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福柯念叨不止的“全景式监狱”，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提供了可能。网络对“艾滋女”闫德利的审视谩骂，成为一场闹剧，更像一幕悲剧。我们这个社会常常以道德之名、以公共之器，直逼个体的权益。如何界定“公”、“私”，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群体的暴力常常很容易以“法不责众”的理由得以发生并难以纠正问责。台州玉环“推销员被误打致死案”发生至今，事态逐渐平息，舆论不再关注结果。

    （3）从“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到“你为谁说话”，再到广州拉屎门，很多人都据此欢呼舆论的胜利，看政府不良官员的战栗成为在网络时代一种想象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少数人的言语就很容易上线到政府的形象？我认为，政府要撇清这种无谓的关联，少数官员要为自己的大放厥词无所顾忌承担代价，但是政府不应为个体的错误买单，成为被攻击被误读的靶子。“拉屎”言论出现后，广州市委书记快速做出批示。其实根本无需如此紧张。政府不是铁板一块，个体官员的行为要与集体的决策分别而视。因个体的错误而道歉、忏悔，只会让集体形象更容易受损。故意忽视官员的“个体身份”，而强化其“组织身份”，是媒体惯常

    一年如一日，时间就这样流逝。我已开始忘记，去年在宝石山下老年大学内的日子。偶尔去浙大玉泉校区，看周围匆忙穿行的学生，内心有一丝落寞，虽然不是留恋。

    如何打磨生活这块粗砺的石头，是我们每个人都独自进行的事业。透过斑驳琐碎，探寻生命的花纹，是万人神往却极少能及的境界。在这日常的泥淖中，我在日渐沉沦。

    我常常想，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变化举世瞩目，个体所能享受的物质生活丰富多样，可心灵的花园却逐渐枯萎寂静。我们部分人成为公共生活的演员，或者社会仪式的鼓噪者、旁观者、审视者、漠然者，但少有人去追寻终极价值，探究作为个体，该如何让自己一生丰盈，幸福走过。

    南方周末有篇小文题为“我们买的是面积，不是房子”，文章写出了我们居住的焦虑；以“被就业”为代表风行一时的“被语态”，道出了我们对自主决断的渴望；国考成为年度的焦点，又映射出社会价值判断的单调；政府言行的广遭质疑、网络舆论的哗然汹涌，呼吁我们重视“信任”这种社会公共产品流逝的风险。太多的渺小个体在社会缝隙中腾挪困顿，“安身立命”对于许多人还前路漫漫。

坚持写童年的点滴往事，是隐约有一种预感：随着年龄日增，童年注定会消逝得无影踪。到了那个时候，至少还有这些文字来温暖我的内心深处。

我初入小学，是在1990年的秋季。家人觉得我在家无所事事，不如送进学校了事。一年级的语 文老师姓张，她先生是当时乡中学的校长，她待人很好，我上初中时还曾去她家里做客。数学老师是一个消瘦的女老师，尖尖的下巴，颇有点情绪化。对于老师的观感反映在我的学习方面，就是语文成绩可以，数学成绩平平甚至常有不及格的现象。对语文的偏好、数学的畏惧，竟一直延续到我的整个学业。

每次回故乡，我都会习惯绕小学校园走一走，一般不进校门，隔着衰颓的围墙发会呆。此时，过去的影像如同故纸篓的废纸，皱巴巴的，再摊平看时，心里不禁唏嘘。

老家那里称外公为“姥爷”。提及姥爷，我有太多的回忆，这些回忆转注笔下，如同一条清澈的溪水在山间悠然穿行，徜徉地流淌于我心间。

我是在姥爷姥姥的目光下长大的，姥爷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关爱与期望。小时候，我喜欢听他的教诲；现在，他期待听我讲工作的事情。由于身处异地、工作繁忙，平时彼此的交流更显少了，但我常会梦见独在家乡的他。

初三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姥爷》，那位美丽的语文老师竟然数次提及她阅读的时候感动得想哭。这成为我此生引以为傲的事情：以文字来感

在我的心中，家里的那片葡萄园永远存在，偶然间会闪现在脑海，带来丝丝的甜蜜。

记不清具体何时，村里开始竞相种葡萄，鼎盛时大概持续了四五年的光景，而后，小麦重新遮住了葡萄架，村里的土地又安静起来，就好像从来没有热闹过，坚持种葡萄的只剩下了一两家。

葡萄园是我常常怀念童年的重要载体之一。侍弄葡萄是件耐心活，需剪枝、施肥、喷药、嫁接、采摘一系列的程序。葡萄株距约有一两尺样，中间常常会种上白瓜秧。

     这是一个诗歌消亡、诗人落魄的时代。如果你说自己是诗人，部分人将视你为异类，更多人会问是“梨花体”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兴盛的“朦胧诗”已只见背影。虽然还有人继续坚守诗歌阵地，但已逐渐沦为少数人的“圈内共赏”。如今充斥报端网络的是应景唱和、无病呻吟，或者是穷极形式、附庸风雅的“才子诗歌”。山东作协某领导所作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词中，竟然出现“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更是给尴尬难堪的“诗歌”一记耳光。

     如果问你有多久不再读诗？你可能会说：“很忙，没时间读书，更不要说诗歌了”，甚至会反问道：“读诗干吗呢？”。更有父母坚决不让孩子读诗（除了为了应试以外），是怕孩子以后吃亏上当。被诗歌浸润的孩子，若形成纯真美好的心灵，以后该如何在“丛林法则”笼罩下的社会安然行走？也有父母让孩子读经作诗，是视之为才艺特长，以“匠心”对待“诗歌”，写出来的诗歌，除了形式对仗、语言华丽之外，还有什么？

     有人说，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能点燃整个社会的激情。拿破仑在提及某个诗人时说：“

    周六有朋友自义乌来，在Q茶馆清谈到凌晨。在座七人，有一女（以下简称为H）表现着实“雷”人。惊叹之余，却不免大为感慨：如此自足的人着实让人羡慕。

    H是那晚的焦点，凭借其滔滔不绝的语言、洋洋自得的情绪，顿时吸引周围的目光。在她的眼里，她的工作仿佛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她会满足地讲述喝酒到深夜、通宵玩扑克的光辉历程，她自称是“杭州通”，熟悉南山路的每个酒吧；她会刻意强调能够优雅地品红酒，而不是像我们大杯地喝啤酒。她自言深得历任主管的信任，并被领导视为亲信，同事视为知己。

    在她自足的言语中，我愈见渺小，不觉缩到角落里。回来的路上，出租车沿西湖边绕行，清晨的风里飘着无端的静谧。我突然对前座的Y说：“那样对现状满意的人真让人羡慕”。

    相比之下，我少有如此的快乐。一直以来，不断地追逐梦想，实现了一些，但是却常常为未能实现的惋惜甚至幻想，因此就失去拥有当下的满足感。大概这就是乐观与悲观的区别，常见的类比说：一杯水倒去半杯，乐观者会说还有半杯可喝，悲观者会为空着的半杯难过。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施特劳斯的弟子，对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奥赛罗》、《裘力斯.凯撒》、《李尔王》等文本进行了政治学意义上的解读。于是，有了这本百余页的著作。

     在大学里读莎翁的剧作，当时深慕其文字的气度与激荡的情节。数年后，竟有机会换另一种视角审读，可以借政治学者之笔，解读文学巨著。

     近年来，我们热捧经典，追逐国学。于是有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读论语的走红，有文怀沙国学大师的颜面扫地与季羡林力辞“国学大师”称谓。这喧嚣的场景扬起的只是狂沙，之于价值建构，文化传承，又有多少沉淀？相比西方学者的“傻气”，中国学术圈的精明确凿无疑，对“术”的玩味以及对“势”的迷恋，让整个学术圈匍匐在地，声嘶力竭。可惜，此类聪明人盛行的时代，却往往是平庸无奇的时代。我们追捧祖先留下的经典，多数也只是附庸风雅，少有人去探究、读解那些能够滋养民族灵魂的东西。

     布鲁姆在读解《威尼斯商人》与《奥赛罗》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政治与普适性价值的疑惑，以及探究“异乡人”角色。民族政治依靠构建“他

    网络时代，一语风行并不是多难的事，一个炒作，一段丑闻，一番恶搞，就可以让一个陌生的词在一夜间突然蹿红，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在舆论中传播——然而这样的流行往往极其短暂，仅仅飘浮在舆论泡沫的浅表层面，各领风骚没几天，舆论生命很短很短，“热点覆盖”中很快被新的热点提炼出的新的热词所替代。一个字词要想真正一语风行，长久地被使用并阐释，它必须真正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关怀或焦虑，击中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或权利困境。

   “被”字就是这样真正地一语风行的。西北政法大学为了提高就业率，让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与并不存在的企业签订一份子虚乌有的就业协议——自从这起“被就业”丑闻曝光后，“被”字就迅速在舆论中流行开来，没有蓄意的操纵，没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字在描述他们的现实和阐释一些新闻上是那么好用、贴切和精准，被就业、被捐款、被统计、被代表、被失踪。于是，“被”字一语风行，人们用这个“别扭的被动语态”描述着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别扭的被动现实”。 比如，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最新数据称：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来杭一周年余一周，碰到了据说是百年难遇的日全食。

    全食前的太阳格外的刺眼，我坐在办公室里，只能透过玻璃偶尔偷看一下。大约九点半左右，四周开始暗下来，黑影很快地遮蔽了太阳，整个大楼一片欢呼，打破了一贯的严肃。

    可惜没有专业的相机。勉强用手机连续拍了几张，效果很差，就是黑色的背景上有一个圆点。

    这就是我经历的日全食的全部，没有多少趣味，但至少值得记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