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弄了一对陶罐，器型好，隐约留有彩绘痕迹。快递过来，公司搬运可能活儿糙了点儿，开箱后发现碎了一只。交涉了几回，没有结果。旁人有言，一堆破碎，扔掉算了，好歹还有一只可看。左思右想，终不愿沮丧，也怕那只陶罐落了单。索性坏事变好事，自己尝试修复吧，也是一门专业呢，平日里哪有上手的机会？

清洗了碎片，铺开来在报纸上。

    这30年间，文物收购形成过两次巨大规模。前一次是公私合营以后，出口公司一个收购站，一天就能收上来两卡车，之所以要收这么多，是为出口换取外汇。第二次是1978年“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来北京送货的农民排成队，有时一天能收三卡车。收购员每天从财务科取200元，下班时交账，多退少补，一般情况下200元可支付一天的收购。

收藏权取消

    1950年，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文物保护的法令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各地都逐渐颁布了地方法规，并成立了文物管理部门。法令针对的现实是，40年代末连年内乱，古董文物的价格一落千丈。那时候，在长春街头文物以麻袋论价，国宝级珍品混杂其中，在当时古玩行被称为东北货，各地古董商都到东北去进货。多年后，还有东北货不断出现，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曾讲过一个故事：1963年一个东北小伙子到琉璃厂，用粗布包裹送来一堆破纸片，后经行家拼接，其中居然有赵孟頫等人的真迹37件。一年后他又送来一堆，又拼接出20多幅书画残卷，但他没敢留下姓名、住址。那时候，做国际交易的古董商收进文物，往往卖给欧洲

心理学与证据

    古董鉴定是门心理学，不管是自己购买的时候鉴定还是为别人鉴定，这里面都有很多心理因素决定成败。比如最常见的，不管看上一样什么东西，都要压价，如果上来就痛快答应，卖主肯定认为亏了，“对不起，我弄错了，不是这件，是那件”。所以，把价压死了再成交，两边心里都能接受。

    马未都说，只要你懂得东西的真伪，什么都可以迎刃而解。早期古董鉴定很简单，大部分人都不懂，即便是跟他们砍价他们也听不进去。“好多老乡就说，我有本管着呢，意思是你的钱得高出我的本金。后来我明白一个特简单的道理，他不是要卖多少钱，他是缺多少钱，很多人卖东西他也给自己限定，比如我想买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三件东西加起来多少钱，他那堆东西他就想卖多少钱。但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个乾隆四十七年的百宝嵌，说那家老爷子死了以后想卖，结果对方要112万元。我给108万元，108对112，理论上讲，这钱差不多，做生意的人一定卖给你了，对吧？他就不卖。我没买就出来了，我想他会追出来给我，结果出来就找不着那个地方了，人家也不追出来。我就特难过，特想要这个东西，隔了

平地崛起的一代

    在《百家讲坛》这个文化红人的大熔炉里，通过马未都blog，文物的身份在蒸蒸日上的拍卖高价上又多了一种从遥远的历史款款而来的雍容。马未都的文物收藏似乎成了他的慧眼和对文物持严肃态度的凿实物证，不到30年，他收集到了在常态下需几代人慢慢淘选的收藏量，其数量和质量不仅撑得起《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还撑起了一个博物馆。

    讲座是否热播，衡量的方法之一是看是否有衍生的图书出版。马未都的讲座手稿《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并有事先张扬开来的现场签售活动。签售活动之前，也就是大规模的新书宣传之前，已经开始加印。显然，在“盛世收藏”的热潮中，马未都俨然收藏界传奇人物一位。

    但是追溯他收藏的起点，成就他这位收藏大家的个人传奇中，更让人唏嘘的其实是一句最市井的历史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马未都的收藏起于文物在中国社会几无踪迹的时候，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文物身份完成了文化制度和社会心理上的双重改造。在背弃的社会评价中，它的身份变得矛盾、模糊，自我否定，它的命运处在一种畸形的

北京艾丹：我不会拆散它们

    仿佛总有这样一种观念：只有有钱人家才会玩收藏。

    可艾丹认为，也可以把收藏视为一种投资。“我们尊崇某些年代的东西，无论是玉、青铜还是瓷器。如果一块玉年代早、又有美学上的价值，它显然是一笔非常好的投资。”

    台湾玉专家徐正伦说过，“古时在朝廷祭典中，（有些）玉器是奉献给天地神灵，表示最高敬畏与感恩之珍贵礼品（礼器）。（有些）铜器则只是典礼进行中所使用的用具而已（礼用器），而瓷器则多为日用器具。因此，地

这是河南博物院展出的镇院之宝－－四神云气图（图左）。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右）与达利作品参展方代表居雍在熔铜作品《我想像中的达利》前握手。

    11月18日，2009水晶佛像艺术展在北京官园珠宝城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