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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疑云》Doubt 简介
电影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wNjU4NDA=.html
剧情简介
这是一个发生在天主教学校的性丑闻所引发的对道德观的诉求，由于始终处在证据不足的状态下，不能完成真正的控诉，看来盲目的正义感也会带来一系列极具破坏性的连带结果。
剧情
1964年，位于纽约最北端的布朗克斯区的圣尼古拉斯天主教学校里，有一位异常活跃且感染力十足的牧师——弗林神父（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饰），他的种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去颠覆这里已经秉承了很多年的严格的风俗习惯、规章制度的。学校的校长阿洛伊修斯•比维尔修女（梅丽尔•斯特里普饰）则是一位手段强硬、奉行铁腕政策、不苟言笑的古板之人，她对整个学校都实施着紧密的监视和管理，相信只有敬畏和纪律才能带来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
当政局的改变席卷并带动了整个教区的时候，圣尼古拉斯天主教学校也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名黑人学生唐纳德•马勒（乔瑟夫•福斯特饰），然而弗林神父对唐纳德异于常态的过度“关怀”，却引起了一直都非常警觉小心的阿洛伊修斯修女的怀疑，她与另一位年纪较轻、对什么都满怀希望、纯真无邪的詹姆斯修女（艾米•亚当斯饰）一样，相信弗林神父对唐纳德有不轨的行为和企图。
幕后花絮
性丑闻只是一个故事引子
《虐童疑云》来源于一部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和托尼奖的同名舞台剧，原著的创始人约翰•帕特里克•斯坦利（John
《虐童疑云》只是将天主教区的性丑闻当成了一个故事引子，其实是想要引起对模棱两可的道德观的更大范围的讨论，约翰•帕特里克•斯坦利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对教区阶层的等级分布的质疑情绪，曾经被当成一种异常过分的想法，已经到了不敬或亵渎的程度，但现在，却在所有牧师需要忍受的内容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不过帕特里克•斯坦利也承认，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他说：“其实你完全可以将此看成是一种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有一些人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可另外一些人却不停地发出质疑的声音，我觉得这属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非常正常的反应。”
约翰•帕特里克•斯坦利自己也曾在天主教学校上过学，而且他当时的经历和《虐童疑云》中的一位学生非常相似，不过他却声明这部影片并不是依据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某个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帕特里克•斯坦利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习惯，我想这应该归功于那些教会我读和写的天主教的修女们，而我制作这部影片，多多少少算是在对她们表达一种敬意。众所周知，这种教会学校的制度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邪恶的，但我真的在那里学会了很多东西，而且也不觉得在那样的体系下生活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地方……后来，我还加入了基督教兄弟会，留下了一些惨痛的回忆，那才是真正的折磨呢。”
差不多是在48年前，指导刚刚进入天主教学校的约翰•帕特里克•斯坦利的是一位名叫简的修女，当她得知帕特里克•斯坦利正在制作一部重塑了他们曾经熟悉的校园生活的电影时，还特别给他寄来了问候的贺卡，最终促成了他们48年后的第一次重逢……帕特里克•斯坦利特别邀请简修女来为《虐童疑云》做技术顾问，她的工作就是指导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虐童疑云》所讲述的那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处在一种含糊不清、不甚明确的质疑当中，但约翰•帕特里克•斯坦利知道其实人们会主观的希望将这样的情况归咎于权威性的结论，毕竟这是上个世纪最为两极分化的丑闻之一，有很多东西是帕特里克•斯坦利没办法左右得了的，他说：“随着影片的上映，就会出现越来越多你不能控制的情况，毕竟你是无法预料观众到底会对这个故事产生什么样的反应的……其实单就教会丑闻来说，我相信这里有许多人都有着比较详细的体验，所以他们看过影片之后，自然会生出强有力的反馈信息，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也是任何艺术形式都需要肩负起来的责任。其实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在看了类似的故事内容之后，并非是大脑空白或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算是电影艺术与个人观点相互作用之后，产生的第三种力量，同样可以成为我们在生活中难得的经历。”
值得关注的教会文化
对于一直在尝试各类角色的梅丽尔•斯特里普来说，她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如何调整自己去适应全新的故事环境，而是怎么做才可以一次又一次超越自我，斯特里普表示：“我的想法和别人不太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真正优秀的剧本，对你的表演工作很可能会造成一种伤害，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自觉地懒惰起来，毕竟需要你去动用脑细胞思考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糟糕的剧本才有考虑的价值，算是各有各的好处吧，如果你发现自己手中的故事素材不是那么提神醒目的话，肯定会想办法用表演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就要求你不得不变得更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我在第一次阅读《虐童疑云》的剧本的时候，感觉到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兴奋，我看到了一个拥有着如此紧凑的结构的好故事，我当时就想，‘好吧，看来这次我又可以偷懒了。’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完全会错意了，这正好也是约翰•帕特里克•斯坦利厉害的地方，而且不只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包括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在内的其他几位演员和我是一样的，我们渐渐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原来这样一部有众多人参与的电影作品，认知是一回事，能不能达成共识又变成了另一回事——那种感觉就好像突然从一个志得意满的学者，变成了一无所知的婴儿。说实话，能够碰到一个好剧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它还能激发你在表演方面的创造力，那就可以用完美二字来形容了。”
虽然在出演《虐童疑云》之前，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天主教学校的经历和体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她用一种真实可靠的行为语言去诠释修女的形象，斯特里普说：“我是没上过天主教学校，因为我那个时候住在新泽西，城镇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在那种公立的学校念书，我自然也不例外了。不过在离我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正好就是圣伊丽莎白修道院，那里还是慈善姐妹会的总部所在，算得上是耳濡目染吧……再加上我这个人从小好奇心就特别地旺盛，对于那种略带神秘色彩的东西更是异常的着迷，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圣人们的生活》（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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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爱尔兰天主教机构虐童案调查报告
正藏点评：自两百多年前的忏悔劵至于目前六十多年以来的虐童事件曝光，真是令人感慨，这已不是个案而是机构腐败导致的，属于教育和体制范畴的问题。任何机构或组织乃至于个人忽略了制度革新与教育，最后都会走向没落，掌握技术进步对于道德沦丧的群体而言不过是自我毁灭的加速器，人类应该从物质繁荣的狂喜中警醒，更加关注于整体持续发展领域的问题。
调查报告公布现场
老照片记录下收容所儿童的惨状
约翰-凯利(右)手持一份调查报告，向媒体控诉上世纪60年代在一所学校学习时受到虐待。
国际在线专稿：据英国《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泰晤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爱尔兰共和国虐待儿童委员会20日公布了一份长达2600页的报告，详细解释了该国天主教教堂及所属机构持续60余年的特大虐待儿童案件。报告称，共有三万多名儿童受到精神、身体以及性方面的虐待。
调查历时9年 涉及数千名当事人
在电视纪录片曝出教会机构存在虐童行为后，时任爱尔兰总理伯蒂•埃亨于１９９９年宣布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次年，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
爱尔兰高等法院法官、虐童案件调查委员会主任肖恩•赖安20日公布了长达2600页、历时9年调查的报告。 报告称，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共有超过3万5千名儿童被送往由教会掌管的技术学校、少管所、孤儿`院以及儿童之家(英国的一种儿童救济机构)。这些孩子要么是小偷、要么是逃课的孩子、亦或是来自问题家庭的儿童。报告显示，虽然男孩和女孩不在同一个教会机构内，但他们均遭到虐待。男孩遭骚扰和强奸的现象相当普遍，而女孩则是时常遭殴打和侮辱。
教会存在隐瞒遮掩丑闻行为
21日，爱尔兰红衣主教布雷迪向媒体发布声明，对报告中所列的事情道歉，并表示深感惭愧。但是法官赖安称，教会当权者每当面临有关教会成员参与性侵犯孩童的案件时，往往将当事人和受害者转移到其他机构。犯案的教会成员大都会被释放，有的还会继续虐童。
报告中提到：“有些教会成员在被发现参与到虐童案件几天后就会被分配到其他的教会机构，继续从事传教活动。大体上看，孩子们的安全根本不在教会高层的考虑之列。参与虐童的人都不会遭到指控，教会高层存在隐瞒案件真相、庇护犯罪嫌疑人和遮掩丑闻的行为。
女学生经常受到性侵犯
过去的9年里，虐待儿童委员会对由教会所控制的技术学校、少管所、收容残疾人、孤儿的机构以及普通日校进行了严密调查，终于发现了教会的惊天丑闻。在披露的250家教会机构中，慈善修女会和基督教兄弟会是问题最严重的2个机构，虐待儿童委员会所接到的一些举报资料中，针对这两个机构的举报资料和相关调查最多。
另外，爱尔兰最大的学校，位于都柏林的“Artane”工业学校也被指参与了虐童。这家男子学校实行完全的军事化管理，所有证人均表示在这里受到过身体上的虐待。此外，在爱尔兰的女子学校，女学生经常受到男性雇员的性侵犯，甚至遭到一些“嫖客”的性侵犯。
不过，除了已经公开的虐童者外，该报告并没有披露其他人员的姓名。
政府沉默为哪般？
报告称，爱尔兰虐童事件极少被政府机构重视。即便在极少的机会下，国家教育部知道了虐童事件。但为了迎合某些宗教高层的意愿，往往选择沉默。爱尔兰教育部门对于受虐儿童的投诉，大都置之不理，从不把投诉告知警方。报告写道：“最好的情况是，侵犯者会被要求离开岗位，但受害儿童仍然不会受到任何照顾；最糟糕的情况是，受害儿童会受到责骂、严厉的惩罚。”
虐童案件逐渐曝光的重要节点
1994年6月，天主教神父布伦丹兰克•史密斯认罪，承认在贝尔法斯特涉及17项猥亵5名女孩和2名男孩。教会为了庇护他，把他“窝藏”在爱尔兰和美国的教区。但是最后他在英国被捕。
1994年11月，传教士阿尔贝•雷诺兹辞职，他以此向总检察长施压，并和政府部门勾结拖延引渡史密斯。
1995年7月，前祭坛男孩安德鲁•马登成为公开揭露受到神父性虐待的第一人。教会付给马登35000欧元，让他保持沉默了3年。后来马登站出来指控神父，但爱尔兰大主教康奈尔不予认可。
1996年2月，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披露了一些女孩在克里斯廷巴克利和圣文森特工业学校等教会管理的学校中遭受虐待的事件。
1998年1月，教士佩恩被指控在都柏林性虐待8岁男孩，但他仅被判4年监禁。
1999年3月，神父肖恩受到性骚扰、强奸29名男孩等66项罪名的指控，随后他在监狱中自杀。
1999年5月，爱尔兰教会机构建立一个赔偿委员会和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虐待儿童案件。
2000年5月，爱尔兰政府授权调查委员会查虐待儿童的手段及从1937年以后所有涉及教会机构的相关案件。
2001年7月，3149人向调查委员会作证。
2003年9月，高等法院法官玛丽辞职，抱怨爱尔兰教育部门的失职。
2004年7月，调查人员对基督教兄弟会召开听证会，发现在其总部设在罗马的存档证明和相关证据。
2005年10月，最高法院法官认为，教会、警察和国家机关对数百名儿童虐待案件存在失职行为。
2005年12月，超过14000人声称童年遭受教会机构的虐待，并向国家提出赔偿请求。
2009年5月20日，2575页的调查报告被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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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食品安全未被公布的危害：猪肉的重金属超标
为了促进猪的生长速度和外观效果,许多养殖户在饲料厂或专家的“教育”下,纷纷使用高铜饲料,其铜含量往往达到125mg-250mg/kg,超过正常需求数十倍,严重者甚至超过250mg/kg,以至于直接把生猪毒倒。“重金属超标,对养猪业的危害远远超过瘦肉精!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重视?”5月9日,在广州召开的“瘦肉精现象反思与养猪业变革”论坛上,广东信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皓仪的声音震得会场的记者们都快跳起来。他说:“我呼吁这个问题已经10年了!”为利润业界追求高铜过量伤猪伤人伤环境。就在5月初,梁皓仪的一个朋友英年早逝,癌症。这让他格外忧伤,再度想起养猪业重金属超标问题。长期食用重金属超标的猪肉,毫无疑问会引发癌症。而据他了解,多年来,重金属超标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不改变现状,可能我们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说。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发现,铜、锌、铁等微量元素是猪生长发育必需的营养成分,而大剂量的铜、锌等更能显著促进猪的生长速度,让猪皮红毛亮,显得外观不凡。饲料中过量添加这类元素成为部分饲料厂家争夺市场的手段。以铜为例,有研究表明,正常需求中,在1kg日粮中,猪对铜的正常需求量仅为5mg-10mg/kg,而猪对铜的最高承受量为250mg,超过这个量猪就可能中毒。然而,为了促进猪的生长速度和外观效果,许多养殖户在饲料厂或专家的“教育”下,纷纷使用高铜饲料,其铜含量往往达到125mg-250mg/kg,超过正常需求数十倍,严重者甚至超过250mg/kg,以至于直接把生猪毒倒。研究表明,饲料中铜含量越高,猪粪中的铜含量会急剧增加,而且90%的铜将随粪便排泄,这种排泄物将严重污染环境,令土壤成为无法耕种的死亡之地。而人若长期食用铜含量超标的猪内脏和猪肉,相当于慢性服毒。研究表明,当铜添加量达到250mg/kg时,猪肝中的铜沉淀达到正常水平的10倍；添加量达到500mg/kg时,猪肝中的铜沉淀量超过正常水平的50倍,可以直接毒倒人。一句话,添加过量铜元素,伤猪伤人伤环境。四川农业大学专家乔伟等人在论文《高铜在养猪生产中应用的利与弊》中介绍,美国不允许在饲料中使用高铜制剂,欧盟将铜限制在160mg/kg以内,日本对于日粮中使用铜的上限分别为:仔猪(30kg以下)125mg/kg、生长猪(30-70kg)45mg/kg、肥育猪(70kg以上)10mg/kg。我国明文规定仔猪饲料中铜的最大添加量应小于200mg/kg。不过,记者在2001年修订的《饲料卫生标准》中,发现根本没对饲料的铜含量进行限定。硫酸铜来自工业废料与添加三聚氰胺类似目前,铜元素主要是以硫酸铜的形式添加在预混料中。梁皓仪介绍,过量添加高铜并非最可怕的,目前还存在另一种隐藏极深的行业陋习,即用工业废料制造硫酸铜,这种工业废铜最终将通过食物链进入了人体。据了解,铜可以从电解铜、铜矿石、工业废品等处来,硫酸铜有三种,工业级、农业级、饲料级,它们的铜来源严格不同。由于涉及食品安全,饲料级硫酸铜只允许从电解铜和铜矿石中采取。但是,采用电解铜和铜矿石的成本相对较高,而工业废品则很容易寻找,部分硫酸铜生产厂家利用工业废品的电镀液来获取铜,这种工艺得来的硫酸铜中,含有大量杂质,主要是铬、镍、铅等重金属。梁皓仪说,这套办法把工业废料变成饲料,与生产添加三聚氰胺如出一辙。没有良知的硫酸铜生产厂家把这类硫酸铜卖给饲料厂,许多饲料厂(也许不知情)则将这种不干净的硫酸铜添加进预饲料,而养殖户用它们喂猪。凡食用这类硫酸铜的生猪,猪内脏和粪便的重金属必定严重超标,对人体和环境贻害无穷。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兽医部主任樊福好说:“添加这类硫酸铜的饲料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猪场污水流进河里,那些藻类通通都得死!”黑色粪便即健康猪？养殖户长期被误导，既然高铜饲料如此厉害,它到底在行业内有多大影响?记者采访发现,业内对这个问题普遍很熟悉,许多有识之士也早已意识到它的危害。东进农牧有限公司的晏场长告诉记者,中小养殖场使用高铜饲料导致重金属超标的现象非常严重。佛山市南海区名尊食品有限公司李先生也透露,部分同行在过量用硫酸铜。广州市花都区养殖大户刘先生则介绍,所有厂家的预混料都含有这类东西,为以防万一,他根本不敢按照饲料厂指导的标准添加硫酸铜,而是减半添加。台山市长江食品集团总经理麦月仪对一个故事印象深刻。前几年,该公司新招了一位技术员,该技术员曾在某大猪场干过,有一定经验。可是,有一天,那位技术员很奇怪地对她说:“我们的猪拉屎怎么是黄色?是不是有病了?”麦月仪立即明白,该技术员陷入了误区,“他以为猪粪一定要是黑色的才表示正常。我告诉他,恰恰相反,咱们的猪才是健康的,黑色粪便往往意味着猪吃了过量的硫酸铜”。麦月仪向南方农村报记者介绍,目前,在不少养殖户甚至猪场技术人员中,存在一种很荒谬的观念,即猪粪要黑,这其实是长期以来猪粪重金属超标给人们留下的误解。时间一久,人们习以为常,荒谬的事情摇身变身正确的常识,很多人竟不记得健康猪粪应当是什么颜色了。而正是因为追求“猪粪要?许多养殖户才在一些饲料厂或批发商的诱导下过量添加高锌高铜产品,最终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这种现状非常可怕!”她赞同梁皓仪的呼吁,业内必须高度重视重金属超标现象。检测重金属超标有能力但没标准据了解,硫酸铜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只是重金属超标的冰山一角,锌、铁等添加剂同样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还发现,由于单独添加高铜或高锌容易造成生猪中毒,不少研究者竟努力找到平衡办法,他们最终发现,只要同时添加超量的铜、锌、铁三种元素,它们自然而然在猪体内互相制衡,不会让猪被毒倒,虽然这种方法让重金属残留更加厉害。其中之一的添加方法是,同时添加250mg/kg铜、138mg/kg锌和38mg/kg铁。既然重金属超标现象泛滥成灾,那么有关机构是否对它们进行了检测?梁皓仪称,目前,有关部门对饲料和生猪的抽检主要针对瘦肉精,基本没有检测重金属。而且,在食品安全检测中,列入检测项目的重金属只有铅,但实际上食品中残留的过量重金属包括许多种,都对人体有害。他认为,关键是要把硫酸铜生产厂家这一关抓好,坚决禁止违法使用工业废料生产硫酸铜。广州市希普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忠丽则介绍,如果就资质和能力而言,一般的饲料监测所和质检部门都可以检测出饲料中所含的重金属含量,不过目前很少有人去查,除非有人投诉。
(本文来源：南方农村报 )http://discover.news.163.com/09/0517/11/59GVEUBB000125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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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电视台告诉你:如何健康环保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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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当代校园伦理
正藏点评：近年来国内此类恶性事件时见曝料于媒体，由于看似个类事件，所以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其背后的原因与背景恐怕少有人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此类事件很少见—在国内，而在欧美和日本，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文艺界已将对此类话题的讨论搬上了银幕，记得1997---《 一树梨花压海棠》、2000年前后的《美国派》，特别2008视频《飓风营救》里对现实社会与两性伦理的残酷描述，足以让普通的国人震撼，以上还是属于文化层面的，至少与目前网络里盛行的各类成人视频相比。光怪陆离的视听产品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和部分心理变态的成年人简直是行为施加者激情疯狂与行为接收者残酷受虐的完美结合，
---结果是两者的心灵扭曲，我将其称为伦理灾难------随着全球范围内国际与地区冲突，各国国内经济动荡，体制内的腐败，社会普遍的道德滑坡，这将以更快地速度泛滥，尤其对制度与法律不健全的不发达国家，将造成巨大的冲击，其危害不亚于战争。深层的历史背景----基督教新教伦理支撑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今大约两百多年，其广泛的影响构成对自然的破坏和社会整体道德伦理结构的瓦解作为人类经济进步，物质繁荣的改革成本，相信很多人已看到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正如伯特兰。罗素爵士在一战后曾经讲过，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来自于东西方文化激荡交融共建的产物。
文：霍国强
核心提示：湖北襄樊市襄城区卧龙镇某小学教师李某，对学生施以小恩小惠诱惑，借机先后奸淫21名小学女生。经查，李某经常喊两名女学生同时与其过夜，事后还给受害学生5元钱。昨日，记者获悉该名教师被判死刑。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感觉心里特别的愤慨，教师李某最后被判处死刑，应该是罪有应得。难道这件事情就这样算结束了？枪毙了李某就能平复受伤害的这二十一名女学生以及她们的家长内心的痛楚吗？
经常的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有些让人不免担心。新闻里也经常说是那些无良教师利用女生年龄小、家长顾及孩子名声不让孩子报案云云。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许多家长早早知道了这样的丑事，为了保全孩子名声致使许多受害孩子长期受到身心摧残。这样恰恰是在从客观上纵容禽兽教师的罪行，反而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的摧残那些幼小的孩子，这则新闻不就是这样吗？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嫌疑人尽管早有被发现的情况出现，可是许多受害孩子家长就是选择缄默。倘若有人站出来对李某进行揭露，无疑这样的惨剧就不会长达几年之久。
我无意指责孩子家长，这样的保全名声的做法跟我们封建传统观念余孽息息相关。也是对女性歧视的具体表现。我国的现状是，倘若一个女性受到了性侵害，名声传出后，会直接影响受害女性今后的生活。要么众人首先会怀疑女性的作风等，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已经直接影响到孩子。因为连家长们自己都害怕说出去会影响孩子将来的求学、就业以及婚姻，背后的这种心理表现，就是迎合了上述封建意识的具体表现。
这个保全名声实际上是纵容禽兽教师的一个潜在因素，这里姑且不论，可是如果处在成长期的孩子们，在当今二十一世纪还不断上演这样的事情，那就不得不令人大加担心了。因为学校毕竟是一方圣洁的土地，在这里孩子们只能是健康成长。假使背离了这个原则，让学校成为一个禽兽胡作非为的场所，成为那些道德败坏教师的淫窝，那只能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还存在漏洞，倘若一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凡是有女儿的家长，哪个不担心孩子的命运？谁还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学校？
关键问题是如何杜绝这样的事情，采取什么措施去杜绝？如果仅仅是枪毙李某就算结束，那么也许还会出现新的李某，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出现，笔者建议采取这样的方法不知可否？
一， 采用责任追究制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学校，当事男教师除枪毙外，还要开除这个学校的校长，并将他驱逐出教师队伍，不保留教师职格，不保留工资，因为他监管不严，没有尽到校长的责任；
二， 严肃处罚中心学校主任
鉴于管辖学校出现这样败坏学校名誉的事情，负责的中心学校主任也要撤职记大过，并降职使用，让他或她知道自己没有尽到的领导责任。
三， 学校建立问讯卡
那就是每周让学生填写一种防止老师胡作非为的问讯卡，内容里可以含有多项内容，目的是防微杜渐：比如，内容可以小到这样的话题“你认为哪个男老师品德好？他辅导你学习的时候是拿着你的手吗？；他除了辅导拿你的手外，还碰过你的什么地方？等等”，目的是及早发现不良教师的丑行，一旦出现不好的苗头，学校领导马上进行干预或者制止。
四，重将举报人
对于勇敢举报的家长，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重金嘉奖，同时可以对当事女生给予许多荣誉奖励，并在考学或者今后的就业安排上网开一面，大力弘扬孩子们的大义之举，并让社会知道这样的孩子虽然付出了所谓名声，但是政府在关爱她们。
以上是我对于教师强奸女生的不成熟的意见，真诚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真的受到应有的良好教育；真诚希望我们的小学校园能够成为净土，真诚希望教师败类不在出现。那样的话，恶魔教师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家长也就不在担心子女成长。只有恶魔教师减少了，我们的教育才能充满蓝天，孩子的未来也才能阳光灿烂。Qq67097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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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梅著
正藏点评：抛去近代历史政治伦理中极端方式所引发的争议和偏见，仅从普通人生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孝道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是人类天性中本有的，早期教育中普遍的现象---婴幼儿时期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父母对子女的呵护足可以证明亲子关系和谐源于人类的天性，今天很多国人仍然活在清末民初那民族整体思维混乱的状态里，当时一些人提出所谓的“自由，解脱束缚”。。。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晚期（明代中叶以后---哈佛的徐中约教授将中国近代界定在西元1600年）文化衰落，思想僵化，教育体制滞涩，人才不兴，将家庭伦理中的孝道思想在政治领域滥用为统治权术的工具，进而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制造过很多悲剧。例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包办与买卖在现实婚姻中成为对人性自由渴望的桎酷”—这些矛盾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存在着，并没有成为与固有文化政治传统秩序稳定相抗衡的力量，虽有改朝换代，但旧有的传统被后来的统治者承袭着，只是在恢复生活秩序上做些方式上的调整，后来西洋人出于对资源的贪婪（他们称之为进步，拓展疆土，开发世界）携其宗教、政治制度凭借坚船利炮，与发展缓慢且对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极度迟钝的十八世纪中国人相遇，在中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较量的百余年里，随着清末国势颓败，文化思想衰落僵化，体制效率低下，使得国人对自我文化思想的检讨进而成为声讨，很多新派人士抨击现实时政常以此为焦点，内外多重矛盾所形成的压力使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发生了震荡，结果是清帝退位我国传统国体瓦解进入现代化转型期---民国时代，内有军阀割据，群雄混战竞相问鼎中原，外有列强图谋瓜分疆域，奴役人民，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清末政局留下的遗患令国人不堪承受，导致文化教育的政策由此偏重于富国强兵，偏重科技，但这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由于政府的更迭，政策的连续性难以为继，加之日本全面侵华，国人急于救亡图存，无暇顾及文化思想与教育的长远规划，再后来的内战，朝鲜战争，越战，我们似乎一直都在为谋求生存权利而努力。武力败于西方之耻，百年战乱频仍之痛，积弱自卑之态引发激荡于内心的一系列反思，愤慨激昂的情绪下对固有文化传统不加拣择的一味声讨反映了人文学术教育的衰落和继起人才的凋零。难忘的经历—也使我们的思维开始偏激，一改自宋代以来重文抑武追求局域稳定的积弱国策，保国防、重科技，所以理工科，外文学科，在教育中空前的被重视，这没什么不对，但遗憾的是，重视科技教育同时却忽略了人文教育，尤其古典哲学与历史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重镇，自1912民国政府执政之始在中小学普及的深度与广度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意识形态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究其原因，皆战乱导致的国家动荡使然，实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西元1979年邓公改革开放，上承清末洋务运动之余绪，积极推动中外交流，促进科教，改革商贾，兴利除弊，下承民初现代化转型之始，推行深化法制建设，时至今日。我们仍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不断的温故知新，放弃过往思想心态局限的立场，以博大的胸襟，超时空的全方位视野，通过对历史史实以及古今中外文化思想学术的刻苦学习思考，重新审视评估我们传统的文化世界观，价值观，努力谋求推动我们与历史的和解，进而促进社会各阶层、不同族群、地区与国家间乃至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尊重历史并对传统保持温情与敬意，任何人都无法割裂与历史的联系，应摒弃以狭隘的现代标准过分苛求前人的不足而代之以审慎宽容的历史观，继往开来，重新找回我们已逝去几个世纪的民族自信。
陈少梅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不应该完全抛弃，孝道作为维系和促进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仍然应该发扬光大，这就是他绘制《二十四孝图》的思想基础。《二十四孝图》又是陈少梅先生以传统画题为题材的最后的画作，1964年，终因积劳成疾，猝然辞世。
陈少梅的其他作品有《江南春》、《浴牛图》、《丛林远岭》、《小姑山》、《颐和园谐趣园》等。所绘《二十四孝图》册页，当年被人带至台湾，今年初又从台湾辗转流传到香港，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被在京的收藏家购回，使我们得睹这一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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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傳統，追溯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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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
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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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藏点评：呵呵，总算有名人大家来公开的为“封建”二字正名了，近几十年来只是在学术圈里，有一些哈佛，哥大的华裔学者：唐德刚，黄仁宇，徐中约等大佬对“封建”含义作正本清源的规范，姚国华先生的演讲实属首次公开就这个历史学问题与广大学子交流，其实历史就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过去与现在是连续的，不可割断的，如果你仔细观察学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当今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最大的奢侈品就是安全，宁静，如何在变化纷纭的现实中找到我们未来的定位，寻求我们渴望的智慧和勇气以面对未来的挑战，朋友们尝试着涉猎一些历史吧
正文：
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资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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