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撷景3————烟草郁闷的新加坡
| 图为牛车水马里安曼兴都庙门前守着垃圾筒抽烟的女烟民 |
| 乌节路上的垃圾筒顶部置一个大烟灰缸，图为附近商场、办公楼内出来过烟瘾的白领。 |
| 中国的香烟盒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新加坡的香烟盒都是恐怖片，用来吓唬瘾君子们，且每包烟价格高达10新币，约合50元人民币，够贵的。 |
| 这是我买的旅游小纪念品，就连那上面也没忘了印违反禁烟令的罚则。 |
哪是烟草郁闷的城市？
近日,见报载一则随笔,称“在上海,烟草越来越郁闷”，理由是，酝酿了15年，《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终于交付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云云。这理由，真叫人啼笑皆非了。且不说一个禁烟条例要“酝酿15年”之久有多么可笑，也不说1994年公布的《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执行得多么苍白，（正如当天报纸上错印的那样，“暂行”成了“暂停”，真喜剧！）就看这眼门前日益壮大的烟民大军，城市上空越聚越浓的烟草黑云；吸一手烟者无所畏惧的傲慢，吸二手烟者百般无奈的叹息；眼见香烟壳精美的包装，耳闻购烟者年轻的声音，我忍不住要大喝一声：错了，上海不是烟草郁闷的城市。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和受害国。3.5亿中国烟民，消费全球香烟产量的三分之一。我不知道烟草创造的GDP增量是多少，只知道，9年以前我国因吸烟造成的额外的医疗费用就己经达到140亿元，吸烟引起的生产力损失为270亿元。而如今呢？恐怕是只多不少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不是中国最大的烟草生产城、消费城和受害城，我不好妄下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世卫组织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1月9日在我国生效以来，上海收效甚微。
当年在湖南，我曾自豪地对湘烟民说：“上海可没有你们这样不分场合放肆呷烟的，至少在学校、医院和公交车上没有------”可如今，我该羞愧了，远的不说，六月的一天，我就亲眼目睹长宁区中心医院（二甲综合医院）的一楼厕所门边，二位医生吞云吐雾，旁若无人，众病友掩鼻而过，双眉紧蹙；再有，那天坐829路去东体育会路，车行半途，乘客稀少。司机竟堂而皇之接过友人递来的烟，边吸边驾驶，谈笑风生，一心三用，众乘客皆惶然。当年湖南的学生吸烟，看见我还知道迅速丢掉踩灭或不好意思地把烟藏入身后，现如今，上海学生躲在厕所吸烟，被我撞见，还讪讪的笑道：“丁老师侬要抽一支吗？”更有甚者，我亲眼见某高校教师上课时间，趁学生看片的空隙，溜出教室大过烟瘾，视而不见身后墙上那个大大的禁烟标识。
再说一例，那天去西郊百联吃饭，正想夸奖熙熙攘攘的大厅内空气尚好，倏见同桌一中年男士掏出一支中华烟欲点。我急忙问道：这公共场所不好吸烟的吧？他瞟了我一眼，环视四周，确无烟友，便悻悻地起身向门外走去。突然，他发现桌上有只烟灰缸，急忙转身嚷道：“不能吸烟放烟灰缸作啥？可见是可以吸烟的，算了，看侬年纪大了，闻不了烟味，饶饶侬，我到走廊去吸------，”我是真正的无语了。经营者见利忘义，违规者有恃无恐，劝阻者要受“恩赐”才能维护自己不受二手烟侵害的权利，我看，在这城市里，烟草不但不郁闷，反倒是挺欢乐的。
要说烟草郁闷，还数新加坡。调查表明，新加坡是世界上吸烟率最低的国家，整体吸烟率12.6%，不及上海的一半（30%）。公共场所虽鲜见禁烟标识，少人监督，但人人自觉，无人违规。用女婿的话说，是“不可以的”“已经习惯了”。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马路上极少见边走边吸烟者。在路上烟瘾犯了，一定会站在垃圾筒边吸，完事再走。露天尚且如此，更遑论室内了。1988年始饭店禁烟。2006年7月始，餐馆、咖啡店、酒吧、酒店及卡拉OK厅等娱乐场所禁烟。今年开始所有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他们奉行的是：有法可依，执法有人，违规必罚，罚则甚重。轻者罚款200新币（相当于135美金），重者罚1000新币，外加监禁6个月。（相比之下，我们要仁慈多了，屡犯者被拘留5天，还有不少人说罚重了呢。）重罚之下，人人自危，谨慎小心，循规蹈矩，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好风气也就形成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只发生15起卖烟给未成年人的案子，皆受到了处罚，国民还抱怨“世风日下”呢。
我国不缺法，缺的是无人执法或少人执法。人少还能少过新加坡？为严格执行今年开始实施的全面禁烟令，新加坡环保局将稽查人员增加了一倍。地铁部门也增派人力并授权参予稽查执法。面对各地铁站口包着头巾佩戴对讲机雄纠纠站立着的马来族女稽查，散漫惯了的中国大陆烟民游客，连拿出烟卷用鼻子闻闻过瘾的勇气都没有了。
呜呼，好一个烟草郁闷的城市。
我们该向人家学点什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