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科只有俩人，随着科里的杂事越来越多，两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于是我采纳了老侯的建议，给局里打了个报告，要求再派个同志过来。报告递上去不到一月，局里就把刚从大学毕业的小朱分到了科里。
　　年轻人就是有干劲，小朱刚来不久，我和老侯就感觉工作上的压力小了许多。我对小朱的表现挺满意，老侯自然也很高兴，不过她却对小朱不尊重老同志颇有微词。一天，趁小朱外出办事，老侯发牢骚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话，你看我都这把年纪了，可小朱却整天一口一个老侯喊着。我不指望他能喊我一声侯姨，喊我声侯姐总可以吧？”
　　我开玩笑说：“还好你是女同志，若是男同志，他喊你猴哥，你再喊他猪弟，那咱们科成什么了，不成西天取经科了？”见老侯被逗乐了，我趁机劝解道：“老侯啊，不就是个称呼嘛，我看你就别跟小朱计较了，年轻人嘛，咱们老同志应该宽容一些。”老侯不服气地说：“你当然不计较，他整天冲你科长长科长短地喊着，你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正说着，小朱回来了，一进门他就走到老侯面前，毕恭毕敬地喊了声“侯姨”，把老侯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趁小朱上厕所的工夫，老侯说：“老李，你说这小朱的变化咋这么快？是不是你

    在自然界，存在着3He和4He两种同位素。自上世纪30年代末，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发现了4He的超流动性后，30多年过去了，人们却一直未能在实验上发现3He的超流动性。

　　上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戴维·李领导的康奈尔低温小组为证明3He的超流动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实验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就在大家全都放弃了这项研究时，只有一个人没有放弃，他就是道格拉斯·奥谢罗夫。

　　奥谢罗夫是戴维·李教授的学生，当时只是个年仅25岁的研究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曾上映过一部日本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影片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一窝小狐狸出生了，在老狐狸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一天，老狐狸突然变脸，驱赶小狐狸出门。小狐狸不愿离开，一次次跑回家，但任凭小狸狐如何哀求，老狐狸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更加“疯狂”地将无依无靠、形单影只的小狐狸驱向天敌丛生、随时都面临死亡的险境……
　　这样的故事虽撼人心魄，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父母却少之又少。几年前，曾有位父亲尝试着这么做过，结果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对他的做法虽不乏赞赏者，但更多的却是反对甚至唾骂之声。有人批评他的做法不切实际、不合国情，有人则骂他是个自私、冷酷的父亲，差点把儿子逼上了绝路……
　　其实，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这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了——以前我们曾把这看作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关系冷酷无情的表现——而在我们这儿，这却偏偏是个让人无奈的大问题。
　　眼下愈演愈烈的啃老现象，便是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让人担心的是，不管是啃的一方，还是被啃的一方，大家都心安理得，甚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可怜的老爹

　　宋朝著名网站哑虎为提升人气，力邀梁山好汉开博。因李逵强烈反对，此事虽几经商议，但一直未能全票通过。在网站的一再催促及利诱下，足智多谋的吴用提议先让最精通网络的徐宁开个博试试水，若成功，诸好汉再效仿不迟。于是，徐宁做了梁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起了“小徐的博客”，没想到效果奇佳，博客访问量很快跃居全宋第一。
　　军师吴用见“小徐”（现在几乎没人叫徐宁金枪将，而是亲切地称他小徐）首博告捷，欣喜万分，于是经宋江批准，做起了“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军师就是军师，果然出手不凡，他在博客中摆了个迷魂阵，声称若有谁能破解此阵，奖励二十万梁元（约合十万宋元），一时破阵者如云，虽无一人能解，但博客点击量却因此大增。
　　在吴用的号召下，梁山博客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开起来了。鲁智深以“花和尚”的招牌吸引了众多访客的眼球；赤发鬼刘唐因其博客中的恐怖气氛，亦赢得不少恐怖小说爱好者的青睐；而梁山仅有的三位女性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的博客开通后也超级火爆，大有超越“小徐的博客”之势。
　　这时，出了点小纰漏：神算子蒋敬因在博客上给人算命，鼓上蚤时迁因传授偷盗技艺，双枪将董平更是无法无天，仗着自己

　　1990年代的某一天，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当地一位富翁在这场车祸中险些丧生。不久，坐在轮椅上的富翁便在郊区买下一座小山，准备在那儿建造一座新的家园度过余生。
　　许多建筑师主动找上门要求为他设计，富翁告诉这些建筑师，房子现在已是他生活的全部了，因此他需要一个可以让他感到无限自由的建筑。遗憾的是，这些建筑师的设计方案没有一个能达到他的要求。无奈，富翁只好花重金请来一位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这位建筑师经过长时间思考，提出了这样一套设计方案：整座建筑由三个房子重叠在一起，最底层的房子可以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舒适的生活，最高层的房子则被分成两间，由富翁夫妇各住一间。房子几乎是隐蔽的，被夹在一个玻璃房子中间：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
　　更奇妙的是，室内没有轮椅坡道，取而代之的是一架可以在三层楼间自由穿梭的升降机，当它上下移动或停留在每一层时，都可以改变楼层的使用功能。升降机旁边有一道墙贯穿整个建筑，可以容纳富翁可能需要使用的物品——书、艺术品，甚至是储藏在地下室的酒。
　　对这套设计方案，富翁非常满意。
　　很快，房子建起来了。富

　　1956年，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俄罗斯移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从小身体就虚弱多病，由于是家里的独苗，加之周围邻居家没有和他同龄的男孩，因此他只能一个人独自玩耍，这养成了他内向、腼腆的性格，以致七八岁时还不敢与人主动打招呼，而一旦别人过去招呼他，他却立刻害羞地跑开了。
　　更糟糕的是，上学后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差，同学们都当面嘲笑他是个大笨蛋。这让本来就自卑的他愈加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在孤独无助的日子里，他只能靠梦想来排遣寂寞。他不是梦见自己在飞翔，就是梦见自己坐在大船上，还有的时候，为了让梦想显得更加奇妙，他就在心里编一些魔幻故事，然后讲给自己听，从而让自己沉浸在美好的梦想中。
　　虽然这些“梦想”让他的孤独得到了暂时缓解，但他还是非常羡慕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他想走近他们，融入他们，可内心却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阻隔着他。后来，他觉得表演魔术或许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让他走近别人，于是便开始偷偷地学习起了魔术表演。虽然他的魔术表演得破绽百出，但还是深深地吸引了别人，慢慢地，他成了别人眼中“聪明的孩子”，开始有同学主动找他说话了，后来，他竟也可以主动找别人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政治寓言《动物庄园》中说，动物庄园里的法律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一般来说，大凡名人（或权贵），都比普通人更加平等，一如已故院士王选所说的那样，名人做的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则叫狡辩；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只能叫做巴结别人了……
　　不过，作为真正的名人，爱因斯坦却没有比别人更加平等。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据说，曾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学生请爱因斯坦为他写一封推荐信，在满足了他的要求后，他又像我们现在的粉丝通常做的那样，“得寸进尺”地向爱因斯坦索要签名照片。爱国斯坦再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后，说：“不过，你得答应也送我一张有你签名的照片，这样才平等！”
　　这句话，改变了这位学生的一生。后来他发愤学习，终于成为一位饮誉物理学界的著名科学家。他，就是写出《物理学的进化》（和爱因斯坦合著）的英费尔德。多年后，英费尔德回忆起这件事，仍泪流满面：“他的话使我感到平等并给了我自信，成了我前进的强大动力！”
　　爱因斯坦对

    黑娃是沈庄人的骄傲。
    沈庄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记得，黑娃小时候家里很穷，要不是村里人看黑娃是个机灵的娃子，东一家西一家凑钱让他念书，恐怕他连小学也念不完。
    可黑娃竟念了大学。
    黑娃念完大学，政府让他到邻县工作，他就去了。一去三十年，从办事员干起，一步一步，干到了县长。
    黑娃就成了沈庄人的骄傲。
    沈庄司机去邻县拉猪，闯了红灯，警察要罚款。沈庄司机对警察说：哟，您不知道吧，咱跟你们王县长王黑娃同志是一个村的。他家就在咱家后边，隔口汪。
    警察放沈庄司机过去了。
    沈庄人去邻县做买卖，工商部门不知道他是沈庄人，向他要营业执照。沈庄人没有营业执照，只好挠挠头，说：噢噢，俺刚从王县长家出来，他说明天就办好明天就办好——俺是沈庄的，跟王县长一个村，嘿嘿！
    工商部门挠挠头，走了。
    沈庄一个杀狗的，叫小旦，到集上卖狗肉，跟人打起来了，摸起杀狗刀把对方的肚皮捅了个窟窿。

　　1921年，22岁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带着家人到巴黎定居。那几年，海明威的生活过得极为清苦。陪伴他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是一大帮志趣相投的文人雅士，而在这些朋友中，他又和同为美国小说家的多斯·帕索斯关系最为亲密。
　　帕索斯生于1896年，比1899年出生的海明威大3岁。他们的经历，有着诸多共同点：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都曾在战地医疗队当过救护车司机，后来又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巴黎。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和帕索斯对西班牙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海明威的许多小说都是在那儿写成的，而帕索斯则曾在西班牙学习建筑——因此当这个国家惨遭战火蹂躏后，两人都立即赶赴西班牙做战地记者。
　　然而，在西班牙，他们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痕，并最终走向了决裂。
　　帕索斯到西班牙不久，前去看望他的好友何塞·罗布莱斯。然而，帕索斯却被告知这位曾做过苏联情报处旧官员的翻译朋友已被枪毙，理由是串通佛朗哥分子进行颠覆活动--这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已对苏联模式失望至极的帕索斯自然极为愤怒。
　　帕索斯是那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人（在这一点上海明威也是），于是立即找到当局，企图拿到朋友的死亡证

　　“我决心从化学方面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我做到了；我决定娶一位非同寻常的姑娘，我做到了；我决定要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做到了；然后我决定写小说，我做到了；而后我决定写论述科学的书，我也做到了；最后，我决定成为时代的作家——现在我确实成了这样一个人。”
　　这是刻在美国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墓碑上的一段话。显然，阿西莫夫对自己的一生颇为自豪。那么，他的一生是否值得自豪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自豪，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因为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的集体或个人具有优良品质或取得伟大成就而感到光荣”。
　　阿西莫夫有何优良品质，我们不得而知，那么他又取得了哪些伟大成就？从他的墓志铭来看，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应该算是成就，但还不能称之为伟大；娶一位非同寻常的姑娘和伟大似乎也不沾边：所谓非同寻常的姑娘，有时不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厢情愿罢了。
　　至于生一男一女两个娃嘛，这种愿望符合我国在刚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一些农村人（当然也不能排除城市人）的落后观念，但在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个“成就”怎么说也算不上伟大。
　　关键是下面这段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