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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我素来时敬而远之的,尽管它是一种关于“勿忘国耻”的提醒与告诫,但它所反映的对象毕竟是一场民族的失败!它太沉重,太压抑了!每一个人的人生难免存在着阴影,又有谁愿意将它随意的碰触,无缘无故的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痛楚和烦恼呢!相信和自己的民族传统血脉相连的每一个人对待它的历史也是一样的!更多的时候是选择回避!(学生们是喜爱看电影的,但当我提出要在媒体课上放映这部影片时,太多的人显示了很大的不情愿,红光焕发的脸庞骤然变得有些黯然。)

无意间看到了陆川的《南京!南京!》的片花,那别具一格的影像效果、由它所带来的真实感以及那让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让我产生了一种想通过这部影片来了解

天气骤然变得炎热,好似身在夏季!处处是含苞待放的树芽和花骨朵,看得出生命急于绽放自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近来讲课不太顺利,太过刻板,仍然逃离不出为人人所不屑的、僵化的、十分教条的授课模式,深为此苦恼,不过在深思和实践的整个历程中,我还是有所收获的:

要把学生

2009年4月13日的日记(2009-04-20 00:57)

樱花凋谢了,春天又要开始她离去的步伐……..紧随其后的又是乏味的沉闷的夏季…….有种莫名的伤感…..

近来,为了讲课,伤透了脑筋,耗费了大量的心思,咳

前言

九月初,收割电影工作室举行了第三次读书会,我们主要围绕张庆熊的一篇《西方技术文化的问题与出路》一文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我们主要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与之相关的批判理论进行了有限的介绍,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此次会议未能就《问题与出路》一文里所介绍的罗蒂与哈贝马斯的关于建设世界政府的构想给予深入的探讨。而这一论域在我看来其意义是不应忽略的,恰恰应成为本次会议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特于会后利用历史现象学方法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由于精力有限,我无法对这一问题给予更为深入的研究,遂仅以提纲的形式对自己的思想理路进行了初步的说明。其主要内容如下:

 

                ——对走向神坛的“法治国家”的反思

                                 

前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为实现更全面的“现代化”,提出了“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物,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十五大报告

 

今夜先生:

   我很荣幸参与了您所主持的诗友会,您为这些在现实里被受冷落的诗人们营造了一个家,为他们那久久沈溺于迷茫与困惑的心灵寻求到了一份寄托和慰藉。对此我感同身受。这一天的下午让我十分难忘……

   这场会议的内容是丰富的,其气氛也是热烈的。不仅开展了诗歌朗诵,也进行了关于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诸种际遇和命运的讨论,而且后者尤倍受关注。我想这应该也是艺术研究领域里最为敏感的话题。遗憾的是,由于要事在身,我未能参与这样的讨论,再者,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澄清,仅仅以言说的方式是难以实现的。由此,我现特以书写的方式来表现我的观点,这样能让我的思想更缜密、严谨。同时也算是进行一种事后的弥补!

一、   关于艺术与道德

   我倾听了会场上的各色言论,在我看来,其表面上虽观点不一,但其隐性话语里皆蕴涵着浓厚的“道德主义”。我以为,这样的“道德主义”是幼稚的。

要理解艺术的本质,我们不能仅从抽象的艺术本身出发,还需要从孕育它的土壤—人现实上的生活的历史及历史的现实生活出发。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艺术与道德世界的

 

     近来,随着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城乡二元对立,由此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在日趋升级。与此同时,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逐渐成为国内颇多宪政学者及经济学家的集体无意识。其中有一位叫秋风的宪政学者在发表于第1230期《南方周末》里的《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与富人关系的唯一出路》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种关于缓和现实上的贫富矛盾的方略,即“贫富共和”

    那么如何来实现“贫富共和”呢?秋风先生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路径:

  “共和当然不单是为了解决穷人与富人的关系问题而形成的,但妥善安排穷人与富人关系的惟一出路就是贫富共和……”

  “贫富共和的前提是,主流社会形成一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所说的“和谐利益观”,即每个穷人与每个富人的利益其实并不互斥的,而是和谐的,互补的……”

   “贫富共和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的强大,当代中国主流社会也已广泛的认识到这一点,政府也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贫富共和最

 

“文明又可以分析为文化与制度两个层面,各有不同的生成原理和社会功能,文化指民族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层面,而制度指法律、国体、政体、财产制度等建制操作方面……文化与制度有着不同的生成原理,因而有着不同的结构。文化乃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不是人为的程序化构造。其生成的必要充足条件多为未知,故不能在短期内经过社会选择而改变……制度本来也是历史演化和历史经验的成果,但建制操作是程序化的,在人为的控制范围内,故可以在短期内通过社会选择而改变……既然文化是历史演化的,而历史未完成,我们便不可能脱离历史时间来观察和发现其必要充足条件,因此不可能控制、预测和任意改变它……制度规范人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权利,它限定人的利益和权限,对违规行为加以震慑、裁判、制裁,故效果明显,立竿见影。各国制度之优劣,效率之高下,可以相互观察比较,也就可以学习借鉴,更有利于变革。制度之比较,在于其功能的可观察性和立杆见影的效果……总之,大凡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和生死关头的一切,借是制度的效果,而非文化的作用。”

————唐逸:《文化不关乎国力,关乎国力的乃是制度》,2007年8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马克思

    伴随着“读经运动”的兴起,中国产生了一场“国学热”。不少学者对通过振兴“国学”来实现社会和谐、结束现代商品经济带来的人的“自我迷失”的历史给予厚望。诚然“国学”有着难以估量的文化价值,但指望它来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指望它来扬弃现代文明,克服人的“异化”与“沉沦”,以至于对“国学”顶礼膜拜,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迂腐透顶的幻想!

近来,第1218期《南方周末》报道的种种“鬼妻”事件让人触目惊心。在现实上,“鬼妻”的配取恰和尸体买卖、行凶杀人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

“鬼妻”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恰是中国民间传统与现代商品经济共同催生的产物。也正是这样一种把人不当人看的传统和现代商品经济带来的那强烈的利益驱动,使得“鬼妻”的制造者们丧尽天良,其

至“思想角”同仁(2006-10-26 22:18)
  一次在校园漫步时,在报栏前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一地方小学面对强大的就业压力,颁布了一则为“保障”弱势群体就业的规定:离异或无配偶者优先上岗,出乎意料的是如此看似很人性的规定一经适用却产生了极不人道的后果,为竞争岗位,大批教师(待业)纷纷忍痛离婚,这是一个很难用道德伦理界定的问题。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只能进行极端的选择,或为金钱或为了爱。
  帕斯卡尔说过:“人的尊严全在于思想”。自我参与到思想角的一刻起,我能深切地感触到你们对于实现人的尊严的热忱,可当你们伴随着这样的理想走入社会有时也会难以避免面临着同样的困窘,为了“生活”还是为了“生命”。任何一种选择都要付出代价,特别是后者,其代价往往是惊人的惨重。马克思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对于他的生活的想象总是充满十分浪漫的色彩,他桀骜不驯,异常自我,理想高远,自由的思索,总以轻蔑的眼光来看待严酷的现实,那样的潇洒,那样的超脱。并和一个聪颖、忠实,美丽且爱戴自己的女人结合,并白头到老,我一度是那样的羡慕他,但看了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之后,我深感先前的想法是那样的单纯和肤浅,追求自由的精神,热切的人道主义理想加剧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