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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二十光阴付求知,十载悟道为九州。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他年我若为达摩,一苇渡江平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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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长的片子,我看了两个月了还没有看完,由于工作的羁绊,只能是偶尔看上几集,进度自然就快不了,好在片子的主要内容已经了然在胸了,所以就在这里写点东西,发发感慨。
  我不记得《康熙帝国》是谁拍的了,但是我喜欢和吴子牛拍的这部《贞观长歌》作比较。怎么说呢,同样都是号称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圣君,康熙与李世民却给我两个完全不同的封建帝王形象。确切的说,康熙给我更多的是霸气,是那种开疆拓土,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而李世民给我的更多的是一个大写的“仁”者形象。魏征说的没错,要论武功,李世民不输于秦皇汉武,而要论文治,则不逊于汉文景二帝。这样一位圣君,的确是空前绝后。在这部片子上,我看到了儒家政治理想的完整图景,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古典政

以我之身份写这样的文章应该说是不太合适的,可能和几年前去上海一街道调研,看到其党工委书记只因上过几天政治学辅导班便敢以“比较政治学的几个重大问题”为题写文章属于一种类型。不过,今天还是要姑妄言之,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时明白一个道理,中国的政治学乃是中国人的政治学,这当中自然也包含小生我。况且在现今的政治学研究中,确实有比较多的问题需要揭露,有比较多的不足需要匡正,惟其如此,中国的政治学才能引来更大的发展。

 

    试把存在的问题列举如下:

 

  一、静态研究太多,动态的研究不够;

  在研究类型这个问题上,仍然是静态研究太多,动态研究不够。较多的是在进行描述性研究,而缺乏对研究对象或者说历史主体在一段时期内的动态变化的关注和揭示。应该说中国的政治学仍然停留在从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过渡之中,而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静态的、定性的研究居多,定量的、动态的研究很少。而即便有,则也往往质量参差不齐,要么就是太定量,陷入了数量主义的陷阱,堆砌一大堆数字最后可能说明不了一个问题。这显然也是不对的。但更多的是停留在概念解释、国外理

闲谈“国际政治”(2008-12-25 15:04)

——由身边的一些现象引发的国际政治学思考

1、所谓联合国集体领导其实是很微妙的。H国首相被换肯定是得到美国首肯的。而山姆老大也无非是想做个顺水人情,成全刚出任法国总统的SKQ。另外SKQ本来就是山姆大叔的人,所以美国人帮法国人其实也就是帮自己。
2、在外交上,搞建国初期那种一边倒肯定是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实践证明苏联老大哥是不仗义的,也是会回过头来欺负小弟弟的。发展中国家若要谋求立足之地,就要依靠自己的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带可以搞些不结盟运动,以所谓革命的不结盟对付反动的结盟。
3、法国和英国近来关系微妙。在历史上英法两国一直有些纠葛,不过总的来说在不同时期两者是各占上风数十年。当年诺曼征服的时候,英国人是很灰溜溜的,祖坟都被扒了,后来反过来拿破仑那个科西嘉人做了皇帝,英国人也是好一阵子不舒坦。当然,英国人也有让自己骄傲,挖苦法国人的资本。英国怎么说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是所付代价最少的。另外在政治制度上,司法,工业等各方面英国人都是一度领跑欧洲的,自然也没把法国乡巴佬放在眼里。不过在联合国,这两个家伙最近关系微妙,英国虽然在很

来源:人民网

作者:宋鲁郑

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因萨科齐会见达赖引发了一场本不应该出现的中法、中欧危机。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对这种不合适宜的,出尔反尔的,轻率的短视做法,法国方面不仅不进行深刻的反省,反而从总统到部分民众不可思议地“一致唱和”。对此,我们不妨从萨氏的自我特质以及法国特有的封闭、自负和固执的根源方面来加以解读。

 

 

2008年,电影大国法国出现了一部十分

转自:东方早报    作者:陈代东


临近毕业择业,有关留京指标和北京户口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4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项调查结果,“67.8%的人认为年薪过10万元才能不要户口”。

  作为一个年薪超过10万元,但一直没有北京户口的“北漂一族”,笔者对上述结论深感吃惊。户口的价值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笔者的年收入超过30万元,却因没有北京户口遭受很多损失,甚至忍受很多屈辱。

  以笔者所居住区域为例,笔者的120平方米住房,比一墙之隔的同等建筑质量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就贵了80万元;孩子因没有户口,上幼儿园时遭遇障碍,被迫多花5万元;妻儿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的产妇保险和儿童医疗保险,一年要多花上万元……

  在政治权利方面,笔者因没有北京户口,无权报考很多北京市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岗位,失去很多发展机会;参加包括司法考试、驾驶证培训考试等在内的各类资格考试,需要多交一份暂住证;虽然照章向北京市纳税,并接受北京市政府管理,但却不能在北京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权利被打了折扣,心理上就找不到归属感。这样的人,即便挣钱更多,户籍问题总像一道阴影。

 我研究生时候的导师是研究单位的,他的成名著作就叫单位中国,他写过单位的起源,单位的历史,单位的体制,单位的运作,唯独没有写过单位内部的文化。我工作1年多了,对单位的本质属性开始有了很多感性的直观的认识,自认对单位文化略有所得,试论三点,如下:
1、领导面前争宠
这不仅和领导权力太大有关系(领导决定你的绩效工资、奖金,也决定你在单位或部门中的地位,有时就连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的发言权都是领导定的,所以一句话,领导在单位资源上有绝对的主导权、分配权。于是,一个个下属争先恐后的邀宠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种风气很有问题。但是变革的根本在于领导),也和领导本人有关系,有些领导就喜欢玩君臣游戏,有些就不同。只是这些领导一般都比较笨,其实领导不过也是人,领导和皇帝还是有差别的,皇帝只会老死、驾崩,领导却是会退休的。所以,等下台了,但人家怎么照顾他。所以,我觉得对下属好一点是很明智的。

2、新人面前威风
这也是单位的文化。说的大一点,欺生似乎是传统组织共同的特征。不知为什么。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老人对于新人就好意思摆出一副老资格。其实 不过就是早进了几
关于信仰的一点认识(2008-09-12 12:47)
   我认为,信仰可以分积极信仰和消极信仰两种,前者以狂热的一神论(即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真神,其他神祗皆为异端)和末世论(宣扬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为思想及理论基础,在强烈的救赎使命的催动下,以使徒般的虔诚与献身精神行诸于世。这种信仰的状态,若非直接与上帝沟通,直接受其差遣,便不会如此狂热,当然也不排除那些打着上帝旗号的假基督、假先知妖言惑众。
   第二种信仰称为消极信仰,顾名思义,这种信仰不以积极拯救世人,或者从本质上说,不以简单地将行和救联系起来为特征,而是退一步地认为信仰本是人对作为未知的彼岸世界的一种执著的或出于习惯的信念。在这种状态里的信徒,多半更加理性,不会有狂热的行为和言语。就其对他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也没有明显的优越感,而是视之为一种自由的选择。因此,这种信徒的宗教观从本质上说是多神论式的,他们更多的是把信仰看作是一种选择,而至于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而不做那种选择,原因的一种可能是由于习惯,因为习惯成自然,当一种信仰已经和人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为一体时,便也就分辨不出哪些是具有信仰色彩的,哪些是具有理性色彩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出于无知,这里的无

作者:郭树清


摘要:郭树清,现任建行董事长,郭董是本人敬仰的一位前辈,在本文中他对中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涉及的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引进借鉴宏观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争论的是基本概念和原理。至于应用于中国经济分析,困难就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研究的对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这带来双重危险,要么不注意这种差别,这往往会导致生搬硬套;要么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最后就可能走向任意解释和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同行们事实上很难全面沟通。当然更重要的是,以不完整的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势必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但是日常工作总是脱不开身。1989年初,我受命负责一个“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研究小组,开始务虚,重点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之后越务越虚,时间愈加宽裕。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产出矩阵,把国民收入的统计数字按新的定义和方法进行整理,与我的同事

五月颂歌(组诗)(2008-08-15 11:16)
题记:五月的汶川  除了灾难  更多的还是感动

谨以此诗作献给在抗震救灾中坚强不息的人们

 

 

 工作1年有余,对于工作本身没有太多的comment,不过对于此前在学校里听闻的官员、领导的种种痼疾倒是深有感触。今天想谈的是所谓“过程性思维”,这自然是我自己取得名词,当然也不排除是引用了别人的可能,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向大家介绍并批判这种过程性思维。
 那么,什么是过程性思维呢?这还得从官员们的傲慢谈起。我相信偏见是与傲慢联系在一起的,而官员的傲慢则是和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有了高人一等的权力,他们就有了傲慢一把的资本。
 

通胀问题研究相关文献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吴敬琏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吴敬琏认为:目前的通胀与资产泡沫主要源自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其理由简单概括如下: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主要由投资驱动,这在计划经济时代非常普遍也非常正常,改革开放后,这一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改变,但为了化解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采取了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来维持较高经济增长的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这一模式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但长期的巨额贸易盈余,导致了本币升值压力,同时也引发了如贸易摩擦等等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汇率形成机制从而使本币自然升值而恢复平衡就势在必行。但由于这种方法对出口企业形成巨大压力。因此,为了保护这些出口企业,货币当局便不得不大量购买外币,以此保持本币的低汇率。

 

结果就是长期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据统计,到今年1-2月份,每天平均收购的外汇为20亿美元,乘上约5倍的货币乘数,就相当于每天向市场注入600-700亿元的购买力,这样就积累起大量过剩的流动性,最终便反映为资产泡沫和通货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