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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员何时才能公示自己的财产?全国政协委员的一名高官给出了答案:先让老百姓公布财产!

  据财经网报道,这名曾担任某省政协主席的正部级大员已不再威严得如同盛夏的烈日,而变得和蔼可亲。他与记者进行了就官员财产公示问题进行了如下对话:

  记者:“某主席,你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高官:“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

  记者:“新疆的阿勒泰、浙江的慈溪都在搞官员财产公示,贵省有没有意愿搞试点?”

  高官:“我不知道。”

  记者:“这几天大家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高官:“没有。我们中共组里没有人讨论。”

  记者:“你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吗?”

  高官:“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记者:“企业老板?你是说国有大企业的高管吗?”

  高官:“不是,是那些私营企业的老板。”

  记者目瞪口呆,再也问不出问题。

 

    评论:这真是NB的回答啊。我赞同论者所称的,此公并非无耻,而根本缺乏

    一名网友在财经网上如是说:判断金融高管薪水是否合理,办法很简单:减薪10%,看看有多少高管挂冠而去,另谋生路。如果这些人只是坐在那里发牢骚,但是没有起身离去,那么再降10%,如此这般,直到达到某个数字X,高管们成天一脸严峻,动辄拍屁股走人,那么把X乘以2,保证他们心满意足。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
 找不到我的家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
 浪迹天涯


 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
 努力往上爬


 却永永远远跟不上
 飞涨的房价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蜗牛的家


 能挡风遮雨的地方 
 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蜗牛的家


 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 
 蜗牛的家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只是小小的家


 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 
 蜗牛的家

 

    据广州本地媒体报道:日前,年过六旬的消费者黄某到广州的公园前附近一家银行汇款,排到还有10个号码时,他突然感到内急,但银行内没厕所,走到最近的厕所也需10分钟左右。黄某很想出去“方便”,又怕错过号得重新取号,最后只能憋得满脸通红。

    黄某的经历,很多人感同身受。有个极端例子是:去年年底,成都一名男子在银行取钱时,四处找厕所未果,“无法再忍”,当厅就找来一个塑料垃圾桶,跑到一根大柱子背后“方便”,结果保安与该男子扭打起来。大件事了!

    银行方面对于不设厕所的解释,通常有两种理由:一是安全,二是费用。此两种说法欠妥,甚至还欠扁!

    若论安全,为何一些外资银行或中小银行,就可以不顾安全为顾客提供厕所?若纯粹从安全角度考虑,银行何不干脆对进门客户进行安检?难道在安全与人性化服务之间没有转圜空间?恐怕并非如此,怕是一些银行大爷惯了,脑瓜不愿转动罢了。

    至于费用一说,更无意中暴露了一些银行“食利太狼”的本性。他们在收取多手续费服务费时目光贪婪,在解决顾客“内急”上却表情吝啬

雷锋也困惑(2009-03-09 16:10)

3月5日“学雷锋日”,重庆市601路公交成为重庆第一条“雷锋路队”。但装饰一新的“雷锋车”上路行驶时遭遇尴尬:不但义务帮助乘客提行李的举动屡屡遭拒绝,几

乎一半年轻乘客都不认识雷锋,更被初中生误认为是董存瑞。(《重庆商报》3月6日)

 

造神运动盛行的年代,雷锋被塑造成一心为人毫不利己的形象,近乎神而为人传诵。当社会不再造神,原先的雷锋只能回归到一个人了。在每年的“学雷锋”中,三月来,四月走,雷锋没户口,活动显得有点形式主义。久而久之,自然就“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不拘泥于学雷锋之名,而行做好事之实,才是正道。但做好事有时却要陷入尴尬:有时,你帮人拿行李,人家怕你顺手牵羊

城管与商贩(2009-03-06 15:47)

 

 由于倚门经营,南京江宁区一家超市被城管没收了摇摇车。老板一气之下,在超市门口张贴告示,声明“严禁土匪江宁城管入内购物”。(据3月5日《现代快报》)

  这名老板一气之下,将“土匪”与“城管”并称于告示中,与一些地方写下“偷倒垃圾全家死绝”的骂人标语并无二致,也与人们吵架时声声“问候对方母亲”无本质区别。故而大伙放轻松点,不必动辄上纲上线以侵权与否论之。

  城管与小商贩几近猫与老鼠的关系。猫的强大,无坚不摧,使老鼠们不是四处逃窜,就是采取非对称手段反抗;猫的强大,也使人们倾向于同情弱小的老鼠。倘若猫能够以理服鼠,依法行事,文明执法,并告知鼠可以投诉的渠道,或许老鼠可以与猫称兄道弟。

  强者能示弱,大能不欺小,则商贩可安身,百姓可立命。文/丫 丫   图/邝飚

据昨天的《信息时报》报道:原定于2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交地铁中小学生优惠票卡一事生波折,到2月12日,全市180万名中小学生中,只有不到1万名学生领到学生优惠票卡,仅占0.5%。

媒体是以“遭踢皮球,新学生月票卡难产”为题进行报道的。报道说,有的学校称去年12月收到通知,而有的学校表示仍未接到通知;学校称先由羊城通公司提供一个帐号给学校后,由学校通知学生进一步办理,而羊城通公司则称不清楚帐号的事情,反要学校向教育局查询;对学生票卡事宜,教育局无法明确答复,交委有关人士也一脸无柰:“该怎么回答你(注:指记者)呢?”欲言又止,不过交委表示,将与相关部门协调,“争取在最短时间,将学生卡发放到学生手中。”

何谓“最短”,没说。毛泽东有词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知交委等部门要“协调”多少个“朝夕”?我们就等着吧。

《圣经》里有个故事,说人类本来语言相通,准备建造通天的巴比伦塔,惊动了上帝,上帝就打乱了人类的语言,让人们之间从此语言不通,就造成混乱和分裂,最后塔没建成,沟通也成大问题

无卡通,不生活(2009-02-11 11:51)

   

 

 

    据《广州日报》报道:卡通汽车、全套奥特曼、笑眯眯的多啦A梦……还有一周多就春季开学,广州大小商场的文具柜台仿如玩具铺!连日来,带着孩子购买文具的家长向媒体反映,今年市场上的文具过分玩具化,“很担心会令孩子学习分心”。

    孩子本来就是爱玩的,喜欢卡通是他们的天性。要是有哪个孩子拒绝卡通,反而会让人觉得怪怪的。如果一份钱能够买来文具兼玩具,或者花多一点钱买两样东西,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这用品安全过关,质量也过关的没有问题。好玩一点,孩子可能分心,但也可能更加喜欢、爱惜用品呢。现在年轻人生活也越来越卡通化了。街头的汽车,不也经常可以见到甲壳虫、Mini Cooper?一些女子的手机、手袋上的卡通饰物也花样越来越多了。

    这是一个“卡通”时代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考核工作,不得把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

 

九年义务教育,前八年没有升学压力,升学率与教师绩效挂不挂钩没所谓。但义务教育阶段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初三年级,不论教育部承不承认,每个初三年级的师生及学生家长都面临升高中的压力,就算学校遵命不敢拿升学率作为教师考核指标,学生及家长都同样会要求老师尽最大努力带学生升上好的高中。天下谁人不知,考上好的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大学校门,考不上高中,只能选个职校混下去。于是,初三这一年,升学成为压倒性任务,升学率成为学校之间、教师之间竞争的最重要指标。在广州,升高中的激烈程度比考大学毫不逊色。教育部门一方面主持了这场升学竞赛,一方面又禁止学校将升学成绩作为激励标准,让人觉得很奇怪。

 

尽管今天教育部门闭口不谈重点学校与非重点,但它又换了个形式,对学校进行评级,分三六九等。在实际运作中,等级的存续又与升学率极为紧密相关。为了

法学笔记(1)(2008-10-30 17:29)

      无意中在明月一路的小书店,找到一本苏力(北大法学院院长)的集子,书名叫做《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大出版社),虽说是一本法学的著作,但更像一本法社会学的读本。最中最值得一读的是第一部分,“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另外两个部分是法的故事和阅读秩序。之所以说用“嵌”字,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每种制度的形成,都一个理论预先设计出来的,没有一个事先做好的模子,哪怕是上帝造人,也决没有一早就想好每个人的样子的。这是一个从社会结构与变迁中产生出来的产物。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演化的产物。这是文章要表达的意思。苏力在文章中表现出学者的冷静。

 

(一)婚姻以什么为基础

 

     比如婚姻制度,竟然在文章的开头之前,引用了一句尼采的话:没有任何制度有可能建立在爱之上。在对“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爱情就是婚姻的坟墓”两种偏激的论战中,作者将这种制度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婚姻制度之建立,一开始反倒可能是为了限制和规制人的性冲动和异性间的感情。爱情是基础,那是一种应然,也非实然。婚姻制度的维系,决不仅仅是为了性和爱,同样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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