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是一棵华美的树.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生命同时拥有两种果实,那么,你就该允许别人的枝条伸到自己的世界里,同时,你也要学会,将自己的成果奉送到别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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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喜欢
鱼猪介绍的那部叫'八月迷情'的电影很好看.改天再重温一遍
八月,有奥运,今年,爱上了看奥运!
居然还有科考了80分以上.
也许,只要付出了,哪怕是点点,就会有回报.恩,继续态度端正的考......
这下子,成了我们众人的保护对象!很喜欢他们那对小夫妻.恩爱,甜蜜蜜,人很好.工作中不会的她会辅导我,电脑遇到问题她就搬来她老公帮我修,想想,托他们的福,我也真幸福的!用韩剧里经常祝福的话:他们会万福的!
核心提示：“清华录取谁是清华的权利，不过我倒不认为这就是人文特长学生的希望，我倒认为蒋方舟不上大学也无所谓，什么清华、北大，就是剑桥、哈佛我觉得也没必要去，中文系对理论系统训练可能有帮助，但是对写小说可能没什么用。”
“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可能让一个人内心变得健康。”著名作家余华出现在东莞，参加南方都市报与莞城文化周末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华语之巅——文化周末大讲坛”，开讲《文学给了我什么》。
“余华可能是当代中国作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关于他的研究著作早已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在演讲开始之前,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这样介绍余华。现场的反应印证了这句话：读者从四面八方而来。
在演讲前与结束后，记者对余华进行专访时，他用与他的小说语言明显不同的快速语调，直言各种文学话题。但他似乎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次贷危机、奥运会、企业危机……说起这些他的话明显更多，尤其在谈论东莞面临最大的问题并非“文化沙漠”的问题，而是“经济怎么渡过明后两年难关的问题”的时候。
写小说就跟学英文一样
写小说有没有捷径?这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最想破解的秘密。余华给了这些人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人都想走捷径,就跟学英文一样,我问朋友有没有捷径,对方告诉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背单词,越笨的人有时学得反而越好,就是因为他肯下功夫。”
“慢慢写下去,你会越来越了解这个秘密。”余华说,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一部很烂的小说,但他发现有两句话写得不错,不由意气风发,心想,“牛啊,我竟然写出了这么好的句子。”又写了几篇,他发现自己的人物也写得不错啊……“越写到后面,你就会知道,这种内心的激动和满足,就是写作给你的酬劳。”
年轻时应该放开写长篇
余华曾经写了七八年的随笔,但自从出版《兄弟》以来,他几乎不再涉足随笔,这让喜欢他的随笔的读者感到遗憾。余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观点。他说,他曾经很喜欢写随笔,但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写这些东西干什么,等到老了没力气、写不动的时候再写不迟啊。”他那时30多岁,觉得时间很多,后来突然发现时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充足。
“一个人应该合理分配自己的写作时间。”他说。随笔对记忆力的要求不如长篇那么高,应该趁着年轻、记忆力还没有衰退到不行的时候多写点大部头的长篇。老了再去写随笔,那时学问也长了；短篇也放一放。
文学史是由读者来写的
“著名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不断被人谈论的,一种是不断被人阅读的。”余华引用马尔克斯的话来回应众人对其新作《兄弟》遭遇热卖与冷评命运的质疑。这本书让作者遭遇到从事写作以来最严厉集中的批评,却也成为法兰克福书市的热点,甚至带动了余华旧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书的销售。
显然余华并不只想做不断被人谈论的作家,他说,文学史最后是由读者来写的,假如你这本书50年后还有人读,之前评价它的人基本都已不在人世,就只留下了作品。《兄弟》的争议,在他看来是“生活对我的厚爱”,“假如我写出一部作品,没有批评,我会不习惯。如果你是一个圆的球,就不会有争议。我是一个对批评持开放态度的作家。如果有争议,我想是因为我弄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刺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自己对《兄弟》的终极评价是:“不管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像一把锥子刺破了中国文学阅读者固有的审美观念。”
高产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记者:你是一位低产的作家,不知道你怎样看待高产和低产?
余华:高产和低产我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有些作家确实能够不停地写,这是让我很钦佩的。我写一部书,得先把上一部书给忘了,起码要两年时间,所以高产对我来说相对比较困难。不过,我这个年龄,跟国外比已经算很高产了。因为我看到比我大十来岁的现在风靡全世界的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1948年出生),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加起来也就10多本,跟我也差不多嘛(笑)。当然国外也有一些写作非常多的作家,像美国的多利斯·莱辛。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一个作家没有必要写这么多书,因为不管你写多少,最后能一直被读下去的也就一本两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那么多,最后被广泛阅读的也就是一部《百年孤独》。另外我这个人比较懒,也不像有些作家比较勤快(笑)。
大学要学会读一部作品
记者:去年浙师大成立了余华研究中心,你也是那里的客座教授,你给学生上课了吗?
余华:现在还没有上课,很惭愧,(评论家)洪治纲的积极性比我高多了。我开始不想让他们做什么“余华研究”之类的东西,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但是这个研究中心也有个好处,就是国外的汉学家向我要个人资料的时候,以前都去找洪治纲,现在可以去找研究中心。还有浙师大的一个博士做我的助手,可以帮我翻译一些跟国外交流的英文信,这对我帮助很大。
记者:如果你教学生写作,你怎么教?
余华:以前中国大学总是教学生怎么研究一部作品,而没有教他们怎么去读一部作品。包括美国、全世界都一样。研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先要学会读一部作品。
在中国大学中教学生写小说比较困难,我觉得我没有王安忆那么大的牺牲精神,做那么伟大的一项工作。不过在美国几所大学英文系都有作家的写作法课程,像哈金就是在波士顿大学当专门教写小说的教授。我个人好奇心比较重,所以应酬也比较多,王安忆似乎比我安静得多,所以这个工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做。但是我相信王安忆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王安忆愿意亲自授课的话,这是能够让很多年轻人少走很多弯路的。事实也证明,美国的写作课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很多好的作家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
作家文如其人没有几个
记者:《兄弟》下部写了众多膨胀的欲望,这是你对中国现实的感受?
余华:欲望的膨胀,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是我发明的。在北京有个经济学家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预见性?”说我1995年写《许三观卖血记》,两年以后河南“艾滋村”事件曝光了。但是我哪有预见性,卖血这个事实已经存在快半个世纪了,我才去写的。《兄弟》也一样,经济学家也特别感兴趣,如获至宝,觉得写得像他们的“草根经济学”的故事。
作家其实不是科学家,作家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存在了很久的事实写出来,而必须是存在了长久的事实才有价值去写,只存在一年两年就消失了的事实,没有很大的意义。
记者:你也多次在访谈中说到生活的荒诞,这种荒诞感会不会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
余华:荒诞对我来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过这种事实比较别致。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是悲观的成分多一点,但是在生活中我还是充满希望的。可能你们会想起一句话叫“文如其人”,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作家跟他的作品不一样,这才是常态。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跟他这个人越不一样,反差越大,越是他想表达的那些东西。文如其人的作家,我认识的著名作家里好像很难找到。当然,到几十年以后,他死了,人们看资料,就觉得他文如其人了(笑)。
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批评
记者:最近“80后”作家韩寒（韩寒腾讯博客）批评老舍
、巴金“文笔很差”引起很大争议,你认可这种批评吗?
余华:媒体最喜欢把个人对文学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这是不对的。任何一个作家包括已经去世的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可以被批评,这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有些人可能在私下里批评,另外一些人可能将这些批评公开化。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批评的。“文革”时很多东西是不能批评的,一批评就去坐牢了。今天如果还有不能批评的作家,那是这个社会的倒退。
记者:《兄弟》之后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会更多考虑年轻的读者吗?
余华:下一部小说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其实在80后90后中间我也有数量不低的读者群。那些(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可能很关心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在读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作品。比如说村上春树的作品他们就特别喜爱,村上比我就大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者可能更爱读陌生的生活。不管写什么样的作品,我肯定还是写比较熟悉的生活,你要是让我写(上世纪)80年代出生那些年轻人,说实话,可能他们心里想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或者说我猜不透他们想什么。
没拿什么奖我才有今天
记者:《兄弟》热销,你会考虑文学市场吗?
余华:来的飞机上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观点,很奇怪:文学要尊重市场。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经验,你写一本书,以为这本书能卖得好,结果很可能卖不出去；你觉得这本书卖不出去,很可能它卖得很好。市场不是说你尊重它,它就尊重你的,市场有自己的规律。文学就应该尊重文学,只有提供真正的文学作品,哪怕现在不受欢迎,几年以后也一定受欢迎。
蒋方舟不需要上清华
记者:蒋方舟被清华降60分录取,有人说这是有人文特长的学生的希望,你怎么看?
余华:它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现有体制的问题,第二个是人才的问题。现有体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文特长也很玄乎,不是每个北大清华中文系毕业的,都能像蒋方舟那样写出那么多东西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清华录取谁是清华的权利,不过我倒不认为这就是人文特长学生的希望,我倒认为蒋方舟不上大学也无所谓,什么清华、北大,就是剑桥、哈佛我觉得也没必要去,中文系对理论系统训练可能有帮助,但是对写小说可能没什么用。
我们这代作家忧国忧民
记者:这次四川地震,让人们再次关注到文学界参与公共事件的力量。你觉得当代作家应该怎样介入社会?
余华:作家对公共事件有影响力,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为那时除了文学期刊,没有其他太多的杂志。我觉得文学没有针对事件发言的功能,它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成为了记忆的现实。所以它不像新闻那样可以马上作出反应,而是持久性的关注、雕刻记忆。可能过了二三十年,也还有很多人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文学对公共事件无所谓介入不介入,但作家还是可以介入的,只是每一个作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地震,有些作家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有些作家至今没有说话,比如我。我觉得我的感受没那么快,我还需要几年时间,我想看灾后重建的几年里,我们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汶川。当灾难发生以后,我们全国人民都奉献爱心,这让我感到很骄傲；燃放5年以后我们的关心程度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热度,那我才能真正的骄傲。我最怕5年以后没有人关心这个地方,媒体也不关心,个体也不关心。实际上,现在都有点冷了,别说5年之后了。
作为一个作家,不是看事件本身,而是应该看事件背后,看事件发生以后会带来什么,这个才更为重要。我现在只写了一篇与地震有关的文章,还是给欧洲杂志的,后来给了《作家》杂志,应该会发出来。
吴萍在鸭绿江边长大，从小她的学习就十分出色，在东北师大毕业后，分回了丹东，做了丹东师专的一名教师。工作稳定，可她内心深处仍然渴望着学习，总觉得书没读够，所以在北京广播学院招双学位的时候考了进去，并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当时的班长不是别人，正是郎永淳，于是他们把工作中的默契延续到了生活中，他们恋爱了。
张曼玉1964年在香港出生，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英国。张曼玉并非天生的绝代美女，然而华人血统使她继承了东方女子的含蓄阴柔之神韵，又历经浪漫欧洲文化的熏陶，因而最有条件成为东西合璧的当代佳丽。让我想起曹雪芹笔下乳名“兼美”的秦可卿。秦可卿的开朗和练达不让宝钗，她的远见和胸怀就连把偌大一个贾府玩于股掌之上的王熙凤也自愧不如，但她并不工于心计，论起娇憨和任性却又不让黛玉。尤其是富有智慧却不工于心计这一点，可卿最得雪芹先生的赏识了，因此在空前绝后的《红楼梦》里，生前的尊贵与风流，死后的哀荣与显赫，就连'兼美'、'可卿'这样的美丽字眼都叫她一人占尽了。
part two
情窦初开，轻信很美
张曼玉说：“在女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定是爱情，一个在爱情中的女孩子是最开心、最幸福的。”女人可以沉醉于爱情，却不能被爱情麻醉，如果全心全意的爱换不回等同的尊重和爱情，不对等的付出和爱情，便无法让女人开心、幸福。
part three
刻骨铭心，善变很美
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就会爱上他的健康和生命。偏偏，尔冬升是个爱车如命、喜欢刺激的男人。每次尔冬升出去参加赛车，张曼玉在家里害怕得坐立不安，生怕他在赛车场上出事。“仙台大赛车”是尔冬升承诺张曼玉参加的最后一场赛事，亲自坐阵为他打气的张曼玉，在观众席上频频祈祷，她向朋友袒露：“我知道他很爱赛车，但我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全。他的驾驶技术高，但意外毕竟存在。” 当尔冬升平安地从汽车中出来走向她时，张曼玉欣喜若狂，当众拥抱他，还不忘递上爱心饮品。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张曼玉毫不避嫌地宣告自己的幸福：“小宝答应不再比赛了！”然而“仙台大赛”后，尔冬升仍然招摇地爱着赛车，每一次都向张曼玉许诺“这是最后一次”。１９９０年，张曼玉流泪挽留，尔冬升决绝地说：“我热爱赛车，我要去。”他再次站在澳门赛车场的跑道上。张曼玉失声痛哭，泪眼中问闺中好友：“为什么我留不住他？为什么他爱车多过爱我？”尔东升决然转身。张曼玉苦笑着承认：他的真爱是车，不是我。
part four
与尔冬升分手后，张曼玉迅速瘦下来，除了拍戏她很少讲话。情人的承诺如泡沫炫目却虚幻，她不知道还有谁的话值得信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同年，她凭《不脱袜的人》与《人在纽约》分别夺得金像影后及金马影后的桂冠。双料影后未能减缓失恋的伤痛，张曼玉惆怅地对记者说，“我和尔冬升只是一部文艺片。”和文艺片一样，这段金童玉女的爱情虽美轮美奂却以悲剧收场。他们的爱情，印证了辛波丝卡的《一见钟情》，“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确实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男人总是善变，他们善于许诺，事后又精于找出各种理由推翻自己的承诺。男人爱兴趣、事业或朋友多于女人时，他便不爱或是不够爱你，女人的央求和眼泪，只会让他厌弃。
血本无归伤很美１９９１年，张曼玉拍《双城故事》时与美国人汉克相恋。正当张曼玉忙于拍摄《阮玲玉》时，为哗众取宠，汉克在杂志上公布了张曼玉给他写的数十封情书，导演王晶更将此事拍成电影《爱在娱乐圈的日子》，嘲讽张曼玉。当全城人民在茶余饭后咀嚼着她的情书时，张曼玉的心在淌血，她只能若无其事地更衣上妆，借阮玲玉的言行，宣泄心中的愤慨。因为轻率地相信爱情，这一次，张曼玉输掉了隐私和尊严。汉克的出卖让张曼玉对“人言可畏”有了切身的体会。同年，她凭《阮玲玉》勇夺金像影后及柏林影后。
part five
1993年，张曼玉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中邂逅地产商人宋学祺。彼时，宋是香港有名的青年才俊，刚刚留学归来投身商圈，而张已然是炙手可热的女明星。11月，张曼玉与宋学祺确定恋爱关系后，她大力支持他的事业，每有人称她“宋夫人”时，张曼玉一脸非君不嫁的幸福。因为爱，张曼玉曾有息影退隐嫁作商人妇的念头，1994年还传出两人在大马结婚的消息。后因宋学祺的资金短缺，张曼玉毅然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一千万，投入到宋的公司。１９９５年，宋的公司倒闭，张曼玉的积蓄也被亏空。为了东山再起，宋学祺另攀上一位富家千金，并与张曼玉断绝来往。这一次，因为过分投入，张曼玉的爱情与金钱，顷刻间血本无归。
宋张恋又一次成为笑料，媒体落井下石地报道：“张曼玉遭遇薄情郎，人财两空！”看透一切的张曼玉对朋友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我只想找个真正爱我的男人。”情场失意影场得意。１９９６年，爱情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张曼玉，又凭《甜蜜蜜》再获金马及金像影后。光环之下，她只是一个等待爱情的平凡女人。
卡斯特罗说，“女人永远不要让男人知道她爱他，他会因此而自大。”两次血本无归的爱情让张曼玉痛心疾首：“恋爱让我成长，会爱才能更美。”如果男人成了现代版“张生”，多是因为女人的纵容和娇惯。爱情的繁荣可以造就女人，爱情的浮华也可以毁掉女人。爱情当前，女人应该学会隐藏收敛，爱情容器只有那么高，女人付出得越多，留给男人付出的空间就越少。
part six
无可奈何，隐忍很美１９９６年接拍《女飞贼再现江湖》时，张曼玉与法国导演阿萨亚斯结识。一年后再合作《迷离劫》，两人迅速坠入爱河。１９９９年出席《花样年华》开镜典礼时，张曼玉主动宣布已婚的消息。阿萨亚斯家传的戒指是他们的定情信物，戒指很宽松，套在她的拇指上像枚顶针，她却舍不得将它取下。
为了阿萨亚斯，张曼玉做了许多改变与妥协。阿萨亚斯公开感谢：“Ｍａｇｇｉｅ为了我改变了很多。”她为了他，离乡背井定居巴黎，她努力学习他的语言、他的文化，努力适应与自己肤色、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丈夫。为了他，她放弃了片约和广告，专注地享受婚姻。她向记者夸耀：“在法国的生活很简单，煮饭、洗衣等家务都是我一手包办的。”不沾阳春水的公主，为了心爱的王子，甘愿洗尽铅华做个黄脸婆。
张曼玉不止一次告诉媒体：“我最喜欢的三个地方是我的床、大海和花园。”可是有一天，另一个女子分享了她的床与丈夫，甚至分享了她的海景和园景，她只能黯然退场。２００２年５月，张曼玉离婚的消息如平地惊雷，惊起揣测无数。她解释是狗仔队的滋扰导致他们婚姻破裂，他说是因为聚少离多。直到后来，阿萨亚斯承认自己有个圈外女友，“第三者”才浮出水面。没有一个女子，可以容忍自己的丈夫偷欢，然而为了他的前途，她站出来微笑着“辟谣”：“我们离婚，与第三者无关。”
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已为他迁居巴黎，她已为他减少曝光率，她甚至为他说好话，只是她无法容忍遭背叛的婚姻。对于爱情，她企求过，退让过，倾囊而出过，结果伤痕累累。爱情天平的两端，女人付出越多，越容易撬起男人的骄傲，女人越在乎，男人越不屑。适时放手是种救赎。与其死守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不如放手，把机会留给下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米兰·昆德拉说：“和一个人睡觉与做爱完全是两回事。当你能牵着一个人的手，慢慢地睡去时，一定是爱了。”张曼玉终于明白，女人最需要的，是可以让她睡安稳觉的男人。
part seven
2004年5月，《清洁》让张曼玉成为戛纳封后的首位华人女星。她庆幸自己及时放手，还给大家再爱的自由。“懂得适时放弃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心里会有一些痛，但你会感到踏实。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张曼玉，错的都美特蕾莎修女说：“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至它受到创伤。”值得庆幸的是，受创之后，张曼玉的心依然纯洁，她一如既往地给予、自由地热爱。《滚滚红尘》里，张曼玉饰演的月凤自封，“我是一个爱情动物”。荧幕之外，她也是这样一个为爱不顾一切、死而后已的爱情动物。尽管吃过亏、受过伤，她仍要爱。那些爱过的、爱错的男人的容颜随岁月消散了，誓言也散落在时空里。一次次情殇历练了她，将她打磨成今日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传奇。爱错了人不要紧，重要的是，用心去爱了，总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