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用一个最恶俗的句式来表现某种现象：网上骂余杰的帖子，“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某些人的眼里，是容不下“余杰”这个名字的，只要看到该名字出现，本能的露出牙齿，在狂咬一气后，还要细细的品尝每根骨头，直到在骨头中咂摸出余杰骨头里美圆、青春痘等怪味后，才算没白张一次嘴。
到底这余杰与这些网友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让某些人条件反射到如此地步？看了半天，也没梳理出多少罪状来。基本就是几句车轱辘话：煽情、拿美圆、骂了国人的老祖宗等。最为人诟病的、一切的根源好象是在9.11的时候，余杰说了一句：今夜，我是美国人。
如果从上述的理由看，余杰最大的罪过就是戳了某些“民族自尊心”超级发达的人的肺管子，以至
“北大怪才”余杰在其第一部著作《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里写过一篇“我来剥钱穆的皮”的文章，对国学大师钱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缺席审判，行文老辣，帽子一顶接一顶地压将下来，且有“奴才”等谩骂之称谓，让人觉得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罪大恶极，已成“牛鬼蛇神”也，非批不可。
初读余杰，让“剥皮之文”吓了一跳，在《火与冰》一书里可以找出一大串被余杰任意品评、妄下断语的知识分子，汉学在余杰的眼里是文字垃圾，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在三百年内前赴后继、拼死以争。“因人废言，因言废人”在《火与冰》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余杰借《火与冰》的写作，想举起一把钝刀砍向传统，砍向专制，以证明自己的力量，结果却砍在了历经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后来又读到
这次我办《壹刊》，就是办“一”个人的刊，办一个“人”的刊。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将自己塑造为强大的公民，不降为乱世中的墙头草，不降为屠刀下的胆小鬼。我是人，我们都是人，古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说“我自己就是历史”。那个强大得过分强大的“国家”不是我的追求，我所爱的“国家”，是人有人的意志、人有人的尊严、人有人的幸福、人有人的权利之国家。我不要强大得可以弱民、寡民、削民、镇民、吓民、驯民的国家，我要弱小得可以让公民不必畏惧、不必恐慌、不必撒谎、不必逃避、不必沉默、不必无辜受刑、不必自阉良知的国家。《壹刊》是给人看的，不是给国家看的。国家是长在心里的，不是挂在嘴边的。我尊敬你，并不是因为我怕你。倘若你认为你能够给我制造恐怖，
仰望数千年的黑暗天空，划破这般沉寂的，是太阳的光辉，是月色的皎洁，是星晨的闪亮，是你和我这样极普通、极寻常、极无权、极无势的人所行走的“一滴一滴，滴成血色的道路”。这样的人，常在乱世里为“念想”而活着，为他人的快乐而快乐，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有时，我们将这种“念想”称为理想，称为主义，称为信念，甚至称为“生活”本身。个体在中国传统里，总是被压榨、挤兑、钳制、捆绑得最厉害的角色。没有个体，没有具体的你，没有具体的我，没有完完全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活着、笑着、哭着、奋斗着。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历史，镇止民心，防民甚于防川，天下一统。在那恐怖与洗脑之外，更多的是自我束缚、自我恐惧、自我麻醉、自我冷漠。无数人批判着“中国人”的劣根，无数人指控着“中国人”的麻木，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亦如此。这是个自己加诸沉重于自身的民族，越悲剧的、越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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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新鲜的“服务项目”，立刻火爆蓉城。当今时代，喜欢尝新鲜的人不少。人们发现，这间“真人秀”发泄屋的老板名叫阳桥，是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据阳桥介绍，络绎不绝的“顾客”以心情压抑的年轻人为主。而在店里服务的“真人”名叫赵亮，是一个更年轻的、只有二十岁的小伙子。赵亮刚从吉林某体育学校毕业，看上去体格健壮、敦厚老实。阳桥介绍说，赵亮从小就苦练了散打和跆拳道等项目，依照他的功
| 分类：驳余派 |
但余杰成为基督徒到国外去发展不仅仅有他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在国内的境遇不好，看不到发展的希望。从这一点来说，余杰成为基督徒，远走美国，是必然也是偶然。
| 分类：余的文章 |
王小波走了整整十年了。十年，多么短暂，又多么漫长的时间。我刚刚接到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当年她在编辑我的一本书的时候，便不停地向年仅七岁的女儿讲述北大的故事。果然，女儿迷上了北大，发誓要考取北大。如今，她的女儿终于考上了北大。从七岁的小女孩到意气风发的北大学子，这就是十年的光阴。
王小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正是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刚刚出版的时候。聪明的书商硬要在《火与冰》的封面打上“北大的第二
| 分类：余的文章 |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Geome orell），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打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股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臾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入，各领风骚。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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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穷书生”余杰应邀来到郑州，签售其新著《香草山》和《压伤的芦苇》两本书。在他下榻的酒店房间，他向记者讲述了他这段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要富于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如果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了.
那是1999年6月初的一天,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余杰忽然收到一封来自南方的特快专递,信封上留着一个香港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宁萱?余杰脑海中一片茫然:南方的朋友中并没有叫宁萱的人,一般读者的来信也很少用特快专递的。好奇心使他立刻撕开封口,里面是一页薄薄的公司便签,字迹纤秀而清丽,一眼就能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他读下去,渐渐地,心灵深处那最柔软的一部分有被触动的感觉--这封信像一枚石子,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心。
余杰:
当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侵略罪行之后，中国政府仅仅发表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声明”，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乃至比外交部更高的权力机构，几乎都是由亲日派所主持的，他们当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搔首弄姿。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举行全民公决的前提下，悍然“代表”中国人民宣布：放弃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而今，中国政府却像乞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日本施舍的日元贷款——为了这点贷款，钓鱼岛也可以不要了。
对于日本的教科书事件，韩国的反应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4月9日，韩国采取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大使将暂时呆在国内讨论教科书问题”。韩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指出，日本的教科书是“事关韩日关系基础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韩国政府要求日本纠正被歪曲的史实，为达到此目的，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