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给神经病看的电影。
她整天摆着一张臭脸，没来由地恍恍惚惚，爱搭不理，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好像全世界都该着她似的，你不喜欢别人吧，你就拒绝人家好了呗，可她偏不，半推半就接受了他的吻，完了又跟受了侮辱似的，跑回家可劲儿擦嘴……到最后才知道，丫是真神经病。
这么一部纯写神经病的电影，有劲么？
好吧，写神经病也可以，神经病身上也有人性的东西，你让观众有理由往下看，你得在神经病和作为正常人的观众之间搭一座理解之桥，设法让观众进入神经病的内心，导演偏不，你爱看不看，前面很多冗长的可有可无的镜头，昏昏欲睡半个多小时，还看不出这是一什么故事，然后，是那些拙劣的吓人招数，身后的墙里突然伸出一只手什么的，还有那些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粗糙的视觉化表现……
唉，这个波兰斯基，早年拍的电影实在够次的。那些给打高分的人，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简单看了一下他们的评论，我觉得那都是避实击虚、本末倒置的，要知道，电影光有一大堆理念思想意义是不够的，电影是给观众看的，最基本的原则是要有可看性。况且我真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嚼头的意义，从头到尾就是对那种有厌世心理的神经病的心理揣摩行为描述罢了，也许，有相似心理的人或者在心理低潮期的人会有共鸣？
片子老？这可不是理由。昨天看《仁心与冠冕》，1949年的，老吧？比这片子老16年呢，虽然由于字幕的原因没看完，但是故事可引人入胜了。
总之，可气人了。
另外，最近看的片子译名怎么老有“惊魂”？《小岛惊魂》、《车祸惊魂》、《冷血惊魂》……快赶上“总动员”系列了。
唯一欣慰的是移动硬盘又可以腾出4个多G了。
我了解导演的主旨不是讲破案的智慧，更不是建议警局招聘具有特异功能之人士，他的重点是讲人的多面性。然而主题之大为深刻及虚虚实实人物之大为捉摸不定很容易就此唬住观众，让他们不敢再去追究情节的破绽，生活中人们就这样被糊里糊涂镇住的时候太多了。
硬了半晌最后容我软一下：总体来说，杜导的电影叙事功力还是很老辣的，对影片情绪的控制尤其令我叹服，电影的情绪就像人的气质，他总能把他的作品弄得颇有气质，就像弄出一个有气质的人一样。我可以讨厌这次这个人的气质，但我还真不能说，这次这个人没气质。
斗智斗勇的电影很多，可真正的智慧较量总是人所乐见、百见不厌，何况除了智慧之外，这部电影还对生活之路的选择这个话题有话想说。“爱拼才会赢”搁马特达蒙这儿就是“爱赌才会赢”，二三十个小时连续坐在牌桌前不停地转动大脑不停地做判断才是马特达蒙的理想人生，性格决定人生，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当然，这也是马特达蒙和女主角分手的原因。
说到女主角我忍不住想说她出落得挺水灵的，可惜戏份少了点儿。有一场戏马特达蒙在爱德华诺顿面前夸自己女朋友聪明，说只要她愿意出手那她指定是牌桌上一把好手。看到这儿我还猜想剧情会不会发展到两个男人在牌桌上都陷入绝境，最后女朋友出手相救一举扭转乾坤呢，唉，我承认我天真了。
牌桌上的故事，不同的导演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讲法，你也可以有更轻松的方式，但我怎么一看完这片，就觉得香港所有的赌片都像个笑话呢？
PS：不建议青少年在身边有思想僵化之家长在场情况下观看此片，他们会痛斥它，让你和这样的垃圾保持距离，并发自内心地怀疑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导演究竟想把下一代引向何处。你可以耸耸肩跟他们解释说：“噢，这只不过是一部电影！”“它只是试图告诉我们生活也许有更多有趣的可能性！”但我敢保证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随便说几个晕的地方：
晕1，先放出来那个女人质，警察一问她里面的情况，不就清楚尚格云顿的真实身份了？不是就知道谁是真正的劫匪了？结果最后尚格云顿一出门，还是被制服了个结实，最后居然还被判了个刑。
晕2，这几个劫匪，到底想干嘛？也没看到他们努力去勒索，努力去逃命，却看他们不停地长篇大论地唠叨，估计这几个欧洲盗匪也是很FAN文艺片的影迷。
看到最后我才明白过来，其实，这不是导演的失误，导演根本不在乎这些，他压根儿没去多想什么情节的合理性，他压根儿没想拍一部打劫片，他要的就是一个文艺片的范儿。
不过里面还是有好多好玩的地方的，有些欧洲幽默，还挺冷的……怎么说呢，反正是一部“看了不白看，再看不会看”的电影。
这边厢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叼着烟斗，阿波罗号上那仨听着乡村音乐的卡带，这就把月球给上了。
但求中国人下次上天的时候，多说两句人话，少念几段台词儿－－知道这是奢求，奢求也得求，我也是人呀。
《为了全人类》，导演阿尔·莱纳所拍摄的这部奥斯卡奖记录长片，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勇气之旅。这部具有伟大意义而又珍贵的影片，也同样是标准公司的一大宝藏，这次为你完整呈现。
是字幕的原因，还是因为背景的不同，好多对话我都没看懂，尤其是前半，但故事我还是整明白了－－马克思马努斯，我看他就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一直在为打仗而打仗，战争结束，和平到来，却没有使他感到快乐和如释重负，相反，他显得手足无措。
他在战争中表现出了十足的冷静和勇敢，却缺乏足够的谋略和智慧：多次脱险纯属超凡的运气；炸掉敌人舰艇的代价是敌人疯狂的反扑和大批战友的死亡（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在中国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马克思马努斯成为战争狂人，是他的个性决定的，而最终能成为国家英雄，只不过他恰好选择了正义。
电影描写战斗英雄的角度与一般电影有所不同，马克思马努斯整天绷着脸没个笑模样，雪地中手刃苏军年轻士兵时毫不留情，完全是个冷面杀人机器；面对爱情时表现得笨拙而失败……总的来说，这应该是个情商分数较低的人，搁今天和平年代，他会是那个被叫做loser的人。
片中的大部分角色是有原型的，并且演员和原型还都颇有几分相似，如果你在片尾仔细辨认的话。看来，导演多少有点想把它拍成传记片的意思。
除了字幕老看不明白，片子的结构也有点儿碎，节奏不好，诸多地方语焉不详，再一看，是挪威丹麦德国合拍片，唉，北欧片，不让他带点文艺味儿也难，这么一想也就认了。
其实我的不满，一半的帐要算在编剧身上。翔太的扮演者加濑亮在最近不少影视片中露脸率挺高的，总是那么木讷，忧郁，不帅的样子。我斗胆估计，是不是就是因为特平凡，所以日本观众才觉得他有亲近感呢？
那姑娘在性格上跟翔太有点象，（所以才因此都有自杀未遂的经历吧）但是比他漂亮，比他有魅力，比他有主见，更比他主动。
当然我不能过多地从我自己的角度或者习惯性地从美国电影的角度来分析他们，日本人在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以及行事行为上面的不同，好像不光是用文化差异就可以解释的了的。
好在多是日常的生活场景，看日剧，练听力，还是不错的，日语都快丢光了。
其他好的地方就不说了，那俩爸都有女装癖，这可真是个亮点。
一般来说，外向、胆大、心思少、性格敞亮的人，更容易适应社会，这些人几乎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天生就能够很容易地融入环境，并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而环境也更要求、鼓励和欢迎这样性格的人。相反，内向、忧郁、懦弱、木讷的人，境遇完全不同，这种人从懂事开始就渐渐了解一个事实：在自己和周围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屏障。屏障之内，是自己很小的空间，屏障之外，一切都是不熟悉的、令人紧张不安的和令人恐慌的。
前者是正常人，没什么好说的。单说后一种。
有时候，他也渴望去接触屏障之外他所渴望的部分，但是，在思维方式、表达、交流方面的障碍，比如自卑、敏感、紧张、对陌生人的抵抗感等，常常使他的努力事倍功半。
在外人看来，他古怪、孤漠、可笑、不易接近、异于同类，因此他获得歧视、冷落和不理解的机率，反而会大于获得亲切、友善和理解的机率，因为正常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同辈的孩子，在第一感觉上，都不太喜欢这样的角色，觉得他不健康、不上进、不合群，咎由自取。在日本，“被同学欺负”是一种社会现象，最容易被欺负的，往往就是这样的孩子，而这样的孩子，本来就脆弱，面对打压，最终又更易做出极端的反应，从而进一步证实那些正常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其实孤僻只是他掩盖恐慌的方式。当你在白天看到这样的孩子，你觉得他孤僻，阴翳、特立独行，其实他心里想的很可能是：夜幕快快降临吧，那样我就可以用被子把自己整个包裹起来了。
当他长大，有能力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他才明白，用被子包裹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出走。因为他相信：与其被动忍耐，不如主动逃避，只要离开这个格格不入的环境，情况就会有所改善。
《百万元和苦虫女》，这个电影讲的就是出走，也许跟遗传和家庭有关吧，玲子和她的弟弟，多少都带有一点以上的性格，只是姐姐有时候会更勇敢一点，但只是一点而已，有一根导火索，她就坚决地出走了。
（待续～困了，明天再写吧。）
海报
在种桃农家打工时，在他家的小浴缸里洗澡，然后听到房东男在外面叫她。
沃尔特是一名老教授，爱妻已逝，一人寡居，每天讲课、著书，平淡度日。请家教来教他弹钢琴，换了五个还是不得其门而入。他在纽约有自己的房子，有一次去纽约开会，就回去住。结果发现，居然有一对年轻人住在里面：一个叙利亚男青年和他的黑人女朋友，两个“纽飘”。一开始当然是冲突，“纽飘”男女反以为沃尔特是白闯，问清楚才发现原来他们自己才受骗上当了（这种事在我们这儿也没少听说），结果好心的沃尔特没报警，还留下他们一起住，故事就是从这样两个不速之客开始讲起的。
这个电影很好看，是一个很厉害的文艺片。我觉得它讲的是：生活中闯入不速之客有时也不错，搅乱一下一成不变的生活，无论得失，也许会有一些新的生命意义。具体就不说了，我倒是想起以前租房的时候，也遇到过不速之客的事，当时我也没有报警，因为这几个不速之客就是警察。
来杭多年搬家多次，我基本都住城西，只有一次例外，住到了城东。住到最后一个月时，王栋搬进来了，因为他要接租我的房子，反正他行李也少，就先搬进来同住。有一天我从夜校授课回来，一推门见三个陌生大男人安静地坐在客厅里，随手翻着书架上的杂志。还以为是王栋的访客，却见王栋迎上来，压低声音对我说：“便衣，说是江干公安分局的，等你很久了。”我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有点懵，也没让他们出示证件，就糊里糊涂地上了这几个条子的车。一会儿就到了，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坐定，一个年纪大的就开始对我发问，一个年纪轻的就开始记录。
－－房子哪里租的？
－－一个朋友给我住的。真的，这房子……
－－不要急，不是问你这事。我们是想了解，三天前的晚上，×点×分，你接过一个电话，就是这个，这是谁打给你的？
他递给我一张纸，呼出号是9打头的，是一个手机号，呼入号赫然是我家的固定电话，显然这是电信公司打印出来的。
－－一这个号码？打给我的？是啊，谁打的呢？
我一边努力回忆的同时，一边揣测他的用意。这时候他跟我解释了事情的缘由：原来最近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弄出一桩很大的入室偷盗案，被盗者损失惨重。被盗财物中包括手机一只（当时手机用户还很少），他们查通话记录，发现这个手机在被盗后给我的固定电话打过一个三分多钟的电话。三分钟，不可能是打错的电话，于是他们趁着月黑风高，顺藤摸瓜摸到了我这儿。虽然当时我不在家，但他们借口等我，进入我家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调查，立刻，被我书架上满排的中文日文英文书所散发的浓浓的书卷气给镇住了，当场判定我不是嫌犯同谋，但不排除我会是有价值的线索，所以——盘问我的条子满怀期望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的回答，对我们很重要。”
从嫌犯变成了破案的重要线索，我当然不想放弃为江干区治安事业建功立业的机会，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记性一贯跟掰玉米的熊瞎子有一拼，三天前的电话！我早不知道给忘到哪个爪哇国去了。冥思苦想之后，我只好做最后陈词道：“我是实在想不出来……要不你们放我回去，我回家看看三天前的电视节目报，说不定就想起来了！”那个在旁边记录的条子一听，急了，把笔一摔：“你知不知道，王局是专门从市局下来，过问这个案子的？”那个市局的王局无奈地叹口气，用杭普话总结发言道：“你这个同志啊！唉，这样子，这是我的传呼，想起什么，联系我。”
就这样，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刑讯逼供，公安用车又把我送了回来。
第二天，也许是强大的使命感起了作用，我的记忆间歇突发性增强，我跟王栋说，“我真的想不起接过什么人电话了，除非，是咨询报名的那些。”那阵子，我正在办一个日语培训班，为了不落下每一个报名者，我把家里的固定电话也登在《钱江晚报》分类广告的招生启事上了，的确也接到过几个咨询电话，条子说的那天晚上，好像是一个男的打来的，为他妹妹还是女朋友咨询学日语的事。但他后来没来报名，所以这个线索好像对破案也没有什么帮助。王栋想了想劝我说，传呼你还是打一个吧。那我就打了一个，不过那个市局的王局一直没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案子已经破了就不理我这个同志了。
那个案犯和同伙得手后，兴奋了好几天：“肯定是个贪官，老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也不忙着销赃，天天在出租屋楼下饭馆里海吃海喝。那一日涮完火锅，酒足饭饱，马仔乙咧着大白牙说：“大哥，咱现在有钱了，你也别让嫂子去上班了。”老大吐掉嘴里叼着的牙签，对身边搂着的女人说：“汪美娇，我看那个鸟美容院是不咋样，工资甚低，还老加夜班，有时候比我们回来还晚，真受不了，不去算了！”汪美娇一歪头道：“好啊好啊，但是……”老大一瞪眼：“但是什么？”“你们晚上出去干活，人家一个人在家里，好无聊哦。”老大说：“也是。这样，我给你买个电动车，你呢，去找个好点的夜校，我们晚上不在的时候，你正好去学个外语电脑什么的，不差钱！“汪美娇说：“好啊好啊，那去什么学校呢？”老大一摸口袋，拍出五毛硬币扔给对面的马仔甲：“去，到门口买张晚报，有招生广告的那种，零钱你不用找我了。”十分钟后，老大拨通了我的电话……
钢琴老师用这种方式委婉地告诉老教授他没有弹钢琴的天赋。
老教授在敲鼓中露出了平时完全看不到的笑脸。
老教授带“纽飘男”的妈妈悄悄看正在练摊的“纽飘女”。
1974年，美国出了《教父2》，中国出了《向阳院的故事》。
很小的时候看过，还不止一次。只记得是讲一群小屁孩天天聚到一起以学雷锋的名义搞搞震，片中还有个山洞，阶级敌人趁着下大雨搞破坏，差点出人命什么的，其他就不记得了。今天找机会重温之后，小时候残留在脑中的美好印象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很多中外老电影都是这样的：先上字幕，不管你爱看不爱看，演职人员名单先挨个儿亮个相。《向阳院的故事》当然也不例外，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演员表是分两截的，先出一串正面人物或者群众演员，然后空一行，再出反面人物。这样在看正片之前，观众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已了然于心。而且，就算你戏份再重，因为你是反派，是坏人，你就只能在演员表的最后才灰溜溜地出现。
这故事大概讲的是，在一个叫做向阳院的农家大院里住了好几户人家（由于情节需要或者政治需要，大部分出场人物是没有配偶的）。院里有四五个红领巾，暑假期间，被同院的一个叫做石爷爷的有预谋地组织起来学雷锋，天天去工地做童工，搬沙子，支援国家建设。院里还有另一个挑货郎担的老爷爷，是阶级敌人，对石爷爷的“校外辅导员”职位觊觎已久，总是找机会暗地里教孩子学“鸡兔同笼”等文化知识、鼓励孩子做雕刻手工，并谆谆教导孩子，掌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整天去工地搬沙子有出息。他的这些人性化的反动言论和反动伎俩，虽然一时蒙蔽了少数学生家长和孩子，但总是在关键时刻被政治神经高度敏感的石爷爷识破，最后这个孤独的老愤青，特别委屈，站到了人民的对面，终于被以石爷爷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一举粉碎。
里面有两个熟脸。一个是永远演老奶奶的凌元，还有一个，是在《冰山上的来客》里说“阿米尔，冲！”的那个解放军长官，在这里面演一个贫下中农。
现在看这个电影，就像看一出荒诞剧。其中的情节和对话看得我瞠目结舌，一边看一边不自觉地嘀咕：“妈的这说的是人话么？妈的这干的是人事儿么？”可说起来，其实也就是30多年前的电影，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电光火石的一瞬，但是人们的嘴脸、面目和观念能有如此沧海桑田的变化，令人咋舌。
这三十多年，恰好包含了“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30年”是去年底的一个热门词汇，各种纪念活动琳琅满目，频繁登场。不过，我觉得与其倒饬一些形式大于意义的活动，还不如办一个“文革电影回顾展”，让国人切肤地感受一下，三十年前后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指的这种变化，不是指“祖国建设日新月异”这个层面的变化，是指思想观念的变化，主流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应该从巨变的反差中领悟到更多。
“以前的人怎么那么傻呀？”看过三十年前的国产片，相信很多人自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让你生活在三十年前同样的环境下，你就能不傻，就能独树一帜么？如果能，那才叫荒诞呢。谁比谁机灵呢？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其实，每一个荒诞现象的背后都有它的道理，三十年前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光是电影，生活中所有的主题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价值观有国家机器撑腰，主流提倡，就可以理所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所以，《向阳院的故事》中挑货郎担的爷爷，成为被时代不容的异类，是历史的必然。
再过三十年，未来的人们又会怎么看现在的我们？是否也会一样觉得荒诞呢？其实，一样的道理，如果到时候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巨变，那现在的我们一样会被看笑话：“哈哈，2009年的人怎么那么傻呀？”
至于“回顾展”这种建议，也就是扯扯蛋罢了，想看的人自然会找来看，不想看免费包场他也懒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