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城遭遇土匪

这篇文字是孔繁任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说一说我们在韩城的印象深刻的难以忘怀的曾经遭遇。本来是想逃掉这篇作业的，好偷个懒，今天上了孔老师的博客一看，他在上面写道：“狒狒，你的留言我都看见，期待你的文章。”

你说，我能不老老实实地把作业完成、明天上课了交上吗？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大概是98年或者99年？应该是奇正咨询公司搬到新买的银桂别墅办公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吧，那时候奇正在业内的知名度正成上升趋势，也由于孔老师出版的那本《一个企划人的独白》热销的原因，加上他被评为“中国十大策划人”的耀眼光环，来邀请孔老师去讲课的机构和单位层出不穷。公司的同事们可忙坏了，一边要研究新接项目，一边还要考虑如何向对方要个好价格，说白了就是如何出卖孔繁任先生，呵呵。

在很多邀请函中，老孔偏偏挑了韩城的一个什么文化公司主办的讲座，并且不惜违反公司的规定，和对方签署了合同，答应对方先付报酬的一半为定金，到达韩城后立刻支付另外的一半。按公司的守则，必须对方全额付款，我们才能行动的。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规矩，是因为以往不止一次遇到过不守信用的甲方，什么事情都做完了，也就意味着你就甭想拿到甲方的另一半尾款了。我们为此还套用了一句邓丽君的歌词“尾款：一等就是一年多”。

暗地里猜想：可能是老孔比较支持老区的经济建设吧。不过，如果不去韩城，我们就与土匪失之交臂了，你也就看不到这篇文字了。

韩城是个古老的城市（历史上必定出过不少著名的土匪），大概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位于陕西省东部，渭南地区东北隅，距省城西安230公里。韩城还是司马迁的故乡呢，孔子的弟子子夏曾经到韩城来办过学，所以民重耕读，历史上出过不少进士，还有状元、宰相等。现在的韩城以煤炭、钢铁工业经济为主，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商业并不发达，古迹、博物馆等旅游业倒渐渐兴旺起来了。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西安机场，然后坐车到韩城，已经是晚上了。文化公司的总经理老韩（化名，我忘记他的姓名了）热情地为我们接风，喝了点酒。我现在还有点印象，这个老韩是个典型的陕西汉子，胖胖的，一脸的中土人的憨厚相，孔老师长、孔老师短的，非常恭敬，让人对他颇有好感。散了席后老韩一行在我们下榻的宾馆聊了好一会儿，告辞了。我送老韩出门，顺便问另一半款子的事情。老韩连连说，明天就给，明天就给。我看着他一脸的诚恳，还能说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老韩一行好多人就来接我们去演讲厅，是一个很高的很老式的大礼堂，印象中应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修造并且用来搞群众运动的礼堂，我老家就有差不多样子的一座，后来拆了。礼堂正门外面挂着一个横幅，白地红字：“欢迎中国十大策划人孔繁任教授……”，后面的字忘了，大概是“莅临指导”之类的字吧。

走进礼堂，看到满满地坐着好几百人，正焦急地等待着呢。居然在这么闭塞的地方也会有如此多的人来听课，可见孔繁任的名声在外啊，也可见这个老韩组织地也不错。我在台下找了个座位听课，一边也观察观察听众的反应。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席台上的老孔对着麦克风开始娓娓道来……

上午的演讲完了后，有政府部门的干部陪我们吃饭，现在我也忘了是什么级别的官。看来这个老韩路子挺熟、人缘挺广的。老孔下午还有三个小时的演讲，饭后就赶紧想休息了。老韩和一个助手陪我们到宾馆房间，我当面问起款子的事，他却脱口而出：另外的一半还没拿到，你们就已经回去了……

我听到这样的话几乎晕过去，说不出话来，老孔却很镇静，没有说什么，转移了话题。这明摆着碰到了个骗子，还是“光明正大”的骗子，怎么办呢？老孔叫了我，我才回过神来，我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我说，看来他想赖帐啊，您下午的演讲就取消了吧。老孔却说：演讲还是要去的，这么多人等着呢；如果不去，损坏的是我们的名誉，而不是他的；你也要盯着他，一直盯着他。

下午演讲完后，离开饭的时间还长，我打电话给老韩，问他什么时候给钱，他还是一番支吾的推辞，说什么送了很多票出去，买票的没几个人，这次讲座没有赚钱啦，还亏损了什么的等等。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由老孔出面，我约他到房间里，老孔直接问他。

老韩依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找出一大堆理由，但都被老孔一一推翻后，没有话说了，但只是脸上堆着笑容，就是不答应给余款，那种表情非常令人憎恶，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最后还是老孔打破僵局，说你如果不给的话也可以，晚饭你不是约了副市长来么，我是韩城的人邀请来的，所以也向韩城的最高长官要这笔钱，你认为如何？

这时，他才惊慌了，说这种小事没有必要告诉市长啊，否则以后我在韩城怎么混啊，我肯定给你的，现在就叫我助手去拿。说完他气鼓鼓地走了。我对老孔说，酱还是老的辣啊，这次他肯定会给钱了。

我以为这次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结果几个小时后，老韩来接我们去跟市长吃饭了，还是没有拿钱来。我盯着他问，他不理我，赶紧陪到市长大人身边去了。席上，老孔和市长很投缘，谈天说地的非常尽兴，而老韩倒陪在一边搭不上话。我想，老孔会不会真的跟市长提起这件事呢，如果提起，市长肯定挂不下这个面子，我们的钱一分不会少，老韩以后在韩城的“事业”也算玩完了。

直到酒席结束，老孔都没有提起此事。我心中很诧异，但没有机会单独问老孔。

晚饭后还有与企业领导人的见面会，有点象记者招待会的形式，由企业提问，老孔当场回答问题。这一天的行程被安排地满满的，用行话来说就是：把你用地足足的。躲过了市长这一关，我觉得我们手里已经没有什么牌好出了，他就更加不可能给余款了。唯一的最后一张牌就是不去见面会了，我们马上赶到西安，让那些付了钱的企业找老韩算帐去吧。老孔疲惫地笑了笑，对我说：都已经这个份上了，就走完这最后的一段路吧。

经历一整天的讲课和晚上2个小时的见面会，老孔的嗓子沙哑了。我们回到宾馆里，我继续找老韩，但是他的手机一直都关着。大概将近晚上11点钟，我们公司其他项目组的成员到了韩城，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和孔老师一起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得连夜赶到西安，另外的一个项目需要我过去；临走前，我将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同事周蓉小姐，一个很厉害的客户经理，人称“三娘”；催款的事，也许她出面会更有效果吧。

后来我回到公司，老孔他们也回来了，问起韩城的款子，说没有拿到余款。直到今天，7、8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拿回。

现在想想：如果老孔没有因为拿不到钱而“罢演”，是由于他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有机会不向市长陈述而讨回个公道呢？这个有点令人纳闷。不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问他，时间长了也懒得提起，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也许老孔不想令大家很难堪、很尴尬，也许这是对贫穷老区的一种曲线支援……，也许就为了今天让我来写篇回忆文字，哈哈。

这只能是老孔，不，孔老师才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