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晋江，小县城，却有一处民航机场，足见其经济发达程度。其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晋江具有地标意义－－私人资本最早复苏的地方，迄今，这里仍是许多国际品牌的大本营。

    到博鳌，住酒店，主人告知：“小布什刚走，他住总统套，接待规格仍然最高，尽管已经卸任。”

　　著名的万泉河就在不远，问酒店园丁：“河水为什么那么混呢？”他说：“刚刚下过雨嘛，平时河水可清澈见底，而且呈蓝色。”这位渔民人家的小伙子讲，一次他摆船游万泉河，偶遇一群鱼儿在船尾欢腾，有生以来他头一次看到这种情景。

    与海南有关的历史名人分两种，一为出岛，一为入岛，前者如海瑞，后者如苏轼。如果把这二位比作农村大学生的话，那么海瑞就如同考学进城，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苏轼就如同回乡务农，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其实被贬的苏轼也想过出岛，可转念又想：“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谁不在岛者？”

    太原简称“并”，我总觉得这跟饼有关。呵呵。

    下午游晋祠，遭导游大嫂围追堵截，无奈，我告诉她们：“我想进去上趟厕所。”

    非常惊异圣母殿躲过文革浩劫，大概那时或更早，这里是许多人心灵的家，而非现在仅是供人观赏的房子。房子，花钱能买；家，给钱不卖。

    中国社会崇尚阴柔。老话讲“一辈好媳妇，十代好子孙”，女性实际上传承着一个民族道德的血脉。

    晋祠附近的祠堂如此密集，而祠堂最能反映人文精神。中国人表面上信仰多神，实质上只崇拜一神，即祖先。然而，现在的人们多数已不记得曾祖的名字，这很正常，因为宗法社会渐行渐远。

　　昨天，买到上海三联书店影印版的《红楼梦新证》，自从“大一”时粗读之后，十数年间竟寻它不着，近年“红学”大热，想来它总该再现了吧，果然。

　　《红楼梦新证》乃周汝昌二十几岁时所著，实实少年才俊！周说，机缘使他有幸得到《红楼梦》研究最核心的资料，包括胡适借给他的《红楼梦》早期手抄本，又找到据信是曹雪芹家族的材料，之后在批判胡适“红学”观点的基础上创建了周氏“红学”。

　　周汝昌坚信《红楼梦》的“自传说”，即不但小说故事“实有是事”，小说人物也与生活原型一一对应。以致于在《红楼梦新证》中，贾宝玉和曹雪芹可以互称，甚至以小说人物推导出并无材料支持的生活原型。周氏“红学”似乎遵循着“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逻辑：既然《史记》看起来都像小说，那么小说《红楼梦》怎么就不可能是一部历史呢？

　　此时说文怀沙，野马很不厚道。不过，我这“马厩”往来皆白丁，街谈巷议无伤大雅。

　　六年前，身为某伪文化电视栏目伪记者的野马采访某文化活动,当时仅做简讯报道的该活动后来被郑重写进文怀沙年谱－－网上查到的－－“月照上人书画暨藏品义卖展”新闻发布会。嘉宾文怀沙高谈阔论，吾辈小子如闻梵音佛乐。野马只记得文讲到，他的一位收藏家朋友曾拿一把状元纸扇向他炫耀，文不屑：“状元纸扇何足道哉？”，对方遂打开一木箱，文大惊，箱里竟装有历代状元的纸扇。

　　此后无缘再见文怀沙，据说有女同行曾约访，文问曰：“是美女否？”同行道：“还算端正。”文大悦：“美女来访不限时。”野马自惭形秽，对风流名士敬而远之罢。倒是那个月照上人常有邀请函寄我，只不过地址的“国际中心”总被其写成“诡计中心”，留下个笑柄。

　　此类“名士”多喜出惊人语，喜攀附权贵，喜混淆视听，而已。此番大浪何以能淘“沙”？盖中国正从精英社会转向平民社会。而向来，平民眼中揉不得沙子。

　　在旧书摊上购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一书，说说。

　　书名中的四人被称之为“四人帮”，此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他们的排序还是“王、张、江、姚”，以职务高低为序，几年后改为“江、张、王、姚”，以影响力为序，仅就这一点来看，人们对“四人帮”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而本书可以视为这一认识的起点。

　　近日去辽宁本溪办事，抽空走访了溪湖区的两处寺院。我相信，无论佛教信众还是伊斯兰教信众，信仰大都是纯洁的，但作为专职宗教人士的和尚和阿訇也要穿衣吃饭。其间的“舍”与“得”很值得一说。

　　藏龙寺，始建于一九二一年。寺外砖石杂陈，想是将要维修。几位僧人在诵经。天王殿前立一黑板，上写：“皈依２０元，五戒３０元，供如意斋５０元（多者不限），《阿弥弥经》主办８００元，牌位５０元，《瑜伽焰口》主办１５００元，大随喜５００元，往生牌位加吉祥禄位一年１００元，升疏２０元。”

　　皈依，现称“方便皈依”，有一些仪式，估计还发证；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要求够低了，但一辈子不破戒似乎不可能；供如意斋，即施主给寺院僧众斋饭钱，《金刚经》第一段就讲给孤独长者给释伽牟尼及信众供斋；随喜，见人积德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