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这场端午节特别节目的录播现场，“棋圣”聂卫平几次睡着，朱军急得满头是汗，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叫醒聂卫平，场面尴尬。事后聂卫平指节目组很不人性，早上4点钟就叫人起床。

到白夜为止
这厌恶的人
没有面孔
他说的话和黑色的夜晚一致
和寒酸的领结一致
没有对世界的致命打击
没有挺身而出的人
只有流放者无望的影子
在大墙边徘徊
他说的和彼得堡白夜里的街道一样荒凉
雪落在手上
他的书没有被打开
如同祭台上的蜡烛
照亮罪人的面孔
那些书在寒风中走下台阶
走进市民的叫卖声
被一只手撕碎揉成一团
打在过路人的脸上
那里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面孔
和彼得堡的白夜一样没有谜底
被人抛开
世界隐蔽在某一页
忍隐的人逐个死灭
罪行永远不会被揭破
没有陀斯妥也夫斯基
也没有他的面孔
就象没有彼得堡和它坚硬的面包
而哈尔滨也象一个被人遗忘的谜
充满俄语和雪
和白俄的教堂
我们生活在伪善者的国度

2008 10 25

   1 
　　在当今，许多人都在谈论诗歌之死；然而，真正的死亡在于附和或相信类似言论。问题不是诗歌之死，而是在这个文化上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或是被死亡文化消费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
    
    2 
　　在此，我侧重谈谈与阿拉伯诗歌有关的问题。我把问题的形式变动一下，即：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诗？ 
　　无论诗歌在形式上、内容上如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总是与社会的语言相关，即在政治、宗教和文化层面上与社会的历史相关。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ommation）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阿拉伯政治实践所证实。因此，诗人应该超越政治的质疑，去作本体的（Ontologique）质疑。这正是“撄犯文化”的份内职责。 
　　因而，阿拉伯诗歌不能仅仅像兰波的那句名言那样“让感官错乱”（Dérèglement　des　sens），还应该让“大脑、思想和价值错乱”。这意味着，阿拉伯诗人的自我意识，关联着他对阿拉伯宗教、社会和文化现实及文明史的意识，尤其关联着其中与创新、因袭、自我与他者有关的一切。 

    3 
　　要进行这样的撄犯或撼动，其首要条件便是自由——批评、发现与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无休止的运动，不仅超越外部的界限，而且不停地超越自身：重新审视自我行为，在观念和行动上永远立足高远。 
　　因而，诗歌并不面向集体或大众，它在“他者”——即读者——的内部创造一个隐秘的“他者”，并与之对话。而那位“他者”，也在诗人的写作中寻找一个隐秘人与之对话。双方分享折磨的体验，相互交流知识的途径，以便克服、摆脱这种折磨。那么，个性，应该被理解为抗拒集体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亦即消费文化——的惟一方式。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个性都不意味着抗拒集体、大众和民族本身。相反，它包含着与之对话，激发其中撄犯的能量，即自由、革新与进步的能量，而非消费的能量。从这一角度而言，阿拉伯现代诗歌把自我理解为高高在上的个人主义，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误解与歪曲。如果我们意识到阿拉伯诗人受到宗教、政治和社会的限制，我们就会明白：坚持个性，就意味着坚持自由，挣脱束缚诗人、束缚他所属社会的一切桎梏。 
　　如果我们还能意识到：社会把思想强加给诗人，而不让诗人独立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不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诗歌，只不过是集体的声音，这集体不仅将诗人扼杀，而且扼杀一切个性，同时也扼杀了自身。 
　　就我而言，我在苏非神秘主义者中间，在诗人和思想家中间，在被抛弃、被边缘化的落难者中间，在抗拒者和革命者中间，找到了诸多追求个性自由的同道。由于这一原因，我对他们及其作品尤为关注。从他们那里，我懂得个性意味着双重超越：一方面超越社会的藩篱，一方面超越个人的孤芳自赏——尤其当你由于种种原因，沉溺于孤芳自赏的虚幻之时。因此，个性便是同时突破个体的有限和社会的障碍。个性告诉你：你不属于某一个时刻，一切时刻都属于你。这正是变革的深层意义。建立在变革原则上的个性，怎么会是中心主义呢？ 
　　俄耳浦斯，神秘主义者，与历史和社会的革命者相结合，这便构成了诗人的身份。这意味着一种看待人、生命和宇宙的全面观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诗歌即政治；“诗歌政治”或“政治的诗歌性”之类说法也由此而生。 
　　如果说我有属于自己的诗歌“轨道”，那么我的“轨道”并非封闭的自我圈子，而是整个阿拉伯历史，是阿拉伯文化的共同遗产。这是为了透彻认识阿拉伯文化，而后自如地从中走出，步入一个新的文化天际；在阿拉伯历史之内，利用阿拉伯历史自身的素材，重塑新的历史。我以不同于他人的眼光审视历史，以便看清被历史的多重厚幕遮蔽的现实。读者可以从我的许多诗篇中领会这一点。自诗集《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到长诗“伊斯梅尔”，到有关阿拉伯城市的那些诗篇，再到三卷本诗集《书》，以及此后的许多诗中，我都表达了这一主旨。 
　　譬如，在《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中，作为诗人的“我”与“他者”糅合为一，但这一“他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你”、“他”和“我们”，这一“他者”在不断更新、变化。这种糅合在《书》中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难以准确区分作为诗人的“我”和作为“他者”的“我”，或者区分阿多尼斯和阿拔斯朝的诗人穆太奈比，区分阿多尼斯和几千位被各种实践和理论屠宰的人物。因此，主体似乎成了汇聚所有群体的一个焦点，而并非某个个人的焦点。主体是社会中的创造性力量，它用诗歌的语言表达自我。这种语言必定是个体诗人的语言，但是以群体的形式呈现；或是群体的语言，但以个体的形式呈现。譬如，在爱情的体验中，恋人是双方或多人，在忧伤和其他体验中也是如此。作为诗人的“我”，预先熔融于作为社会的“我们”之中。然而，读者应该知道如何糅合及如何离析，如何一致又如何歧异。诗歌，既是政治又是艺术，既是道德又是忤逆，既是破坏又是建设。 
    
    4 
　　当今阿拉伯诗人面临的问题——或许也是全世界诗人在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为： 
　　1．阿拉伯社会如何摆脱视诗歌为诱惑与迷误的宗教观念？ 
　　2．如何摆脱视诗歌为歌颂、商品或消费的观念？ 
　　诱惑，按照柏拉图在谈论诗歌时的说法，教人把真理视为虚妄，把虚妄当作真理。这种说法并非旨在描述诗歌，而旨在将诗歌从“真理”的领地驱除。诗歌作为一种诱惑，把幻象当作真实，诗人不仅自己陷入谬误，还让读者身陷谬误。既然人应该远离谬误，那他就该规避可能造成谬误的一切，首先是规避诗歌。因此，在城邦或社会里，不应有诗歌的一席之地，而应驱之唯恐不远。 
　　过去，柏拉图借“理想”的权势驱逐诗歌。之后，人们借宗教的权势贬低诗歌。今天，又有一种权势——消费的权势，被人用来对付诗歌。这种权势希望诗歌变得庸俗，为所有人赏识，让大众把诗当作政治工具、消费工具或宗教工具。 
　　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不再致力于深化人们的体验，而只是生产商品。他不再为思想和探索开辟人性的、审美的天际，他的书写只是迎合大众消费和购物的欲望。对这种诗人而言，写作不是为了呼唤新的生活及新的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为了让生活本身也变成商品，变成交换商品的场所。 
　　我们面临的是三种情形：以诱惑人们背离柏拉图式理想为罪名驱逐诗歌，以误导人们偏离宗教正道为罪名驱逐诗歌，以代表传统文化和权势文化的大众之名义驱逐诗歌。 
　　我要说：在创作层面上，恰是这三种情形，确定了艺术、尤其是诗歌的独特性，使之能以独特的方式探求知识，理解世界和人性。恰恰如此，艺术的殿堂才得以屹立在大地之上。因此，艺术一开始便与一切营销、消费及政治化的行为对立，而这些行为，正是当今的主流文化制度竭力假借“理性”、“民众关切”、“普遍共性”、“大众”、“全球化”等名义，意欲推广、巩固的。 
　　艺术，尤其是诗歌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被逐”；创新者的价值，恰恰在于对“流亡地”的坚守。因为知识正是在这样的“流亡地”萌发，知识只有以“流亡”及对“流亡”的自觉为起点，才会趋向完善，并获得人道的、普世的价值。 
　　何况，艺术不仅属于灵魂，而且属于肉体。艺术与肉体相伴，体验着它的秉性、境遇与起伏变化：欢乐、忧伤、痛苦、欲望、狂暴、宁静、温情、爱恋、憎恨、失望、希望……因而，艺术迥异于柏拉图的哲学世界、先知的宗教世界及技术的工业世界。当我们谈起艺术，我们首先指的是各种形式、各个层面上的撄犯之力。这种撄犯发端于人内心最深刻、最广博的冲动：即创造的意志，摆脱一切压制和强权的意志，保持青春的永恒愿望。 

    5 
　　在消费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中，我们可以说：广告便是消费品的“诗人”。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为广告作了一个或许堪称最佳的定义：“它毫无深度，快速迅捷，却很快被人遗忘；它是表面形式的胜利，其意义为零。”他还说：“广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人类活动当前的一切形式，都趋同于广告。在类似广告的形式中，一切有独特价值的内容都被摒弃了。” 

    6 
　　如此，仿佛广告推销、经营的不仅是商品，而且还有文学和艺术。这正是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20世纪各种形式和层面的革命之所作所为。 
　　推而广之，譬如说，过分强调散文诗的独特性，以为它超越、废止并取代了格律诗，不也是某种程度的广告吗？ 
　　相反亦然：将散文诗拒之门外，认为只有格律诗才算得上诗歌，不也是另一种广告吗？ 

    7 
　　广告追求的是成功，亦即流行。广告便是大众。于是，艺术与诗歌的成功，便取决于作品是否与盛行于大众的观念或情感相联系，取决于作品是否能够流行。于是，以爱国、宗教或性为题材的作品，就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它比批判、剖析、质疑的作品更易流行。 
　　然而问题是：假如创作是对真理的探寻，那么真理何在？真理的价值，到底在于和大众契合、媾和？还是恰恰相反，在于歧异与疏离？ 
　　这个问题，也向我们强调：诗歌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撄犯的能量。 
　　或许，我们还能从这个问题中发现诗歌翻译更深刻的意义：致力于走出消费的全球化，而步入撄犯者的疆域。

    1972年年初，我把刚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此后我再也没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我想借助这一往事，请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回溯源头，寻找汉语诗歌当年的困境。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时既不知道前有“九叶派”，也不知道后有“第三代”。或许正是由于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系列诗歌事件发生了。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从此时此地回首，进入视野的先是五四运动——新诗诞生的地平线，背后是源自《诗经》由民族苦难与审美经验共筑的三千年的连绵山脉，四周是人类众多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诗歌群峰。如果说九十年前新诗还处在地平线上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人世沧桑，众声喧哗。一个民间诗歌奖或许有多重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时光流逝中造成停顿——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一个人二十岁的骄傲和六十岁的悲观，或许是一种平衡，在彼此观照中获得某种悲喜剧效果。

街道上走过的人

又重新走回来

回到自己被胶带捆绑的身体里面

海水的响声

近乎抽象般的没有特征

也像无调性的音乐

和婴儿闪电般的抽搐

重新开始。

不过是伪证

那刚刚打开的门的世界后面

无数个交错的管道在海水里消失

有一只手从海上升起

有一只麻袋被打开

蒙在了一个五官突出的人失血的脸上

海又一次漫过那不能被抚摸的绝育的婴儿的思想

2009-8-17 

我们

被黑暗控制的人

坐着,

头上的空间和正在建筑的楼群相勾连

阴影幢幢

承受着酸雨和隐去的闪电的指示

在意识的表格里显示着倒置的阴影。

我们被虚无包围, 虐待,

两个无头的人搅在一起

形容枯槁

何以与人或自己格斗?

和影子格斗?

我们吞噬者,

对词和欲望的研究,

使我们神清气爽,

开始进行白昼光明四射的工作

辐射夜晚的墙角

那一堆堆正在膨胀的臃肿的词

和人群散尽后灯影错乱的泡沫,

下水道里散发着泔水和尿的气味

我们咳嗽着,

用脚踹着街边生锈的圆形铁筒

走过肮脏的晃动的木制楼梯

街灯下延伸着颠簸的道路和扭曲的夜

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一个简陋到没有门牌的地方

那逼笃之地

头顶上晃动的灯

在被石子击碎的瞬间

映着灯绳

暴露了墙皮剥落的残迹

犹如自然的痕迹

烟雾在肺里不停消失

却留在蓝色的照片上

墙角堆满了掐灭了的烟头

我们和贫穷较量

并围绕着自己的影子跳舞

我们战斗者

以自由变化的俯身的姿态

进入并穿过每一个卑微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