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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宝贝与郁达夫小说的比较研究
饶立成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安妮宝贝与郁达夫,二者的小说有着十分相似的特质,尤其是在创作手法、理念、模式、态度等诸多方面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本文就试从他们的小说之间的异同着手,通过比较并剖析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开拓,从而析理出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 郁达夫小说;安妮宝贝小说;差异性;相似性
The Comparison Between Anne Baby And Yu Dafu 's Novels
RAO Lic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There are som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Yu Dafu and Anne Baby's novels,especially similar in the creative skills, theories, patterns and attitudes.Based on the comparisons of thei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ditions' effects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as well as the latter's inheritances and developments of former, thus setting a norm in a continuous line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Novels of Yu Dafu; Novels of Anne Baby; Difference; Similarity
引言: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小说家郁达夫和新世纪初期红极一时的网络作家安妮宝贝,无论是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是文化氛围,二者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然而,通过细微的阅读与审视,二者的作品在很多方面上却有着不谋而合的相同点。具体则体现在创作手法、理念、模式、态度等诸多方面上的类似。郁达夫的小说富于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内容大胆率真,且带有明显的“自叙传”痕迹,深刻地塑造了“零余者”的人物形象,深受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妮宝贝的小说同样以自叙传的写作手法,用诡异阴郁的文笔描述了都市“漂泊者”的生存状态、情感经历,抒发了身处都市的孤独感和生命的虚无感。通过一系列显得雷同的故事情节,充分阐释了爱情和死亡这两个永恒的主题。安妮宝贝的小说迎合了当代时尚文化之下的“小资”和青年学生的口味,几乎每本书都畅销全国各大小书市。甚至有人认为安妮宝贝是“继琼瑶、亦舒之后,中国大陆第一位独具特色的都市男女爱情小说家。”[1]
一、郁达夫小说与安妮宝贝小说之间的不同之处
(一)、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化书写
随着轰轰烈烈的破与立之间的斗争,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了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迥异的一面。通过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进行卓有成效的实践,尤其是白话文的大力提倡和广泛运用,中国现代文学最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不断的反复的论争以及创作实践之下,中国现代文坛衍生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流派,并以文学团体的形式展现出来。其中代表现实主义流派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反对消遣的、游戏的文学观。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重表现”、“尊天才”、“非功利”的前期创造社则明显具备浪漫主义的气质。号称“现代中国抒情小说之父”的郁达夫就是前期创造社的主要领导者和文学实践的杰出代表之一。由《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于1921年10月结集而成的《沉沦》小说集,是郁达夫自己第一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小说充分适应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人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这一时代要求,作品一面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2]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郁达夫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尤其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上享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近几年来,又随着科技浪潮的席卷,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物质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代表着高科技的因特网迅速渗透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科技的发展也影响了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趋向。生活节奏的加快,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的挤压,人们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阅读经典的传统文学作品,相反地,他们更加迫切地需要适应现代都市里生活情景以及情感经历的作品来慰藉疲惫的心灵。于是,显得肤浅但实在的文学消费品被大量制造、出版,“快餐文化”、“时尚文化”、“小资文化”等具有时代感的文化名词一一涌现出来就证实了传统文学在当代时代背景下的尴尬处境。安妮宝贝正是这种文化浪潮下突兀而出的幸运宠儿。与传统的作家相比,安妮宝贝的写作手段同样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感。从1998年10月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和发表作品,以告别、流浪、宿命为题材,文笔艳丽诡异,格调清冷阴郁,引起巨大的轰动。成名代表作有《告别薇安》、《七年》、《七月和安生》等。后来又通过纸质出版而风靡浮躁、喧嚣的图书市场。其所有的作品均持续登上全国各书店畅销书排行榜,并进入全国文艺类书籍畅销排行榜前十名。
(二)、迥异的生活经历以及写作历程
郁达夫早年在国内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古文功底深厚,且古体诗写得很好。极其熟悉和喜爱清代诗人黄仲则,后来创作了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采石矶》。1913年,郁达夫随兄郁华远赴日本留学,前后近十年。在日本受到较好的西方教育,精通了英文、德文、日文。且深受当时正流行于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大量阅读了日本“私小说”作家蒙西善藏和佐藤春夫的作品。除此之外,郁达夫还受屠格涅夫“多余人”的影响,塑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零余者”形象。卢梭的《忏悔录》也是郁达夫极其喜爱的作品,并亲自加以翻译。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身处异国他乡未免深感孤独,又处于对爱情的渴望而又不得的青春苦闷期,结合弱国子民的身份,在《沉沦》发出了“祖国,你快富强起来!强起来吧”的呐喊,具有发人深省的时代意义。
安妮宝贝原名励婕,浙江宁波人。1998年得到一台兼容机,开始上网并用电脑写作。由于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准备辞职,但是家里人不同意。之后便开始自由地生活,以自由写作者的身份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之间漂泊。期间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发布在互联网上,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从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其阅读视野并不开阔,在《重读杜拉斯》一文中她说到:“基本上是不喜欢看外国文学的人。因为不喜欢中文译者的某些风格。”她善长于用隐晦而又便捷的网络语言,喜用句号和短句,以爱情和死亡、相遇和告别为主旋律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安妮宝贝的作品在网络中得到充分肯定之后才以纸质的形态出版,这是郁达夫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也显示出了网络时代下文学传播方式产生了新的变革这一特点。
(三)、不同性别导致的视角差异
郁达夫的小说充分表现了中国旧社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零余者”形象。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男性,故事情节大都也是从男性的视角来展开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庸,是男人受伤后拥抱的对象、寻求安慰的对象,男人的自卑、自怜在她与女人相处时更为清晰,男子是类似的男子,忧郁而清瘦,女人则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在镜中飘忽不定。”[3]从郁达夫的大多数小说中,失意、落魄、自卑、自责等种种复杂的情感纠结在一起的“零余者”形象跃然纸上。“其特征是身受压迫、地位卑微、备受歧视、处境孤独、寂寞,开始觉醒时,怀着个人主义的理想,有所追求,有所探索,但理想破灭,找不到出路,灵魂无以安顿。”[4]《沉沦》里的“他”,《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烟影》、《东梓关》里的“文朴”,以及其它作品里的主人公形象。
安妮宝贝的小说则以深受爱情、生存之困苦的女性为视角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几乎每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具有共同的特定身份和性格特点。名字也似乎都是被符号化了的。叫“安”或者“乔”的女子一个人漂泊在都市之中,没有固定的职业。以文字为生,每天昼伏夜出、暗无天日地写作。“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5]这是作者对小说出现的人物作出的概括,我们可以从这种对不同的小说采用雷同的主人公形象的写作方式得出一个结论:安妮宝贝试图以小说的形式来完成现实之中无法完成的自己,并以一种近乎孤绝的写作姿态来博得读者的呼应和相互慰藉。小说里的男性也近乎雷同,“平头、穿干净的白衬衣,说话温和。”与之“辗转于不同的情节与结局,在时光和情欲的路途上颠沛流离,始终未曾逃脱宿命的手心。”[6]
二、郁达夫小说与安妮宝贝小说的相似之处
(一)、自叙传的写作方式
综观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小说形式,结合小说内容不难发现他们的写作都是采用自叙传的方式。郁达夫曾说过为自己招来非议的这么一句话:“‘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7]安妮宝贝也说过,“在网上写的那些故事,是我的想象和往事。也是心里隐忍和潜伏的激情。”[8]但是,这并不代表作品就是作者生活经历简单而枯燥的复制。而是,作者从自身经历出发,以艺术的方式表达欲超脱于现实生活的愿望,抒发压抑的情感和内心里不便告人的隐忍。然而,狭隘的读者就固执地认为郁达夫的创作就是对他自身的生活经历的白描,并相信他真的会把钱放在鞋里终日踩着,以表示对金钱的憎恨。甚至还结合小说《茫茫夜》里的情节认为郁达夫有过同性恋的经历。殊不知郁达夫还说过,“读者若以读《五柳先生传》的心情,来读我的小说,那未免太过了。”[9]
(二)、“零余者”与“漂泊者”的主人公形象
“零余者”形象的刻画是郁达夫小说贯穿的主线之一。郁达夫小说的这一人物形象是从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小说里的毕巧林和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多余人”形象直接借鉴过来的。虽然彼此的时代和环境有所差异,但是在精神内涵上却极为相似。“零余者”原本有着纯洁的理想,但由于生不逢时,才华得不到施展,自身又不甘愿平庸和堕落,最后连生存都难以维系。如《烟影》里的知识青年文朴,贫病交迫之下返回故乡,因无力赡养老母而遭到无情的数落。《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因为失业寓居在贫民窟里,靠卖文和翻译为生。与淳朴、善良的女工陈二妹相遇相识,有着同病相连的苦涩。后来因为译稿被采用得到稿费,却被女工误会,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零余者”生存的窘迫和不被理解的状态。郁达夫其它的小说同样间接地描述了“零余者”的生活状态,以及思想上的痛苦挣扎。
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则表现了现代都市里的“漂泊者”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靠着艳舞女郎、富商情人、自由撰稿人等这些边缘的身份谋生,且随时面临着失业。四处漂泊,离群索居,与普通人的生活相比显得另类而又尴尬。白天像无业游民一样在别人上班的时间在大街上没有目的地到处游荡,晚上则混迹于迪厅、酒吧、咖啡馆等散发着欲望气息的场所,放纵身体欲望,排遣孤独。同时,他们对生活物质的渴望和追求也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如《下坠》里的艳舞女郎乔,“最快乐的事情是在巴黎春天里面,轻轻一挥手,就买下一双几千块钱的prada的细带子皮凉鞋。还有植树秀的新款眼影,Versace手工刺绣的吊带裙子。”[11]由于生活状态的极不稳定,他们的情感也游离不定。不相信所谓的爱情和承诺。最终只能是走上孤独和绝望的人生道路,以自恋、畸恋、放纵、暴力、死亡来结束人生的困境。
社会“零余者”和都市“漂泊者”在本质和精神气质上都是一致的。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社会背景、机遇因缘、个人性格等因素远远地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个人的抱负理想都没有实现的机会,连正常人应该拥有的人间温情也失去掉了。于是,他们被迫陷入孤独和绝望的境地,并丢弃了内心的信仰,变得玩世不恭和自甘堕落。这些精神特征还可以从西方的《哈姆雷特》、《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经典中得到呼应。它们都一致地反映了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格的原因而不能实现理想而导致的“精神病”、“时代病”。
(三)、抒情化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的写作方式往往会导致写作模式上的单一。从郁达夫所有的小说之中可以归纳出其抒情小说的模式十分明显。除了《沉沦》里有一段倒叙之外,他的小说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进行下去的。情节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物的心理矛盾和情绪的起伏而向前发展延伸的。郁达夫的小说还常常伴随着大量的内心独白,通过自言自语的形式抒发情感和展开情节的叙述。除此之外,大量的景物描写也是郁达夫衷爱的表现手法。主人公心理跌宕起伏的情绪和周围的景物相互呼应,达到了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创作的中后期,郁达夫在艺术上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的抒情小说显得炉火纯青。毋庸置疑,郁达夫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
抒情小说着重点在于情绪的表达和倾泄,因此小说情节的发展上就相对显得缓慢和从容。而安妮宝贝的小说正与抒情模式不谋而合。不管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彼岸花》、《莲花》都是用情绪推移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后者,通过迂回缓慢地叙述行者在去往墨脱的路上所经历的一切,结合记忆,将都市里决绝的爱情和宿命的故事放置在险恶的路途之中,生动地讲述了一次带着危险和记忆的行走。小说完全以主人公的行走经历为主线,中间夹杂着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对他者的倾诉,以及意境的营造,寓情于景。这都充分体现了抒情小说的特征。
由此可见,二者的小说在写作模式上极具相似性,均善于利用主人公的情绪起伏而不是故事情节来展开小说的篇幅,并夹杂着恰当的景物描写和意境营造来阐释主题。这种写作模式恰恰契合了作者的写作心理需要。因为二者生活经历的局限性,导致了写作素材的偏小和狭隘,所以相比其他小说模式而言,抒情小说的模式更适合于二者。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在写作模式上没有取得更突破和创新,容易导致读者的审美疲劳。其实,这也是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作家应该重视和反省的问题。只有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作品才会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赢得读者长久的厚爱。事实上,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到了后期,出现了停滞的状态。而当下安妮宝贝的小说重复的痕迹已经十分明显,人物形象和抒情特征都趋向于雷同。
(四)、爱情与死亡的写作题材
结合郁达夫的大多数小说题材来看,除了历史小说《采石矶》以及一些描写生存苦闷的小说外,其他的小说都隐约贯穿着爱情和死亡的这条主线。自古以来,爱情和死亡就是人生与文学永恒的主题。郁达夫的小说也不例外。尤其是小说中作为“零余者”形象出现的主人公,都是在爱情乃至性方面的渴望而又不得,从而导致内心一系列的痛苦和挣扎,经受着无比的忧郁和孤独,绝望至极地走向自弃的地步。例如《银灰色的死》里的“Y君”、《南迁》里的“伊人”等都是这样的角色。虽然这其中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所导致,但是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爱情并不完全驱使着一个人走向死亡,但是自戕的因素里边,多少搀和着爱情的原由。而郁达夫的小说里主人公的死亡和爱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渴望得到爱情乃至性爱,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的挤压却无法满足,再加上性格上的孤僻和自卑,连正常的男女交往都失去了。苦闷无法排遣之下,便自甘沉沦和堕落。然而,终究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道德和良心上的双重谴责逼迫着主人公一步一步迈向自弃的道路。在郁达夫小说里始终萦绕着一种忏悔和自责的感伤气息,同时还伴随着传统与现代教育交织之下文人独特的颓废意识,这两者都使得郁达夫的小说显示出了那个时代的特质,并对后来的文学青年在小说创作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妮宝贝的小说也通常以爱情为创作基点,通过叙说无望的爱情以及决绝的离别来展现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私和狡猾,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爱情都得不到善终,最终的结局要么是分离,要么就是死亡。安妮宝贝曾说过,“爱情其实是一剂麻药,带来暂时的幻觉和麻醉。因为寂寞。因为疼痛。最后带来更多的寂寞,更多的疼痛。”这种极端而又阴郁的爱情观,无疑就是小说主人公最终走向孤独、绝望和死亡的基调所在。《七年》里自杀的蓝是因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彼岸花》里的南生在不断的追逐和争取之后,终于把刀刺向了从少年时起就一直依赖的、爱到骨子里的和平;《八月未央》里未央疯狂自毁、乔自弃沉沦、朝颜背叛诺言。安妮宝贝笔下的女子都因为这种虚无绝望的爱情观而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爱情和生命。爱情和死亡在安妮宝贝的小说里显得非比寻常,爱情往往伴随着死亡或者离别的发生。这从侧面反映了现代都市中某一特定人群由于物欲的侵蚀而引起的“边缘爱情观”。他们的爱情观与传统的爱情观背道而驰,不再相信承诺和婚姻,表现出神情冷漠疏离、灵魂游离漂泊,孤独、抑郁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要么就以极端的方式解决爱情,要么就离开喧嚣的城市逃离到别处。综上所述,在安妮宝贝的小说当中,爱情和死亡显得如此紧密,主人公最后都得不到善终。这也是安妮宝贝所有作品的出发点,以及创作的一贯手法,运用颓废、艳丽的文字述说着现代都市里爱情和死亡的荒谬和虚无。
(五)、深沉绝望的写作姿态
一个作家的写作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决定了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具体内涵,同时又表现在作品的风格上。对于郁达夫这为颇受争议的作家来说,尤其他那带着明显个人化色彩的“自叙传写作”方式,写作姿态的被理解和不被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其作品乃至作家本身的判定。对于当时的封建卫道士来说,郁达夫的作品无疑是要受到严厉抨击的。然而,如果我们把郁达夫的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审视就不难理解:郁达夫的作品表面上是叙述了个人的爱和性的苦闷,实质上是整个中国和走在时代先锋的有识之士的苦闷。这从主人公一次次自觉地进行忏悔之中,可以看出郁达夫这种近似于赎罪的写作姿态蕴含了多么深沉的苦痛。反射到郁达夫本人,李初梨就曾经这么评价:“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从这句贴切的话中可以看到,备受争议和指责的郁达夫对于并不知其人其事的人来说是一个误会。我们暂且不评论郁达夫的散文、日记等更具备真实性的作品,光从容易引起误会的小说说起,只要仔细地品味其小说,我们就能够从弥漫着颓废气息的文本中察觉到郁达夫的写作姿态是如何地严肃和公正。小处是述说主人公的善良和苦闷,大处却是描述整个时代的悲哀和苦难。总之,我们可以这样判定:郁达夫的写作自始自终是贯穿着个人和时代共同的苦闷和苦难而进行并持续着的。
相比之下,安妮宝贝的写作姿态就一直很稳定地表现为冷漠、绝情、诡异和艳丽。她善于用简短的句子来表达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破碎感和都市生存环境下的虚无感,并通过大量的意象来阐述主题的思想内涵。虽然安妮宝贝是以网络文学为起点,但是又不止于网络文学。其作品相继走向文学市场并得到认可,其写作姿态无疑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纵观安妮宝贝的小说乃至散文、游记等作品,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毫不费劲地得到一个答案:安妮宝贝的写作姿态无疑也是严肃的。只是,安妮宝贝更擅长于用冰冷的角度出发,把都市里的爱情和死亡一一娓娓道来。然而,许多人并不理解安妮宝贝的写作姿态。认为她只是无病呻吟,用文字的碎片去组装都市里的感情和物欲。事实上,安妮宝贝并不是这样。她的所有作品,尤其是小说,完全符合她本人在写作历程中积淀下来的风格,并且日趋成熟和完善。所以,我们不能以藐视网络作家为由去粗暴地否定其作品的思想内涵。毕竟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色,我们不妨抱着一颗宽容的心态去接纳新的文学样式,或许还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个是社会“零余者”对人生不满的宣泄,一个是都市“漂泊者”对物质时代的温情的抵制。可以这么说,二者都用嘶哑的歌喉发出了时代的心声。不管其呈现出来的作品成熟与否,隐藏在背后的写作姿态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控诉和绝望只是二者写作的表面,深层次包裹着的却是一颗善良、火热的心灵。
三、结语:
安妮宝贝和郁达夫小说存在着诸多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同时,又激发了我们进一步去思索、探测深植于这种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缘由。首先,结合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小说作品,通过分析二者的历史背景、写作经历和写作视角的不同以及在写作方式、主人公形象、写作模式、写作题材和写作姿态上的相似,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源远流长的文学在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形态,其中不乏有借鉴和继承乃至模仿的成分在里面,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真正优秀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一至理名言。同时,郁达夫的写作是属于上个世纪思想解放潮流下的产物,而安妮宝贝的个人化写作更多地呈现为新世纪网络与传媒时代的边缘写作。诚然,二者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但表现出来的诸多相似点又不得不让人深思:文学走到了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究竟该何去何从?其次,郁达夫的小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事实上也证明了其小说对时代和社会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至于安妮宝贝,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其作品就经不起时间的磨洗。我个人认为,她的小说最终会从边缘化逐渐走向文学评论家的视野之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纵观安妮宝贝的小说与郁达夫的小说在诸多方面的相似性,不得不促使着我们去进一步反省和思考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面临的尴尬处境:由于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干预、文化体制的束缚、传播媒介的冲击以及时代背景的限制,文学愈来愈走向边缘化、歧义化、浅薄化和通俗化。最后,在充分认识到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困境的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应该积极地去改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环境和文化氛围,以便能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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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南海出版社,20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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