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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2009-05-21 14:45:41 作者:黄秀丽
一群以社会学专业为主的北京高校学生,他们帮猝死的农民工家属,与建筑商谈判赔偿;帮工资过低的农民工谈判合理薪酬,在谈判成功后唱起《讨薪之歌》。他们看到了以前所无法想象的农民工生态……
“五一”劳动节后的一周,2009年5月8日晚,北京近郊“西山华府”马连洼工地的8名工人拿到了44天的工资。欠薪、讨薪、妥协,这是一出在建筑工地长盛不衰的戏。不过,在马连洼工地上,戏的主角除了工人外,多了20名大学生。
张慧鹏,北京大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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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对河北地下主教被捕表痛心
梵蒂冈主理中梵关系的委员会对河北正定地下主教贾治国再次遭到逮捕的消息表示“深感
痛心”,并称这对中梵对话构成了障碍。
梵蒂冈星期四(4月2日)发表公告说,教廷'中国教会问题委员会'对贾治国主教再次被捕,
以及其他神职人员'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力和限制'表示不满。
公告提出,教廷希望在与中国的神职人员和宗教工作者的接触过程中,推动他们提高自身
的人文、知识、灵修和牧灵教育水平。公告称,在这一背景下,对贾治国主教再次被捕的
消息'深感痛心'。
据意大利《亚洲新闻》报道,北京时间星期一(3月30日)下午,74岁的贾治国被5名警察
从家中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贾治国被捕的当天正值梵蒂冈'中国教会问题委员会'三天会议开幕之际。
教廷公告说,这种事件'为与有关当局的对话气氛制造了障碍',而教皇本笃十六世在200
7年向中国罗马天主教徒发表的牧函中曾表示,中梵对话的愿望可以推进。
《亚洲新闻》报道称,几个星期以来,警方24小时监视贾治国,阻止他跟'官方主教'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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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根源——揭开建筑业拖欠工资的面纱(转载请注明出处)
潘毅
“我们连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给老板干了活儿,就能拿到工资……我们建筑工人不一样。我们就像贱民,低等人。我已经给老板干了286天了,还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我在这儿等工资,就只能碰运气。”逼近年关的严冬,建筑工人老陈和他的工友却滞留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工地上为工资发放问题焦虑不已。
老陈来自湖北农村,年初跟着同县的包工头到北京打工,口头议定一天工资五十元。每做一天工,他就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下时间和工作内容。记录与日俱增,而报酬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记到第286天的时候,除了每月两三百元的生活费,他一分工钱都没有拿到。
老陈的经历并非特例。今年是温总理替农民工追讨工资的第六个年头,而建筑工地上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六年来,房地产建筑行业作为三驾马车的经济贡献备受瞩目,而这种经济增长背后肆无忌惮的资本积累,及其对建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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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天不发一分钱,民工猝死工地宿舍
安全帽志愿者 胡未名
听说父亲出事了,潘金芳和丈夫连夜从湖北老家赶到北京。没想到她再也见不到父亲的笑容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身体一直很健康的父亲会猝死在工地上。
就在3月21日下午一点半,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马连洼的建筑工地上,57岁的潘志源猝死在宿舍里。死的时候,身上只有一块五毛钱。
和潘志源一起打工的弟弟潘志胜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是干杂工的,这么大(大概四个拳头大小)的一个大锤,分给他一块大石头,今天必须砸完,不然今天就没有工钱。砸的热了,他就把衣服脱了,心口有点疼,回来洗洗就吃饭。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咳。我们是早上5点半点名,6点上班,我们早上跟他说,要不要去看病,他说去,我就说班长我哥病了今天不能来,他就吼了一句‘我知道了’!”
等到中午11点半收工,潘志胜回到宿舍,发现哥哥潘志源在痛苦地抓着墙,喊他名字也没反应,潘志胜见情况不妙,就赶紧找班长要钱,班长不在,他就找了一辆出租车,等了半小时才过来,把潘志源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了一个小时,最终也没能挽回潘志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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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优酷上做了高校跳楼自杀的专题,自杀的数量触目惊心。这样还是除去其他方式的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得到的结果。这个现象让人不安。据统计,中国的自杀率相当高,尤其是按照人群划分以后,某些人群的自杀率尤其的高。农村比城市高,农村里妇女比男人高。如今,高校自杀现象愈来愈严重,虽然现在我也没有详细的数据支持上述说法,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在我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在2003年,一连串自杀事件以后,政府对于高校自杀现象的干预突然加强了。武大设立了心里咨询中心,每栋宿舍楼的每一层都安装了带宣传功能的急救箱。那时候我的信息范围还相当局限,但发生在武大的自杀每年也都会听说。来北京以后,周围的高校不断传来这样的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消息。包括北大在内,今年自杀的又有好多例,研究生和博士的比例还相当的高。这比研究生毕业卖猪肉更加惨痛了吧。
自杀不仅仅是心理学能解释的现象,涂尔干很早就揭示了自杀的社会性根源。在电影《窃听风暴》里,自杀还直接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管治关联起来,看了以后你就会多少明白自杀为什么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在中国,个人的或者集体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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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当然是在研究者的意义上进行的。前天周六我在社会工作坊遇到一个民间NGO的创办人,叫贾志伟。此人剽悍而文艺,颇有克里斯玛型气质,最让我好奇的是他的见识。后来私下聊天,才知道他们也有读书小组,一部分中华女子学院、北航的学生也参与进去,读过的书中就有《韩国工人》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我大吃一惊,原来民间人士对于理论思潮的把握也相当前卫,我们这一年来读的就是这两本书啊。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接受这些书的呢?恐怕跟我们还是不一样,他们可以接受为理念,而我们多少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进行的,是一群无情的旁观者。
重读的第二个理由,是觉得汤普森的书原来有些奥义的,而我一直没有理解。汤普森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在某些人那里是开创了一种新的阶级观,启发了区别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话语。上半年,我被其琐碎的历史细节淹没,抓了“暴力”这个根救命稻草试图提炼出主题来,那时不甚了了,现在看来也是偏差很大。汤普森的创新之处不仅仅在于细化马克思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这样一个粗陋模型,以历史过程的视角尽量还原了历史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在结构的决定论的阶级观中融入了文化的因素,也不仅仅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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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周其凤院士重返母校,接替我出任北大校长,我也于今天正式离任。从1999年11月24日国务院任命我接替陈佳洱校长的职务,到今天,我在北大担任校长已经九年。对一所大学而言,九年并不算长,但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而言,九年也不算短。如果说北大在这九年中取得了一些成绩,首先要归功于国家的发展,归功于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归功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北大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也要归功于社会各界和海内外校友对北大的关爱和支持。正是由于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力度,我们才能够获得国家长期稳定的重点支持;正是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有了近20年的社会稳定,政通人和,我们的同学才有了一张如此安静的书桌,我们的老师才能踏踏实实的做学问。
我1959年考入北大,三年困难时期是在北大度过的,那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是北大培养了我。九年前,在离开母校34年后,我带着一种北大学子特有的情感回到母校任职。过去九年,作为校长,与全校师生一道目睹了北大的变化。我们共同经历了前后两期985、211工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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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下旬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已98岁高龄的瞿老。我就瞿老的成长经历,工作与研究的历程,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与体会进行了数次访谈。瞿老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而平易谦和的长者风范,更令晚辈的我折服。访谈稿在此基础上写成并经瞿老审阅。
一、家世与求学
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