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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个切关每个人当下生活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带来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它已成为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近日,记者就“全球化”以及相关问题采访了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访问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先生,相信他的观点必能为国内学界带来启发。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这次在北京大学所做系列讲演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普世主义及其不满”。看来,您非常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的问题。能否请您简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张旭东(以下简称张):“全球化”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发展,人们切实感到世界在缩小,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如果简单地把“全球化”就理解为“大同”加“多元”,理解为汽车降价、看好莱坞大片,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参与“全球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从被动者角度,人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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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我此前不知道朱光潜与梁宗岱的这场争论。
“Sublime”概念的含义我们在课上讨论过,这里不重复了。只想提一下它与“美”的概念的历史关系。同“sublime”相比,“美”是一个非常布尔乔亚的概念,指的是室内的、私人的、令人愉快的、精巧的,等等;就是说,“美”的概念预设或要求某种经济、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妥帖与和谐。这种和谐在近代是同市民阶级的出现分不开的。而“sublime”则把人从社会、法律、心理、以及“艺术”的自给自足状态中退出来,置放于某种阔大、豪放、深沉、神秘、甚至恐怖的情景中。这时那个安稳的审美主体和审美主体面对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一种无边无际的存在的异己性和震撼。这是布尔乔亚世界的边界,理性的边界,在这里,形式快要崩溃或已经崩溃了,干脆说,人已经来不及想什么形式问题,被一种无形式的景象压倒了。
由此可见,“sublime”概念在当代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意义在于它指出了布尔乔亚或“现代”主体性的有限性,因而在“审美”的领域,为现代社会体验和想象它之前、之后、之外的存在,保留了一条通道。这就是阿多诺一再强调的对“主观性”的克服和超越(虽然阿多诺本人的口味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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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以后,或者说俄国革命以后,他们……?维埃建设……?大部分是支持十月革命的。他们以为十月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既然是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克服,自然而然地就觉得肯定会使得人性里艺术的成分进一步发扬光大。可是后来却发现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非常让人失望,就觉得他们怎么会钳制艺术钳制得这么厉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生重要事业却需要精神的紧张”。(6页)在精神的紧张,社会的紧张,政治制度的紧张面前,也可能就会觉得美的问题是相对次要的,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么在当代中国,同样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代中国可能某种意义上确实还需要一种全社会的紧张,发展经济、改善投资环境、基本教育的普及,等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农村的扫盲,帮助孩子读完初中,可能确实比培养出几个能拿诺贝尔奖的人更重要。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但是,这样一来可能艺术家、美学家就要失望了。艺术相对于人生重要事业,是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生活本身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一种所谓的审美状态。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应付一些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都是迫在眉睫、一定要去干的,那么艺术是不是一种“多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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