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在丽江呆了快一个月才回来，据他说他快呆成“丽江混混”了。不过他没有拥有“混混”那种没有令人肝肠寸断的目光……所以又混回来了。

 

      

老李  一把琴 一条命跟丽江拼了
    如同聊斋中的场景，暗夜里爬上漫长的山坡，穿过院子，拉开肮脏厚重的毡子，浓烟滚滚的火塘边，老李怀里抱着吉他，咧着嘴，笑容怪异。沙发看上去很丰满，却是虚假的，经常会有人被跌痛屁股。围着火塘坐下，耳边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口音。无处不在的缝隙里，风进来，烟出去。
    这里是另一个丽江，躲藏于山坡，背向于繁华。这是另一种人，不是丽江原住民，更不是游客，一把琴，一条命，就跟丽江拼了。
    他们被称为“丽江混混”或者“丽江鸟人”。对于这样的称谓，老李并不反感，在他看来，“混混”和“鸟人”是中性的，叙述了一种生活的状态。
    老李是贵州人，生1961年，基本上算个老头了。人说他在当地的一个单位当过科长，但无从考证，就像我花了好几个晚上才弄清楚他真名叫李泽洪，总有人用一些波澜壮阔的词汇变换他的名，譬如李铁马、李飞侠等诸如此类的江湖豪情。
    地方是朋友暂时借他容身的，屋子破败不堪，老李用编织袋和毡子缝缝补补，然后再弄个大火塘，干柴烈火，放肆的温暖。漫长而无趣的夜晚，老李抱着吉他，喝着漆黑的浓茶，对着山下丽江城阑珊灯火放声歌唱。
    生活中绝不缺少无所事事的朋友，每天晚上，他们喘着气，爬上山来，坐在火塘边，听老李唱歌并要酒喝，日子久了，老李灵机一动，批发来啤酒，在角落里支一张桌子，按了两个小音箱，并给破屋子起了个“外国”名字：半山·在路上，就这样，一座聊斋旧屋化装成酒馆，开业了。
    老李是真诚怀旧的人，偶尔这样的真诚让人心生尊敬。他永远以罗大佑的苍凉和忧伤歌唱。那天晚上，老李唱了“往事只能回味”，一位来自台湾的眼镜妹妹发自内心的撒娇：“李哥哥，你太吸引人了。”老李差点一头栽进火塘。
             关于老李的故事
    2002年，老李辞了职。在贵州老家的工作像生活一样无趣。他也时常用自己的幽默给平淡的生活撒点盐，譬如他会弹琴唱歌，都匀电视台便邀请他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唱完了，有人上台献花，需要说明的是，献花的人是老李自己安排的。拿着花，老李对着话筒诚恳地说：“我多想做个普通人啊！”
    自导自演的快乐只是片段。漫长苦闷的生活让老李在41岁时明白了，自己的日子应该在路上。背着行囊和妻儿的泪水，他一头扎进丽江。这是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老李赖在那里修单车、租单车，跟人做酒吧。单车生意后来出问题夭折了，酒吧也相继倒闭，老李便爬上山，像孤寡老人隐居在现在的地方。
    我无法用直观的描述来向大家展示老李，只能转述他的故事，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故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并无杜撰。故事里的他是真实的。
    有一年冬天，风雪夜。老李披着花头巾走在丽江街头。两个当地的小孩喝醉了酒，误把老李当成姑娘，伸手掐了老李的屁股。老李转过头，慈祥地露出两颗巨大的门牙。小孩惨叫一声，落荒而逃。第二天，家长找上门来说，孩子吓出病了，要老李帮忙去叫魂。
    但老李不喜欢这个版本。他说，前两年，丽江街头埋伏着很多流氓，经常在夜黑风高的时候袭击过路妇女，他决定行侠仗义。便约了另一个长得比他还刻骨铭心的朋友一起，化装成妇女去吓人。“真的有效果，酒吓醒算轻的，大多数被吓病了。主要是我那哥们，长得啊，真丑。”
    朋友的一条狗寄养在老李处，光阴不好，常年累月见不到肉，小狗便急了，铤而走险，在一个月夜扑倒隔壁奶奶家的一只老母鸡，带进老李的卧室，上床，吃了。鸡毛、鸡血、骨头到处都是。老李喝多了酒，进屋就扑在床上睡去。
    第二天，还在梦中的老李被推醒，老奶奶找鸡哦，就找到浑身粘满鸡毛鸡血的老李，说：“你怎么能偷我的鸡呢，而且还生吃？”老李解释了一个上午依然没有讨回清白，只好赔了钱，然后打算毒打小狗，却发现狗跑得要比他快很多。
    从此，老奶奶见到他都要远远躲开。老李也经常听到老奶奶这样吓唬她的小孙子：“再不听话，就把你扔给隔壁的老头，把你生吃了。”
    另一个故事也跟狗有关。他煮饭，两锅，一锅是他的，一锅是狗的。好的菜叶给自己，烂菜叶丢给狗。好的肉给自己，坏的给狗。要开饭的时候，有人敲院门。老李顺手把一锅饭放到狗面前就去开门。朋友来了，边聊天边吃饭。但不对呀，很难吃。定睛一看，自己吃的是狗食，他的饭丢给狗吃了。
    老李跟一朋友喝酒吹牛，都号称去过国内最奢华的地方洗过澡。另一个朋友跟丽江最高档的桑拿中心熟，便打了电话，俩人互相搀扶着去了。脱光衣服后，服务生递上纸内裤。老李顺手套在头上，看到朋友不确定，老李说：“浴帽，人性化设计，你看，还可以露出耳朵。”
    那天晚上，烟雾缭绕的火塘边，如果没有老李，丽江多么寂寞。

    老李是个有才华的人。年轻时弄文学，后来弹吉他，现在开始画画。他给自己画了幅肖像，就挂在酒馆里，抱着吉他，深沉，明显的粉饰太平。第一次到他那里的人都会指着画问：“那个帅哥是谁啊？”，老李总会耐心的指着自己说：“远在天边，近在你眼前。”
    上面的故事不能虚无的流逝，老李决定把它们记录下来，便开始画漫画，已经形成个漫画册准备出版。我很想给老李未来的书做个广告，但他还没定书名。不过有了两个备选的名字《丽江混混》或者《混在丽江》。如果有一天它真出版了，我会买一本，你会看到老李的天真、滑稽、一个群体的故事或者隐藏在后面的悲凉。
    当话题讲到关于丽江的变化，老李有些生气：“变化太大了，做艺术的人活得越来越困难，一碗蛋炒饭他就敢给你安个纳西炒饭，卖你20块钱。牛鬼蛇神混不下去，只能走了。譬如酒吧街，那就是一条垃圾街。不过也得承认，在商业运作上，它是成功的哈！”
              “混混”众生像
    首先要声明的是，老李并不在我下面叙述的“混混”群中。老李属于高级“混混”，是一个具有人格尊严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被称为“混混”的人据说至少有两三千。他们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发，从四面八方赶来，来到丽江摇身变为诗人、画家、音乐人等类似的艺术家。站在街头，用令人肝肠寸断的目光，打量过路的妇女。偶尔也有脑袋进水的傻女人上当，“混混”便欢喜的如同过年，吃她吃得撑死，喝她喝得醉死，然后混进妇女下榻的客栈，可以洗个澡，用她的高级洗发液、香皂以及牙刷。接下来的场景省略。
    “跟他们见面最好不要打招呼，即使你认识他们中的某一个”，老李的朋友老杨说。有一天，晚饭时间，老杨在巷道遇到一个之前说过几句话的人，处于礼貌问了一声“吃饭没？”。哥们立刻贴了上来，“没吃呢，午饭都没吃。”“那跟我一起去吃吧。”老杨话音未落，就听见一声唿哨，角落里窜出一堆人来。一顿饭把老杨吃的肝胆欲裂。
    “这些白眼狼，吃完了还要损你，说我俗，没文化，没品位，要我提高修养。差点没打他们。”
    其实他们就是一群失去故乡的人，他们硬撑着把丽江当作故乡，指天发誓说丽江就是他们寻找已久的天堂。可他们仅仅丽江盛宴中的一颗小米辣或者花椒，给享受盛宴的人一点刺激。这就是丽江给予他们的现实，尽管他们不承认。

中国人，看《中国》

  长达近四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国》是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作品。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我国政府的邀请来华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部电影拍摄历时22天，据说，在拍摄期间周总理曾将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他使用。

该片，让你看到了1972年真实中国表情。正如安东尼奥尼本人所言，“其实《中国》是关于中国人的影片。”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 ，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出发前几个月，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通过这部片子我看到了在我出生前的中国，中国人。

突然想起一句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该片像是一本保存完好的老相册，我们吹去上面厚厚的尘埃翻阅那个时代的痕迹。

《我爱北京天安门》

影片是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的，那里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不过安东尼奥尼的兴趣点显然在人不在景。他的长距离变焦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牵引着画面人物的注意力。那些革命时代的女同志有的羞涩地转过头，但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回过头来瞟上一眼；有的则表现出警惕与不安，画外——也许就是画内——响彻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中国脸谱与面部表情，成为安东尼奥尼画面的主要关注对象。他的目光透过摄像机追随着他们，无论在城市街道，抑或是乡间小路，那些外表质朴、贫穷而均等的人们始终是影片主角。而当他们留意到自己正在成为被观察对象，留意到镜头后面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外国人时，惊慌、好奇、平静、安详、纯真、无动于衷或者高深莫测的神色暴露出各自不同的心灵状态。
　　显而易见，安氏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他对红旗飘飘热气腾腾的建筑工地或者丰收场面不感兴趣，对中国人的建设、中国人的风景、中国人的政治符号不感兴趣，相反，当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将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当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领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就像是八千万蓝色中国人正在从眼前走过的时候，他兴奋地举起了摄像机。
　　安氏善于抓拍平凡生活里别有意趣的瞬间，他的画面因而透露出一种幽默感：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撒开双手，旁若无人地做着伸展健身运动；围墙外高音喇叭里的样板戏吵醒了一头正在午睡的猪，它吱溜一声翻转起身，踱步而去；抱小孩的父亲穿越马路，熟睡孩子的小脑袋兀自耷拉下来，随脚步颠簸前进；小学正在举行接力赛跑，开小差的学生盯着镜头发呆，猛然之间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拼命鼓掌……

 

“那里面是中国吗？” 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
讲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影片还穿插了一些意外的场景：例如在河南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发现一行人举止怪异，于是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正在进行在当时算是“非法”的交易。这个小小的集市有些杂乱无序，买卖双方也显得紧张不安，这与另一组镜头（显然是摆拍场面）——北京某大商场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肉类、各种时鲜蔬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安氏还突然拜访了林县一个闭塞的小村庄，而村长竟然允许他拍摄。“不过，很奇怪的是，村长让那些穿着破烂衣服的人统统躲开。”镜头直接对准了毫无准备的村民。他们有的马上逃走，有的则躲在墙壁后面，胆怯地露出半边脸来偷看，还有一部分好奇心重的人则呆呆地站着，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眼前外星人一般的怪物究竟在搞什么玩意儿。看得出来，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受到了惊吓，但毫无敌意，尽可能不去冒犯突如其来的客人。　
　　即使没有这些计划之外的场景，《中国》里的许多画面本身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对映效果。镜头落在故宫、天坛、苏州园林——背景是文化韵味极浓的古中国，而人物是清一色着革命服装的新主人，画外音则是锣鼓喧天的样板戏。怪不得台湾诗人余光中在见到《中国》那片日思梦想的土地时不禁要问：“那里面是中国吗？” 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　　
    安东尼奥尼不肯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不去拍黄浦江边的造船厂和远洋巨轮，却把镜头转向江上的小木船，在贫苦渔民身上“浪费”胶片；他也不肯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让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而在拍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全景之后，镜头很快切换到桥下一个孤独的人，人的身边挂满了晾晒的衣服……
　　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评论家艾柯用这样一句话予以概括：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讨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　　

 

一部人文主义的《中国》却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从中国的客人变成中国的敌人

　

    然而，一部人文主义的《中国》却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随着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完成之后，苏联人就利用安氏的影片反华，中国人利用安氏的影片批修，也算是各得其所，只是夹在两者之间的安氏有口难辩。另外，《中国》还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并在电视上播映，成为1973年美国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而且据说尼克松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两次观看了这部影片，这些事情恐怕都被那时的中国人当作了安氏受苏修美帝“雇佣”的证据。　
　　如此一来，《中国》被定性为反华影片，1973年10月底，电影被禁。与此同时，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也如暴风骤雨般袭来。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成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　
　　这一切都是《中国》制造者安东尼奥尼始料未及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拍摄《中国》，他成了中国的客人；又因为拍摄《中国》，他变成中国的敌人。事实上，安东尼奥尼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来华之前的感受和认识：“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这真是奇特的幻想。　
　　中国之行使安氏对于谜一般的中国获得了一种更为理性的认知。他写道：“在这个国家，人民曾长久地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之下。而今天，他们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这部传奇性的影片，它是一部罕见的关于平凡中国人的纪录
《中国》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补充

    安氏无法理解自己何以引起了八亿人民的憎恨，这是一场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雇佣的法西斯主义反动艺术家。”（艾柯语）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留下的一则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曾不带怨恨、但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　
　　即使是在本国，意大利新闻界对于《中国》的评论也分成两派，那些不了解中国、但期待在影片中看到安东尼奥尼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失望了。例如，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弗朗科·福拉迪尼曾这样写道：“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但是，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却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马上直觉到这部影片的价值：“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仿佛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既无需与它建立关系，也无需调查它自己与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他的中国根据的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念，而是现实的‘日常性’。”　　
　　三十年多年过后的今天，《中国》引发的政治骚乱早已平静，曾经加入激烈争辩的评论家多半业已作古。假如安东尼奥尼未能活到古稀高寿，他也不能亲眼见到《中国》被摘掉反华的帽子，而他本人重新被中国人簇拥到艺术家的高位。
　　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这部传奇性的影片，它是一部罕见的关于平凡中国人的纪录。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中国历史里，有谁会记得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是一种珍贵的补充。

 

 

 

2000年　Destinazione Verna 
2000年 Just to Be Together 未完成作品 
1995年　Par-delà les nuages／Beyond the Clouds　云上的日子 
1989年　Kumbha mela 
1989年 Roma '90 罗马90 
1982年 Identificazione di una donna　一个女人身份的证明 
1980年 Mistero di Oberwald, Il/Oberwald Mystery,The 奥伯瓦尔德的秘密 
1975年　Professione: reporter／Passenger,The　职业：记者（过客） 
1972年 Chung Kuo／China　中国 
1970年 Zabriskie Point 扎布里斯基角 
1966年　Blowup 放大/春光外泻 
1965年 Tre volti, I　一个女人的三副面孔（集锦片的一段） 
1964年 Deserto rosso, Il／Red Desert　红色沙漠 
1962年　Eclisse, L'　蚀/欲海含羞花 
1960年 Avventura, L'／Adventure,The　奇遇/迷情 
1960年 Notte, La ／Night,The 夜 
1957年　Grido, Il／Cry,The　呼喊/流浪者 
1955年 Amiche, Le／Girlfriends,The　女朋友 
1953年 Amore in città/Love in the City 巷爱（小巷之爱） 
1953年 Vinti, I/Youth and Perversion 失败者（战败者） 
1953年 Signora senza camelie, La 不戴茶花的茶花女 
1950年 Cronaca di un amore 某种爱的纪录(一个爱情故事) 

 

八月的第一天，我想起了2005年，这一天母亲忧郁的眼神印在我的脑海里。每天披着朝霞落日西去，41天到达拉萨。活着回来了。

2007年的这一天，有人过生日，有人唱歌，有人醉酒……没人带走我的呼吸，只有人带走了我的心……

我以为又是一个没有女人的八月末时，她来了。哥哥终于不再为我操心了。但是，

八月的哥哥很郁闷，为情所困。我帮不上忙，干着急！

八月的我终于洗脱了断背嫌疑了。

八月的哥哥有玩吉他、玩MP4、练拳击还玩QQ……

八月的口口很开心，下岗做生意、打羽毛球减肥，但收效不大。

八月的各种安达来昆，不亦乐乎！

八月的人民币怎么就是不够用。

八月是悲？

八月是喜？都不重要，

八月就是一杯醉人的酒，醒来的人，想说也说不出来……

“诗”之流，近来避之犹恐不及，我打心底里认定，诗就是那些杀千刀的男人花言巧语写来哄骗女人的东西。难怪有很多女子被诗人带走。

      诗人……诗人——臃肿的桂冠，我不喜欢诗却又偏偏要去看和诗有关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随风而逝（又名；风会带着我们走）》……一个朋友说过；身体健康，人人都是诗人。

     《风会带着我们走》拍得真美！蜿蜒盘旋的公路在远景镜头的描述下是那么的壮观，层层叠叠简陋的土楼房拍得那么有动感，就连男主人公坐着简陋的摩托车穿越原野的一缕悄然远去的背影也那么令人留恋。仿佛所有的场景都能说话，该磅礴处磅礴，该细致处细致，在如此细腻丰富的视觉冲击下，我不得不用“诗意盎然”来形容这部美丽的电影。

      与诗意的背景相比，电影的情节可就显得有点简陋了。男主人公独自驱车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整天走走逛逛不停的跟他遇见的人聊天，不停的跑到山顶上接同一个人打给他的电话。

      他在刚进村的时候对一个小男孩说他是来寻宝的，看了半天我才弄明白男主人公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小山村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寻找一处古墓朝圣。从电影的蛛丝马迹中我还发现，男主人公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总在向村民打听其他同伴的下落。后来男主人公还决定去一个叫卡拉蒙的村民家里买牛奶。这次买牛奶的经历着实耐人寻味，且不说奶牛被圈养在阴暗的地下室，男主人公居然对挤牛奶的村姑大肆谈论他所喜欢的诗人，朗诵一些优美的诗句——看到这里真有点替男主人担忧，难道他没有对牛弹琴的尴尬感觉么？后来村姑问他诗人要读几年书才能写出这些浪漫的诗句来，他回答说也就五六年吧！

      这时，我才有些醒悟，原来，无论阿巴斯或是男主人公都没有把诗歌这种在常人眼里无比神圣的东西当一回事。在他们眼里，分明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因此主人公才没有那份对牛弹琴的尴尬，因此阿巴斯的镜头才能捕捉到那些为常人所忽略的画面。

      片中有处对话让我印象深刻，男主人公在山顶遇见了一个挖地下通信管道的人，惊诧于那人独自一人进行这么庞大的工程，便问：“你怎么一个人干这活呀？”那人回答道：“一个人让工作简单！”

      这不又是一个金口玉言的哲人吗？再回想起男主人公来小山村的目的，不禁感叹，电影里是不缺乏理想主义者跟艺术家的，生活大概也是如此。可恨那些花言巧语的伪诗人生产出的文化垃圾常常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很需要在滔滔文化大流中修炼出一双火眼金睛来，尤其是观察跟感受生活的角度。

      不觉的，又想起了《戏梦巴黎》里马修在双胞胎兄妹的诗人父亲面前那场关于观察的经典对话：“当你观察一样东西观察得越仔细，或许就能发现它跟宇宙中的事物的形状大小的和谐存在某种关系，而我相信这种和谐是存在的。”

      我也相信这种和谐的存在。要培养这种不一样的眼光，首先要做的就是冲破心理上的重重障碍，把那些外表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踩在脚下。当我学会与沾在脚底下的文化泥巴热烈接吻时，没准另一个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就诞生了。

 我就奇怪为什么我发不出这篇文章！原来如此………………TMD

[博客] 抱歉，您发表的文章《六和四两个悲伤的数字》已经被系统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如有疑问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收到邮件24小时内给您回复。

家，离我还是那么遥远……

妈妈，我要告诉您，在这个体制的下面，我笑了。像个嫖客！

妈妈，我还要告诉您，我哭了，在一个人的夜晚，像个婊子。

 

妈妈，您知道吗？有经验的孩子还在流泪！

这样也许会让人们记住，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依旧存在！！！

妈妈，或许您还不知道，姑娘们再也不说爱了，她们也将不会再哼唱摇篮曲！

蓝天白云下，木棉花陪伴着那些我不认识的英雄。

伪人说过“构建和谐社会！”

梁龙说“来！来！来让我们接着吹牛逼。”

刘涛说“用这官方的酒杯，去解释一出闹剧”

胡吗个说“生活很无趣，幸好还有高跟鞋”

谢强说“受伤的兄弟在微风里沉默不语！”

窦唯说“上帝保佑！”

“与高潮有关的日子，我何在？”

 

二道贩子家里的龙化石。

 
贵州龙化石遗址保护碑

 蝈蝈就是郭敏了，对于他，在以前的博客里已经介绍过了，在此，就不多说了。今天翻看电脑上旧文件时，又看了一遍他的《谁动了滇东“贵州龙”？》的原稿。依然还是那么“销魂”：）
“贵州龙”富源遭疯狂盗挖 
重特大首席记者 郭敏 李进红 曲靖报道
1957年7月，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先生在贵州省的黔西南布依苗族自治州兴义地区进行野外地质考察时发现了“胡氏贵州龙”。后有专家考证，贵州龙是生活在距今二亿四千万年前三叠纪中期的一种爬行动物，比活跃在侏罗纪时代的恐龙早一亿几千万年，并且推断认为很可能是恐龙的“祖先”。
这一重大发现不但为科学家研究古脊椎动物学、古动物地理学、古生态学和古化石埋藏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还为兴义市靠“贵州龙”兴市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本。
2000年3月1日，经曲靖市文物管理所鉴定，该市富源县雨汪乡华毕村公所发现分布约5平方公里的胡氏贵州龙化石，距今约有2亿多年的历史，该化石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同年6月8日，富源县人民政府将该化石遗址列为第三批县级古生物化石遗址。
但是7年时间过去了，这片5平方公里县级古生物化石遗址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反而成了目前国内外非法倒卖贵州龙市场的源头。村民形成了“一户一井”的采石模式，通过层层渠道，可以将一块儿5000元的化石炒到60万元的天价，这不但极大刺激了贵州龙非法市场的繁荣，更进一步扰乱了贵州龙化石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工作，同时也给当地政府提出了如何将部分价值不大的化石转化为正常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的新难题。日前，本报记者赶赴富源十八连山乡（原雨洼乡，2002年更名为此）进行调查。
大标题一 ：贵州龙遭疯狂盗挖
位于十八连山乡深处的蚂蚁沟是个自然村，百余户村民，浑浊的黄泥河从村脚过，河对岸是南昆铁路，铁路上方是贵州兴义市的革鸡村。如果坐在火车上从这段路穿过，就会发现蚂蚁沟这面的山坡上，千疮百孔，灌木丛中散布着一个个小矿井，不断有村民用小推车从矿洞里推出碎石，倒进黄泥河，声音在山谷中回旋不绝，与革鸡村的寂静形成对照。
不过，这些小矿井里生产的，并不是富源县储量最丰富的矿藏——煤，而是那些生活在大约3亿年前的爬行类动物的尸骨，它们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名。
小标题一 ：十年挖“龙”人
记者在华毕村村口见到村民高国旗，说明购买化石的来意，他当即推荐我们去张老板家，“他家的货多，还好。”“张老板”原名张家生，是十八连山乡挖掘贵州龙化石第一人，很多村民说，没有张老板，“想发财，要晚几年。”
1月17日下午，黄泥河上空下起黄豆粒大小的雪。河边一处矿井的洞口，村民搭建了一座窝棚，张老板一身老农打扮，裤脚沾满泥浆，边和村民划拳饮酒，边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挖龙史。
1996年春天，村民发现蚂蚁沟附近经常有几个贵州人在转悠，他们看地形，量尺寸，然后就在山上挖了几个洞，将里面的石头用背篓背出来。洞越挖越深，村民的怀疑也越来越深，“我就问他们干什么的，他们说挖松果，又说是找点石料打碑”。张家生觉得不对头，开始暗暗观察，结果发现这几个人并不是把全部的石料都倒掉，而是留下一些表面有凸凹不平的花纹的，象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张家生并不知道这些有花纹的石料有什么好，但是听老人说过，上面雕刻是动物的尸骨，要经过上万年才能形成。
第二年春天，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和几个年轻人来到这里，雇佣张家生给他们带路，“找一种叫什么龙的化石”。张家生发现这个老头儿找的石头和那些贵州人找到的“宝贝”一样，“上面都有花纹，我就问是什么东西，老人家就给我解释，龙的化石，3亿年前的，很珍贵。”原来贵州人来到一河之隔的云南挖掘的竟然是龙的化石，“我们的东西，不能让他们挖”，张家生召集了几个村民赶走了贵州人，开始挖自己的矿井。
很多年后，张家生仍然记得那个老头儿的头衔——中国科学院地质学院士。
但是张家生不知道的是，1995年7月7日，河对面的贵州省已经将贵州龙化石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化石，加大了对盗挖贩卖化石的打击力度，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很快，在张家生的影响下，村民开始陆续开井寻找这种来自3亿年前龙化石，影响波及到附近蚂蚁沟、巨羊山、姚家屋脊、天生桥几个自然村。“家家都有井”，姚家屋脊村民唐定华翻检着自己收购来的100多块化石，想给记者挑一块儿中意的。唐做这个生意才6年，比起张家生差远了，“人家是大老板，可以承包矿井，雇人来挖，我们小打小闹，还要偷偷摸摸”，唐所谓的“偷偷摸摸”，指的是“大老板家，经常有政府的人来买，不会出事”，而他们，没这个门道。
张家生挖龙10年，确实挖出不少宝贝。黄泥河最大的两条龙，都是他挖出来的，一条长8米，一条长7米。长8米的那条整整挖了两年，“从最初发现石板里有货，到最后把这条巨龙抬出来，每天都守在这里，一共花了10万多块”，整块化石挖出来时，由于面积太大出不了洞，村民只好将其切割成四块抬出来。现在这条巨龙就躺在张家生的家里，记者问多少钱可以买下来，张老板笑着摇头：“多少钱都不卖。”另一条7米长龙于2005年重见天日，出洞时被切割成3段，如今躺在当地贵州龙化石市场最大的买家——赵氏兄弟的家里。老板赵庭江开出的价格是每米2万元，他给记者算账——出土时光工人的劳务费就支付了4500元，张老板家里同时放不下两条巨龙，就以2万元的价格“暂时”转让给了赵庭江。货卖以后，张还要分成。
10年间，张老板不知道废弃了多少个井，“太深了货就少了，也危险，就开个新的，雇人来挖。”和龙相处久了，也生感情，张家生就抽出时间，到全国各地去看博物馆，专门研究龙化石，“10年前什么不懂，现在已经迷上这个东西了”，讲起贵州龙来，也头头是道。10年利用贵州龙赚了多少钱？张老板不说，就没人知道，不过就连当地最有实力的赵氏兄弟，都一口一个称他为“大哥”。
小标题二：赵氏兄弟
赵庭江兄弟绝对是当地最有势力的人物。
因为他们有人，不但可以把村民挖出来的化石捣鼓出去，还可以给村民提供一把保护伞。“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局长、政府官员都去他们家买货”，记者在当地听到的一个传言是，某乡乡党委书记曾经一次就在赵庭江家里买走了13万元钱的货。
村民之间相互有君子协定——任何人都不能把陌生人带进矿井。张家生给记者讲了个事，前几年有几个外地人来买化石，非要进洞看一下，村民就把他们领进了张家生开的井，几个人刚进到里面，张家生立即示意村民把灯全部关掉，几个人晕头转向，撞得满头大包。但是赵氏兄弟例外，他领来的人，村民绝对放心，1月17日，他带领记者下井拍照，村民积极配合。
方圆5公里的化石经过什么样的渠道销售出去？“我们挖出来，就卖给那些有门路的；他们再往外面发货，再卖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不知道了。”17日下午，尹家富和妻子又发现了一块有两条“贵州龙”的化石，赵庭江过来仔细查看，然后嘱咐仔细切割下来。这是尹家富在自己的土地上开的第二口井，刚刚掘进不到2米远，从洞口到黄泥河边5米距离，他很耐心地铺了一条2米宽的石板路，专门用来推出洞内凿下的石渣。自从张家生带领村民把外地人“驱逐”出去，挖化石的矿井就承包到户了，“没有地，就只能给别人干活了，现在一块地买下来要几十万呢。”而给别人打工，一个工（一个人一天）也就60元人民币，尹家富的那口已经挖进去80米深的老井承包给了4个人，每人每月付给他300元，挖出什么东西他不管，承包期为1年。
不过尹家富也觉得自己是给赵氏兄弟打工。尹家富刚刚发现的这块矿石，卖给赵庭江才50元，而赵庭江一转手，就能卖出200——500元。听说记者有门路销售化石，尹家富赶紧偷偷留了记者的电话，并保证有新货一定联系。
”的初级劳作外，还有几户村民专门收购化石，“谁最先发现，谁出的价高，那块石头就是谁的。”赵庭江无疑是最有钱的，1月16日下午，他以2000元的价格从一村民手中收购了一块儿双鱼石——一块石头上有两条鱼，并且有盖子，很少见。他之前这块石头已经转了三道手，价格从最初的200元攀升到1800元，他对外开出的价格是2500元，“我就赚个转手费，薄利多销。”
但这只是小本买卖，来赵家买货的都是“有势力的人”，除了政府官员外，更多的是当地矿老板和外地的有钱人。十八连山乡一座三星级酒店，大堂里就摆放了两条体型较大的贵州龙化石，赵庭江说酒店元月1日开业前一天，老板就找到他买了4条龙，1条3万。而外地的客户，大多来自南京、上海、山东和广东等地。他们从生意伙伴那里得到消息，从网络上得到消息，然后只身过来淘金。“看看货，付了钱，就走人。”
这其实是一张更大的黑网。这些外地老板看过货后，用大货车将化石夹带出去。赵庭江的弟弟自己有一辆猎豹车，平时都是送货上门，外到贵州兴义、内到县城富源、再远到省城昆明，然后通过各种不为人知的渠道销售到更远的地方，甚至海外。最后的利益能达到多少？尹家富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赵庭江也不能预料。但是赵庭江给记者举了个例子，2006年他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一煤矿老板A一块化石，该老板随后以6万元的价格卖另一老板B，而C老板家盖了新房，见了很喜欢，就以8万元的价格买了下来。后来D老板又花了20万买下来，到老板E的时候，这块石头的价格是60万。

小标题三：大山深处的“地道战”
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也是一场见不得人的战争，只能在地下悄悄进行。

除了密布了村民之间以及化石各买卖方之间的那张庞大的无形的网，还有另一张有形的但是依然不为外人所知的网密布在这崇山峻岭中。
姚家屋脊的唐定华带领记者在村后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口矿井。井口伸进去两根电线，是村民自己私自从村子里接出来的，低矮简易的电线杆密布在山坡上；井口窄小，用废渣砌成，仅容一人通过，先垂直而下，后坡渐缓，里面黄色灯光在灰尘中愈发显得昏暗；坑道约10米，高不过半米，上面是地质本来形成的巨大石板，他们就因势用这个做了顶棚，结实而且耐用。人弯腰潜行，尽头处老周用锤子把錾子楔进成砂岩呈页状堆积的缝隙，然后用力向上一翘，一片石应声而起，他埋下头仔细用手把上面的石渣灰尘拂去，细细查看，然后面无表情起揭下来，甩手丢进后面的渣堆。他的妻子忙着把那些废渣碎石装进背篓，背出井外，她身材矮小，背篓几乎遮住了她的整个背影。

老周挖这个井已经5年了。记者问他，

“5年挖到了多少块儿化石？”

“千八块儿吧，不好挖，有时候两个月多找不到一块儿。”

“卖了多少钱？”

“很便宜，我们挖到东西，一般几十元几百元就卖了。没赚到啥钱，他们老板才赚钱呢。”

“农活不做吗？”

“做，一般农闲时候才做这个。”

“不怕发生危险吗？”

“有啥怕的？大家还不都这样干。再说，下井背煤还不一个样。”

他憨厚地笑，然后拿起旁边的水烟袋猛吸了两口递给记者。他和妻子没有带安全帽，没有矿灯，洞里没有换气扇，惶论瓦斯检测设备。

老周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每年在这个井里挖上5个月，就够两个孩子一年的读书费用了。也就是说，靠这个，他不能发大财。

有村民说再过几年，这一带的山体很可能被挖空。在靠近黄泥河的蚂蚁沟和巨羊山一带，经过10年的挖掘，山体下已经遍布各种坑道，最深的近百米，有的坑道里面交错纵横，被村民形象地比喻为地道战。在蚂蚁沟，记者进入尹家富承包给别人的矿井，有80米深，坑道相对宽敞，人能弯腰推出一辆小推车，但是井内空气稀少，连火机都打不着。几个村民在吸烟聊天，空气愈发污浊，在里面停留不过几分钟，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他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每两个小时就要出洞透透气，然后进去继续寻找。尹家富说，这个洞，再挖进去怕要废弃了，或者装换气扇、通风机，“要不会出人命的。”井内的用电无一例外都是从村子里面拉进来，有的村民图省事，也跑到河对面的革鸡村去拉电线。电线垂落在浑黄的河水中，让人心惊。

性命在他们的考虑之外，我们没有打听到有谁在这10年里因为挖龙丢了性命，但炸伤胳膊腿儿的倒是不少见。因为守着一座金山，年轻的村民都不出去打工了。甘海子的高国旗今年30岁，曾经跑过深圳、广州等地，如今回家来安心地做自己的化石生意，偶尔，才去附近的电站打打工。而赵庭江的弟弟曾经在乡上的烟草公司做过，如今也安心在家做化石生意。

废渣就近倾倒入黄泥河，河床比几年前窄了几米。这条界河上有一座鲁布革水电站和今年9月份就将竣工发电的老江底水电站。假以时日，这里的河床被废渣拦腰截断，河水断流，后果如何？村民从来没有去想。

这里距离兴义市仅仅半个小时的路程，那里是贵州龙的故乡。如今河对岸却一片静悄悄，贵州龙在那里，正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造福民众。

 

在三十年多前，老家伙威利·尼尔森，还是个高唱《妈妈，别让你的孩子变成牛仔》以及《我的英雄们都永远成了牛仔》的著名乡村歌手，今年情人节，他却出人意料地推出了和以往思想很不一样的牛仔“赞美”圣歌——《牛仔们通常会潜意识地彼此互生好感》。

“这很可能会成为第一首同性恋牛仔的歌曲。”一位资深唱片艺术家说道。

 

我想，我是错过了，纪念一位伟大歌星逝世的日子。我们在她的歌声中步入了中年、老年。但此刻在我们之中还有谁能记起她和她的声音，那些我们曾经热爱过的，甜蜜嗓音和充满感染力的歌声？

邓丽君大姐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在这十二年里突飞猛进的科技，成就了一个资信“爆炸”的数字时代。我们抛弃了曾经伴随我们度过无数夜晚的磁带和录音机，我们有了高保真的家庭影院，和电脑音箱。听过很多、很多，不错的乐队和歌手的歌曲，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歌手能像她当年那样打动我。今年5月8日是她离开我们的十二个年头，她的笑容我们是否还能那样熟悉？

我们生活的路边已经不在有野花了，也没有人再会为夜来香歌唱，水的一方佳人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广厦千万间。小城的故事已不再精彩，就连也月亮无法代表我的心。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回到从前，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能会去吗？答案当然是“不”。我们只能一起来回忆，看看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和她有关的痕迹还有多少！也许在柜子的角落里，那个泛黄的笔记本里还有关于她的贴画。今夜，我会播上一首《甜蜜蜜》让我们一起倒在这老式怀旧的情绪里！

 

 

 

 

2007年4月20号，酒和馬路。送了我一件終身禮物。

我帶著醉意，摔倒在“平安大道”路邊的臺階上。額頭上的傷痕會讓我記住。這狗日的2007年，這赤貧的2007年。這沒有女人、没有音樂的2007年……

可能是老天，也就是外國人說的上帝，覺得應該讓我这样的人的多吃點苦吧！

記得野孩子唱過，生活不過是一杯醉人的酒，醒來的人他再也說不出來。2007年的这杯酒，我希望是《東邪西毒》里的醉生夢死。把一切痛苦留在這該死的2007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