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冰,男,湘西土家人,来自澧水河畔,现居湘江之滨。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学学士、法律硕士。中学时代曾任校园文学社刊《边城》编委,开始亲近文艺。著有五卷本文稿选录《笔墨春秋》及散文、诗歌、小说选辑《乡土家园》。喜欢的话: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本博形象照:居家大老爷们儿黎冰。
(申明:须经本人同意,图文欢迎刊载。黎冰邮箱:
注: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前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时间是2005年3月29日下午,地点在北京301医院。我把这篇谈话整理稿转载过来,是因为很喜欢这篇谈话,觉得老人谈的虽然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却能够给我们这个问题以外的思考和启迪。深切缅怀这位令人敬仰和爱戴的人民科学家。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本文来源:2009年11月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图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建筑)
(插图:希拉穆仁大草原;转贴自:珊玲文集 )
夏天刚走,秋色就悄悄点染了山村万物。
高粱红了,瓜果熟了,岩坎上的野山菊摇荡着粉黄的花朵,远远地就闻到了她的清香。
最按捺不住激动的是满垅沉甸甸的稻穗,在和风拂动下,身姿摇曳,泛起一层层金色的波浪。忽然,又齐刷刷地勾下头,宛若待嫁的村姑,正羞答答地等待男人们伸出粗壮的大手把自己抱回家。
这时候,父亲最忙,一天几次往田边跑。晨曦里,看几回;夕阳下,又看几回。他走上田埂,弯腰捋一束稻穗,摊开手掌吹吹,然后瞪大眼睛默默地数着饱满澄黄的谷粒:一、二、三……一抹落日洒在他脸上,那眼神,就像自己的孩子即将呱呱落地一样陶醉。
稻香氤氲的夜晚,月亮似乎格外圆润。月光里,我又看见父亲蹲在老屋的墙根磨刀。他轻轻给镰刀溅上水,弯弯的刀叶开始在磨刀石上有节奏地滑动,随着父亲的双臂一屈一伸,锈迹渐渐褪去;月色下,锃亮的刀口银光闪烁。
“老倌子,喝口水。”母亲递上一杯凉茶。
“等一等”,父亲摆摆头:“明天开镰啦,还有好几把呢!”
听得出,“开镰”二字是从父亲的心底迸出来的,他喜凝眉梢,满脸惬意。
父亲一年到头晴耕雨作,指望的就是新谷满仓。还是在大雪纷飞的除夕夜,父亲抬眼望望窗外,喃喃自语:好啊,瑞雪兆丰年。紧接着焚香秉烛,祭拜天地神灵,祈祷来年五谷丰登。早春的日子,濛濛细雨像筛糠似地下。父亲头戴斗篷,身披蓑衣,胸前挂只盛满了种子的小箩筐,伸手从筐里抓一把刚刚出生娇黄嫩芽的种谷,在秧田的上空抛出一条条弧线,播下一年的丰收梦。六月天,烈日当空,田里的禾苗被炙烤得无力地垂下了硕长的叶片。他跳上水车,拼命蹬动车轱辘,流水和着他的汗水,哗哗地灌满了新月形的梯田。日子一天天过去,田垅里青了又黄,父亲倚门远眺,满垅的稻香仿佛爬到了他的鼻尖上。
终于开镰了。
黄澄澄的田畴上,“嚓嚓嚓嚓”的割禾声由近而远,仿佛在频频传递着泥土的回报。父亲弯腰挑起刚打下的第一担新谷,试试,觉得很沉,朗朗地笑了。一担担带着泥土香味的谷子,伴随父亲吱吱呀呀晃动的扁担,渐渐堆满了老屋前面的晒谷坪。
秋阳如虎,偏西的日头还是那样炽热灼人,父亲浑身没剩一根干纱。许是太累,他抓起搭在肩上的罗布手巾抹抹汗,蹲在树荫下,巴嗒巴嗒抽起了自卷的“喇叭筒”。目光却一直定定地盯着晒谷坪里山尖似的谷堆,黝黑的脸庞上溢满了自信。
我知道,此刻在父亲心里,他收割的不只是耕云播雨的回报,也是来年的踏实与祥和。
突然,父亲掐灭烟蒂,霍地走起来,把我叫到他身边问:
“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我一脸茫然。
“你看坪里大堆小堆的谷,这就叫堆金积玉。”父亲读过私塾,常常搬出旧书上的这类句子教育我。
我笑了笑,不以为然。他的脸霎时一沉:“你呀,懵懵懂懂,只怨种田没出息”,瞟了我一眼,又说,“其实,你想想喽,泥巴一尺深,翻过来有黄金呢!”
父亲躬身捧起一把谷子凑到鼻尖闻了闻,沉思片刻,又慢慢张开五指,任由谷粒从指缝间簌簌地洒落下来。也许他又在盘算播撒明年的一片新绿了。
一阵清风掠过,驱散了周身的燥热。我呆呆地站立,半晌无语,抬眼望望对面那片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梯田,一种感觉倏忽而生:
父亲没有传奇,一生的精彩长在地里。
(选自《湖南日报》2007/08/24,责编:刘金兰;压题照片拍摄:黎冰)
注:今年五六月间,去毛泽东文学院第八期中青年作家班呆了三四十天,跟一帮子的同学一起学习、休息和MX,朝夕相处,自由自在,过了一段神仙般的快活日子。当然,这一切都已成为一去不复的美好回忆。下面的这些文字,是闲暇时候,信手一抓,捞起的一些记忆碎片,算是对那段难忘时光和难忘时光里人事的纪念。
班上四十几号人都叫他“没良心”。看见了,喊一声,他“哎、哎”地答应,还透着一股子的亲切。好端端的一个彭梁心,硬是被咱们活生生整成了“没良心”,这年头,什么世道。
有次上课,好像是作家网余艳团队过来搞座谈,班委牛成忠点名:彭梁心。下面没人吭声,牛成忠摸了一下油光发亮的脑壳,又喊:没良心,没良心到了不?这次下面有人应道:报告班干部,没良心开溜,死在宿舍里困懒觉。点完名班主任陈嵘老师来了,牛成忠报告:多少多少人请假回家了,哦,还有一个在宿舍困觉。末了又带了一句:是501的没良心,天气热,怕是病哒。陈老师追问:是哪个?下面一帮子人就喊:没良心。我坐在教室后面放肆地笑,心想人家陈老师人那么好,不准就奔到501看“病号”去了,看你彭梁心这回怎么收场。
有天下午小说组搞活动,彭梁心主持,我闲着没事也去了。一个下午下来,只见活动组织的有条不紊,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才发现以没良心的能耐,如果早生那么几十百把年而且果真当了“土匪”,一定是个厉害角色,绝不是田大榜钻山豹那般欺男霸女的三角猫功夫;再如果他还有幸跟贺胡子贺龙萍水相逢于湘西山林沟壑之间义结金兰,不定共和国就多了一员威振敌胆的将帅。当然,他没得这个机缘际会,于是栖身龙山县文化馆当起了文人骚客,写小说,写散文,写自己的道德良心和苦乐悲欢。最近我曾转弯抹角去了他在新浪搞的一个文艺博客,看了些他写的文章和故事,不禁无限感慨。
(压题照片:毛泽东文学院第八期中青年作家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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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余艳《人民,只有人民》的自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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