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2009-09-16 21:33:51
48岁的邵忠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
邵忠在48岁这年带着他的民营媒体集团——现代传播赴港上市了。《纽约时报》称其为“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他在16年前从体制内出走办媒体，迄今已陆续掌控了近10份各类杂志。在复杂敏感的中国媒体市场，他是罅隙求生、“野蛮生长”终成气候。
“有几位朋友打电话给我，开玩笑说让他买得太少了。”邵忠说。
这一天是2009年9月13日，现代传播挂牌港交所第5天，48岁的董事长邵忠回到了他的大本营——广州。身着红色T恤、大裤头，盘起二郎腿，他陷身于颇具艺术感的办公室沙发里，叼支雪茄，对南方周末记者侃侃而谈。背后摆放着他的“孩子们”——以《周末画报》为首，包括《号外》、《生活》、《优家画报》、《东方企业家》等在内的近十本杂志。
似乎没有哪家上市公司像现代传播这么光鲜——王石、江南春等任非执行董事，马云、郭广昌、李连杰、周迅等企业家及演艺界明星纷纷认购。在中国，媒体上市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也许正因为此，作为首家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媒体公司，现代传播格外招人注目。
邵忠在16年前创办了这家媒体公司。即使在创办10年之后，他还难以想到今天能如此风光，那时他的《周末画报》正陷于经营困境中一筹莫展，于是他赌了一把——坚持将《周末画报》铺到广州的每个报摊。他的一位朋友揶揄说，“那时广州每个报摊都撑着《周末画报》赠送的太阳伞。”
但他赌赢了。
跨界者
“我是广东人，但广东人太注重生意本身了，我和马云、郭广昌等‘江南会’的成员比较投缘。”
9月6日晚上，在邵忠于香港举办的时尚派对上，李连杰、张家辉等人前来捧场，时装秀美轮美奂，慈善活动扣人心弦，这是现代传播上市前的造势会。戴着一副无框眼镜，黑色西服、银白色领带打扮的邵忠端坐在台下，脸上的得意显露无遗。
“大中华区的市场会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的语速飞快，甚至有一丝紧张。
邵忠热衷于与艺术和演艺界的朋友打交道。他年初为贾樟柯搞了一场《24城记》电影文献展，此次来港前又为导演新秀应亮举办影展。当然，除个人爱好之外，这也与其旗下核心产品《周末画报》的定位不无干系。
他在商界也很活跃。不过，虽然是广东人，但他与沪浙地区商界的朋友走得更近。“我在广东的朋友并不是太多——广东人太注重生意本身了，相反，我和马云、郭广昌等‘江南会’的成员比较投缘。”他说。
当然，他的时间也并不全花在社交上，他有随身带书的习惯。即使在短暂的赴港期间，他也带了三本书——《Elite China》（中国精英）、《山中有我》和《女人今时今日》。
在他的家中以及广州、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办公室里，堆放最多的便是书。他还爱写字——旗下近十本杂志的每一期的卷首语几乎全部由他生产，朋友们都不明白他从哪里挤出如此多的时间，乐此不疲兼作一位勤奋的专栏作家。
上市前夜，邵忠还伏案为自家的《周末画报》写了一篇专栏，标题即为《转折点》。“媒体企业做到今天，个中甘苦自知。”邵忠写道，“驱使我永不放弃的，正是从父辈那里遗传来的对新闻纸的天然兴奋，以及游走在创意和生意之间的创造性快乐。”
“9月9日是个好日子，好多年轻人选择这一天结婚，那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邵忠说，“上市对我来说，何尝不是转折点呢。”
他又禁不住自嘲“知天命”之年的转折来得太晚，不过他随即拿大他整整10岁却依然意气风发的好友王石自勉，“王石目光锐利，动作剽悍，又哪能看出‘花甲’的半点踪影呢？”
另一种“野蛮生长”
“我从不排斥合作，就像我喜欢莫扎特，同时也喜欢邓丽君一样。”
邵忠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8月上旬，《周末画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印度核潜艇之谜”的文章，《纽约时报》的记者视为一种策略，他评论道：“毋庸置疑，《周末画报》如果擅自对中国海军发展进行调查，将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
尽管有些夸大其辞，但这一细节也道出了人们对于邵忠能够靠做媒体而“成名致富”的好奇。以9月15日现代传播收盘价1.36港元计，邵忠的身家超过4亿港元（近3.6亿元人民币），这在传统的纸质新闻媒体领域可谓凤毛麟角。
“我们不会去触碰敏感的新闻和政治话题。”邵忠吐一烟圈，慢悠悠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邵忠在1998年接手办《周末画报》，定位是资讯类杂志，尽管有新闻内容，但整体上打的仍是时尚和设计牌，这使得其属性从一开始就与以报道严肃新闻为己任的媒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容易踩到政治雷区。“我们全心做国际新闻和生活方式及潮流，这些都和政府没什么关系。”
《周末画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邵忠超前的市场推广意识。他把它改为非报非刊的另类读物，全彩印刷、晚报大小的开本。邵忠还给《周末画报》加上一层塑料套，并在塑料包装上用红色黑体字印着“中国精英读品”。他甚至还在上海机场高速路边为《周末画报》购买了当时第一块广告牌。
“尽管《周末画报》的形态在1999年已成型（1993年现代传播集团成立），但2003年前后，仍遇到了较大困难。”邵忠说，“但是我们坚持大面积的铺货，彼时从印刷厂争取了较大支持，回款周期加长，后来总算渡过了难关。”
这似乎是不少媒体的最“傻瓜式”但却很奏效的生存法则之一。2007年，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理财周报》创刊半年多即遭遇全球金融海啸，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当竞争伙伴或偃旗息鼓或胎死腹中时，它坚持品质不降、铺货不减。“我们那里负责在终端铺货的员工们有个专门称呼，叫‘理报员’。”《理财周报》主编夏日说。
不过，邵忠毕竟是个民间商人，在刊号资源上，他需要广泛的合作。譬如《周末画报》《优家画报》的主管单位为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大都市》、《新视线》、《东方企业家》的主管单位则分别是中国出版集团、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天津新闻出版局。“这中间容易产生较大的扯皮成本。”邵忠说。
打开现代传播的招股书，“风险因素”第一条即为“依赖于中国的出版伙伴”。
但邵忠从来都不排斥合作。“就像我喜欢莫扎特，同时也喜欢邓丽君一样，”他说，“心态要开放，正如我的朋友冯仑倡导的‘野蛮生长’的理念，情同此理。”
显然，这种态度的一个关键词即为妥协。“这从邵忠接手《东方企业家》就可见一斑，邵忠出的是全资，但退出来的台湾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仍持有一定的股份。”一位资深媒体人称。
“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吧，”邵忠说，他的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我是摩羯座的，AB血型。”
“人最重要的是懂得选择性妥协，”他的目光转向窗外，广州天河区CBD中心高楼林立，“不少人都对许多行业‘国进民退’深恶痛绝，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哪一天或许我和我的公司不得已又回到了体制内，总之尽人事，听天命，就好。”
双重性格
“中国有着‘失败荒’现象，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失败者们默默无闻，无人关注。”
现代传播上市后的三名非执行董事分别为王石、江南春、欧阳广华。“三人分别擅长公司治理、广告运营、财务管理，各自任职的公司分别在中国内地、美国纳斯达克、香港上市，”邵忠说，“我可以博采众长嘛。”
看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美盲远比文盲可怕”，他常给公司职员灌输这样的观点。“不过，也正是因为此，他有时可能会干涉杂志的设计或内容，以自己偏好来取舍一些元素。”《周末画报》一位人士称。
但他又非一个控制欲和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常跟大家打成一片，分享心得。”而邵忠也曾在其早先的一篇短文中，援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对其拍档保罗·艾伦的赞赏——“没有保罗，就没有我的今天”，提倡多元的文化氛围和谦逊的处世态度。
邵忠对媒体以及艺术和设计本身的沉迷与他的出身有关——父亲当年在广州市委工作，母亲在广州日报工作。“我从小在报社长大，对《解放军画报》等报刊杂志兴趣很大。”邵忠说。这使得他尽管于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广州市计划经济发展委员会——一个非常吃香的单位，却始终按捺不住内心对文字的兴趣和对商业的向往。遂于7年后弃政从商——先是从政府官员到国有进出口公司作总经理，最后半主动半被动地进入了媒体这一全新的行业。
这正是1990年代初期剧变中的中国随处可见的冒险精神的一处缩影——一切皆有可能。很多人因此在体制内外分道扬镳。当时邵忠在广州计委的名叫郭锡龄和杨丹地的两位同事，如今一位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一位是国有上市公司广州控股的董事长。而邵忠在体制外创业16年，蹒跚走来，终于在今年9月搭上了资本市场的便车。“中国有着‘失败荒’现象，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失败者们默默无闻，无人关注。”邵忠说，“曾经叱咤中国资本市场的德隆，在其鼎盛时描述其成功的书籍远比后来它倒塌后描述其失败的书籍要多得多。”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沧桑之感。
事实上，尽管现代传播旗下不乏风花雪月、皆大欢喜的产品内容，但邵忠内心似乎一直存在着获取严肃新闻媒体出品人之话语权与影响力的诉求和愿望。“市场对传播权力的分配，永远要更民主一些，”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采访时称，“但媒介属性不同，效果也将大有不同。”
继续扩张？
“你用哪个牌子的新闻——我必须更加认真考虑这个命题了。”
马云、郭广昌、沈国军等商界大腕来了，李连杰、周迅也来了。现代传播的股票获120倍超额认购出乎多数人意料（招股价1.29港元）。据知情人士透露，李连杰认购了500万股，而现代传播旗下众杂志的高层，被压缩至3万至8万股不等的认购权。
“朋友们都说我太吝啬了。”邵忠说。他的办公室张贴着一张大红的雷锋画像，作品名为“Revolution”（革命）。
学雷锋，先革命。现代传播去年的利润为5700多万元人民币。但今年上半年录得亏损1230万元，其中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亏损970万元和260万元。“去年遭遇金融风暴，我们又收购《大都市》杂志，创办《优家画报》，所以上半年业绩差强人意。”邵忠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现代传播旗下许多杂志并不赢利，而一些合作类的杂志如《东方企业家》、《假日100天》等也没有纳入此次上市计划，另一方面，这一切似乎并不影响邵忠“遍地开花”的计划。2008年12月底，《优家画报》创刊酒会上，坐在杨澜和周迅中间的邵忠气色红润、精神焕发。
最近几年邵忠不断寻找着新的“猎物”，不久前在重庆又有所斩获。现代传播招股书透露的计划是，上市募集的逾1亿港元，3710万用以开发新杂志，2120万与国际出版商合作推出中文版，1060万用以在二线城市的选择性投资，3180万用以市场推广以及建立更大的分销网络。
显而易见，邵忠实际的步伐比招股书上所预计的要快一拍。不过，摆在邵忠面前的一个难题是，究竟是优先致力于提高旗下诸多杂志的品质和效益，还是扩大规模和市场渗透率？
他选择的是后者。“现在《优家画报》的发行量已超过了集团主刊《周末画报》的发行量了。”邵忠说，“从高端的时尚文化到大众文化，从大众群体到分众群体，这也是一种变通，我们并非盲目地扩张。”但他并没有透露《优家画报》的赢利情况。
5年前，中国内地传媒第一股北青传媒在香港上市（经营业务从编辑业务中剥离出来单独上市），未曾想上市不足一年，业绩大跌、股价跳水、身陷受贿丑闻，此后业绩再无实质性反转。今年9月中旬，北青传媒发布的中报显示，上半年营收跌近30%至3.78亿元，盈利不足1000万元，下滑近25%。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于2007年明确表示推进媒体市场化改革和上市计划后两年，现代传播头顶‘民营传媒第一股’的光环来了香港，有前车之鉴，又有众目睽睽，邵忠未来压力不小。”邵忠一位朋友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邵忠为公司治理开出的药方之一是，除《周末画报》和《优家画报》仍由现代传播集团运营外，其他月刊实行出版人制——职业经理人负责制，以提高运营效率，减少人浮于事和互相扯皮现象的发生。
这位关系到六百多人饭碗和更多股民利益的摩羯座老板，接下来显然不可能像他一直以来宣扬的“自由的工作和生活”一样，在自己的跨界王国里任意驰骋了。“就像我们穿哪个牌子的时装一样，你用哪个牌子的新闻——我必须认真思考一番这个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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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购物指南》0901
导演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仅此一项百年一遇的殊荣，便将张艺谋推上了百年一遇的地位
一个形容消瘦的男人，鼻翼下有两条延伸过嘴角的深纹，这便是一个身价2亿美元且仍在不断升值的国际导演该有的样子——这并没有夸张抑或谄媚的嫌疑与必要，张艺谋，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规则，甚至，意识形态。
然而，五年前，当文隽说“张艺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类似一种软权力，它的形式是操纵和说服——借助资本和权力，强化审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直接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吸引众人追随”的时候，没有人给出明确的附和——这之中，有因为嫉妒而不愿意承认的，有因为不服而不愿意示弱的，也有因为观望而不愿意过早下结论的。
五年过去了，文隽的说法依旧摆在那里，没有收回或修正的苗头，所不同的是，如今的观众，甚至国人，当然也包括张艺谋自己，已经不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许可)——导演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仅此一项百年一遇的殊荣，便将张艺谋推上了百年一遇的地位。
“国师”，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这样一个颇具玄幻与神话色彩的称谓，经由数位商界人士之口，似乎当之无愧、堂而皇之地加冕到了张艺谋的头上。大概，张艺谋本人对此的态度是半推半就的——谨小慎微的处事方式决定了他不会公开接受这样的炒作，但紧跟时代的处世态度又注定了他不会绝然拒绝这样的宣传。
时代，是的，张艺谋偏好用时代这类大图景解读自己的成功。“商业、资本、营销，这些我完全不清楚。我也没有走得太近的商人朋友，都是些活动或者应酬。今天所有成功的企业家，你问一问他们，真的是他们自己有那么大能耐吗？他首先应该感恩这个时代，要放到过去你还这么挣钱？还这么发展？早就收拾你了，你信不信？实际还是时代给了他们所有的可能性，才有了这些身价以亿计的企业家。”在许多场合，张艺谋都在表述着类似的观点。
不难看出，张艺谋是有着“大”字情结的——他对大时代的洞悉、对大方向的把握，甚至对大领导的妥协，综合而成一些人口中的“迎合官方意识形态”。这个经历过各种挫折与坎坷的中年男人，无疑已经从过往的生活中提炼出了大智慧，他清楚地知道，主流地位一旦确定，便有更强的势力来向消费者推销自己的艺术，而风雅的商人就像苍蝇一样簇拥到他肥沃的创作能量中来。
更重要的是，在拿到大钱之后，“我没让投资者赔过钱。”张艺谋说。“艺谋这点好，各方面的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很体面。”他的一位合作伙伴说。也因此，张艺谋能够更加从容地坚守他对大制作的追逐、他对大场面的享受。
接下来，从商业的角度，呈现出的是一个最完美的链条。“没有人出钱给张艺谋做《印象》、做《图兰朵》，可能奥运会开幕式也轮不到他，因为他没有实景演出和舞台演出的经验。”一位曾与张艺谋有合作的匿名商人这样说。
简单来说，正是出于对时代与潮流的准确判断与跟从，张艺谋才有机会讨得资本持有者的欢心；正是因为这些人在金钱上的“大撒把”，张艺谋才有本事导出具有世界效应的作品；正是由于这些作品奠定的中国艺术符号地位，张艺谋才有资格赢得高层人士的青睐；正是基于这种来自官方的极大肯定，张艺谋才有能力引领属于自己的时代与潮流，甚至玩转资本与艺术、商业与文化。
“大时代”“大方向”“大领导”“大制作”“大场面”……诸如此类元素的集中发力，最终将张艺谋送到了所谓“大人物”的巅峰。
毫无疑问，今天，“张艺谋”这三个字俨然一块金字招牌，许多人、事物都在等待他的惠泽。事实上，一个个打着“张艺谋”旗号的贴牌行动正在进行，巨大的国际效应、惊人的商业价值让人们乐此不疲。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导演，张艺谋最大最成功的作品是他自己，而他也正在享受属于自己的大时代。
果然，张艺谋，老谋子，“老谋深算”的“谋”。
《印象·刘三姐》和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艺谋的大手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张艺谋式艺术链条
拍摄商业大片，设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歌舞剧……这一系列的“跨界”举动，使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张艺谋，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导演。这种影响力体现于他在艺术上的广泛涉足。假设张艺谋是个品牌，某咨询机构测评后显示，他在奥运会之后的身价是2亿美元。当然，这是个玩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仍在升值。
张艺谋“跨界”的一项项力作，从左至右为《印象·刘三姐》、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张艺谋的“跨界”之旅
奥运会后，昔年的“走资派”子女、棉织厂工人、绯闻中的“负心汉”、大片里的说教者——张艺谋，荣升新一代“国宝”。他既可以用低成本文艺小品引泪水倾盆，又可以拍大场面豪华巨制赚钞票如海，还可以打造各种类型的歌剧、舞剧、歌舞剧，奥运更是登峰造极，以一个民族文化集大成者的身份，在殿堂般的国家舞台上，用最美轮美奂的主旋律方式打通了东西方的任督二脉，笑傲江湖，夫复何求。
即使小小林妙可，也被他打造成了当前最炙手可热的童星。如今的张艺谋两手都在抓，两手都很硬，一面是国庆庆祝活动总导演，波澜壮阔处自可想象；另一面是黑色古装喜剧 《三枪拍案惊奇》，所向披靡状更可期待。张艺谋的合作伙伴、制片人张伟平口气极大，他预测票房将达到4亿元，远超冯小刚、吴宇森、陈凯歌一干人等。其底牌便是2009年最红的两个明星——孙红雷、小沈阳。其实，他有句话没好意思说，放眼中国，哪里还有比张艺谋更大的腕儿？
“国师”，奥运之后，数位与张艺谋相识的商界人士不约而同地这样称呼他。这不仅代表尊重，从大师到国师，也隐喻着与他们的合作将蒙上更炫目的色彩。从1987年的《红高粱》到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从1997年的歌剧《图兰朵》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艺术与商业的跨界之旅上行走得游刃有余。
如果观察张艺谋近10年来的发展，细心的人会发现，他的艺术涉足了各种各样的领域。1997年在佛罗伦萨歌剧院，1998年在北京故宫太庙，2003年在韩国汉城上岩洞足球场，在不改动音乐的前提下，张艺谋运用中国特有的意境，对《图兰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并成为历史上首个获准在紫禁城实地上演的歌剧。2001年，中央芭蕾舞团上演由“外行”张艺谋执导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该剧遭到“张艺谋败笔芭蕾”的炮轰，但从2001年到2003年，中央芭蕾舞团却因此创收近1000万元人民币。
“我敢这么自豪地说，能把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与传统文化结合来做的，我们独一无二。说白了，其他国家的形式就是晚会，跳舞唱歌，而且都在剧场里边，我们跟他们的不一样。”这是张艺谋对奥运会会徽发布仪式的豪言壮语。那一天，对灯光把握自如的张艺谋让夜幕下的天坛轻盈地变幻着色彩。这场奥运会会徽发布仪式排场十足，给国家争了面子。此时的张艺谋，已不再是那个只拍电影的导演，他的艺术理念和创新思路正帮助他开始完成一系列使他扬名海内外的“壮举”。
《印象》系列的推出，使张艺谋成为了印象创新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随着《印象》一系列带有旅游文化特色的商业片出炉，张艺谋开始了他真正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张艺谋用他执导的8分钟演出，向世界宣告北京是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者。4年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其气势恢弘的演出将张艺谋的艺术生涯推向了顶峰。
有批评与质疑，但更多的人选择与他合作。原因很简单，他有良好的回报纪录和独特的竞争力。张艺谋的投资价值在于既是艺术上的偏执狂也是生活中的现实主义者。“我没让投资者赔过钱。”他自信地说。
内行看门道
“张艺谋的所谓‘跨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很正常的现象。一个优秀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导演，从事一件代表国家形象，或者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公共活动，肯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张艺谋的长处在于视觉艺术，他可算是当代中国电影的视觉先锋。无论歌剧、舞剧，还是大型场外歌舞剧，都和视觉艺术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来讲，张艺谋搞的是一种‘大视觉’，而并非像有些评论所说的‘不务正业’。”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郑洞天认为。
“如果现在能震撼过去，那么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中国联通的新广告大气磅礴，它就是张艺谋的手笔。奥运之后，张艺谋接拍了几部大企业的广告。在他眼中，这也是艺术，用来“练手”的艺术。“广告是赤裸裸的属于产品服务的东西，特别锻炼人，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你的画面、节奏，还有运动感要打动人。”张艺谋说。
著名导演郭宝昌认为，张艺谋正是因为将触角触及到各个门类的艺术，才有了更多的积淀，眼界也越来越开阔。张艺谋赢就赢在了“不务正业”上。“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我不这么认为，只有通过多种尝试和各种前卫的想法，才能不断前进，使自身的东西得到提高。”郭宝昌说。
截至2009年6月21日，在中国内地票房收入超过1亿的影片共有39部，其中，华人执导的影片22部。张艺谋作品据其三，票房总收入约为6.946亿元，这一成绩仅在冯小刚之下(冯有4部影片票房过亿，总收入为8.23亿元)，而且张艺谋为奥运会已3年未拍新片。此外，其在实景演出、歌剧等领域创造的商业价值和个人收入都无法估算，为投资方创造的价值不会在一部大片之下。
对于艺术，张艺谋同样在商业领域给足了投资者信心。对投资者来说，张艺谋的每一次“跨界”都意味着吸金之门洞开，他的艺术尝试可以被开发为系列产品，纳入文化工业流水线。不过张艺谋不是赵本山，后者已成典型的文化商人，主动参与商业，既是艺术家，也是东北文化的产业推手，而他在产业链中就是创作者，没有进入商业化状态，尽量在各种商业力量的拉扯中保持平衡，既不太远，也不太近。
张艺谋的“跨界”有他的原则，但说到根本，成功“跨界”的背后还是他自我的努力。“没有人双手送给你一个白馍馍吃，你挣扎、你奋斗、你适应、你调整，最后从缝隙中挣扎出来的你长得一定旺。”张艺谋曾在一次讲座中告诫北影的学生。这符合他的名字：艺谋。20多年前同行陈凯歌为他写的那篇妙文《秦国人》中，将其解释成“为艺谋，而不为稻粱谋”。20多年后，也许可再次解释成“为艺，谋稻粱”。
张艺谋成功的背后
对作品中色彩的大胆运用，对宏大场面的有力控制，对时下潮流的把握，对文艺与商业趋势的操控，还有他那坚实的团队，使张艺谋不同于其他导演，总是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张艺谋凭借他的种种“特色”，让一部《图兰朵》火了12年。然而，火的不仅是《图兰朵》，更是张艺谋未来艺术的道路。
张艺谋的为人与他的团队
用空前宏大的方式演绎奥运会开幕式后，“找他的人可以从东直门排到西直门。”他的朋友、“老板”、新画面公司董事长张伟平说。张艺谋已成为中国跨界最广泛的导演，电影以外，还有歌剧、实景演出、芭蕾舞剧、广告等。“他就是写本书，不管什么内容，也一定会畅销。”
毫无疑问，张艺谋是成功的。和许多成功人士一样，在他成功的背后有着他自己“审时度势”的抉择，同样也少不了他与团队的协作。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眼中，张艺谋是平衡大师，他始终既考虑艺术，也考虑观众、市场，还考虑别人的评价，他处于贾樟柯和冯小刚之间的状态。“不仅是艺术方面的平衡，还有为人处事的平衡。他在声望不断上升时，始终保持务实低调的形象，没有咄咄逼人，说话做事很会拿捏分寸。无论是自我评价还是回应批评都比较得体。尽管争议巨大，但他没有非常失败的作品。这最终形成综合效应，支撑他一直向前走，品牌不断放大。”
正是善于选择合作伙伴，并且有着强大的团队，张艺谋才能在他的艺术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通过《图兰朵》这事就能看出来，他会挑选伙伴，挑你的背景，你的专业，你过往的经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你对这个项目是不是够上心，够热情。”《图兰朵》的投资方豪思国际集团总裁叶迅说。
张艺谋最稳定的搭档是张伟平，“二张”是中国电影界一对独特组合。冯小刚之于华谊兄弟，陈凯歌之于中影集团，虽然也都夹杂了个人情感，但不如张艺谋和制片人之间如此浓厚。两个大男人加起来过100岁了，偶尔还转悠着一起买衣服。电影从融资到发行，张伟平全包了，张艺谋仅需要做形象大使。如果张艺谋挨骂，张伟平还是那张还击的嘴。
尽管张艺谋有着这么多要好的合作伙伴，但他依然十分重视他的团队，重视每一个人的意见，即便他们之间熟得不能再熟。张艺谋十分务实，甚至时常会妥协，不做荷戟彷徨的孤独战士，不做伤痕累累而又桀骜不驯的文化英雄。张艺谋总是知道每个阶段主流是什么，知道如何去迎合主流。“我是很实际的人，从来没有过建立宏伟蓝图的想法，首先考虑的都是生存。”张艺谋曾这样说过。
张艺谋的谦逊使他的团队更加团结，同样是他的谦逊为他赢得了一个个机遇。张艺谋是最早主动交融了“主流文化”“市场文化”的艺术家。当田壮壮因“文革”题材而屡屡触礁，陈凯歌自闭于精神母体不可自拔时，张艺谋却总能趋时而动。尽管他本人或许对消费文化的前景并不乐观，却仍做出了顺应潮流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喜欢与张艺谋合作？当然，他有名气，另外他的作品对商业的理解与把握非常好。另外，反过来想，投资者不愿意找什么人？”叶迅说，“很拽、很牛、不配合、要价特高、出尔反尔等等，这些毛病张艺谋一点也没有。”
成功离不开大胆的突破
从《红高粱》开始，到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一直红着。随着北京奥运会气势恢弘、色彩浓厚的开幕式惊艳世界，张艺谋成为了时下的焦点人物。张艺谋的红，就像他在他的作品中大胆运用的色彩，是一种艳丽，更是一种大胆的突破与尝试。
《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的作者黄晓阳认为，张艺谋对色彩的强调，对载体的重视，对形而下的刻意追求，以至于形而下大过了形而上，只追求形式上的大，却影响了电影内容的表述，这也成为他近期电影被诟病的原因。但是这些东西来自张艺谋对电影的理解，而这理解源于他对电影的热爱，这份热爱不但铸就了张艺谋的辉煌，也铸就了中国电影的辉煌。黄晓阳说张艺谋的电影就是一个理，“理就是力”，就是文化沉淀。这也许也是张艺谋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原因之一。
张艺谋曾经说过“人活得要有精气神”。从他创作的一系列电影，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无可否认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勤勉、敏感的创作者，他的合作者和后来随着电影创作而拍摄的纪录片都对此有所肯定。在张艺谋的影片中，他用色彩和造型表达了对这种精气神的象征，《红高粱》里最为典型，高粱的红色，是北方人民刚直不阿的性格象征。他将它们诠释得淋漓尽致。2000年，张艺谋受委托拍摄北京申奥片，加上后来的申博片，客观上他成为中国形象的表达者。像所有的广告片都要求视觉上的极端一样，申奥片要求在5分钟之内表现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影片用尽手段在每个画面里都能尽最大可能地给人强烈印象。然而，张艺谋做到了。浓重的色彩和对大场面的把握，使他将短短5分钟的宣传片刻画得栩栩如生，最终打动了奥组委。
如果说张艺谋的视觉实践是表达精神，这种精神又与观众的心理相应和，那么夸张刺目的视觉信息可以转而成为观众的表达。《英雄》被当作一部商业片打造，以商业的强势推出更强烈的视觉信息，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不是商业电影暨一位令人期待的导演而被抬高了，而是张艺谋被贬低了。因为张艺谋毕竟还是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他不能完全投降商业逻辑，当他用商业逻辑来表达他的艺术观念和象征寓意的时候，商业的强大势力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利器，壮美、宏大，更加触目惊心。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张艺谋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商业片导演。在这个时代，他懂得顺应趋势，他选择了商业片。
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大家不要看不起商业电影，要从消费者手里拿到电影票钱，没点本事是做不到的。”他说，中影集团每年能够提供2.5亿~3亿元的资金，“但这些资金都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赚钱。每一个资本的毛孔中间充满了赢利的渴望。”
衡量人才在特定环境市场价格的世界HR实验室(WHL)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品牌价值模型计算显示，如果张艺谋被一家娱乐公司雇佣，张将给雇佣方带来品牌方面的提升、广告收入、电影拍摄的收入等，总计1.4亿~1.5亿。“的确，在成百上千个制片人和导演为博资本一笑而犯愁时，张艺谋十几年来从未因缺少拍片资金而发愁。”韩三平说。
歌剧《图兰朵》是张艺谋电影之外的大手笔
“张艺谋”品牌的吸金力
在奥运大业的召唤下，三年未推新片的张艺谋越来越像一位跨界艺术家，不过，如果你担心他“业余”工作那么多，会不会力有不逮，就未免显得多余。因为，无论从鸟巢版《图兰朵》吸引的眼球，还是《印象》系列的各地频频找上门，一切都在显示，仅凭“张艺谋”三个字，就能形成非凡的号召力。今时今日，堪与“张艺谋”的品牌影响力比肩的恐怕还不多见。
标签的力量
在北京奥运落幕一年之后，将开闭幕式导演的歌剧作品搬到国家体育场——鸟巢，谁都觉得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聪明的商业决策。想到这个“点子”的是豪思国际总裁叶迅，他跟张艺谋的上一次合作是共同组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竞标团队。
有了合作愉快的前事，《图兰朵》“改嫁”鸟巢也顺理成章。在建国六十年庆典光环下，鸟巢版《图兰朵》整合了最著名歌剧产品、最有影响力的导演、最具特殊意义的舞台三大卖点，而写在LOGO上的“张艺谋”三个字更为鸟巢版《图兰朵》加上了一块金字招牌。
关于《图兰朵》以及《图兰朵》的文化产业开发，叶迅拥有一整套详细的计划。在这个全盘计划中，张艺谋实际将扮演的角色可能并非那么举足轻重。鸟巢只是一个开始。“仅仅依靠在北京演出赚钱，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8年北京大大小小4000多场演出总收入不过3亿多元，就算达到盈亏平衡，也要吃下北京演出市场的1/3，而我只在北京演两场。”叶迅非常清醒。豪思国际投入了1.2亿元，绝不是鸟巢两天的收入可以收回。鸟巢版《图兰朵》的延伸版本将是世界各地的“奥运场馆版”《图兰朵》。除了离开北京后的第一站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外，2010年10月去韩国，2011年去悉尼，接着是意大利、法国、德国，2012年到英国伦敦，《图兰朵》将经历一场浪漫而悠长的“奥运场馆之旅”。同时，还会策划相关衍生产品，如图书、音像、青春歌舞剧、电视剧。
在这可能是五年或者十年，也可能是更长时间的一系列演出和其他商业计划之中，张艺谋的作为或许仅仅是一个标签而已。有参与《图兰朵》的艺术家透露，《图兰朵》创作团队包括张艺谋在内的每个人都与豪思国际签了合同，他们拥有署名权，至于张艺谋在其中是否拥有股权，则没有人肯透露。
但是，仅凭“张艺谋”这个标签，《图兰朵》尚未上演，即已赚足了“眼球”，北京演艺集团投资2000万元，列为出品方之一。奔驰、星巴克、罗技等国际品牌加入了赞助方行列，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百度、新浪纷纷加入媒体合作方。
贴上“张艺谋”标签的不仅仅是鸟巢版《图兰朵》，还有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印象》系列。《印象？刘三姐》成功之后，过去只有一条街道的阳朔宾客盈门，旅游资源一度逐年下降的桂林市也因《刘三姐》，GDP拉高了2个点。
张艺谋曾亲口说过，他的主业还是电影，歌剧、实景演出都只是偶尔为之。《印象》系列还有两位导演，樊跃与王潮歌，张艺谋只是“偶尔参与一下，出出主意、看一看，宏观上把握，实际操刀者还是他们两位”。尽管如此，没有人会否认，《印象》作为一个产品，“张艺谋”三个字依然是其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看来，张艺谋的事业已经进入团队阶段，作为大师级的人物，他的挂名不仅是外人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在原则上仍然有自己的角色扮演。他认为，“一个人”跟“一个团队”是把一个事业做大的两个不同阶段，应该理解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就像一些世界著名的设计师事务所一样，大师级的角色并不一定具体地操持某个方案，而是作为团队的精神领袖或者最高的指导者，他的某种精气神会渗透到团队基本的思路里面，统帅、决定团队的基本逻辑和框架，这一点很重要，“并不因为这是张继刚在做，就认为与张艺谋没关系了，其实绝不是这样。张继刚在导演中虽然有某些个人艺术创意的发挥，但总体上体现了张艺谋的艺术风格。”目前看来，众多助手和搭档在张艺谋的熏陶之下，都能够默契地贯彻他的某些艺术主张或者市场主张。
资本的追逐
韩三平说，十几年来张艺谋从未愁过缺钱拍片，这在中国电影导演里可谓凤毛麟角。在资本的追逐下，不但电影投资水涨船高，电影之外的大手笔带来的效益也越来越蔚为壮观。
这大概源于张艺谋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导演，他自认为投资信用度比较好。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很能体现他的这种责任感：“我的业绩在中国导演中属少数几个比较好的，几乎没有让投资人赔钱。我们以前拍电影，钱是国家的。今天拍电影钱可能是银行的，也可能是个人出资的。无论从哪儿来的，钱都是钱，做导演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你合理地去使用这些钱，不能烧钱，不能玩票。”
张艺谋的竞争力和良好的回报纪录给了投资者定心丸。据了解，从《英雄》开始，张艺谋摸索通过海外金融机构融资，最初履行的手续颇为复杂。花旗风险评估部门对张艺谋、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陈道明、章子怡这个组合能创造的价值进行过详细测算。至《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的个人品牌再次提升，这次是另一家国际银行业巨头渣打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程序就简化了许多。
而对钱的尊重，也就是对投资人的负责，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受众的负责。喻国明也认为，作为文化产业，市场的接受度是必须强调的。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投入都要讲究产出，只顾自己爱好，不管市场需求，发挥自己一己之见的艺术家对于社会是不负责任的。强调市场需求本身就是对老百姓、对社会的一种服务，对文化产业来说，没有票房的项目肯定不是好项目。
电影如此，其他艺术形式的活动也是如此。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相通之处，资本追逐的目标和途径更是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张艺谋的金牌制片人，“二张”的另一位张伟平说得很直白：投资者看重的就是“张艺谋品牌”。在回答《印象》系列相关问题时，尽管对张艺谋的“业余活动”并不插手，他的一番话仍道出了张艺谋品牌的吸金力：“因为‘张艺谋品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贴上这个‘标签’，就可以提升市场认知度，同时也可以节省大量的广告宣传的投入。”
巅峰处的迷思
执导奥运开闭幕式后，张艺谋再次被点名出任60年国庆焰火晚会的导演，如今的他俨然已升格为“国师”，可谓到达了巅峰状态。不过，关于极重形式与内容间失衡的质疑，关于中国元素应用和解读的争议等等，可能又是横亘在前的另一座大山，只有翻过了这座山，才能真正豁然开朗。
票房与口碑之争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对电影画面的执著近乎偏执，从担任摄影师的《黄土地》令他一举成名之后，色彩的大胆运用可以说一直是他艺术风格的注解。画面对他有多么重要，从为跟他焦不离孟的搭档张伟平的电影公司取名“新画面”就可见一斑。
然而，近几年来，对于张氏影片形式大于内容，画面强而叙事弱，浓墨重彩以致视觉暴力等等的诟病却似乎随着《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一部部商业大片而越来越汹涌。
这些影片的国内票房将近7亿，很好地回报了投资者，也带来一定的国际影响。然而在国内的口碑上，除了《英雄》算是毁誉参半以外，后两部都比较惨淡。在喻国明看来，张艺谋的艺术特点大概也是跟他国际化的追求有关。从国际化的角度看，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有相通之处，相对的在内容上，就存在“文化折扣”现象。比如，冯小刚的电影就相对难以走到国际上去，因为其内容与一个族群的文化、习俗等元素有着太深的关系。而张艺谋比较强调的形式化，比如色彩的运用、中国元素的形式化注入等等都是老外也能看得懂的。
多年以来，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主要就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张艺谋为代表的形式性强的作品；一种是李小龙、成龙等代表的动作片，因为体态和行为的语言具有全世界范围的共通性。近几年来的张艺谋聪明地结合了两种形式，打造出一系列形式感极强的武侠商业大片，取得票房的大捷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从国际化的诉求来看，往高的说，中国在世界文化输出上还是一个弱国，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作为生产者力量仍然有限，所以在跟国际打交道的时候以西方的审美为取向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艺谋仍然将遭遇着票房与口碑不可得兼的尴尬。
从对投资、对市场的态度来看，张艺谋无疑是一个务实的导演。在那本《形式追索与视觉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研究》之中，他将打造精品的目标阐释为“既结合了娱乐性、观赏性与消费文化的共同特点，观众喜闻乐见，又有较高的品位”，不再曲高和寡，务实地顺应了消费文化的潮流。但是，务实并不等于要票房不要口碑。
为了挣回口碑，《千里走单骑》插入在三部古装武侠大片中间。它的票房也是其中深谷，在前后均为数亿的对照下，只得3000万，看起来就像是起伏很大的音符。张伟平说：“我们为什么拍这部片？就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别人不是说我们拍商业大片堕落了吗，就拍部文艺片，几千万堵一把嘴，中国有几个导演付得起这种堵嘴的代价？”在他看来，“文艺片是中场休息，大片才是比赛的开始”。拍文艺片是“偶尔练把手”，作为投资人，“商业片赚点儿，文艺片上赔点儿”，没问题。当然赚与赔之间的比例，作为投资人更是会好好把握。对于张艺谋本身而言，《千里走单骑》应该不是赌气之作，或者更适合看作是平衡商业与艺术的产物。
为了执导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而“息影”三年之后，“惊悚、悬疑、喜剧”新片《三枪拍案惊奇》将在年底上档，是形式是内容，是口碑是票房，都等到时揭晓。
“独身”于商业之外
一部《三枪拍案惊奇》，小沈阳成了新的“谋男郎”。对于小沈阳的加盟，张伟平表示是想为影片加入喜剧元素，并不是“投机倒把”，只用红人。根据张伟平的回忆，二张合作之初，正是张艺谋与巩俐分道扬镳之后，张伟平提出不需要别人，要把“张艺谋”这个品牌树立起来，“用谁谁就红”。从《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来看，确实如此。不过，从拍“大片”开始，显而易见，国际巨星的加盟大大增长了号召力。此次，张艺谋继续了品牌联盟之路，“张艺谋”与“赵本山”两大品牌的联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形成怎样的效果或“笑果”，也成了电影的一大卖点。
将张艺谋和赵本山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并不奇怪，二人都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名人，都行走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有所区别的是，赵本山身为“本山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已经成为典型的文化商人，推动着东北文化产业；而张艺谋始终是个创作者，平衡在各种商业力量间，基本处于闭门造车状态。
张艺谋电影的营销引入了好莱坞的文化产业营销模式，好莱坞将投资的三分之一用在市场推广上，因为必须有市场推广的投入，才能引起普遍关注，而只有普遍关注才能迎来票房收入充分的价值实现。所以坊间关于从《英雄》到《十面埋伏》，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炒作的攻击其实大可不必。某种程度上，“卖萝卜”卖得异常的好，并不表示“种萝卜”种得不好。
在宣传电影的时候，对于“参加推广活动”、“商业化了”，张艺谋可以一笑置之。不过，他仍然很小心避忌“堕落”。有报道称张艺谋坚持与广告主签订保密协议，不允许透露他接拍广告的合同细节，其实电影导演拍广告并不新鲜，张艺谋拍广告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但他仍然很谨慎，不给人留下“堕落”的口实。
虽然商业片大导演的名号有甚过文艺片导演的势头，将艺术与市场结合也是他所擅长，在商业面前，张艺谋仍然保持着“独善其身”。电影上有张伟平做代言人，在电影之外，也都是由合作者出面，而他只扮演精神领袖和灵魂的角色。
《南方周末》090909
2008年，算上只公映了几天的影片，内地影院一共公映了77部华语电影，其中有10部都有同一个署名：韩三平。这10部电影一共产生了将近8亿元票房，占所有华语电影票房近三分之一。
韩三平用“功德圆满”来形容自己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无论他还是他的秘书，都没有统计过，“韩三平”这三个字究竟出现在多少部电影前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中国电影里挂名最多的人。
这也是一部贺岁片式的主旋律片：姜文和陈道明被安排挤在一个狭小的车里飙戏；李连杰脚跟都没动一下，就演完了自己的戏份；照相师郭德纲笑眯眯地从镜头里探出头来，梁家辉从镜头前弹开，毛主席背后的妇女代表散开，原来里面藏着章子怡、许晴、宁静、苗圃……
投资仅3000万，却云集了172个明星的主旋律影片《建国大业》，9月17日将在全国公映，这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国产影片”里最重头的电影。
8月的一天，韩三平坐在电瓶车上，在总投资超过20亿、总占地面积5.6平方公里的中影怀柔影视基地视察。《建国大业》正在这里做后期音乐。
这个位于北京怀柔杨宋镇的影视基地，离北京45公里，高速路收费站的名字干脆写上了：中影怀柔。
这只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庞大的电影产业链上的一环：从影视创作生产、发行放映、境内外合拍影片管理，到院线经营、数字制作、数字影院的建设与管理，再到洗印加工、影片进出口、电影器材营销，甚至包括后电影开发、光盘生产、媒体运营、广告、物业管理和房地产开发。
中影集团无疑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帝国。
有毛时代情结的韩三平，就是这个电影帝国的一把手。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没错；但历史又是在若干英雄带领下创造的。没有陈胜吴广，就没有千百万农民的揭竿而起；没有朱元璋，就没有明代帝国的建立。讲到毛泽东，他把一个6亿人口的国家的制度彻底地翻了一个个儿，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这可比一般的农村青年成为一个歌手厉害。”
正是这个有毛时代烙印的韩三平，让中影集团一步跨入了大片时代，从2002年起，中影斥巨资投拍一大批中国式电影：《无极》、《疯狂的石头》、《投名状》、《长江七号》、《赤壁》、《梅兰芳》、《疯狂的赛车》、《南京！南京！》等，创下近18亿票房。
“毛时代不等于保守时代。现在的商业大片中，中影集团确实是取得了很辉煌的成绩，但是想简单一点，就像我跟冯小刚说的，为观众服务，‘为人民服务’。”韩三平说。
“我就不信公有制彻底不行了”
南方周末：2004年中影集中推出了一批大投资的电影，你是怎么决定的？
韩三平：当时民营公司非常成功，中影要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国有企业怎样在商业领域里获得成功，这是我们既痛苦又必须要解决的一件事。我有一个情结，国有产业经济情结，这是高于电影情结的，我不相信国有企业做不好，我不相信公有制就彻底不行了。美国的政治就没问题啊，那么多的枪击、敲诈、吸毒、贩毒、杀人放火。
全人类施行一个制度是不可能的。那全人类都看好莱坞电影，生活该多枯燥啊，每天早餐你都吃麦当劳试试，早就造反了。但如果全世界早上都只有麦当劳，你也可以选择不吃，选择自己做。所以你就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吃你的馒头，为什么要看你的国产电影。
南方周末：但当时对《英雄》的评论并不好。
韩三平：你要说艺术那些玩艺，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是一两千年前就存在讨论，天天都在扯这个问题，扯得清楚吗？邓小平早就说过多干少说，摸着石头过河，扯什么这个不是艺术片，是商业的奴隶。学者可以扯，理论家可以扯，你们南方周末可以扯，唯有我不可以扯，要扯就早完蛋了。商业大片人家拍了，你的企业落后了，就该倒闭了，因为你没产品。
南方周末：2002年一次性投资这么多大型产品，你回头来看有多少赌博成分，有多少是胜券在握？
韩三平：我坚信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不可能让几个好莱坞电影就给弄没了。中国有13亿人口，老外傻乎乎地觉得我们中国不得了，一个电影如果1%的人看，就是1300万观众，一人10块钱就是13亿票房。我坚信13亿人不可能都看美国电影。所以那年推动了大批大片，现在经过实践检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基本上是双丰收。
南方周末：你最得意的决策是？
韩三平：最得意的是《赤壁》拍上下集，还有就是发行《疯狂的石头》。
《疯狂的石头》在我办公桌上放了几乎快一个礼拜，据说导演、投资方找了很多公司。非常偶然，那天我约了一个人，临时出了状况，那天我就没事干，就让秘书放给我看看，看了40分钟，上来就和导演见面了。也许它里面有四川话打动了我。当时我就说买下他们国内版权，当时对方说要150万，后来秘书说还了个价，130万拿下。我们拿160万发行，加起来300万。
它没有大制作、大场面、大演员，但我坚定它迎合了现代青年观众电影的观赏需求，大企业怕什么？里外加起来才300万，风险不大，就这样发行了。那几天还是世界杯决赛，我天天在看足球赛，我参加了首映，有200多人，放了20分钟满堂喝彩，我出来的时候就问电影院经理，这是买的票还是送的票，他们说半买半送，我说这片子成了。
后来片子发了3000万票房，我们收回900多万，赚了将近200%。《疯狂的石头》的时候我亲口跟宁浩说，这部戏收回来的钱就是你下一部的成本。所以第二部1000万，后来追加了100万，紧接着就拍了《疯狂的赛车》，卖了一亿二千万。我立马就让他拍了第三部《无人区》。
这三部电影成功赚钱不是最大的意义，最大的意义是培养了一个青年导演，因为宁浩已经有品牌了，这是我们做的比较漂亮的事。
南方周末：《赤壁》你的得意之处是什么？
韩三平：《赤壁》投资这么高，我说服吴宇森做出上下集。而且依然决定在奥运召开前夕7月10日公映。很多人都反对，觉得奥运前夕谁还看电影，我说放心发。发了三亿二千万，基本上收回投资了，下集发行基本上都是利润了，收了二亿八千万左右。
“大型商业电影上我还没有失误过”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谈论得意，哪些是你现在回过头来觉得决策错了？
韩三平：重大失误就是《那山那人那狗》，我用10万美金把日本版权卖了。发达国家是两个观众群体，一个群体是15岁到35岁，还有一个群体是60岁以上。日本人提出分账，我没有同意，我卖断了，《那山那人那狗》是在第二大观众群里获得巨大成功，结果日本人赚了大钱，据说发5000万港币的票房。但是我可以很骄傲地说，从做商业电影的角度讲，我还没有失误过，无论大的、小的。
南方周末：《无极》和《梅兰芳》也属于决策正确的？
韩三平：应该说大型商业电影上我还没有失误过。《梅兰芳》我没看成商业电影，还是属于艺术电影，目前它在亏损，当然做生意也不能要求都赢，哪有不折一下？我们总结教训，纠正错误，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教导。但总体我们是抓住了非常好的发展时机，确立了中国电影集团在国产片制作发行上的地位。
南方周末：你怎么确定一定能赢？
韩三平：这玩艺就像邓小平借鉴美国的经验，叫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就是借鉴美国的经验。首先我坚信中国人喜欢看中国电影，要解决的是中国人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说美国人喜欢看什么，就是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搬过来就能用。你要让观众在电影上看到的是他在电视上、手机里看不到的东西。同样都是刀削面，在立交桥下几块钱一碗，到五星级酒店就是100一碗，他买什么？买服务。中国人老不买服务，服务是虚的，坐头等舱2000块，坐普通舱600块，我省1400块买一件衬衣回去，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这个习惯在慢慢改变，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在改变。
南方周末：没考虑过失败怎么办？
韩三平：当然你得要有魄力，什么利润最高啊？风险的利润最高，你就是贪污也有风险，而且风险还大，抓起来就一枪把你毙了。我举的例子不是很好，但你仔细想想，你把钱攥在手里就没风险，但它不增值。
韩总你费那个事干嘛
南方周末：问题是，所有进口片的利润都是中影的，中影掌握着绝大部分利益，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风险？
韩三平：你们可以去考证，从当总经理到董事长，我没有出席过一次外国电影的发行仪式，甚至我没有参与过一次外国电影的谈判，没参与一次外国电影的签约仪式，这就是我非常执著的一点。
中国电影，大到几亿的《赤壁》，小到300万的《疯狂的石头》，我可以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去卖。照一般人的观念，韩总你这么费事干什么，你就守着那个大片子，收点代理费，你就是政府的一个授权单位，你着什么急啊。恰恰不是，这是我觉得自己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我做两种影片：商业影片，重点影片。
你再去考证一下，重点影片或者叫主旋律片，从峨眉厂到现在，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中国近15年来最优秀的重点影片：《焦裕禄》、《横空出世》、《1919》、《孔繁森》、《赢家》、《云水谣》、《张思德》再到《建国大业》……说谦虚点60%是我一个公司做的；1亿以上的商业大片，也有50%是我做的，这是铁板钉钉的事。
再说到支持青年导演，比如《爱情呼叫转移》、《命运呼叫转移》，原来中影集团不懂商业运作，连一张海报怎么做都不懂，但现在它是最强的公司，因为是最强的电影在它手里。这是马太效应，强的会越来越强。从2005年到现在，我非常自信甚至非常得意，我觉得我对中国电影有点功德圆满。
南方周末：你觉得在电影这个行当里，中影公司一枝独秀的合理性在哪里？
韩三平：在中国的词汇里，你要谦虚一点，要含蓄一点。你可以换一种说法，做得比其他企业好一点。它对整个产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对行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带来调控和指导作用。“独秀”有点过，“独大”更准确一点。
南方周末：那中影一枝独大的合理性在哪里？
韩三平：你让我说，我说是韩三平在这儿，我能这么说吗？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反过来讲一个企业成不成，跟企业领导人直接相关，成也是你，败也在你。应该这样说就对了：是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有共产党国有企业的丰富资源，当然我在中间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觉得不用讳言。
南方周末：所以中影这个平台只是辅助作用？
韩三平：我承认我们享有一定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同时也给了我们沉重的责任。我养了1800名退休人员，3000人在这边就业，你民营公司谁去养老同志啊？他们对中国电影产业，甚至对中国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你能不管人家吗？人家说你们一年一部戏200万、300万片酬，这些老同志最低生活费才500元，公平吗？
民营公司做儿童片吗？民营公司做《云水谣》、《张思德》吗？人家都说拍主旋律要赔钱，但主流意识形态总得要宣传，我们就是在把主流意识形态跟商业手段结合好啊。我认为《建国大业》有可能做一个范例。李连杰不就演了一个爱国将领吗？如果票房能超过1亿，就说明它不依赖政府支持就赚钱了，实验就成功了。
“我只对中影有话语权”
南方周末：你确定这个实验有复制的可能吗？
韩三平：有些人说，是韩三平弄来明星的，是啊，我这做实验版，你们以后就跟着来，不能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疯狂的石头》投300万票房3000万叫偶然，《疯狂的赛车》还叫偶然吗？好多人不是后悔，自己怎么没投《疯狂的赛车》，那叫没这智慧，只能这么说。归根到底电影是一个高智慧劳动，你说42码的皮鞋，多一公分是废品，少一公分也是废品。
电影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杯子是客观存在的，你说《赤壁》现在还剩什么，修个楼永远在那儿立着？电影是精神产品，它不像服装，服装可以卖不行可以卖6块，6块不行卖5块，5块还不行，可以捐给灾区，它总有用。但烂电影让灾区群众看，他们也不看啊。
南方周末：你在影片上有话语权吗？
韩三平：我只有对中影集团有话语权，别的我没有话语权。
南方周末：因为一枝独大，很多权力集中在你手里，比如《疯狂的石头》，如果不是碟刚好在你这里，如果你不是刚好有空看了，也许这个片依旧放在那里。
韩三平：埋没了？对，有这个问题。严格的来说，这种状况不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但第一，我们没有去限制别的公司发展，没说《疯狂的石头》我不让你们做，我们当然也希望有几个大的公司来促进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而且未来会是这个格局，未来不会是中影公司占了全国票房的50%-60%，那就是超级垄断，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状况。
南方周末：怎么打破阶段性垄断？
韩三平：单讲国产片的资源，中影没有控制更多的资源，中影一个签约导演没有，华谊有冯小刚，新画面有张艺谋，中影一个都没有，这样还带来了好处，所有的导演都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是博大、博爱的。
美国的二杆子
南方周末：除了积极参演《建国大业》，还有什么方法能被中影“博爱”到？
韩三平：这个就很偶然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找我，但要靠我一个人很难。我跟斯皮尔伯格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中国导演拍的东西往往大家不喜欢？他说：“你们中国年轻的导演往往按自己的游戏规则来，不按公众游戏规则来。”斯皮尔伯格得的第一个奖是“会讲故事奖”。我们的新导演一来不是讲故事，而是想说我心里想表现，你那一点小九九，小内心世界，你非得用一个大电影来表现，观众可不买账。像幼儿园那种朦胧的东西拿到银幕上，要是斯皮尔伯格拍，伯格曼拍，可能有戏，你拍就没戏。
我们有些导演，国际奖拿回来了，路子越走越窄，一个国际奖200万票房都拿不回来。我们允许你去追求，但你就不要抱怨，不能抱怨观众真傻，发行真笨，电影院真坏，这就是怨妇情结，没人理你那一套。电影院说行，如果这场100个座你只卖了10个，你补我20个座的钱我就发，你敢签这个合同吗？这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南方周末：中影相信什么？
韩三平：中影未来人才培养方向，而是注重制片、摄影、化装、服装、道具、美工、录音、剪辑。这是我的一个强烈的思路。
李长春同志在讲话里把名制片放到前面了。你既然做一个产业，最重要的就是搞经营的这些人，什么叫搞经营？是把东西卖出去。一年可以做500部电影，如果中国放开做一年可以做1000部。但是要销售给消费者，整个过程是盈利的、增长的，这个过程是最困难的。
组织一帮人，拍完后把电影卖出去，这个人就叫制片人，我们缺这个队伍。计划经济这个队伍是不需要的，全部统购统销，现在不是了。谁拍的谁享有这个利润，谁承担这个亏损，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个人来决定它的整个环节，就是我们说的制片人、出品人，不光是出钱拍电影那么容易，干两把赔了不干了，反而更伤害这个产业。
南方周末：所以制片人、投资者也是要被挑选的？
韩三平：比如400部电影，350部在亏，亏了，好，我不投了。消费者也是，400部电影里350部都是粗制滥造的，不想看了，出门以后开骂，看了一半以后走人了，整个产业都受伤害，你不信试试看。国产片一旦完了，当中国电影没有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资格去采访一个美国的大导演，你成了附庸，要写电影就得写美国的，怎么写？你看着片子自己写去。那时候有意思吗？我成了美国电影的发行商，你们成了美国电影的吹鼓手，我们的市场成了美国电影的市场，我们整个国家的电影成了美国的电影殖民地，所有人成了美国的二杆子，男不男、女不女。英国、德国那时候电影多好啊，二战以后全成了美国电影的观众，辛辛苦苦挣点钱，全被美国人拿走了，凭什么啊！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产业做大，跟他们对话。
南方周末：怎么叫对话？
韩三平：对话比对抗厉害，对抗是没有实力的，我偷偷摸摸踹你一脚，恐怖分子只能对抗，他无法对话。就像《建国大业》里，蒋介石不是在悲叹吗，你没有实力，你谈什么啊。所以你要自己强大。你不买我的，我也不买你的，什么自由贸易，你光说要看美国电影看不着，你不讲顺差、逆差，你不讲贸易啊，为什么我们轮胎一过去你们就提价限制，自由贸易中国轮胎是便宜，我们劳动力成本低下，那你为什么要限制我提高关税，那对不起……电影我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全行业要爱护这个产业，批评无所谓，就怕歧视。你看骂冯小刚、骂人张艺谋那是连篇的，美国电影没有一个骂的。美国电影就没有弊病吗？我看《变形金刚》就是几个东西在那儿飞，我就说那是粗制滥造，一点品位都没有，报纸不登我的文章啊，为什么不登？崇洋媚外。动不动就拿美国电影跟中国比，骂自己导演的时候头头是道，对美国电影就一味的吹捧和恭维，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不迎合观众迎合谁？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电影非常有信心，但你有没有看到中国电影的危机？
韩三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怎么抓住观众的心，观众喜欢什么，我们主要的影片类型就是什么。这段时间观众确实喜欢看武打戏，那你就得多拍武打戏，观众多喜欢看爱情戏，你就多拍爱情戏，电影不迎合观众迎合谁呢？迎合艺术家，凭什么呀？各个产品都是在迎合消费者，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这个话？
电影不可能兴邦，更不可能亡国，它就是一个消费品。硬指标你就做规定吧，就像对三点的色情镜头规定两秒内播完，最多五秒，五秒以上就叫色情，可以界定的。
南方周末：陈可辛有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千万级的影片是没有人投也很难赚钱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韩三平：我同意这种现象，不同意这种观点，这种现象必然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电影院太少，中间好看的影片太少，几千万的电影很难拍,又要视听享受，又要有情感冲击，很难，但是未来肯定该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千万级电影怎么赚钱？
韩三平：其实大量赔钱的还是一千万以下的影片。
电影产业必须建立三个金字塔。一个是投资金字塔，千万级以下的应该是200部，三四千万的五六十部，1亿—1.5亿的十来部，2亿的三五部，这种结构还没有完全建立；第二个金字塔是票房回收的机制，也没有建立；还有一个金字塔，就是关联产业收入，也非常缺乏。票房是它的基础，电视台是第二产业，音像制品是第三产业，广告收入是第四层，第五层是玩具，这个金字塔是零。
还有一个干扰第二个金字塔的，就是电影院。为什么童刚局长说要建造3万块银幕，现在我们才4000块，根本容不下三四千万的片子，十个亿级片，每个要占15天，这就150天；再来七八部外国电影，十来天，这就二百二三十天；再来一点献礼片，五一节、国庆节，就三百天了。一年的空档也就三十天。现在不要说北京，全国一部商业大片，全国都是一片“黄金甲”。
修1000个影院很简单
南方周末：所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银幕问题？
韩三平：不是，银幕只要有钱就能解决了，一块银幕一百万，一万个银幕100亿，100亿元是什么概念？北京市几公里的地铁就要100个亿了。中国太有钱了，像中影说要贷款，银行给我50亿，我建1000个电影院，那像在玩似的，关键是中国的管理人才跟不上。
增加5万块银幕等于是增加6000家电影院，那6000个电影院经理哪找去？现在4000个电影院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包括售票系统，都没有做好。中影也有很多电影院是不赚钱的。
南方周末：你说一年400部电影，有300多部是千万级以内的，这怎么解决，资源整合还是淘汰一部分？
韩三平：肯定是在竞争中淘汰一大堆人，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开始了。第二个，根据中国的观众和市场消费情况，加快建设电影院，说白了就是多建一点舞台，这块政府正在想办法，像我们现在是4000块，要做到3万块。
南方周末：再少修几公里地铁？
韩三平：央视大楼也要一百多亿，少修一两栋高楼大厦就解决了。现在中央提出提高国家软实力，为什么不早说呢？你有十块钱的时候，肯定是先吃饱，有剩的再去买漂亮的衣服，还有剩的才能去买一张电影票，绝不会倒过来。电影是文化产业里面是最大之一的支撑，美国的电影跟其他工业差不多并驾齐驱。
南方周末：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有实际的投入，其中中影会拿到多少？
韩三平：中影肯定是国家的首选，因为中影属于国家。但是拿到的同时，它又承担很多责任。比如我们在农村放映电影，给国家拿一点钱，显然是不够的，我成天在穷乡僻壤放电影，没什么收入。带有公益色彩的事，还得国有企业来干，中央规定得很清楚，政府拿一点钱，企业来运作，老百姓受益。
南方周末：中影不断在整个电影一条龙上都有很大的发展，那民营企业还有得发展吗？
韩三平：现在民营企业不是干的也挺好的嘛，只不过它属于第二第三类，也没有什么民营企业关门了，甚至他们还不愿意跟国有企业合作。我觉得电影在所有制问题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像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什么制度呀？它那没有国有企业，甚至没有审查，为什么玩完了？
南方周末：台湾是因为辅导金，而香港大部分人在抱怨说因为进入不了内地市场。
韩三平：瞎说，为什么现在香港电影院的美国电影远远超过香港电影票房？如果要香港待遇跟大陆同等的话，2000年香港就玩完了。大陆的劳动力涌入香港，香港工人全得失业，你要200块钱一天，我50块钱一天。
香港电影没有文化根。大陆电影好歹有像《手机》严守一这样人物。香港电影就是一个表层的商业性动作，像跳得高，打得远，这玩意行吗？你又没有玩到美国《黑客帝国》、《侏罗纪公园》那个份儿上，再不改变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现在大北漂出现，第一学普通话，我们听不懂你那话。大陆市场已经开放了，已经开放到家了，只不过你的恐怖、色情、暴力等等影片在这通不过，不光是你的通不过，大陆自己的也通不过，美国电影也通不过。
大家都不要埋怨，要勾结在一起，纯香港电影是不行的，不能把鬼片、色情的东西拿过来，我都通不过，一个父亲和女儿能坐在一个屋里面看色情电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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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200808
那一年，花儿乐队的成员确实都还是小屁孩儿，主唱大张伟才15岁，乐评人王小峰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张伟还没有他手里的吉他高呢！”可就是这个15岁的大张伟以花儿乐队之名，震动了1998年的北京音乐圈。之后，媒体给了大张伟和花儿一个如雷贯耳的雅号“天才少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花儿乐队的付辞去了他在麦田音乐的工作，自组新蜂音乐，专门制作花儿乐队的专辑。音乐圈的人都知道，这个新蜂其实就是新蜜蜂，英文New
Bees，而中英文的谐音就任人想象了。当然，付在唱片公司的名字里也注入了他对花儿乐队的期许：新蜂，充满活力的群体；New
Bees，做中国最牛的音乐。
15岁的大张伟直到现在也其貌不扬，连他的名字也那么普通。可这些外在的普通无法掩盖他当年“天才少年”的本质与核心，他还是能用音乐镇住比他大上一倍的乐坛老炮儿们，并用音乐使得他们成为第一批花粉。
生于1983的大张伟和他的某些同龄人一样，成名极早。同属80后春树萌发嫩芽都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到了80后满大街的开始成为现象的时候，花儿乐队已经让大多数人忘了他们原来也是80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大张伟和花儿乐队是第一批为大众关注的80后也不为过。
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花儿乐队故事里的事的莫过于那个有着音乐理想主义色彩的前花儿经纪人付，只可惜，他们后来分道扬镳了。任凭周围的各路人马怎么打探，付也是“往事不要再提”的三缄其口的态度。我们只能从经历那个年代的音乐圈中的“老炮儿”们口中获得些只言片语的线索。
众人无一例外的认可花儿乐队特别是大张伟当年的才华，除此之外我们已知的是，大张伟的家境并不是很好，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80后蜜罐里长大的一代的印象有所差异。因此，大张伟的“天才少年”的美誉在周围人看来也就有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意味。但实际上，有消息人士指出，其实，小小少年驰骋乐坛八载有余，大张伟和其他花儿乐队的成员们远没有过上幸福生活。这与京城摇滚圈的大多数艺人的境遇相差无几，当然，更与局外人的凭空想象相距甚远。
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线索把花儿乐队与普遍意义上的80后一代一一对应，但从纷乱的信息中，我们可以还原花儿乐队特别是大张伟身上的某些特性。他有80后们具备的鲜明个性，自我、求异、鲜活、直接，这你从他的音乐中便可以清晰得到印证，如果缺了那些鲜明的个性作为主脉，他如何可以写出《放学了》《静止》《破灭》这样的歌呢，特别是在尚处花季的年龄里。而从花儿乐队与新蜂音乐后来的不欢而散直至对簿公堂的报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有的80后的另外一些特质，比如物质主义、无所顾忌、缺少苦难磨砺导致的缺乏耐力、一些急功近利、一些冷漠还有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1999年，我曾在天津为花儿组织一场小型音乐会。当时，花儿乐队尚在新蜂旗下，付带着这几个孩子从下午开始就调试音响、排练，付的严苛让我目睹了他对艺人的用心良苦。吉他、鼓、贝斯的音色，大张伟的嗓音，付把一个小型音乐会当成了录音室。花儿乐队的四个孩子象是面对他们的家长，在苛责中一点点把状态调到最佳。一面是对品质的追求，一面是孩子们特有的神情。那个时候，大张伟们确实还是孩子，那一年他不过16岁，可没办法，他的才华和他的选择让他从被称为“天才少年”的那一刻起就与同龄人渐行渐远了。我从大张伟的眼神里看出了矛盾、紧张。当然，当鼓声响起的一霎那，那眼神立即变成了兴奋。
从那之后，我一直关注花儿乐队，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付。直到2006年的春天，我卷入了一场事先张扬的抄袭事件之中。花儿乐队加盟百代唱片之后，出版了两张专辑，大张伟创作的其中12首作品在网上被指涉嫌抄袭。我先是关注到他们面对公众时的言辞，诸如“人红是非多”的说法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在乐评人王小峰的博客上看到这些歌曲的链接，一一下载认真对比后，我震惊了。我邀请钢琴家晨琪对涉嫌曲目进行鉴定的工作，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一时的热门娱乐新闻。之后，大张伟在百代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新浪网举行视频说明会，大张伟的表现让我再一次震惊，看完视频的霎那，我脑子里闪现出1999年天津的小型音乐会上活跃、率性、认真的大张伟。几年而已，判若两人。
花儿抄袭事件本来是一次无关道德的事件，但也正是这件事让人们忽然想起，原来他是个80后。当然，新一代“花蜜”(“花粉”升级版)的非理性言辞也以旁证的姿态印证了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微词。问题被提了出来，花儿怎么了，大张伟怎么了，80后怎么了，他们这代人还有没有底线，他们是不是如同他们的前辈所预言的那样，成为“无底线一代”？
无论怎样，作为第一代“花粉”，我还是希望花儿乐队能痛定思痛，从抄袭事件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相信，只要他们对抄袭事件有了清醒的认识，伤仲永的悲剧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再现，花儿再次开放也是迟早的事。反之，花儿的凋落也将是命中注定的。
这和我们对80后的预期大体相同，每个80后都是待放的花儿，能否开放，还是夭折，在代际的共性之外，还有个体的磨砺。一代人的错与对，在你身上又将怎样着色呢？
(文字为未删节版，有错别字或者有别于教科书的错误思想，请看官自行过滤。)
(另外，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篇韩寒采访，虽然到后面有些无聊)
当我的国只剩一个居民，我就是文明和传奇。
如果你能发光，你应该飞我的前面。
策划：马一木
摄影：周云哲
撰文：马一木 张诗尧
造型：杨磊 黄泳凡 小齐 陈璐瑶
服装：杨一帆
统筹：崔益涵
鸣谢：梁朝辉 1968工作室
韩寒：'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2年前，你和王朔一起上电视节目。他谈锋甚健，你几乎不发一言。你还写文章称赞了王朔。
——是的。就像送别一个老朋友，你总要说好话。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一定要出这个门
下午三点。上海郊区公寓楼里的韩寒刚起床。小房子里没有书架，各个角落摆满了半人高的书和杂志。他把能关的门都关上，开始观看这个世界。方法是，看报章、杂志、电视和网络。这个活动将消耗他整个下午。资讯在他大脑里，刺激记忆蛋白转换为兴奋脉冲 ，这就是他对世界的判断。
判断，判断，除了判断还是判断。韩寒每个月花1000多元买《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杂志，两会期间的报导，韩寒最喜欢的一个标题是：《55年来我从没投过反对票》。“我不喜欢通过代理服务器去看国外网站，用眼睛看到的反而更有趣。”
韩寒开始看电视，还是“两会”。他拍了拍电视，以为电视坏了，因为里面的人长时间一动不动。“这次两会的机位和镜头给得很好。”
“如果你有机会当人大代表，你会接受吗?”
“不行，我表演得不够好。”
看电视时，韩寒打开一包薯片和话梅。这是一个吃零食的男人，他一边吃零食一边在博客论证北川政府是否在“兰德酷路泽”事件中说谎。“为什么男人不能吃零食呢?”韩寒继续判断，“不吃零食的也未必是真男人。”
在韩寒朋友老李眼里，他是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人。“他开车去四川营救素未谋面的上海作家李西闽。如果需要，他甚至可以为朋友倾家荡产。”
就是在这个离上海市中心50公里的小房间里，韩寒用他150度近视的眼睛，打量发生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作出自己的判断：G20峰会上央视记者的提问很高很强很宏观;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网友们说他是汉奸和走狗，他还是反对人们走上大街进行反法集会和游行。
夜幕来了，韩寒出门遛狗。在他眼里，门是一种象征物，象征着“规则”、“束缚”和“即成习惯”。就像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一样，韩寒必须出门。
“最让你害怕的事儿是什么?”
“就是和女朋友吵架时，她不让我出门。我是一定要走出这个门的。”
“最让你沮丧的事儿是什么?“
“就是别人不让我出门。我是一定要走出这个门的。我活了几十年就是为了走出这个门。”
如今既然韩寒已是中国第一博客主人，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上榜者，无数臭鸡蛋和鲜花投掷的对象，我就把影片往回倒去，于是韩寒在得了中国汽车拉力赛年度总冠军时，感受是，“我好饿啊”;于是韩寒开着的宝马车在倒退，停在9年前的一个车库里，而当时18岁的少年韩寒正背着写《三重门》获得的版税钱去买车;韩寒身上的赛车服快速地掠过地面回到商店橱窗里，他对朋友说，不想只做作家，想靠赛车养活自己，朋友们哄堂大笑;韩寒手上的纸和笔又突然不见了，他出现在高一时的学校办公室，递上退学申请，说自己要做作家，靠版税养活自己，老师们哄堂大笑。接着，韩寒所养的狗数字变少，8条，7条，6条，最后是小韩寒为自己第一条狗的死去，痛苦了很久。
小韩寒晃着腿，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路过镇政府，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
抓不住的树上的男爵
韩寒扶了扶眼镜，趴在台球桌上， 瞄准，出杆，白球开始在蓝色的9球桌上不停碰撞，穿梭。他出杆很快，2秒种就能出一杆。站在旁边的“北京文艺圈第一台球高手”石康一根烟还没抽完，9号球已经落袋。这是上海徐家汇一家台球室里，人们并未认出韩寒。
石康说，从韩寒身上能看到这一代青年人的可能性，“他能做成任何事情，做成什么事我都不惊讶。他们对自己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凭空的，是建立在技艺和细节上的。我和他老打台球，他对球怎么出杆，走什么路线，如何回到一个地方，会有很好的把握和研究，这是对细节和技艺重视的表现。”
这是4月的一个深夜，对于韩寒来说，中午刚开始，1个月后，他主编的一本杂志将面世，按照韩寒经纪人路金波的说法，这是一本面向“青年知识分子”的杂志。
27岁时，胡适已是北大教授，并在乡间举办了新式文明婚礼;鲁迅27岁与许广平同居，开始翻译域外小说。27岁，对于韩寒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他最大的乐趣在于一大早起来，不知道该选择去做什么好。
比如，人们就不会想到他写着书闯入赛车界，现在又开着车闯入杂志圈。
他从这个树梢跳到那个树梢，你得砍断森林里所有的树才能抓到他。
这是张晓舟评论乐手小河的话。
韩寒仰着头，一脸坏笑，说，“即使砍掉所有的森林都抓不到我。”
一副眼镜
现在是凌晨1:10，北京国贸金湖茶餐厅里，有人吸烟看报，一个女人打了个呵欠。韩寒埋头吃饭，毫不含糊和掩饰，饭里有肉片和笋片，他完全沉浸在粮食里， 像个开心的农民。我再次认真看了下这个男人，黑色皮衣和仔裤，脸庞瘦削，四肢舒展，手指细长，肩膀很宽，和体型不成比例。进食中，黑色皮质发卡滑落了3 次，扔在一旁的眼镜比他本人要沧桑50岁，掉漆、碰瓷、变形，150度的弧线镜片上满是灰尘和指纹。
“这环境太嘈杂了吧?不然换个地方。”我问，这时隔壁两个醉汉正搂在一起大笑。韩寒边吃边说，“没事儿。我是那种在垃圾桶旁边都能求婚的人。”
一滴菜汁落在了韩寒眼镜上。这是一副Giorgio Armani眼镜，韩寒朋友送的，戴了5年。一次拉力赛前，电视台过来采访，让他说几句自我鼓励的电视套路语言。他很投入地表演，在差点把自己感动了的时 候，镜片夺框而出，垂直落地。“重拍一遍吧。”电视台很沮丧。韩寒说，“这段多有趣啊。要是在国外肯定会播出。”
无趣是生活最大的敌人，在韩寒辞典里显然是这样的。他最觉得好玩的一件事是高中时在楼道上向女孩进行爱的表白。等滔滔不绝数分钟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嘴角挂着，大饭粒。
为了让我们在深夜的茶餐厅感觉更开心点，他又奉献了自己今年在挪威试车的尴尬经历。“我不认识挪威文，直到看到一个女的进了厕所，我才发现自己在挪威一直使用的是女厕所。”
他的趣味是写在骨子里的，他会在咖啡馆路人写的愿望本上大笔一挥，写上“批准”二字。
阴谋论者，炒作者，纨绔子弟，这是人们对韩寒的固有印象，在我们在和韩寒一个月的接触中，韩寒身上的简单、坦率、简朴和礼节在慢慢瓦解上述印象。
走出金湖茶餐厅，韩寒给我们开门，等所有人走了，他才离开。坐电梯时，他也会按住按钮，等所有人离开或者进去。
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助手，一个人背着一个书包，开始在深夜的中国穿行。
韩寒对谈录
q=《esquire》 a=韩寒
我希望我的杂志，稿酬能达到1个字2块钱，在保证作者的心智自由上出点小力。这个杂志最后能像一个青年的FBI一样，有才华的人展现他的才华，让坏人得到应有的下场。
关于杂志
q：即将要办一个青年知识份子的杂志?将会是什么性格?
a：大致在5月推出自己的杂志。说是青年知识分子杂志，其实是一个很做作的说法，我认为一本杂志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自由和有趣，而往往知识分子杂志都不是特别有趣，如果没有趣味，就算其他三点做到了，也会削弱里边的意愿，谁愿意一天到晚看宪法呢?它很正确，但它很无聊。话说回来，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看过宪法，一天到晚说宪法，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宪法是什么。
q：你看过宪法?
a：看过几遍。
q：每个毛孔都没放过?
a：以确保不要违反宪法。然后再想一想如果我以后能够修订宪法的话，应该怎么修订。前不久看的，其实是看着玩，因为看到知识分子写文章喜欢引用宪法。在我们的教育里，老跟你说要遵守宪法，但从来没有一个课本告诉我们宪法长什么样。后来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宪法”，还好宪法没有被屏蔽掉。
q：什么样的文章会出现在你们杂志上?
a:我希望它是一本人文偏新闻的杂志，但是由于我现在的人力、财力、精力的问题，刚开始达不到，没这么多记者人手。所以刚开始会走人文偏文学路线。我希望给到一个特别高的稿酬。当我去了解一个杂志的运营成本时，别人首先告诉我，作者的稿酬是忽略不计的。我说这个不对。我决定初期给我的作者们1个字2块钱。我自己完全可以少赚点。并且希望我的杂志以后可以做到1个字10块钱、20块钱。这个和路金波不一样的是，他把这个钱给到已经成名的作者，比如给我、安妮宝贝、王朔，其他出版社目前都是这个行情，给普通的作者没有那么多。但我想，无论作者有没有名、普不普通，只要文章够好，我都可以给到一个很高的稿费。如果后期发行量大，我希望很大一部分收入发给大家做稿酬。
q：出发点是因为尊重文字吗?
a:我觉得写东西的人不应该活成这样。我租办公室的时候在看《上海楼市》，发现上海的房子大部分我都买不起。我在写东西的人里面，收入算比较高的了。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城市的普通公寓楼买起来都很吃力。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认为在一个国家，到这种级别的作者，别说公寓了，甚至法拉利都可以10辆10辆的买。这才是对文字的尊重。我们国内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一方面觉得文人一定要固穷，另一方面认为媒体要清廉，我很认同一个杂志要清廉，但是清廉不等于清贫，很多人觉得很清贫才能做到很清廉，但事实上不是的。假设我一份钱都没有，别人给我一万块钱，说韩寒你赶紧写个东西吹捧下，我也得写。我认为一个写东西的人，至少要有一定得经济基础，才能更加独立。所以我希望我的杂志，在保证作者的心智自由上出点小力。而且我认为类似像《南方周末》的记者应该非常有钱，这样出去不会有收买的情况出现。
q：杂志的页码和定价?
a:恐怕在100页左右，定价10块左右。
q：书号?还是正规的期刊刊号?
a：一开始是书号，两、三期后得有刊号，不然没有办法做广告。
q：名字?
a：没想好。本来想过名字里带有青年两个字。但好像沾上青年两个字，定价就没法超过3元。比如《青年文摘》什么的。
q：你喜欢的作家?
a：“五四时期”的我比较喜欢，林语堂、钱钟书、梁实秋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q：你会不会希望你的作者群里能诞生像他们那样的文字?
a：时代是变化的，那个时候的作品更接近文学本身的意义，现在对文字的注重相对少些，就会出现《收获》里面作者的文笔还没有《男人装》的文笔好的情况。我希望两者可以结合。同时，我也不喜欢给别人写作的任务，就像《南方周末》曾叫我写专栏，我偏就写不出来，不像写博客。我希望这本杂志和作者都是比较自由的状态。
另外，我不希望看到一本杂志只是固定的那么几个人，这样做的圈子很小，我希望上台的人能多一些，可以给一些喜欢文学、映像、电影，甚至是做FBI的人一些舞台。
q：文图比例会是怎样?
a：相对偏文字。但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映像，希望可以用映像来软化。因为由于我的文字或者我的选择会让杂志显得比较硬。总之我很希望这个杂志特别大气大方。国内现在的杂志，包括郭敬明的杂志，很小气，他的杂志应该叫“最小气”。我希望这本“最大气”。
q：跟郭敬明办的杂志在比较吗?
a：我没有跟他在比较，但很多人难免会拿来比较。在商业上，他肯定是非常成功的，他通过很多途径，包括最小气的途径，以及当妈咪的途径等等，在那些喜欢写文字的年轻人身上赚了很多钱。
其实文字有很多的方向，这只是一种小的方向，还有更大的可能。肯定有人会去问的，我的回答是：比他好也没有问题，比他差也没有问题，因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我特别不希望和他的杂志做比较。
很多出版社说，看到郭敬明做杂志成功了，很多人也像他那样做杂志，但是这些复制品，没有一个会成功的。我想说这些人的眼界太小了。事实上，杂志并不是他们的一个专利，杂志也不是跟风，其实4、5年前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当时我自己没有准备好。我不希望靠这个杂志赚很多钱，当然如果它能够赚钱我也很开心，总比赔钱好。赚钱不是我真正的目的，我希望这个杂志最后像一个青年的FBI一样，有才华的人展现他的才华，让坏人得到应有的下场。如果是这样一本杂志就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脑子放在去办一本青春读物，或者跟《最小说》比文学市场。
q：有研究过五四时期的一些杂志吗，如万象，新青年，有轨列车，良友等?你的新杂志有自己的参照系吗?
a：我都看过。我看过很多杂志，每个月报刊杂志会花1000多吧。但我不希望受他们的影响，好多杂志都是照搬很多国外杂志，但如果还是照搬已经照搬了别人的杂志，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希望自己可以忘记所有杂志，说不定做出来的是比《男人装》还要那样的杂志。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q：建国前的杂志你看过吗?
a：1949年以前**办的杂志挺好的。一天到晚呼吁不能一党独裁，一党独裁是狗屎，一定要民主、自由。很有意思的。
关于职业
q：你从一个向来喜欢独来独往的人，突然成了主编、别人的领导，会不适应吗?
a：对于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是，还要有员工在一起。我从来喜欢独来独往。有助手我都觉得很不习惯，可能我命贱吧。有人给我提包我都会很别扭。
q：你的办公室会是一个什么风格?
如果找不到特别好玩的风格，就直接走乡镇企业家的道路。恶俗的。里面有地球仪，红木沙发和书柜，老板桌，有必要的话，墙上贴上自己和某名人的合影，或者挂上“大展鸿图”的书法作品。
q:路金波说，你以前不爱当作家。
a:是不喜欢，因为觉得这个职业不够带劲。但是后来发现，在中国写东西也挺危险，毕竟有很多限制，写着写着把自己写进去了。现在我改变想法了，觉得挺刺激的。
q：把写作当成危险行业来做。
a：对的。抱着I love this game的态度。
q：你的杂志也会按高危行业的路数来操作吗?
a：如果以后能把它转成新闻的话，那一定很刺激。但目前尚不具备这个条件。
q：你有足够的精力摆平那么多事吗?
a：人的精力是一个奇妙的事。就像人家老夫老妻了，10几年了，老婆说，你怎么那么久没碰我。“太累了，太累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很新鲜的女孩子，就不累了。所以我认为精力这个事情是人自己调控的。
q：又多了一个主编的身份，不会和赛车、写作冲突吗，你会容易腻歪一件事吗?
a：我很容易腻歪一件事，但是这么多年来书也一直在写，车也一直在玩，假设这个事情能够让我很开心并且不赔钱的话，我想我会继续下去。
q：赛车手，杂志主编，写博客的，畅销书作家，或者其他。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a：当然是其他，因为其它的未知。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有一定定数，比如我是国内的畅销书作家，但我再怎么写也写不出哈利波特，我是国内顶尖的冠军车手，但再怎么样也无法成为舒马赫。所以我认为更多时候我想去尝试新鲜的事情。
q：你小时候有没有对自己进行职业规划?
a：我小学作文里写的是想做联合国主席，发现联合国只有秘书长之后，(我当时以为秘书长是伺候人伺候得最狠的)，我决定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数学太差了，于是我想做售票员，因为售票员每天可以坐车。我很喜欢汽车。最终的职业和售票员最接近，都是坐在车上。
关于坚定
q：你说过北京影响他意识形态的地方，人生观，为什么说来听听。
a：北京给我的是负面触动。整个过程是特别自然的，不是一件事情给我人生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不是坚定的，因为他遇到另一个事情，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坚持说自己的人生观2000-2006形成)。我的人生观是自然形成，没有哪件事触动特别大。
q：北京什么是负面的?
a：不信任，不靠谱，没有安全感。我是一个很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觉得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只要一个人足够强大，他是很有安全感的。但是北京这个城市，狂没有安全感。和当地人没关系，一群外地人，和北京这个城市，再和当地人一反应，就反应出了一种严重不靠谱的气质。
q：觉得你过去一年变成熟了。哪个时期是你人格成长或者改变最快的时期?
a：我觉得2008年不重要。我的很多观点在我很小时就形成了，性格很早就成形了。但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韩寒用双手捂着脑袋，陷入长时间的思索。)就像一个人必须先有经济的独立，才能成为蝙蝠侠，不能在成为蝙蝠侠之前被人弄倒，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社会，这个和谐的社会，这个正确的政党领导下，的一个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像一个车手，他要在一个赛段里做时间，怎么能做到最快又不翻车。我一直寻找这个速度，安全起见，所以总是会从慢一点开始。太快了，就会翻车。
q：所以，你觉得2008年是你找到了速度和安全性结合点比较好的一年吗?
a：之前我也是一直那样判断社会的。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博客，也懒得去写，说掉了就不想写了。2008年只是让更多人知道了我的判断。
q：你是怪物吗?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吗?
a：不是。我和别人一模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志向，在这点上是一模一样的。清官想当清官，贪官想当贪官。有些人想当包青天，有些人想当和珅而已。
q：会有意训练自己吗?通过什么途径?比如通过大量阅读报刊杂志和网络。
a：会。各方面的途径。每个月花1000多买报刊杂志。但这些都是初级判断。有些人看只是为了看。包括看《南方周末》，我都会觉得，这个记者写得太偏颇。可能这个贪官，这个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坏。他在追求一个正义的过程中，未必落实群体是完全正确的。可能他们就是无理取闹的那一帮。当然这个无理取闹也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但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无理取闹。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当然，我认为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他们是基本正确的，至少有95%的正确率，不像《人民日报》，只有5%的正确率。但是我还不会100%相信它，我会发现另外的5%。像《人民日报》，除了中缝广告靠谱，别的都不靠谱。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对事情的判断。这个课本写的不对。小时候没人听，你白痴啊。所有老师都觉得你白痴。
q：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人会影响你?
a：很多。打开一些论坛，聪明的人，文笔好的人太多了。重大事情发生时，我不能去看那些网络帖子，我一旦看了他，我自己就写不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有些重大事情我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我忍不住去看了别人的帖子。我发现我他妈的该写的都被别人写掉了。
关于512大地震
q：每天看那么多东西，会造成情绪的堵塞吗?
a：不会。该忘掉自己就忘掉了。比如512地震，带给我的全是判断，这个真的，那个假的。内心深处没有被整个512覆盖住。我没有哭过，也没有感叹生命的喜怒无常、生命的不确定性。对我来说，这是新闻记者的一个新闻事件。就像法医解剖尸体的感觉。
q：512带给你的是什么?
a：512带给我的更多是大是大非的判断。在莎朗斯通事件上，人们说我，你怎么在民族大义之前，一点没有大是大非。这恰恰坚定了我对大是大非的理解。我认为大是大非只建立在正义和真相上，尤其是真相。只有在真相之后，才是大是大非。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假设我们中国莫名其妙出兵，把印度所有人屠杀掉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该帮中国人说话，为了民族大义?这就是大是大非。
我是5月14进入灾区的。当时我害怕，有些人说事，说我作秀。我坚持一张照片没有被人拍。希望这个事情纯粹些。事实上，当时震区发生的事情，和CCTV的报导相差不远。当CCTV不那么扯淡的时候，我们也要肯定它的不扯淡，虽然它基本上是扯淡的。
q：你一直在寻找真相，把真相储存在大脑里吗?包括你想办一本具有FBI气质的杂志。
a：一直在做的是，尽量去接近真相。如果接近不了，就把这两个东西摆出来，让大家自己去判断，我判断不了了。而不是看哪方宣传强势，就采信哪方。我认为，中国以后也应该这样做。我不并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一定要普选多党制，这些都不急。最该放松的是对新闻的管制。这是摆在第一位的，当一个国家有了新闻自由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我希望我们国家在新闻方面会越来越开放，这也是这个国家对自己有信心的一个标志。很多地方政府出于职业习惯隐瞒发生的事情，其实都不需要隐瞒的。宪法的第一条我们知道的越少越好，其实50年历史上，宪法第一条是写在潜宪法第一条的。随着时代变迁，它必须有所变化。
q：你怎么看待牛博网的被封?
a：有些时候，官方并没有错，但牛博网会说人家错，这是比较牵强的。但基本上，他们是比较有常识的。现在他们被封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也是常识。
关于自己
q：你还进行哪些训练?
a：刚才所说的训练是很小的一部分，也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最注重的训练还是身体的训练。我本身是一个运动员，一个赛车手。长跑成绩是1500米4分40秒，800米2分10秒。 一个人要健康地成长，他应该从事一个体育运动，最好是竞技运动，最好能达到准专业运动员的级别。一种积极向上的和谐的力量。运动争输赢是人类最原始的力量，人得经常释放原始力量，要不会有点怪的。
我不喜欢跑步，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跑那么快。
跑步太他妈无聊了，显得你的能量只有那么点，也不好看。我喜欢那些能把人类力量进行延伸的运动，比如赛车。无论汽车和摩托车。
就像有一个团队，帮你研发出一个武器，他们用不好，只能你来用，你不能研发武器，但你能把这武器发挥到最大的能量。我喜欢这样的事。
q：说说你最近改变的习惯。
a：以前打台球很快，最近变慢了。趴下去，瞄球，出杆，整套动作只要2秒。我受不了很慢的人。现在变成4秒。以前出杆快，是因为喜欢这样风格的球员，比如奥沙利文，后来发现我快了打不准，当时就是那么幼稚的动机。血的事实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正视自身水平，不要盲目地模仿偶像。
q：碰到10年前的自己，会对他说?
a：你可以胆子更大一些，车开更快一些，放心，你能活到27岁。
q：皮肤很好，用什么护肤品。
a：我5年敷过两次面膜，用过一次洗面奶。
q：你希望什么东西降价?
a：车子，房子，还有酒店房间的价格(韩寒神秘地坏笑)。
q：你去其他城市，所能逗留地极限时间是?
a：这取决于这个城市的朋友和女人。
q：你撒娇吗?
a：偶尔。
q：最近的新闻人物，如果要挑一个共进晚餐，你选谁?
a：阿娇。问她要阿sa的电话。
……采访完韩寒，《时尚先生》编辑马一木这样评论韩寒：韩寒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常地去爱漂亮妞，正常地选择和放弃，正常地对他反对的事说“不”。这也恰是他之于时代的价值。如果韩寒们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趋于正常。
……拍摄封面时，韩寒朋友老李来看他，这样评价韩寒：他是不可替代的，作为重要符号存在。一个觉醒的符号，意识的符号。40、50年代人在主政政治，60、70年代人在主政经济，从韩寒开始，看到了一种告别，和中国旧有的传统进行告别。不再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开始卸下包袱，变得真实，回归到人。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热爱国家是热爱这个群体，热爱他的同类，而不是热爱某个政党某个观念。
《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3月30日第11期
“我不担心《南京！南京！》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随着《南京！南京！》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甚至面对几乎同期和《南京！南京！》上映的相同题材的电影的竞争，陆川也显得非常自信。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他开始和很多大片导演一样为票房焦虑了，这可能是很多导演必经的心里磨练过程，小众的口碑已不再是陆川对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个大众层面上的认可。因此，在一夜之间，陆川的脸上就起了多粉刺。即便在过去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开拍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陆川的脸上也没有长过这么多的包。三个星期之后，票房数字将决定他的容颜以及他在未来中国导演中的新位置。这部耗资一个亿的电影，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南京！》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上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电影除了电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的意见下来才能决定。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儿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一百多万，“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年底，电影局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待？那都是一帮小伙子，二十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最传奇的就是12月份，记得是晚上11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我说：“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嘛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的，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而《南京！》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看完《南京！》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的视角。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汉奸。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的工序都会重头来一遍。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十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对他就不会激动。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出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比对。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魏特林的日记里写说“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那个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五万块钱的事儿。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走。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南京！》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后浇上汽油把哥儿几个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觉得，这太‘牛’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是大概什么时候写完的？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是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比如刘烨，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你知道像这么一个1米86的帅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像这样颠覆性的这种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六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而且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最大的变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去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南京！南京！》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当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这鼓面，让这个皮紧起来。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四分钟。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那天听完那哥俩敲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前两天在北大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不是。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在他们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所以当你去把它污蔑，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所以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的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的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的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在成批的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的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一百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九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一千万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的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够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的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的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的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实很强大支撑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他是1938年2月18号离开的，那个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就是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的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的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在拉贝日记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等物品，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但是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么样的黑暗？”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戏完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了，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什么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当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
1、有关无醇烈啤酒
杨海华：我们正准备生产一种跨区域的啤酒，目前正在研究，还没开始投产。
劳博：这个啤酒会用什么办法来跨越地区？是口味吗？
杨海华：让男人回到男人，让警察别当警察，让暴力得到满足，就是这么一种啤酒，他就可以跨区域，它是无醇烈啤酒。
痛楚：开车喝酒也检查不出来吗？
杨海华：你甚至可以当着警察面喝，因为它无醇。
痛楚：它为什么能达到喝high的状态？
杨海华：因为是烈啤酒，他不会醉，但是会让人热血沸腾。我们是工业塑料做的瓶子，底下像避孕套形状的一个管，一抽就可以了。你要是砸它，里面真空，它不会碎。反正就让你在文明的状态下放肆。
痛楚：暴力可以得到缓解。
杨海华：对。而且终于啤酒可以造成方瓶子的了。
痛楚：你在做这种产品研究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缓解暴力，人类生殖能力，等等。你在做广告过程中也去想这些事情吗？
杨海华：做广告必须想到这些。
2、有关自我完善
痛楚：当时你们摇滚乐队（青铜）的那些人，其他的人在做什么？还有联系吗？
杨海华：贝斯手到外地，开了一个类似于餐吧的东西，其它的成员就上班了。
痛楚：你觉得在他们里面，自己是最成功的吗？
杨海华：不是，未来会更成功。
痛楚：那现在呢？
杨海华：现在不是，现在是生存。
痛楚：那你认为生存之外是什么？是生活？你什么时候会认为你能到达一个比生存有更好的状态呢？
杨海华：那肯定的，我有钢铁般的意志。
痛楚：你可以接一万个项目？
杨海华：不是公司的事情，是自我完善的事情。
痛楚：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么做：就是当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后，他会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杨海华：我在中国各地弄了四个画室，在德国有个工业设计工作室。
3、有关客户维护
痛楚：假如客户说：“海华，咱们晚上玩儿去。”
杨海华：不可能。
痛楚：你目的是要把他拿下……
杨海华：我拿下他又不是靠这些。我们从来不请任何甲方吃饭。
痛楚：但甲方请你啊。
杨海华：那是必须的。乙方请甲方是神经病，甲方请乙方一切正常。
痛楚：我非常赞同，但私下（他会）请啊。
杨海华：也很少。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社交能力。也很少参加所有的社交场所。
痛楚：那你的项目也还有客户人员帮你做吗？
杨海华：没有。
痛楚：就是你自己来维护？
杨海华：我不维护。
4、有关实拍广告
痛楚：那你平常拍照吗？拍得多吗？
杨海华：不多，不会超过10万张吧。
痛楚：你们广告里很少用到那种实拍的东西？
杨海华：我们没功夫实拍。
痛楚：不尝试一下？
杨海华：是真没时间。房地产商是中国最乱的一个商业集体。所以4A公司没法干房地产，反正都是鸡同鸭讲。
5、有关苦恼
痛楚：你平常下围棋吗？
杨海华：所有的体育活动或者智力活动我都不会，比如说扑克牌，我不知道他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四个人玩就这么高兴啊？因为不了解，所以我还特别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抛家舍业地玩？
痛楚：那你到澳门岂不是一个最无趣的人？
杨海华：我有一个朋友去玩牌，他开着摩托车就出去了，不久，戴着三个手表就回来了，赢了，说把你们俩的表也弄来了，而且还请大家吃喝，挺好。接着第二天又开着摩托出去了，走着路回来了，摩托车没了。第三天坐着别人的摩托又去了，然后两辆摩托开回来了，挺好吧。终于有一次，他回来以后永远不再去。因为这次回来，他两个耳朵没了，这回再也不去了。以前他失的都是身外之物，别人劝也没用。不能量化的东西没了之后，就晕了。你刚刚说的苦恼，要看在什么参照物下。比如说纠缠左右为难，如果有一些参照物，知道什么目标、方向、信仰，那点事情可能就不是重点了。
6、有关预知的命运
痛楚：我有一段时间非常恐惧死亡，后脊梁冷，把攒的那些老画册也全给别人了。
杨海华：我有一个睡上下铺的同学，有天晚上突然说：“海华你醒醒，和你说个事。”我说好，那我抽根烟，他不抽烟，我就去外面点了一根。之后他说海华我睡不着，说什么铁板神算，给他推理到66岁，每年的情况都知道了，觉得活着突然也没什么意义了，所以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说就是想和你说说，你真的劝我，要不然我就拉倒了。我说别的啊，那拉倒干什么啊。因为他想想就害怕，哪年会交一个江西的女朋友，几年以后失恋。我说我的天哪，可以啊，这么准确，那你这是不应该活了，太危险了。我说你唱一首歌吧。你测过吗？你什么时候唱歌，什么时候喝醉，他说我怕一嗓子影响人家睡觉。我说那你瞎琢磨什么劲，唱首歌还怕影响别人，说明你还挺在乎。
痛楚：他现在干嘛呢？
杨海华：跟剧组。
痛楚：你拯救了一生命啊。
杨海华：偶然的，但是重点是他的这个提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会后脊梁冷，就是这个不管是往前导还是往后导，人都会后怕。
痛楚：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经历不到的人性，这是很恐怖的。
7、有关前进的世界
杨海华：按生活的眼光，这世界80%的人是正常人，20%的人是神经病。但如果站在专业角度说，世界是怎么发动的、怎么往前走的这个角度，80%人是神经病，20%才是正常人。20%是发动机，80%是车厢烂板子，随便换。但是我认为发动机赖以生存的源泉是那80%，所以你要了解，你要有草根关怀，你要民主。但我并不认为那就是目标，如果没有集权没有主观，那世界……没根，长什么劲呢？
我们现在只能唤起独立的人格，祖国才有救，奢谈什么集体，奢谈什么共性价值，那简直是神经病，基本上搞不清状况，为什么潜规则盛行他还不明白。实际上我们崇拜的一般都是坏人，是吧？
8、有关地产文案
痛楚：北京房地产广告作品，有没有你觉得还不错的？
杨海华：修辞的加法在房地产行业盛行，有人写了八年文案基本都在写修辞，就是拿中文绕来绕去，那不是体验。
痛楚：我喜欢你的很多东西，就两字，不装。
杨海华：有些所谓的“家族的盛宴”，一个“贵族体验的升华”，“大脑皮层的新的感动”，这些词人类是听不懂的，文案就敢写，乙方文案更敢写，他们算一类。但事实我们日常不这样说话，咱们这样说话会挨揍的，可为什么上升到舞台上就要这样说话呢？不挨揍因为观众不觉醒，但是选择性社会观众有觉醒的。
痛楚：比如像“美好生活有人疼”你觉得会挨揍吗？
杨海华：也挨揍。
痛楚：让你说，会怎么说？
杨海华：生活是残酷的，但是，应该有点可能性。
痛楚：嗯，这是你的风格。但我觉得你也要挨揍，因为大部分人希望给个期许，是吧？
杨海华：你知道期许是什么吗？看完这个以后自己生活。这是读者自己的事，就是如果他还有自觉意识，他愿意生活。如果说“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应该爱生活”，尤其在广告的语境上传播这种东西，等于是琼瑶阿姨。
痛楚：琼瑶阿姨招人喜欢啊。
杨海华：问题是，没有购买力。
痛楚：琼瑶阿姨的小说很畅销啊。
杨海华：我的意思是，看琼瑶阿姨小说的人没有购买力。
痛楚：还珠格格卖得很好啊。
杨海华：没法买房子啊。
痛楚：她的大部分观众确实是没法买房子。
杨海华：他买不了房子，因为还沉溺于这种喜好程度的人，是没有能力买房的。凡是有能力买房的人都必须面对残忍的生活。
痛楚：我愿意跟你聊的原因，就是你能成功骗我买两套房子。
杨海华：中国房地产有两个境界：“包装”和“推广”，包装是一个境界，推广是一个境界。
9、有关生意
痛楚：你们现在做几个项目？
杨海华：今天开会，人家刚问我（这个问题），我们一年保证8个，然后呢，活动两个，总共不超过十个，末位淘汰制。但是今年好多开发商特难过，他们辗转通过各种最坚强的朋友，非要让我们弄一下。所以今年我们有可能会增加一个。
痛楚：你们（服务项目）最短的有多长时间？
杨海华：三个月吧，我们有两个收费标准，三个月以内算一个标准，三个月以上的，算一个标准，然后最长的那个我们不算，因为有一个递减的原则，如果太长的话你不知道怎么评估。所以只能重新拟合同。
痛楚：和客户沟通，是你去，还是业务部门？
杨海华：我们业务部门就是AE。沟通我是必须去的。
痛楚：有的时候不需要你啊。那你多累啊。
杨海华：我愿意。因为凡事“一”要是不确定的话，所有“二、三、四、五”都是白干，我只沟通到“一”。
痛楚：也可以有人帮你确定一啊，比如说我可以帮你确定一，哈哈。
杨海华：我没见过世界上两个一样的人。
痛楚：不用一样啊，比如我拥有和你一样的东西。
杨海华：没必要。
痛楚：让你轻松一点啊。
杨海华：没必要，因为轻松就没资格换钱，我要换真钞，不是假钞。全世界的所有董事长都会同意我的一句话：“定方向的只有两个人，定方法是所有人。”所以我是只管方向，这是在中国效率最高的。方法我不管，方法我回去以后大家都是我的上级。
痛楚：你觉得有什么让别人喜欢你呢？
杨海华：如果这是目标的话，可能做不到，如果这是方法的话肯定做得到。
痛楚：但是你的形象他们会喜欢吗？
杨海华：那是重点吗？
痛楚：很多人会以貌取人啊。
杨海华：以貌取人是没有压力的人，有压力的人不会这样。有压力了，他就会主动突破表面，所以这些表面不是负担。
……
——结束谈话，已是深夜十二点半，胡同已经沉睡。互道晚安后，我们各自回家。
（全文终）
1、“先没有，才能真正有”的工会
痛楚：单纯有的时候不是一种美德，你觉得行业重要吗？如果说有工会的话你会去参加吗？
杨海华：不重要，没意义，不会参加。工会中国老早就有。
痛楚：但是后来工会的体制就没有这么完善了，一开始还组织组织活动，之后就变成发避孕套、发卫生巾之类的组织了。
杨海华：所以就是现在没有，然后才能真正有。
痛楚：所谓的房地产广告高峰会你也会去。比如说《搜房》杂志主办一个会你也会参加？
杨海华：太少了。去了人家都后悔：来这么一个不识时务的捣乱者。
痛楚：你认为这是乐趣吗？你不愿意吗？
杨海华：我也想象装鹦鹉说两句，但是又做不到。可能因为本身没什么利益可得。有利益可得的时候会认真对待，对吧？人嘛，没利益可得的时候你会散闲处置。
2、不是公司的公司
劳博：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广告人？广告方面的，国内国外？
杨海华：整体人类思想领先的我挺崇拜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人我是无法投入感情。有可能我视力面太广，所以没有取舍，反正总体代表新文化、新思想的人我都支持。
痛楚：我以前看过你们的作品，到现在有30个项目吗？
杨海华：不知道。 我印象中规定，我们一年只接8个项目。
痛楚：你们这些项目都能保证一年吗？
痛楚：我看过你们地产以外的广告，比如说医院还有其他。
杨海华：那只是帮朋友，我们实际上根本没做过其它行业。
痛楚：为什么不做呢？
杨海华：不会。
痛楚：有什么不会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跨界的，比如你刚刚讲的，汽车广告也是窄告啊。
杨海华：因为从来不去做业务，也不去拓展市场，所以我们压根就不是公司。
痛楚：但实际上你还是一个公司。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杨海华：不会超过三十个，最多的时候可能一百个。
痛楚：员工呆的时间最长是多久？除了你以外。
劳博：听说你拒绝了WPP的收购？
杨海华：我们不是公司，是草台班子，会让人家失望的。
痛楚：你的客户和别人的客户，在里面有没有竞争的？
杨海华：哪个领域？是甲乙关系啊，还是乙乙关系？
痛楚：就是横向的，广告公司和广告公司的竞争。
杨海华：我从来不面对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们叫揽胜，以“懒”取胜，“懒”得取胜。所以我们经常问甲方“你真找全了？”，如果他真的找全了，我们可以谈一谈。
3、计划之中的挣扎
痛楚：我属于内心非常挣扎的人，你有没有这种时候？
痛楚：那怎么办？
杨海华：一切应在你的计划中。如果你没计划，当然这就是灭顶之灾了。
痛楚：你可能就认为它是一个过程，就是中间的一个小波澜。
痛楚：其实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的生活你的人生规划，不可能都预料到的，不可能很清晰。
杨海华：差不多。乱是表象，如果说结构或者是头胸腹关系不清楚的事儿，我不会干，也不去认同。
痛楚：结构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会倾斜，会歪倒。
杨海华：我不行，我书面的研究不够的话，我说不出话来。我为什么一直说我那六个字，道同法我术异，这个确实是指导思想，从来没变过。40年，总共4个十年，你懵懂的地方，在过程中迅速调整，迅速把它概括成十年。
痛楚：你是五年一概括吗？
杨海华：差不多三年左右。我每天写日记，这40年，经过所有的印证，我发现好像都还是对的，应该的。
4、无往不利的换位思考
痛楚：方法是什么方法啊？
杨海华：换位思考。咱们今天没有利益关系，所以我就说我的事情，你说你的事情、你的看法，如果有利益关系的时候，我必须换位思考，必须要为你着想。
5、撩拨出来的好广告
杨海华：我们有一些项目，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买，就是来北京的北漂，也就是说所有在北京的白领，上过大学以后就在北京工作，我们做一个广告就是六万个火车模型，上面就写一句话：“我爸非要把我每天坐的城铁说成是火车，跟他说不清，还好我妈明白。”你刚才说的让更多人明白，什么意思我不懂，我只知道，要让你这群人明白，所有人才能明白，你就算不是外地人，也是本本分分的北京人，你也会因为这个文化现象明白。我们都有家族的、父母的根，你平常和你父母不可能因为城铁的信息不对称出现问题，但是肯定会因为别的事情出现信息不对称，所以因为那个外地社团的先验，你把你的先验也找出来了，也就是广告。不需要乱七八糟的个性自我，也不需要共性个性。你不用去忙活，你只要撩拨一下就可以，就是好广告了。
6、无形的信仰
痛楚：你看过星座的书吗？你会去寺庙烧香吗？
痛楚：共产主义信仰呢？
杨海华：理论上我是同意共产主义信仰，算是人类的归宿吧。（但现在）这只是方法，管理技巧，因为在中国，共产主义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所以说在这里被歪解了。没人提了，本身提了也寒碜，（因为国家还是）是靠强权来巩固。
7、由感性转换来的理智
痛楚：我也没在大公司打过工，但盲拳打死老师傅，我一直信奉这一句话。
杨海华：这个咱俩有点区别，我可能刚好和表面相反，我是一个极理性的人，你们可能不相信。
痛楚：我可以相信，所谓理性就是要看在某种功能层面上的。
杨海华：对生活（我可能）是个无知的人。但对一个无中生有的推理过程，我要求完整，就是缺一块砖我都认为建不起来。
8、刚进入青春期的“祖国”
痛楚：在85年以后，审美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概念，但是大家会认同一些东西。
杨海华：不需要，我觉得不用反抗一些东西。我简单点描述对这个话题的理解。就是中国在地球上，不管我们什么体制，它不可割裂的早就进入了选择性形式，本来我们那些艺术形态早就和地球割裂了，但实际上30年前邓小平一说要改革开放，中国局部地区，少数人或者精英人物已经全球化了，所以我认为中国跟世界是同步的。
我想说的是，人类或者说每个个人不需要被所有人理解。你不可能被所有人理解，它只需要某个社团，某个价值观群体接受就可以了，实际上细分就是选择这个社会的基本构成，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求大同，整个一个神经病，几乎等于是无妄之灾，换句话就是说自找麻烦。
痛楚：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包括当代艺术家或者说是潮流中人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人为的东西。
杨海华：总之是信仰失衡了，就是前30年生存，后500年应该是生活，所以我们应该欢呼祖国刚刚进入青春期，就是从“我需要”变成“我想要”，这个是好消息。
痛楚：就是你还是要进入到社会里面去，得到社会承认。我说包括许知远在内，没有人去反社会，只不过是你去看你怎么面对社会，就是什么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到最后你还是要解决。
杨海华：这个生存是基础，是必备的。
痛楚：但是生存还是有质和量的变化。
杨海华：生存是基础，基础过去了，才能探求量和质。人家过了你没过，你不要质疑，人家没过你过了，也没必要认同，干吗要取得谅解？
9、一生要回答的问题
痛楚：有时候越没有使命感的人活得越自在，使命感其实是附加在外的。你会觉得自己很纯粹吗？
杨海华：不觉得。因为我也不想祸国殃民，我觉得一生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拿枪对自己是什么结果？其实就这一个问题你要纠缠一生。
痛楚：实际上很多问题可以纠缠你一辈子的，最关键的是你在哪个环节去想那个问题。
杨海华：我认为是值得的，就是大家都特忙。因为大家都特忙，所以第一个问题还没有问完就进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就进第三个问题。
痛楚：忙是现象啊，人家忙也许就是忙着回答问题。
杨海华：那我不知道，我愿意这样相信。我是愿意第一个问题确实搞明白了，再去想第二个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整不明白，所以还想用一生来想第一个问题。
10、春暖花开着的“体制”
痛楚：功夫熊猫你喜欢吗？
杨海华：一般，给我的启发就是别人对你的崇拜，你是欣慰的接受还是警醒？
痛楚：应该是警醒。
杨海华：每个人不同，我希望警醒，而不是说你看多好，美国佬多崇拜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次奥运会演出就是整个演给别人看的，中国观众给扔一边。（警醒）这就应该从我做起，别奢求别人，自己能干一分就是一分。
痛楚：就是中国有很多人都不警醒。
杨海华：关键是体制，（体制）把你的长处给剥夺了，这样你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没了，你只能依附了，一但依附了……其实中国的教育很讨厌，他让中国人相信一元化是对的，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所以没道理。二元化在当前都行不通呢，别说一元化了，如果我们不能允许各种自我独立的话那世界不可能是多元化的。不过现在中国已经好很多了。
痛楚：但还是有所谓偶像的样本搁在那里，告诉你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
杨海华：还好，心里面其实已经不服了。以前是心里面都懵懂的（觉得）是“对呀，你说的对”。现在是“是吗？你说的对吗？”
08年9月5日夜的北京，沥沥秋雨渗透着树叶，东四八条的胡同里，一派宁静。应广告门的邀请，痛楚对杨海华做了一场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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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
2009-2-28 13:17 | 作者: 京驰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我现在是北京人儿了。”他熟练地点燃一支零点三的中南海，虽然语调里带着奇怪的儿话音，但对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说，这已经是他说的最好的一句北京话了。
余伟国，香港影视圈人称余老板，在北京大家都叫他老余，亚洲新星导的总制片人，星引力新导演计划的发起者，橙天影视的负责人，一个有20年电影制作经验的导演和制片人，现如今也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
转折篇《香港制造》
“我是从副导演干起的，1991年进的天幕。天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刘德华当时很红，就从台湾找了一笔资金，开了自己的公司，我那时其实什么都不懂，但他还是给我留了位置。老同学的关系还是相当重要的。做副导演的时候拍过大概有五六部电影，比较有名的有《雷洛传》，还有杨凡的早期作品。”
这时候，下午的阳光正照在屋里，老余轻轻吐着烟，沉醉在回忆里。“1995年、1996年的时候，大家都是在疯狂的拍摄，但是这些电影突然卖不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香港拍摄了太多的烂片子，每年产量突然间从100部增长到250部、300部，你想能有好题材吗？那时候香港的生产力是两天一部电影，（一年250部，中国前年才一年400多部，香港的产量就是半个中国了），很多人都在拍摄三级片，我们不想拍三级片，然后从陈果开始，想拍点不一样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出来很多新导演，陈果也是那个时候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陈果当时拍摄了《大闹广昌隆》，没有马上放映，还拍过一部嘉禾的《两颗寂寞的心》也没有发行，所以陈果很不服气，觉得通过制片厂搞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一定成功的，就计划自己掏钱出来拍自己想拍的东西，陈果也是从副导演做起来的，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策划，周润发的《花旗少林》就是陈果策划的。其实陈果做策划的时候一年赚的钱比他当导演时多很多”。
“那个时候，陈果找到我说，他想搞一部片子自己花钱自己拍。当时的预算是希望能用50万港元把这个片子拍完，我就跟刘德华说了一声，然后我们就在天幕公司里面开始工作了。公司当时还在尖沙咀，算很豪华，来这里谈演员对项目比较有利。这部电影算是一部真正的独立制作。有的时候一共只有三个工作人员拍摄，李灿森自己还要负责打板。”
“当时所有启动的钱，50多万港元都是陈果自己的，后来完成的时候花了100万港元。戏拍完以后给刘德华看。刘德华看完就给了陈果150万港元，《香港制造》的版权就归刘德华公司和陈果共同拥有。前几个月，陈果还分给我3万块钱，《香港制造》十年以后还有钱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彷徨篇《疯狂的石头》
2004年9月份老余再度和刘德华合作，加入了刘德华的新公司——映艺，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两年期间，老余拿出了《疯狂的石头》、《人鱼朵朵》等六部新星导作品再加2005年自己做导演的《再说一次我爱你》。
“新星导不是只做《疯狂的石头》，而是六部片子同时都在做，是希望同时做出六部《香港制造》出来。”
“你知道做电影公司最重要的是要有导演，才有项目。但你不能等导演，就像现在你可能等十年也等不到张艺谋，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导演资源。如果你有资金，有方法的话，导演是可以找到来培养的。当然如果你的公司跟未来的一个好导演同时发展，对公司是个好事，十年以前的华谊兄弟跟冯小刚拍第一部戏也是误打误撞的，这种合作关系一旦建立起来的话就是最长期的关系。”
“做《疯狂的石头》前，其实已经知道宁浩这个人了。当时我要做新星导，就计划一定要有一个项目是国内的导演来拍摄的，然后我就问过很多人，有三拨人几乎同时推荐宁浩，而且香港电影节时看了宁浩以前的《绿草地》。从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导演非常的幽默，《绿草地》是文艺片，但是从文艺片就能看出他的幽默了。第一次跟宁浩只是吃了顿饭而已，其实都没有聊天，我只是告诉他可以合作。于是就有了《疯狂的石头》，新星导这个项目非常成功。陈果以前用100万元拍个好片子是个奇迹，是不可能复制的，但是小制作大票房还是有可能的，比如《疯狂的赛车》，成本是1000多万元，已经收回9000多万元的票房了。非常稳赚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中国市场观众还没有认识的优秀导演去拍中小制作的类型片。”
“《疯狂的石头》之后，宁浩说要开公司问我要不要来，当时我手头的工作还没有放下，直到2008年3、4月份，手头的工作都完成了，开始帮宁浩筹备《无人区》，这样2008年来北京就很顺理成章了，一点都不陌生了。”
当然不陌生了，在2007年和老余在北京认识的早期，我们一起吃遍了北京大小饭馆。2008年底老余正式加盟了橙天影视。我告诉老余，你这下子算有正式单位了，还是大单位。老余用夹着舌头的北京话问我，什么是单位，我告诉他，就是组织，像你们香港的社团。
“和橙天的合作是不是你做独立制片人累了”？我问老余。
“因为整个电影的工序太复杂了，这么复杂的工序是要有一个很庞大的机构才能很快去推动的，所以你看宁浩一个片子要做三年，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他的团队规模小，工序就是很慢。以我的经验，如果公司规模够大，一年做八部电影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选择一个好平台。从电影区域看，北京像洛杉矶，香港像纽约，两者永远有区别和融合。但北京一定是电影的中心。因此北京是电影人一定要呆的地方，将香港和北京经验资源融合，把握中国电影起飞的机会，这就是我以后的计划。”老余说。
“你们香港的电影人现在都跑到北京投奔组织了。这是趋势。你看，在金多宝茶餐厅一大半都是香港电影人，还有一半在旁边的亮马河饭店睡大觉，等着和国内的电影人晚餐呢。”老余说，对啊。香港人要生存嘛。“现在还有香港电影吗？”我问，“大家可都说香港电影消失了，现在只有中国电影”。
“香港电影永远都是为市场服务的，所以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香港电影。我们出品的东西都是为市场出品的。香港电影的精神不会消失”。
老余熄灭了手中的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