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8日，文化部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网络游戏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第46号文件，决定加强网络游戏产品内容的跟踪监管，要求各个社交网络中的“偷菜”游戏改名。如今在开心农场、QQ农场等网站，“偷菜”不能叫“偷菜”，但可以叫“采摘”；以前偷过别人的东西，再偷时，会跳出“已偷过，做人要厚道”的话语，现在变成了“已采摘过，做人要厚道”。
    这则近似愚人节玩笑的新闻，令我想起赵本山小品里的一句话：“你太有才了！”如此高招，非“文化人”想不出来。
    古人云：“其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对于名分最是认真，所以忌讳特别多，看到“奸”字就满脑子古怪，看到“偷”字就想起梁上君子，吃醋不说吃醋而说“吃忌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反过来，蝙蝠模样丑陋，却可以刻在门柱上、挂在厅堂里，只因为这个不禽不兽的家伙与“福”谐音。“偷菜”改“采摘”也一样，“文化人”大概是担心人们在虚拟世界里大偷而特偷，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最终把“偷”落实到现实生活里，把自己修炼成货真价实的梁上君子，于是必欲改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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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大招风，端的不假。近日，余秋雨受南京中山陵园林管理处邀请为钟山风景区“整治纪念碑”撰写碑文。余秋雨的碑文一经媒体刊登，即引起一片哗然，被指为“紫金山最令人作呕的一景”。
    莫非真的是文人相轻么？莫非真的是树大招风么？仔细研究余大师的碑文，发现还真不单单是网友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余秋雨及其自诩为“烟霞满纸”的“大作”。
    碑记、墓志之类最为难写，因为除了言简意赅地概括基本情况外，还需提炼、生发出精神意蕴，启人心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堪称此中翘楚，作者不仅精彩地描写了站在岳阳楼上看到的瑰丽风光，更提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千年以降，犹使人感叹不已。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碑铭中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寥寥数语，气势雄浑，振聋发聩。
    余秋雨自然不能与上述二位相比，但至少应该具备起码的精神意蕴，可惜没有。他在碑文中写道：“此地（指钟山）山雄水碧，古迹连绵，徜徉其间，步步皆是六朝熏风，南唐遗韵；

    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11月30日揭晓结果，依旧公布的是前25位作家名单以及版税，“童话大王”郑渊洁以2000万元的年收入成为作家首富，两届魁首郭敬明以1700万元的年收入屈居第二，另外还有杨红樱、安意如、韩寒、刘震云、王蒙、钱文忠、于丹等。（11月30日由《长江商报》）
    面对这个榜单，我想起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著名的《双城记》中说过的一段著名的话：“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单就文学来说，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至少这个榜单庶几近之。
    一般的理解，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与“阿堵物”自我绝缘的，作家似乎只能是精神的导师、不食人家烟火的天使，对他们来说，道德的标高比吃饭更重要，所以我们常常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作家们的发财致富，生怕他们吃得脑满肠肥之后忘记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崇高使命。这其实是一场

    媒体11月23日报道，国家发改委、卫生部、人保部联合发布《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在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临床诊疗、护理、手术以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同时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也就是“提高诊费，降低药价”。
    很明显，此举的目的是降低药品价格和大型设备的检查费用，尊重医务人员的诊疗技术和劳动服务，改变“以药养医”的恶性循环，终结“看病贵”的怪圈。初衷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能否奏效，暂且存疑。公众最大的担心是，改来改去，药价“涛声依旧”，医费却一飞冲天，“聋子没治好又治出个哑巴”，医改堕入越治理负担越重的“黄宗羲陷阱”。
    降低药品价格不必说了，近几年有关部门多次实施过，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降价药品或悄然消失、釜底抽薪，或改名换姓、改头换面，药厂、药店、医院几番“躲猫猫”下来，药品价格真正降了几何呢？再说诊疗费，病家往往手持收费单如坠五里雾里。在一些医疗机构，“望闻问切”早已弃之如敝屣，“看”病全靠大型医

    北大将在自主招生中尝试“中学校长推荐制”，消息一经报道就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校长推荐制将导致不公。近日，北大又公布了全国39所获得“校长实名推荐”资质的中学及校长名单，此举不仅没有平息质疑，反而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质疑之声又起：为什么是这39所，而且多集中于城市？39所中学之外的学生以及广大的农家子弟怎么办？
    其实仔细分析北大的方案就可以知道，校长推荐在招生中所占的分量很小，被推荐的学生只是获得了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尚须闯过笔试、面试等考察，才能“鱼跃龙门”；而且最终经校长推荐登顶北大的学生，在整个招生规模中所占数量极其有限。即使如此，它仍受到如此强烈的质疑，其根源乃是公众对社会诚信体系的普遍失望。
    理性地说，漫漫人生路，高考不过是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而已，它不能绝对地决定人生的成败。但高考一直被视为社会公平的底线，其原因颇耐人寻味，那就是只有在这道门槛面前，所有的考生才会不分贫富贵贱，齐刷刷地站在一起去竞争。在公众看来，那张一清二白的考卷、那个凝聚着十几年寒窗之苦的分数是冷酷的也是公正的

    假如时光倒退100多年，在保定古城的中心地带、地势高畅之处，坐落着一座威严宏伟的衙署，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府、县衙署分布四周，督标四营（直属部队）布于城内及四郊，共同形成拱卫之势，南面则是风景秀丽的古莲花池和莲池书院。这座衙署就是闻名全国的直隶总督署。如今，站在古柏森森的院内，犹能想见当年文书律令往来不绝的光景。

直隶总督有多大
    “总督”一词，最早出现于汉、魏时期，属督率士卒的武职。从明朝开始，“总督”才成为朝廷派出的官职。明政府最初派出的总督大多是到边

读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著，长篇小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2008年11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一口气读完了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心中涌起一股难以释怀的忧伤和惆怅。
    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年近90岁的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之口，讲述了被称为“使鹿部落”的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和失却栖息地的悲苦心境。有人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篇史诗，其实它更像一部抒情诗，迟子建用富有诗意又收敛的文笔为鄂温克人唱出一首苍凉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