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想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

摘要: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史学界多年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

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换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大概是已难忍祭典演出的仪规陈旧乏味，拜辞俗腔滥调，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不是这两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员的演技太差，出场频率过高反而倒了观赏者的胃口。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还有个大明星叫“费小姐”（自由），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历年的祭拜风情不至于陈腔依旧。

“五四”解释学自进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来，就难脱政治史解读的窠臼，标准的党史叙事习惯把“五四”看作是一场相对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五四”犹如薪柴燃料，点燃了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熊熊火焰，它遥遥与作为近代革命之开端性标志的鸦片战争相呼应，“五四”的作用

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许纪霖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经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也在五四一周年的时候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 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当事人竟然都不以五四以爱国运动为然，难道是当局者迷，后见者明？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