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水忘川

 

 

 

一个小蛮子对一个老蛮子的窥视

 

 

 
    立秋过后，暑气袭人。突兀间收到一件寄自上海外滩厚重且大的信。很让人奇怪。我上海的同学皆有地名可考，是谁会匆匆写下“上海外滩”几个字就将信丢进邮筒？打开一看，原来是96级的学生龙建明寄来的铅印新作。这个小子真让人挂念，唯恐我认不出来，还在一张学位证复印件（估计他行囊里装满了这些证件）的背面写下了几句话：张老师，你好！我下海了。如今龙在上海。这里是你的老根据地，忽然让我有些想念。《1998年地图》后六篇是急就章，都是田茂军老师、简德彬老师耳提面命赶出来的。粗制滥造，你多见笑，不敢与大气凛然的《走马欧洲》火拼。敬礼，学生龙建明。这就是建明，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的精神独行侠。
    上海外滩是一个谁都知道但永远无法投递的地名，

 
    人与酒的缘分有发轫于潇洒、放达：如李白苏轼。明知青天不会说话，还要把酒问青天；或滥觞于悲壮和痛苦：如荆柯赴死，把酒捋入肃杀大风和易水；也有萌发于亲朋聚会，长亭送别，负戈外戍，解佩出朝，以致红白喜事……,人类的智慧早把生命空间中的一切机缘折皱里都斟满了酒。但我与酒的缘分之端则始于对饥饿的反抗,对落寞的填充。因为要抵御饥饿，不让疲惫、劳累和落寞和颓唐击倒，才很不情愿地让这种白色液体穿越食道和胃，以调浓骚动不安的血液，舒缓僵硬的骨骼，麻木活跃的神经。
    那当然是20多年前的故事。那时，“红色的革命风暴”把我抛进了绿色的大森林，成了湘西大山里出没于白昼间的“土匪”—知青。命运把沉重的生活压在青嫩的肩上，血液在刺骨的寒风中凝固又在酷热的烈日下沸腾。山风吹皱皮肤

 
    杨伯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坐落在犹他州落基山脉雪山下。这所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100多年历史的她把古老和现代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校园美丽而大方，学生管理十分严格，教学条件非常先进。学校每天用60多种语言同时授课，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严谨的教规渗透到骨髓,即或是上课，祷告不可或缺。
    温文儒雅的杨伯翰大学校长特地抽出时间接待了我们。副校长也参加了接待。奇怪的是，两位校长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长相十分接近。校长像减了肥的叶利钦，完全瘦肉型，非常绅士。副校长则像戈尔巴乔夫，政治家风度，严肃的要命。握手时，我还是禁不住与他们开了这个玩笑，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在这里，我们听了两堂课，观看了戏剧系学生的排练，看了一部学校电影制片厂拍的记录片，与两位在这个学校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同胞探讨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情况。
教会这个词对我们只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在想象中，这里应该修女成堆修士成群，个个身穿道袍，见人就画十字。但是，杨伯翰大学完全不是这样，除了校大门有一个十分现代的钟楼外，与所有大学难分仲伯。教会的精神渗

　　在欧洲旅游,最顶饿的是黑面包。没去欧洲前，夫人就在信中一再称道这种食物。我心存疑惧。好象欧洲电影里，总是穷人吃黑面包。《列宁在1918年》里那位战士对妻子许下最美好的那个愿望：“面包会有的”，就是黑面包。
　　去巴黎的先天，夫人采购了一大包东西，其中就有黑面包。她象扔石头一样把黑面包扔过来。有小枕头大小的黑面包给我的感觉不象是进口的东西，而是建筑材料什么的。象秦砖汉瓦那类东西。它是吃的吗？除了黑面包，我们还带上了奶酪、黄油、熟肉、西红柿、黄瓜。两大包、沉甸甸的，一付好男儿走四方的豪气上路了。
　　秀色可餐的是欧洲大地。有瓦皆红、有墙皆白、有山皆绿、有水皆清。色彩这样绚丽，这就是该生产油画的地方。绵绵不绝的森林象汹涌澎湃的海浪冲列车奔涌来，森林绿枝

    从小学到大学，都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底现牛羊”的诗句所感染过，浮入眼帘的贺兰山总是水草肥美，羊群散落的草原美景。当贺兰山真真切切展示在我面前时，它的沧桑、悲凉和寥落着实让人震撼。
 
    一望无际的乱石滩连着天际，勾画出人类的无奈。只有生命力极强的杂草，还顽强的与干旱、风沙和洪水搏斗。它们从黄沙中一次次探出头来，又一次次被黄沙掩埋，如此循环往复地演绎生命的倔犟。尽管现在它们只是一簇簇，甚至一株株孤独地活在沙漠的包围之中，但是它们把捍卫生命的颂歌在贺兰山下顽强地演唱了数千年。就凭这一点，

    湘西南部，翻坡过坳，穿山入林，总有一种声音不绝于耳。
 
    从粗粝生牛皮上发出的沉沉鼓声，起于山谷沟壑，震响长川大河，撼动千峰万岳，而消隐于云山雾海。苗族的鼓，长短高低，轻重缓急，激越浓情，轻柔舒展，击鼓者，手舞足蹈，听鼓者，热血奔涌。
 
    鼓声余音不绝，隔山相应，隔水相闻，隔代相传而隔世相因。一个击点，一套节奏，一份架式都那样内力聚敛，弘中肆外而激情充盈。苗族的鼓，我祖先的精神哲学，从它憾天动地的远古一锤开始，就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