了。

牛要听话,要成为耕牛,首先必须要做的是给它穿上鼻绳,或戴上鼻环,由此才可以实现牵一鼻而动全身,让牛老老实实地听话。可是,牛身上的肉并不只有鼻子一处,当牛身上所承受的疼痛过于剧烈时,它也会忽略鼻子上那一小块的,如此,迷信、依赖于牛鼻绳的兴国终于因他的暴烈而激发了牛的暴烈,牛在他手里失去控制,扯断了鼻子,制造了伤人事件。——牛的鼻子断了,牛就更不好控制,于是又为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一个新的困难,为故事的延续制造了另一个生发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牛失控的根本原因是兴国的粗暴,但其直接原因却是围观驯牛的村民因有人模仿兴国的口令而发出的群体的大笑——看客这一形象,不只以看客的姿态出现,还直接参与了剧情,激化了剧中矛盾,影响了故事走向,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增添了这部乡土作品的现代性和其份量。

断鼻,伤人,难以驯化的耕牛在主人眼里的价值迅速贬低,于是便有人要把它当肉牛给卖了,可是肉牛价低,于是这头生牛便闲了下来。——闲是作为劳动力闲了下来,作为一个反抗人类役使的“斗士”,它的“特长”却又在孩子们的怂恿下得到了发挥——他们拉它去和别的牛斗角,而它又总是常胜,于是名气更大——当然之前是恶名,而此时在看客们的眼里它似乎身披了一层朦朦胧胧的“英雄”之迷雾。——斗人便是坏牛,斗牛——也即它的同类——便成了“英雄”。总之,它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牛。这一节,看似题外之笔,其实不然。因为,一则它让这头牛的形象更加鲜活,使其悲剧性更加突出,二则它又引出了牛的第二次受伤,而这次同样地严重——被戳瞎了一只眼睛。这样,便又为“驯牛”主题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困难。到此,这头牛被驯化的希望更加渺茫了,那么,不把它卖给屠夫还能怎样?

戏剧性的是,这时,驯牛高手——爷爷回来了。——在整篇小说中,爷爷的缺席与出场,是非常高妙的一个安排,它既为兴国粗暴的驯牛方式提供了展示机会,也为爷爷的权威方式造出了机会,从而使两种方式得以有了一个对比。这样的结构方式让故事于从容中有了起伏,让一篇乡土小说有了传奇的特质,从而更具有可读性。——如果说可读性的制造是一种技术,那么在这种技术之下实现的兴国与爷爷的驯牛方式的对比便是哲学了——或许可以说,兴国与爷爷是生活对待人的两种方式:粗暴的与软磨的。或许由爷爷驯牛的成功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生命对粗暴有本能的反抗,而生活对人的软磨却终会使人屈服。然而,不管方式如何不同,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或泛指一切对手——服服帖帖。

围绕着牛的一切矛盾,都是人的矛盾。在爷爷驯牛的过程中,突然又转向了驯人——爷爷要让哥哥学耕田,而哥哥不愿——这一节既是故事的自然发展,也像之前看客形象的出现一样,又一次加深、加厚、加阔了小说的思想性。

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刚刚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高,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却已有了拒绝种田的意识。你可以说,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这种意识出现得有点早了,可是,这一情节放到这个故事中,却并不会有丝毫的违和感,反而直击人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从驯牛过程中看到了种田的艰辛,小孩子自然更有这个慧眼,同时呢,后来的大形势很快就证实了哥哥的预见性,而对于这一点,我们都亲眼所见,且印象深刻。——在那个时代,田园生活虽然看上去仍然平静、惬意,然而其中却已孕含了大变革的风暴,孕含着大的变迁。正如我们几十年来所见,这是一场传统与现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较量与嬗替。内中的矛盾——牛(作为即将被淘汰的工具)与人、村民与村民、新一辈与老一辈的观念的冲突等等,在这部篇幅并不长的小说中得到了多层次的从容呈现。——于平静与从容之中孕含风暴,这无疑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它的份量,和它的丰富性,是无可置疑的。

爷爷代表了一个终将逝去的时代,虽然他驯牛成功了。后一个时代的到来,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就像那头被他驯化的牛的命运——兴国用牛时,再一次以其狠毒惹怒了它,在被它顶伤后,歇斯底里地砍断了它的脚筋。于是,被驯化的生活——对,这时反转过来了,不是生活驯化人,而是人驯化生活——被驯化的生活再一次失去了走上常轨的机会。而这个结局,何尝不又是早有伏笔?于此,在爷爷归来之前搭起的矛盾框架便完整成型了。

断鼻,瞎眼,断脚筋,一头耕牛的驯化过程一波三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一个田园的旧梦,也在儿童视角的依恋与怀乡风景中凄然结束。你看这个故事讲完了,可是,仍有许多风暴鼓荡在文字与篇幅之中,并未因耕牛的被宰杀而泄去。——驯牛的矛盾解决了,更多的矛盾却起于青萍之末。这就是一部好小说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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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杂志“作家印象记”栏目:

 

 

恰似在你身上直捅了一刀

——陈集益印象记

 

/池上

 

最早知道陈集益,是在2010年。那阵子,我正尝试写小说,没事就在一些文学论坛上潜水。而“集益”这个名字,也就在那时进入了我的视线。我认识的人里,名字有“智”、“康”,或“财”的,但“益”的却只此一个。集益,集益,集思广益,想来倒颇有武侠里的“无招胜有招”之感。

之后的两年,我被夹裹在各种世俗琐碎之中,停止了写作,而“集益”这个名字终和其他作家一样成了一个抽象而遥远的符号,与我不甚相关。因此,当有一天,我同这个符号建立起了联系,并与之畅谈文学、生活,那种心绪的复杂程度,你可想而知。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容我将时间倒退,回到我和集益交流前。那时,我已经恢复了写作。有次,在《浙江作家》的微信公众号里“见”到了他。照片里,他蓄一头长发,脸上露出一种羞涩得近乎纯净的笑容;另一张照片里,他的头发愈长了,随意披到了脖颈处,他拿笔专注的神情,竟有些“病态”的美感;而他剃着光头的那张半身照,眼神中带着不羁,仿佛能洞悉、刺穿一切,更让我联想到了古惑仔。倘若再进一步观察,你还能觉察到这不羁中透露出了一丝困惑,对世人,对世界,乃至一切的一切,而这种本能而又执拗的不羁与思考,便构成了他小说中的原色。

《往事与投影》写于2002年。小说通过少年的一双眼睛,记录下了一个家族发生的种种事件。密集的疯狂、杀戮与死亡,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残忍、阴冷的气质来,颇具余华早期作品的神韵。后来由于生存问题停笔几年后,陈集益恢复了元气。其中,《洪水、跳蚤》写的是“我”的父亲被一九七三年的一场洪水夺去了健康,从此他要和疾病斗,和饥饿斗,和村子里的人斗,然而,最最不堪的是,他还要和其他男人斗——那些男人是他妻子的相好,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其他男人周旋以及睡觉。斗争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失败的。父亲在一次次地品尝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苦痛后,最终决定住到阁楼上去,他与老鼠、蝙蝠等生活在一起,只为了“眼不见为净”。可就连这样的日子都是种奢侈,由于妻子的改嫁,他连名头上那点仅存的尊严都被剥夺了,只得假借与跳蚤比赛“绝食”,在妻子的新婚之日凄凄然地死去。

个人在自然、社会的洪流之中是如此地弱小,可怜,读后不禁叫人长叹。小说里,我最欣赏的是父亲与跳蚤比赛“绝食”的那段。众所周知,小说家手里掌握着人物的生杀大权,掌握着各式各样的死法,然而,人物究竟是死还是活,如果要死又该怎么个死法,这其中又大有讲究。小说中,父亲的死被渲染上了一丝光亮——那只透明的、被我反复查看的药瓶,还有那只怎么也死不了的、最后不知所踪的跳蚤,为那个阴森森的阁楼、童年增添了一股童话的意味——但也恰恰是这抹亮色,使得父亲的死更具有了悲壮的意味,而集益的那种作为小说家的直觉和想象能力便可见一斑了。

如果说集益的这两篇小说偏写实,那么,他还有更多的小说则是将想象发挥到了极致,写实与幻想交叉进行,有时候,他也会将两种写法融合在一篇小说中,于是,现实的荒诞被放大了无比清晰、赤裸地呈现了出来。

《野猪场》中,“我”和中学同学一开始打算靠养野猪发财,然而,天不遂人愿,事情接踵而来:山上的野猪不肯配种,随后,承包山的主人牛化生中途归来不让他们养猪,好容易等到杂种猪出生、长大,它们却频频下山惹事,甚至还将另一个合伙人陈德方咬成了重伤……总算,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将活猪运到省城,却招致了更大的麻烦:野猪的后代们因为受了惊吓,在城市里到处逃窜,闯祸,而“我”和中学同学则因此锒铛入狱。集益像一个武林高手,在这篇小说里布下了一个个“连环套”,每次眼见着梦想近了,又破灭了,小说因此显得险象环生,往往以为快要写不下去的地方,又一次展开,也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推进中,小说显得越发荒诞了。

同样布下“连环套”的《吴村野人》中,既有对农村盲目开发旅游进行的批判,更有对伦理问题展开的思考。“蛮娃”是“我伯母”被野人强暴后生下的怪胎,野人的后裔,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我伯母”的儿子,陈集宝、陈集财的兄弟。且看这两兄弟是怎么对待他的吧。“蛮娃”在毫无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素来以他为耻,从来没有为他送过一次饭,做过一丁点事情;而当“蛮娃”成为了招揽游客的“摇钱树”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对他温柔半分,恰恰相反,他们训练他,叫他站军姿、翻跟斗,走钢丝,接飞刀、跳火圈、耍火棍,甚至表演吃活鸡。非人的生活使得蛮娃终于忍受不住,逃了出去,陈氏兄弟这才惶恐起来,而这惶恐无非也是怕这棵“摇钱树”飞了,他们再也赚不到钱了。小说至此,不由地叫人感慨,手足尚且如此,更况乎他人?各自打着小算盘,想要发财的村民,一心想要提高政绩的“我”的哥哥,和对“蛮娃”有着些许同情、但大多数时候只能自保的“我”,合成了一幅吴村的众生相。

在集益的笔下,乡村不是舒缓的,温情脉脉的,而是生猛的、血淋淋的,恰似在你身上直捅了一刀。而在他为数不多的城市题材的小说中,他更是将这一刀直指人物内心。

《恐怖症男人》的男主人公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因为工作受挫,他索性躲在家中储藏间的木箱子里,活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鬼”。面对城市的重压,个人是困顿的、孤苦的、不堪一击的,正如集益自己所说:对城市的感觉,是复杂的。我不喜欢城市,又待在城市。我想回到家乡,也越来越难,因为种地比清贫的写作还不如。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漂泊者’。我生活在一个别人的城市里,从来不曾感觉这个城市与我有关。”想来,《恐怖症男人》中的男主人公又何尝不是集益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

有次,我因为事情庞杂,打字一下子说不清,便语音了过去。过了一会,手机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集益的声音,他的声音是稚气的,带着点紧张,我甚至能感到手机那头的他有点不大自然。后来我才知道,集益不喜社交,当然也不喜各种酒局,在北京这样到处是圈子的地方,他更喜欢的是闭门不出诸如侍弄花花草草之类的事。所以,在他家的阳台上(当然是通过微信看到)摆放着各种盆盆罐罐,废弃的废油桶、塑料瓶,里头栽种了蔷薇、月季等植物。对于我这个植物盲来说,大概能认出的也就这两种了,我从不养花草,理由是怕麻烦;我也不养宠物,因为害怕由此而引发的生离死别。我总是自以为是地规避生活中的各种不幸,但当我看到这个男人像个大男孩一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自然世界”里的时候,我又深感自己错过了很多种幸福。

我还有一种想法,集益是否在和自然的相处中迸发出了灵感,进而写出了《青蛙》《长翅膀的人》之类的变形之作?这当然是臆测。《青蛙》里,“我”的表哥(即那只青蛙)一言未发,可是他的出逃,被杀却由“我”和其他的讲述者全方位地记录了下来。表哥为何会变成青蛙,小说交代得极为简略(这一点和《恐怖症男人》惊人的相似):我的表哥因为穷得养不活一家人,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卷起裤腿,捉了足足十来斤青蛙到城里去卖,结果表哥被警察抓住了,痛打了一顿,最后不知怎么的,他们还强迫表哥吞下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

关于这样的交代是否显得过于简单,我们暂且不论。集益的一个访谈里是这样说的:“在我的童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想不开,自杀或者发疯,是经常的事。”我想,集益在眼睁睁看着那些人发生不幸的时候,年幼的他小小的脑瓜里一定也无数次地为他们的命运感到哀叹吧。那么,再回过头来看《青蛙》里的这句话,我们也就可以探究到一种本质了:集益所要表达的表哥所遭受的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这种精神上的被惊吓、被羞辱,连同他变成了青蛙后,妻子改嫁所带来的男性尊严上的丧失合构成了他的悲剧。

《青蛙》中当然还影射了社会性的问题,那个导致表哥变成青蛙的警察,将这起变形事件同社会生存环境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最后这只由人异化而成的青蛙在一次盲目的恐慌事件中,就被人打死、吃掉了。正如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说的:“想象只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在集益的小说里,《洪水、跳蚤》里出现的特定时代的用语,《野猪场》里借由“我”的口喊出的心声:“呸!什么勤劳什么致富从来都是骗人的鬼话!我算是看透了,就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小赤佬要想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富翁的日子,简直就是痴人做梦!在集益的笔下,现实主义的写作也好,寓言式的幻想写作也罢,都不过是一个壳,他借着一个个的壳完成了心灵的书写,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症候。

有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集益竭力书写了一个个无比残酷、黑暗的世界,可小说中的人物却自觉地保持着一种逆来顺受的姿态。《洪水、跳蚤》里的父亲忍受着病痛、妻子的改嫁,躲到阁楼上,最后绝食而死;《恐怖症男人》中,男主人公遭受了挫折,便躲到了箱子里,过起了半人半鬼的生活;《吴村野人》中的“蛮娃”倒是实施了可怖的报复,但这种报复也是在长期的压迫下一点一点累积才爆发出来的,须知“蛮娃”最初不过是想要逃离,苟活下去而已;而在《长翅膀的人》中,集益少有地给主人公设置了一个美满的结局,“我”挣了钱,有了家庭,但即便如此,“我”也只能将翅膀藏起来,渴望回归那种自由自在,不需要遮掩的日子……

逃离和死亡组成了集益小说中人们对待苦难的一种方式。集益说,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却更愿意将之解读为他有一颗柔软的心。因为柔软,他才会潜意识里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世界的不公,也因为柔软,他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尽力保全自己,而非伤害他人。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集益微信朋友圈里的另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理了个短发,手里抱着女儿,眼里满是慈爱。是的,集益就是这样的人,他尖锐、犀利,同时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与悲悯,这几种形象矛盾而又统一地融合在他的身上,使得他的小说兼具敏感和厚度。

2011年,集益因种种原因第二次停了笔,直到2014年,他才重新恢复了写作。翻开集益的近作,《杀死它吧》同样延续了其荒诞的风格,阅读时,甚至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另一篇小说《野猪场》。相比《野猪场》,《杀死它吧》的切入口更小,集中地围绕“我们家”和一头叫“肥流油”的猪展开。

小说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但其间父亲回忆祖辈的那段话却叫人印象深刻:“吴村人的祖先,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活在木筏之上、洪水之中。你爷爷他们战险滩、斗恶浪,都是水性好、胆子大、不怕死的人。所以他们到达码头举着撑筏的竹竿上岸之后,不论在最昂贵的旅店,最大的赌场,都是尊贵的客人。因为他们腰间束着的是用命换来的钱,那是在大风大浪之中得来的,因此也就有理由大口地喝酒划拳,大把地下注……”想想吧,为生活所迫的父亲,在赶猪途中竟忆起了祖先们豪迈的生活,这简直叫人惊叹,又为之哑然。而小说的结尾,“我”听到水库的深处响起了刺耳的声音,抬头看见了传说中的柴油机船——“它就像天外来客,在很远很远的水面上,朝我徐徐而来”,又何尝不是“我”对过去河流没有被水库阻断前,那种自由自在的放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父亲的一种回应?

集益的另一篇新作《人皮鼓》则融入了他之前的打工经历。如果说,这些经历在《吴村野人》里是零碎的骨头,而到了《人皮鼓》中则彻底地变成了血、肉。它们是如此饱满、充沛,有好几处,我看的时候几乎就要吐出来(原谅我,那些杀人、剥皮的描写若电影画面一般,我实在没法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我和集益讲我的感受的时候,他一再地表示是不是吓到我了。事实上,对于此类暴力、血腥的文字(当然,前提是要写得好),我总是一边害怕着,一边又期待着,或者还带着些许激愤,《人皮鼓》带给我的便是这种感觉。

集益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详尽地写下自己的打工经历,这么多年,他始终都不敢直面那段过往。在阅读时,我仿佛看到他一次次地揭开自己伤疤,在键盘上一记一记地敲打下自己的文字。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诺贝尔受奖演说中提到:“对于一名作家,就是当一个作家经年累月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磨练自己的技艺的时候——他是在创造一个世界——如果他是从解开自己的秘密伤口开始的话,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他对人性赋予了最大的信任。”《人皮鼓》里的男主人公痛恨这个时代的污浊、不公,而当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时,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己所痛恨的那种人,他纠结、痛苦,但却无法阻止自己继续扭曲下去,小说也借此引向了对幽暗、复杂人性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么说来,我似乎看到了集益的转变方向。他就像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鸟,纵然踟蹰、迷茫过,但终究朝着地面俯冲下来了,而这尝试又焉不是下一次高飞的开始呢?

在结束这篇文章前,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有次,我和集益聊天,大抵是说了许多生活上的苦痛。待问他时,他却只回了句:“我经历的太多了,但和不能写作相比,都算不了什么。”那一瞬间,我被他的虔诚所打动了,亦深深地感到了羞愧。是的,集益和我一样都有过两次停笔,这中间所经历的痛苦和不舍我又怎么会不懂?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唯有写下去,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拿起笔,坚定不移地写下去!

——发表于《西湖》2016年第8期

 

 

 

 

妥帖之狠

——池上印象记

 

/陈集益

 

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害怕跟人聊写作。每个人对写作的认识千差万别,对作品的判断更是南辕北辙。我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唯恐自己判断有误,与人造成误解。所以我一直希望把自己关起来,拒绝与人交流。导致的结果是,我越来越拙于言辞了,读完一部作品表达出来的往往比较简单:“写得不错的,还可以。”“这篇写得真好,而且很克制。”“这个写差了,没有写出那种感觉。”——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需要进一步说明,我找不到词汇,仅仅心里会漫过那种感觉。读者是自由的,就像一个食客走进餐馆,满足了他的胃口,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当他觉得好吃,介绍人来吃,至多说:“这家店菜不错的,价格也合适。”

我遇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简单明了地评价作品的人,就是池上。有一天她在我微信上留言:“《人皮鼓》看得想吐了。”我当时被镇住了,她一句话胜过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因为一篇小说让人看了想吐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池上好,实在抱歉,一定把你吓着了。感谢你费时费力而且忍着不同口味读完。”我尽量不提“血腥”这个词,以免加重她想吐的感觉,同时又意识到这篇小说确实写得太悲惨了,我推测她没有经历过那种打工生活。她的感受是正常的。

在这之前,我和池上虽然是微信好友,但是没怎么聊过天。我只知道她长得很漂亮,是浙江近年冒出来的一大批80后女作家中的一位。我记住她名字是源于《收获》杂志发表了她的小说《在长乐镇》。那应该是她的成名作。我挺喜欢那小说,写一个心气极高的女人唐小糖,在小镇上过着一潭死水般的乏味生活。内心的不安分,与小镇生活格格不入,在她爱上了一个类似港片里阿飞形象的摩托车手后迅速发酵开来,她想要离婚,和摩托车手过日子。最终,那个“像风一样的男人”逃离了,而后,唐小糖望见远处向她驶来的大巴车,也离开了小镇。

接着,我又读了池上的《胎记》,同样写一个不满足家庭生活的少妇。这个少妇有点像进了城、人到中年的唐小糖,但她的名字叫卢心慈。她与唐小糖有着差不多的心理需求,但是年轻时的心气已经快没了,转变成了欲望的渴求,讽刺的是,小说结尾她丈夫也没能察觉她出轨,只在末了发现她除掉了身上那个胎记。与《胎记》写于同时期的还有《静川》。这篇小说里的乡村少女静川因为羞涩加上懵懂拒绝了男朋友的性要求,导致失去了男友,伤心之余嫁给了镇上的医生白头翁,并了解到了性之于女人的含义。

这几个小说的背景分别从乡村、小镇到城市,伴随着空间的演变,池上的小说风格也一步步得以确立:主要借助生活本身或延续的可能,有点“新写实”;主人公大多为女性,她们为生活为家庭为情所“困”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人物情感史代替了社会发展史;多篇小说通过性爱让人物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而性爱对于女主人公而言不单单是生理意义上的性爱,而是一种精神挣扎的行为;走不出的“困”是解读池上小说的钥匙(后来在她的创作谈里得到证实),因为走不出“困”,小说的叙述亦随之绵密幽深,略显繁复;虽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不妨碍作者情感带入,这无疑是含着体温、裹着气息的小说,但是读完之后,心里又有说不出的失落、惘然,体会到的是彻骨的寒意。

我本人特别不擅长写女性,平时也很少涉足“向内转”的写法。所以有一天,当《西湖》杂志联系我和池上这两个经历完全不同,写作风格迥异的人互写印象记,我没有多少把握但答应了下来。原因之一就是我想知道我在别人眼中是个什么样子;之二是我的小说一直没有多少人读,这不又多了一个被迫阅读的读者了嘛;之三是我想通读池上的小说,对我将来写城市题材、婚姻题材小说有所启发。这样,我又读了她于2014年之后写的《镜中》《春风里》《桃花渡》《这半生》。这几个小说依然是池上擅长书写的题材领域,语言风格同样温软体恤,丝丝入扣,但是作为主角的女性们起了些许变化,她们开始从心灵生活、情感生活,一步步走向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女人们所遭遇的伤害或苦难,不单单源自她们内心的“不作不死”,还来自于外部世界的侵袭与压迫。小说开始增加社会背景,拉长时间跨度,与社会各阶层人物发生纠葛,当一直被“困”的女人们在挣脱自身的牢笼之后,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牢笼。她们让我看到了池上在成熟,她已经不满足于让人物停留在一个层面上。

《镜中》写两个中学同学,女的穷,男的富,多年后,他们掉了个个,女的富了,男的却穷了。尽管社会地位的差距与财富的多寡,没能阻挡女同学对男同学一如既往的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保持着一种始终都没有向对方明确表示过爱”的默契,但是,那层捅不破的窗户纸始终也没能捅破。究其原因,我认为恰恰是因为两个人外在条件的悬殊,于无形中影响着他们再靠近一步,或者干脆说是社会阶层和由此产生的自尊心造成了彼此心灵的隔阂。这个问题在池上以往的小说中好像没有这样突出。当然,池上本人可能不赞同我这样解读,因为她始终是一个关注人物内心比关注外部世界更多的作家。但是不可否认,她的小说的确开始变得驳杂起来了。

《这半生》时间跨度大概有三十年,有多条线索交叉,主线写一个叫云惠的女孩读大学时“想要体验一种和从前不一样的生活”,去一家KTV当点歌“公主”,结果被一个有钱男人哄骗,陷入所谓的爱情漩涡不能自拔。这次感情受挫后来竟成了她的隐疾,“骨子里泛出一层气息,冰冷而决绝”,以至于她婚后身体排斥丈夫,家庭生活当然也就不可能和谐。离婚后,她把这种无法填补的爱转移到具体的对象——儿子身上,可是她又不得不遏制它的畸形发展,所以当儿子带着他心爱的女朋友回家时,她这才从幻梦中惊醒一般,变得歇斯底里。云惠的心路历程和生活遭际悲苦,虐心,她的悲剧按小说第一句话讲是云惠年轻时受过一次伤”,但这亦是她母亲高压教育下的一幕惨剧。总之,这篇小说里的三代人(云惠,云惠的离异父母,云惠的儿子)都生活在各自的不幸中且相互限制、折磨,都有着难以言说的隐痛,而池上显然清楚痛点在哪儿。

于是接下来的“印象”,——其实我很不想就这么通过读小说来完成对池上的“印象”,这是不是有点逼自己搞起理论来的架势?但是相比“印象”池上本人,我更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谈小说吧。《春风里》是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涉及工人下岗。小说中的女主角——水泥厂的工会主席林安娜,在工厂面临改制期间被多股力量撕扯,它们来自工厂领导层的男权统治,底层工人们对她的误解甚至侮辱,亡故的前夫留给她的家庭拖累,以及她对瘫痪在床的初恋情人沈世民的内疚。多年来,林安娜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抛弃沈世民开始一步步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为代价,往工厂的“上层”爬,她的忍辱负重,仅仅是想过上她想要的“幸福的生活”,然而现实却如同屋顶崩塌,一夜之间让她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如果说《这半生》里的云惠之所以越活越糟糕,与身处时代的因果关系不是很直接,那么《春风里》里的林安娜的人生境遇,则与本世纪初的历史紧密相扣。当最后她失去了所有,回到刚来杭州时的落脚地——春风里,回忆起自己和沈世民曾经在这里许下的美好愿景,读来令人落泪。——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池上其实也是一个下手很狠的家伙,只是她的狠没有更多地表现在故事表层,而是沉潜在人心最脆弱的部位,从不显山露水。池上是我阅读视野之内,少有的注重心理描写的年轻作家,她擅于紧贴人物,可以称之为贴心贴肺地捕捉人物内心的幽微,发掘出人物的精神隐痛,然后围绕它不断地铺展、剖析,以此一点点完成对笔下人物的“心灵折磨”。所以,尽管她尝试着让人物从幽闭空间走向更宽阔的外部世界,但是真正打动人的不是靠“正面”强攻现实,而是靠揭示人的心灵轨迹、灵魂挣扎。

我尤其喜欢《桃花渡》。因为这篇小说通篇是人物的内心戏,除此之外,它还将人物命运起伏、个体奋斗、荣辱沉浮,与戏曲兴衰、家庭变故等因素融合在了一起。女主人公身上有一种坚韧、执着的个性,她为了能够继续演出越剧《追鱼》,始终不断努力着。她因为热爱戏曲艺术而充实,又因为热爱戏曲艺术而坎坷,小说既反映出了戏曲艺术被裹挟进时代变迁与文明迭代而日趋衰微,也写出了人物命运在此种境遇下的跌宕起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小说整体有越剧婉约凄清的氛围,外部世界与人物内心相互映照,情节发展层层铺垫,矛盾纠葛细细编织,可谓引而不发,浑然天成。

池上在一篇访谈中曾经提及,她追求一种妥帖的语言。池上说:“这种妥帖的感觉,就是文字不会炫、扎人,而是仿佛衣服被熨烫得很服帖。……好比一个女孩子,她的眼睛、鼻子单独来看不一定很美丽,但是放在一起是那样一种妥帖、舒服的感觉。”这段话也适用于她对小说的整体把握,她的大部分小说是让人感到温润、妥帖的(比如《在长乐镇》《春风里》等等),就像西湖边的雨巷里款款走过的穿旗袍的女人,而这篇《桃花渡》做到了极致。

必须说明的是,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也喜欢那种妥帖而且精致的小说,毕竟我也是浙江人嘛。浙江人再粗糙,内心还是有细的一面。所以写到这里,其实我挺担心,我不知道池上看我的小说,会不会还有想“吐”的感觉。那种妥帖精致的小说我想写,但是写不出来。我只懂得暴烈,情节大开大合,不懂得把痛苦隐藏起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还喜欢把小说写得怪诞。如果要为我们的互写印象记打个比方:我是一个粗野之人,吃口味清淡的杭州菜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让一个优雅精致的杭州人,吃我做的重口味的烂菘菜滚豆腐,对方怕是接受不了。我记得在微信上曾向池上表达过这个意思:如果你看了我的小说有所不适,千万不要看完,读两三个了解一下风格即可。池上却留言:“乱讲,那我不也浪费你的时间?我们不要相互客套,因为本来就基于信任才互写的嘛。”又说,“像你的荒诞,我写不来,我缺乏想象力。”“我现在看我以前的小说,觉得写得太满了。”我回答:“‘写得太满’不一定就是缺点,比如说我就不太喜欢卡佛那种刻意的留白。”

于是我们也聊起,我的小说大多是采用第一人称写的,她的小说几乎全是采用第三人称写的,这个似乎很奇怪。还谈到各自喜欢的作家,池上喜欢门罗、杜拉斯、理查德·耶茨等等,我只零星读过他们的作品,而我读的比较多的是卡夫卡、拉什迪、君特·格拉斯那类作家。有一次,我大着胆子向她指出,你的写作是不是也很狠呢?!刚开始,我认为我是正确的,我们的小说其实都有些残酷,一个是折磨人物的肉体,一个是折磨他们的心灵,可过了一会儿我又嘀咕起来,称讲究“妥帖”的池上为“狠”是不是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她竟然承认了。她说“不温不火里有狠”,“温情中欲哭无泪”。这让我有些得意,留言:“原来我俩都是狠角色啊。”

手机屏幕上突然冒出一句:“靠,你没发现我的性格也很狠的吗?”

——我又一次被镇住了。

首先,我想到对方原来是一个凶狠的女人,有点害怕了。因为我确实有点怕那种女人。于是我的手指在离手机三厘米的地方犹豫,不敢点下去,……其次,她怎么说了一个“靠”字呢?一个漂亮姑娘,而且还是杭州人,不妥帖啊。……好在我随即意识到,她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后来我就认定是开玩笑的了。因为我在池上的微信上翻看了她的照片,一点都不凶狠的样子。相反,好像还有些单纯和天真。证据是:她有好几张自拍照,很有些搞怪的意思,显得没心没肺的。——但是如果真的是没心没肺之人,怎么会写出那么多自我折磨式的虐心之作呢?我这才发现我并不了解她,我了解是只是小说中的那些她罢了。

但是随后,我就发现她能写出那些虐心之作的原因了。她是一个内心极度纠结之女人。证据是:我偶然发现她发微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几分钟之内,她会将一条微信发在朋友圈,一会儿就删了,过一会儿又发上来另一条,但是就在我想点赞的片刻,显示已删除,再刷新,她又把前面那条发上来了,仔细看,文字和图片稍稍做了调整。我猜测这个过程,她一定经历了很多思想斗争。于是我想象着她极度纠结的样子,偷偷笑了。

就在前两天,当我完成上述文字后,读了她新写的小说《无影人》《梧桐树下》《蓝山农场1997》,对她的印象又做了一些补充:她实在是一个多面手。是的,她的写作存在着种种潜能。其中《梧桐树下》在小说的结构上做了大胆的探索;《无影人》文笔泼辣又节制,主人公(有点奇葩的兄弟俩)有点像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吴玄笔下的“陌生人”,但小说的意蕴得到了延伸,我读后有一种震撼;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小说的主角都换成了男性,人物塑造得有棱有角。而《蓝山农场1997》则出现了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视角的转换带来新的可能,池上同样做到了妥妥帖帖。

看到池上的写作于低调沉静中又踏踏实实地往前迈进一步,我为她感到高兴的同时,更觉得与她互写印象记是一件荣幸的事情。我已经开始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当池上的名字前被人加上著名的时候,我将跟着沾光。我将跟人说:“我和池上互写过印象记呢,而且你晓得伐?阿侬俩都属牛,都是巨蟹座。”

“难怪呢!”

只是,我不明白同样属牛、都巨蟹的人,为什么小说会写得那么不同。 

——发表于《西湖》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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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想象力能把故事推向极致

 

陈集益  梁帅

 

    梁帅:我听你说自己有8年的在外打工的经历,然后才开始的写作,我想知道这8年你都经历了什么,这些经历的生活直接促使你写小说吗?

 

 

陈集益打工8年是针对我来北京之前的说法,其实我到北京以后仍然在打工。我没有上过大学,户口还在老家村子里,说穿了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民,想找一份正式工作很难,所以我在北京也是给出版社、杂志社等等地方打工,相对那些“体制内人”而言就是单位最底层的临时工。但是比起当年,在一些私营企业、家庭黑作坊做苦力,情况稍微好了一些。我19岁就离开家乡走向社会了,种种原因命运多舛,一直处于半漂泊状态。二十出头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在温州打工,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对新兴的老板阶层好没有什么法律上的约束,许多老板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克扣工资,这样一来,我就经常生活困顿,也经常跟老板打架,不断地失业我最穷时半个多月身无分文,挨饿,在公园与马路边广告牌后面过夜。我那时愤世疾俗,精神抑郁,思想有些激进,平时爱听崔健等人的摇滚乐,梦想是组织一支摇滚乐队,为底层呐喊是当时最大的理想那时候听歌得买磁带,拆开封皮,歌词就印在背面。我的写作是从听崔健、何勇、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等等磁带模仿写类似歌词的文字开始的。时间一久,我仿写“歌词”的过程等同于最初的文字训练。

我真正接触“文学”,是在1998年。当时我结束了温州、杭州的打工生涯,呆在自己家乡金华某工厂当炉工因为闲暇时间比较多,加上由我哥哥带路,认识了金华市文联的一位作家蒋启倩,她看过我写自己打工经历的文字有些感动,出于对我的帮助,推荐我去杭州的一个文学讲习班学习。我那时除了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小说散文,对其他文学作品一无所知。所幸在班上,我听到了王彪、洪治纲、吴亮、盛子潮、任峻等人的讲座,简直脑洞大开,回来后就去图书馆借文学书看,看了一两年开始尝试写小说,但是小说风格还是受摇滚歌词的影响比较大。或者说我的小说最初类似摇滚的嚎叫是我内心情绪与价值立场直接的体现。后来,写作慢慢得内敛规范了一些,它引领我从狭隘的愤世嫉俗走向更广阔的悲天悯人

 

    梁帅:苦难是我们的写作资源,但说到苦难,我们这一代,也很难切肤体验到经历过改革开放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但社会在前进,精神生活中的“苦难”也随之而来,这一代作家在解剖精神磨难的时候,做出了不少努力,其中也包含您的作品。您对苦难的理解,是怎么样的,自己切身经历过吗,无论肉体还是精神方面的。如果有,又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陈集益苦难不是计量单位,不能简单比较,应该说每代人各有各的苦难,都很沉重。就我而言,我想起贫穷的童年,洗脑的教育,理想的破灭,被故乡驱逐,在城里受难,前途无望,无力抗争,那种压抑绝望,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感到窒息、暗无天日。有时候我想,苦难施加于人的程度可能跟受难者采取应对的态度有关。比如说,有一种苦难是社会迫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被迫卷入其中,假如他(他们)采取默认、屈服甚至主动奴化,可能苦难于他(他们)就会削弱了许多。你提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我确实没有体验,但是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是顺从了国家意志的。鲁迅有一个著名的“铁屋子”隐喻,借用这个隐喻,我们旁观同处“铁屋子”中的人们,会以为他们身处一样的苦难中,但是具体到屋中的每个人,承受苦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同处于当下吧,有些作家面对社会现实会感到良心不安、灵魂疼痛,但是也有些作家审势度局、阿谀奉承,不是混得很好吗?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直面苦难。甚至有些苦难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作家应该是那种人,哪怕生活优裕婚姻幸福事业有成,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会有“苦难”存在,或因为“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或因为无法解决人类某些永恒的精神困惑,即你所说的精神上的“苦难”……

我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苦难与精神苦难的双重压迫。我从事写作主要跟我反抗苦难、不甘屈服有关,所以我的小说情绪一般是激愤的,主题是外露的,风格是悲怆的,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表达方式有点像像当年的摇滚歌曲《一块红布》的风格,比如《洪水、跳蚤》《野猪场》《城门洞开》《吴村野人》《第三者》等等,我希望小说能反映出一个大时代的征候,时代裹挟下人的普遍的生存状态。当然,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否适合,是否有损于小说的艺术质感,我也一直在怀疑,但是心中有话要说时,喊,依然是我选择的手段之一。

 

    梁帅:中国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先锋小说写作,但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先锋的潮流已经过去,先锋作家的在写出来的作品似乎也不那么先锋了,但先锋小说对我们的影响还在,马原,苏童,孙甘露这些作家的作品我都仔细阅读和喜欢过,你感觉先锋小说是否也影响过你的写作?是利是弊?

 

陈集益:我无疑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有这样的文学经历。并且内心会有一个情结(好比一个人的初恋情结),那就是总想写出跟目下流行的现实主义不一样的小说,不甘与主流文学随波逐流。可是文学界不见得就欢迎有探索性或者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品,于是较长一段时间,一些没有赶上趟儿、坚持先锋写作的后来者被文坛冷落一边。更让人尴尬的是,当年我们追随的那些所谓的先锋派作家,他们自己都改旗易帜放弃先锋了,弄得我们这些追随者们有点儿茫然无措、很想骂娘。但是不可否认,一个人于写作之初受到过先锋文学的滋养,是幸运的。因为先锋文学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反叛精神,孤独偏执的姿态,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文学立场。真正的先锋应该是精神层面上的,是一种审美上的前瞻,是敢于对世界发出不同的声音,或者敢于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越雷池一步”这是一笔有利于我们将来成为“大作家”(假如你有这个雄心的话)的文学遗产,至少格局不一样了吧。

具体到先锋文学与我,以及当年的先锋派作家继不继续先锋,并不影响我未来的写作。我到今年才总结出我为什么热衷先锋文学,或者说为什么会有人说我的小说写得有点怪诞,貌似先锋?主要跟我的写作背景有关:一是我的文字训练最初脱胎于摇滚歌词,摇滚乐是一种打破常规、破坏秩序的音乐;二是我的小说表现手法早期受卡夫卡影响较大,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对我影响深远;三是目前的报刊审查制度逼迫我采取“先锋文学”的样式伪装文本,将敏感题意匿藏或弱化。——这第三条理由听起来或许有点费解,其实不然,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很多题材是书写的禁忌,为了小说能够顺利发表也只能采取寓言式的写作,将真相以象征的、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青蛙》《天堂别墅区》《吴村野人》《特命公使》等小说是这方面的尝试。所以,先锋文学在马原他们那一代,可能更多的是单纯的文本形式的革命,小说内容往往与现实离得较远,而在我这个年龄的后来者的创作中,开始将它转变为为表达内容服务的文学手段。不如此,我们很难书写历史。

 

    梁帅:我看到有评论说你的“父亲系列”的小说中,有集权和强权的阴影。强权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压抑,扭曲和把一些事物变形,你怎么体这种压抑。

 

    陈集益:“父亲系列”我好像写了《洪水、跳蚤》《离开牛栏的日子》《城门洞开》《哭泣事件》,可能还有其他,相对我自己某些荒诞色彩比较浓的小说,它们有相对扎实的写实主义功底,故事背景都与吴村有关。那是一个极度封闭的小山村,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它被一个巨大的水库人为地封锁在大山里。在水库建造之前,山里人主要靠贩卖木材为生,当洪水来临,预先扎好的木筏竹筏顺流而下,最远能漂流到钱塘江直达杭州——因为那时候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水库(现在叫千岛湖)同样不存在——所以我们山里人也都是见过世面的,日子也过得富裕。无奈等我出生时,水库阻断了一条河流的流淌,没有公路,不通电,出不去,进不来,粮食难以自产自足。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地痞,莽夫,无产者等等人物,控制了这个村庄。我写父亲,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家庭与社会的纽带,社会生活可以通过他反映在家庭生活上”。另外,由于我在小说中对那个封闭环境一次次反复书写,可能容易让人产生“集权和强权印象吧。我愿意将吴村看作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发生的一切,我曾亲眼目睹:血腥,愚昧,蛮横,强权,阶级斗争,窝里斗,等等,都客观真实,但是我采取的体现方式,其实我在上面那个问题中已经谈到,是“寓言式写作”。

 

    梁帅:我感觉《野猪场》《吴村野人》还有《长翅膀的人》就是颇具隐喻意味的“寓言式”作品。那么如何在一个现实故事里,产生出一个大的隐喻或者象征,让故事升华为寓言呢?

 

    陈集益:我个人经验是将一个你要书写的故事借助想象力推向极致,随着想象力持续推进,故事情节不断地向现实的边界扩延,在即将跨越写实的那个临界点上,现实好像要展翅飞翔起来,这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隐喻、象征等等效果。不论是你提及的隐喻、象征或思考,都伴随着想象的推进产生。其最关键之处,是要把握一个推进的度,不能让小说失去真实与虚构平衡。

 

 

    梁帅:目前为止,的写作满意吗?请谈一下最满意的作品?

 

陈集益对自己的写作不上满意。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试图表现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时,采用的什么隐喻之类的手法,多少是没有勇气直接揭示真相的无奈之举,这种旁敲侧击终究是旁敲侧击。当我在书架前面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感觉自己如此渺小,简直无地自容当然,相比国内某些没有底线、歌功颂德的作家,我无疑还是有所坚持的。我有一小部分作品,它们没有给我丢脸。不过由于工作忙碌,最近两三年我都没有怎么写作了。以前的作品已经基本被人遗忘。最近的作品就一个《人皮鼓》还拿得出手。这个小说是我第一次直面自己的打工生涯,对我自己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为写作的出路问题苦恼很久,在创作思路比较矛盾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在写作时,比如我认为这篇东西是想写出来发表的,就力图让它四平八稳的,之后又觉得自己太势利了,就会写一篇不想发表的东西来补偿,这时就会用力过度,小说的面目狰狞、难读。通过这篇小说,我重新调整了写作的心态我要做的就是遵循自己的内心,竭尽所能写我自己想写的小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域和创作技巧,写我认为能靠近甚至超越心目中“经典”的小说,如此,就足够了。

 

梁帅:你其实一直是那种“离群索居”式的作家,你有自己的写作套路,不跟从主流。但是,就算你能做到背对文坛,你的文学却是要面对读者的,这个没有办法回避。读者往往喜欢从小说中看到“故事”“主题”,您有多年的写作经验,您觉得故事和主题这种东西,对小说来说很重要吗?

 

陈集益在西方小说中,特别是后现代小说,好像就没有什么故事和主题。国内先锋文学盛行时期,很多探索小说都不讲故事,也摸不清它的主题。这些小说中,有非常优秀的传世之作,当然也有故弄玄虚的伪作。总的说来,“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样的写法套路都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传统与先锋,这个流派与那个流派,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就看你写得好不好,对文学这门艺术有没有提供新的贡献,哪怕提供一个别人没有写过的人物,一个思想,一段精美绝伦的文字。我自己的写作,还基本保留了人物与故事,可能有些故事讲得不那么顺溜,或者为掩盖主题故意颠来倒去,但是我确实很少写没有主题的小说。倒不是为读者考虑阅读习惯,而是没有主题,不知道怎么组织几万字的文字。

 

梁帅:也有作家强调过有中国味道的小说,今天的小说,是从西方发展过来的,小说使用的语言虽然是汉字,但也是改造过的中国文字,我们在看民国一代的作家作品的时候,很多小说的语言,包括鲁迅先生的语言都很有中国味道,后来的作家,阿成的小说也有中国味道,你觉得中国味道,除了语言上的味道,还会有哪些体现?

 

陈集益:我不太喜欢官方舆论倡导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之类的提法,人类的经验与艺术的方法应该都是互通的,没有必要鼓励大家穿上唐装、抹上胭脂、端起一副架子,倒是你提到的“中国味道”好像更亲切、也更包容一些。中国人骨子里有自己的“味道”,这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不必担心穿西装的中国人有一天变成了白种人,但是也好像没有必要特意将它拎出来说吧。我个人比较推崇文学风格的多样化,每个作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各写各的就行,一旦过分强调某一种需要你去趋同的东西,特别是一阵风一样刮过来的概念或者口号,就值得警惕。

 

梁帅:你最近在阅读什么书,给推荐几本啊。

 

陈集益:说来惭愧,我因为工作实在太忙,加上年轻时没有养成阅读习惯,读书不是很多。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说早在20岁之前,就读了上百本名著,可我到现在也没有读《安列·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总是被打断今年我一口气读完的是拉什迪的《午夜之子》,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百年孤独》《铁皮鼓》相媲美的巨著。我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写出这样一部巨著,那么死的时候就无憾了。

 

载于《北方文学》2016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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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2016年第2期

 

中篇小说 

出京记/33  荆永鸣

霾永远在我们心中/4  晓 航

唱晚/73  畀 愚

杀死它吧/174  陈集益

 

短篇小说

蒸锅与古琴/108  邱华栋

佐敦/168  周洁茹

一次出游/190  陈蔚文

 

小说新干线

跟踪(中篇)/137  祁 媛

脉(短篇)/155  祁 媛

迷失的美(创作谈)/165  祁 媛

虚幻的诗意与诀别的魅力(评介)/166  孟繁华

 

思想者说

守住秘密的舞蹈/57  韩少功

 

会 饮 记

坐井/68  李敬泽

 

散  文

石头、剪子、布/ 120  周晓枫

阳光之卵/132  格 致

孟良崮/198  朱以撒

袁可嘉故里行/201  黄咏梅  梅  驿  李约热  方向明  阮万国

 

科技工作者纪事

神秘园的守护神/209  亓  昕

 

诗  歌

高歌的人拎着嗓子/223  沈浩波

于坚的诗/226  于坚

山中/229  张定浩

松诺的蝴蝶/231  阿 华

诗意洞庭/234  谭仲池  梁尔源  车延高等

 

其  他

“中国·李庄”杯第十二届“十月文学奖”获奖篇目/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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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2016年第3期上半月目录

小说

精选头条

旅途/衣向东

中篇佳构

得一(中篇小说)/唐诗云

实力短篇

凶宅幽灵/陈集益

穿过沙漏/文西

散文

新写实

弹指拈花/李学辉

博士论

与司马迁书:荆轲并未刺秦王/朱零

90后推荐90后

百合学家/三三(女)

抢面灯/周朝军(男)

同文馆

小若(散文)/(台湾)方粲文

跨界

我的网络淘书生涯(散文)/王惟农

手稿

炸裂志/阎连科

汉诗

短制

90后女诗人小辑/廖莲婷、若颜、胡游、庄凌、徐晓、向茗、徐方方、玉珍、顾懿初、高短短、黎子、蓝格子、乐缪

民间诗刊档案

《卡丘》/周瑟瑟 朱鹰 等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还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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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作者:陈集益 版面:第B2版 制作:吴春琴 时间:2015-10-16
作家档案: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高中毕业后曾四处打工,做过多种苦力,2002年起“北漂”至今。曾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写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大家》等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12-2014年度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著有小说集《野猪场》(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长翅膀的人》。


    我又有两三年时间没有写作了,每次停顿后,恢复写作都会遭遇困难。这时候,我都要找出几本书重读。这其中包括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塞万提斯、君特·格拉斯、哈谢克、果戈里、布尔加科夫、余华等人的书。我喜欢找带点儿胡思乱想、构思奇妙、有幽默感的书来读。其实我的书柜里没有多少书,我喜欢的这些作家的书我也没有买全。既然这样,当我决定重读他们,倒也快捷。根据以往经验,我在重读一遍后,基本能找到叙事的冲动。我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是看了这些书学习写作的;原因之二是我本人就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不喜欢被规矩约束的人。
    我曾在《插在地上的刀子》一文中“供述”我的写作起因。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深,一是崔健,一是卡夫卡。我形容崔健是我的文学启蒙,“教会我如何面对我们这个时代,还教会我如何去看待这个时代”;卡夫卡则教会了我如何写小说。——其实我还应该谈及余华的,谈及他可能更完整。因为崔健和卡夫卡影响我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也就是精神资源,而余华对我的影响是写作技巧上的习得。他的小说对我有范文的作用。因而,余华的小说我是经常放在书桌上的。比如,他是如何做到小说中读不到浙江方言,但是小说氛围具有明显的江南气息的;比如,他是如何让情节夸张至戏谑而又不失其真的,读者为何要信服他的这种夸张呢?总之,就这么具体。
    余华除了写小说,还发表了不少随笔、演讲稿、访谈录、前言后记之类。从他的随笔中,我知道音乐与文学如何建立联系,知道高超的小说家如何心理描写,等等。虽然余华早期写下的一些文论,到了他年纪大了以后,他自己把自己推翻了(比如关于小说中要不要塑造人物),以至于把我搞得有点晕头转向,但是我依然喜欢他。比如有一年,他推出一个“推土机”理论,我就觉得挺牛的。在这个“推土机”理论出现之前,我一直在写那种很笨重的中篇小说,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看到这个理论后,我就跟得到了某种鼓动似的,以至于我的中篇小说在情节推进上一点都不想偷懒,字数都在3万字到6万字之间。
    后来情况却发生了改变。不是说余华的改变。而是我自己。我本来是个边缘作家,从一开始就是,自己也准备一直边缘下去,保持个性。可是由于虚荣心作怪,还有工作环境的改变,让我一下子变得功利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那时虽然发表了不少小说,可是我的小说几乎没有被选刊选载,也没有进入年选、排行榜之类,本来我对这东西看得很轻,可是这时候我恰恰进了一家某作协主办的文学杂志做编辑。这家保守且平庸的杂志,对编辑的考评只有一项标准:你一年内编发的作品,被选刊选了几个,入年选几个,得奖几个,被著名评论家评述几个?然后按此领赏。我是个应变能力很差的人,为了在这个集体里混得有点面子,时时刻刻把这个标准放在第一位;而那些作者呢,他们也是如此看重这个,常常盼着能被选载得奖之类,以至于我也渐渐往这个套子里钻。比如,编发什么样子的稿件比较受外界关注呢,把握什么分寸不会触及宗教政治呢,等等。最终,我在业余时间准备写点自己的文字时,脑子就有点不对劲了。
    上述一段可能有“自己拉不出屎怨茅坑”之嫌。但是必须承认,功利思想对意志不坚定的我的创作伤害至深。意识到这种伤害后,我就写不出小说了。这就好比一个天真的小孩,趴在河边玩沙子,他用沙子堆砌了一座城堡,他乐在其中。可是有一个大人走过来,告诉他,你这样堆砌城堡纯属浪费时间,因为早晨河水上涨会把它冲垮,你如果要想城堡不被冲垮,最好用石头给它垒一道堤坝。小孩堆砌沙子本来没有目的,但是大人的话也的确有道理,于是他开始给城堡垒堤坝,垒完堤坝,又觉得石头也会被冲垮,最好往石头缝里灌点水泥……
    这件事让我明白:每个人的写作是极脆弱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就格外爱惜起自己的才华来。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也不再刻意阅读什么选刊、年选、走红作家、获奖作品。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想写作也是这样的。我很庆幸,我的写作已经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在我的书桌上,趣味相投的“老朋友”们又回来了(当然也有新朋友加入,比如拉什迪、胡安·鲁尔福、科塔萨尔),看到他们,我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谦虚,虔诚,心悦诚服,又野心勃勃。

一个一本正经的荒诞者

作者:谢宗玉 版面:第B2版 制作:吴春琴 时间:2015-10-16
    “表情羞涩的人,往往内心藏着风暴。”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鲁院读书。这句话我是跟哥们瓦当说的,指的是另一个哥们陈集益。几年过后,我又说了一句话,“而我有些同学也许一辈子都获不了鲁奖,但这只是鲁奖的遗憾,而绝不是他们的遗憾。”说这话的时候,我头脑中呈现出那些生动的面容中,就有笑意盈盈的一张是陈氏的。
    我在鲁院属关门闭户型的,以致女生们提到我时,居然想不起名字,只说“就是那个关起门来养螃蟹的怪人”。是的,秋游白洋淀,我的确带回来了一只螃蟹。我把养在脸盆里,喂它中秋时剩下的月饼,它吃得很给力。但吃着吃着,八条腿就软了,掉了,结果只剩一张躯甲,像被吕后摧残过的戚夫人,我不得不把它扔掉。除了养螃蟹,我还结识了一位人高体瘦脸黑的兄弟,他就是陈集益,一个谦虚谨慎的好人。
    按说,由于我们都是封闭型人物,结识的概率,比其他同学要低很多。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我评努力巴嘎的文字,对我说:“你评得太到位了!我也非常喜欢努力巴嘎的作品!他的东西太棒了!”表情羞涩而激动。就这样,我们在鲁院昏暗的走廊上为一个至今仍没什么名气的作家激动了半天。秋阳隔着走廊尽头的脏玻璃射进来,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像两根面条。
    现在想来,其实没有努力巴嘎,我们也有可能会相识,说到底,我们平静谦卑的外表下,都有一颗荒诞的心啊。我想,我独自关门养螃蟹的生活,给集益兄整合一下,加点虚构,就会是一篇很不错的荒诞小说。
    是的,陈集益同学就是这样一位荒诞者。一位能随时随地发现荒诞、发掘荒诞、提炼荒诞、总结荒诞的怪客。我现在仍然记得读他的作品《野猪场》时的情景,那时小说虽然还没发表,但已经成了我们同学争相阅读的“宠儿”。如果说,在这之前,我们班还没有出现一篇让班上六零、七零、八零后作家都折服的作品的话,那么他的这篇小说就是了。多奇特的构思啊,多野蛮的想象力啊,多一本正经的语言啊,多么荒诞的情节啊。人类的所有人生,仿佛就被他浓缩在这个野猪场了。人类就是一群朝着利益进化的野猪,却一直进化得不成功。进化的过程让人回想一下,就要发疯。最后都不知是人在养猪,还是猪在折磨人。关于这个小说,我与集益兄私下里探讨了很久。从这个小说中,我发现集益兄有一双透过平庸现实发现荒诞本质的火眼,有一支真伪难辩拙中见巧颠倒众生的怪笔。
    如果说,陈氏当年的小说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收敛含蓄,主题有些外露。这使得陈氏荒诞小说有时流露出了杂文的某些气质,从而冲淡了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现在,当收到这本以《野猪场》命名的中短篇小说集时,我发现,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集益兄像一列战车,正轰隆隆在通往荒诞主义大师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这几年,他攻城掠地,在《人民文学》《十月》《钟山》《天涯》《山花》《中国作家》等优秀的文学期刊上频频亮相,引起了国内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中国根本不是搞先锋文学的地方,文学期刊为了市场,不得不向肤浅的读者献媚,从而逐渐失去文学应有的品质,如果不是编辑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实在不忍割爱,他这些不向市场低头的作品是断难刊登出来的。对先锋派作品而言,能够刊登,比获一个文学奖更难。借一句时髦话来说,真希望他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不抛弃,不放弃”。说到底,文学不能降低要求适应读者,文学的使命在于提升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水准。文学家绝不是长袖善舞的家奴!
    现在来说说陈氏小说的语言。可以说,集益兄并不是一个以语言见长的作家。相对那些运斤成风的作家来说,他甚至有点笨拙。但他的笨拙里,却显示出一种特真诚的成分,他一本正经地叙述,不耍半点奸巧,让人感觉他就是在说身边的真人真事。笨拙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韧劲和耐性,仿佛如果你不相信他,他就要把每一粒文字血淋淋的心脏挖出来给你看,让你体验到文字本身的耿直与诚意。很显然,读集益兄的文字,感觉不到某些作家那种花团锦簇般的香暖,只能体会到“郊寒岛瘦”式的瑟萧。
    集益兄的小说走的虽然是荒诞的路子,但他几乎每篇小说都是从写实开始。由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最后到荒诞主义。过渡得悄无声息,天衣无缝。甚至大多数读者会干脆认为他就是现实主义,他就是在描写人间这些似人非人的遭遇。事实上,由于在写作之前,集益兄到处飘泊,四方谋生,尝尽人世百味,他的确能把现实主义的细枝末节巧妙地聚拢在荒诞主义的主题之下。这种功夫,是国内八九十年代那种一味蹈高骛远的新先锋派作家所不具有的。正是通过这种功夫,集益兄在新世纪的中国,引领着一种新的先锋小说潮流。
    眼睛稍陷,鼻子欣长挺直,脸部削峻清瘦。这时候拿出与集益兄的合影看,我发现他居然有些像卡夫卡。特别是眼神,流露出的那种冷冷的、怯怯的光芒,既深邃,又迷茫的样子,真的很像卡夫卡。而且他小说的行文风格和故事的走向似乎也与卡夫卡像。《洪水·跳蚤》里与跳蚤绝食比赛的父亲不就像卡夫卡笔下饥饿的艺术家吗?而《恐怖症男人》里那个准备在一个木厢里呆一辈子的男人,不就像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人吗?还有语言,也与卡夫卡那种绵里藏针、荒诞天成的文风很相似。貌似笨拙中庸,而其内在逻辑却异常邪乎,就像一根巨大的龙卷风,神出鬼没地在天空搅来搅去。如果说,报告文学的语言抵达故事的表皮就可以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深入故事的肌肤就可以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进入故事的血脉和骨胳就可以了,那么荒诞派小说的语言非得要进入故事的神经系统不可。让人找不到规律,摸不清头脑,但读起来,却如牛毛般的花针,扎得心灵到处都有痛感。当年我读努力巴嘎的小说时,就有这种感觉,而现在集益的小说让我重新拾回了这种感觉。记得我曾说过,看一部电影或一部书,最让人享受的表情,就是眼眶里含着泪,却绽开一脸怪诞的笑容。看集益兄的小说时,我就是这么一副怪吓人的表情。我一边捂着嘴巴嗬嗬地笑,一边眼泪却又止不住地涌上来。说到底,荒诞派小说的语言完全是以思想取胜,靠思想作为语言的内在逻辑,以推动故事前进。如果说大多数小说家把文字装饰得像一个个陪嫁的伴娘,以便把小说嫁出去的话,那么荒诞派小说家则是直接将文字杀了,取出它最精华的睾丸连成一串,作春药卖。嘿嘿,这一串黑不溜啾、皱皮兮兮的东西,就看你识不识货了。
    对后辈作家而言,模仿大师的语言,当然好。但模仿大师的小说情节的某些走向,就不是那么好了。细细想来,陈集益小说的主人公,最后大多数是疯了,或者在疯的边缘;再或者惨死了,或者在惨死的边缘。这只能说明陈集益的小说构思拘泥于某种框架,还没超脱出来。要知道,现在社会最荒诞之处,还不是把正常人一个个逼疯,而是“疯子”一个个以正常人的面孔出现,身居要职高位,披着各种精英头衔,呼风唤雨,为所欲为,改变社会,折腾人类。正如我评福柯《疯癫与文明》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研究的人类疯癫史,只是人类的小疾,是一种表象,类似于疥疮的一种,而人类骨髓深处的疯癫却是那部文明史。集益兄的题材视野是否可以放得更宽广呢?
    集益兄的小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绝大多数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而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往往最先是作者自己的心灵受到了损害,再以自己之伤,来揣摸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伤。就像金庸所说的“七伤拳”的修炼,以伤己,而伤人。所以那一个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无论怎么变化,但作者柔弱而受伤的心灵却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集益兄是在用自己的血、恐惧、梦魇、伤痕、幻景和绝望在写作。我希望认识他的人,都要善待这个心思比蚕丝都细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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