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s of the Frankish Kingdom-Western Church’s Alliance in Carolus Dynasty

摘要：

加洛林王朝与罗马教皇间逐渐缔结联盟关系的本质是互惠共赢的。这其中，文化上　　　落后法兰克人需要能够驾驭新帝国的智力帮助；政治上，新帝国的大封建主阶级以封建王权取代了蛮族氏族血缘王权并要求到神权的确认；卜尼法斯的传教活动树立了教皇的至高权威并密切了罗马教会与法兰克王国的联系。上述这些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教联盟的若干原因。

关键词：加洛林王朝　墨洛温王朝 罗马教会　政教联盟　

一

加洛林王朝时期实现政教联盟的前提是使法兰克人信仰基督教，这一过程从公元496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就已开始，并随之往后开辟了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逐渐缔结联盟的道路。墨洛温王朝被 “矮子”丕平所建立起的加洛林王朝取代后，法兰克王国同罗马教会的联盟逐渐形成。以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文化上落后法兰克人需要能够驾驭新帝国所需的智力支持。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各支日耳曼蛮族入侵者在帝国故土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蛮族王国，随后墨洛温家族通过征战建立了法兰克王国。粗鄙愚钝的日耳曼乡巴佬们面对帝国文明遗迹的昔日荣光顿时目瞪口呆，陷入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失重状态。原始落后的日耳曼各民族缺少自己的文化历史，在高卢，仅以区区十万人的法兰克人去统治在人口数量、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和文化水平都比自己占优势的地区，靠武力压服不是长久之计，但靠自身部落的原则来统治欧洲则又显得力不足。于罗马帝国灭亡后保全的基督教会则顺理成章的成了法兰克人争取的对象。

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会对保存古典文化火种和恢复文明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和社会组织结构被破坏，一大批曾在帝国任职的学者与教士在蛮族军事部落原则建立的王国中毫无用途，因此纷纷进入修道院。而克洛维要统治法兰克王国必须求助于教会中的才识之士。另一方面，教会拥有大量的田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样,“由于教会的力量、权势与作用，使日耳曼统治者感到需要和加以利用、甚至依靠；基督教会也因西罗马的灭亡、失去了世俗政权的支柱，希望找到新的世俗政权的支持，所以两者一拍即合”1。

作为法兰克人与罗马教会建立联盟的基石，“王国的缔造者克洛维在所有蛮族入侵者中率先带领他的部族皈依了西方正统的基督教，从而使他和他的继承人的统治对于信奉基督教的罗马­­——高卢人民来说具有了无庸置疑的合法性”。2这样法兰克王国也就避免了像东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那样因宗教的分歧而导致灭亡。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时期，统治者们都以迫使异教徒改宗的口号进行征服战争，但“由于都是天主教徒，他们（法兰克王国）还有着汇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由此可见，法兰克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由种族成分会合起来的社会，不像在其他日耳曼王国内，是由不同而又敌对的成分结合起来的社会”3。因此，皈依基督教又促成了王国内部的认同。在行政管理上，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都广泛任用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教士阶层，因此对维护王国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说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中的基本态势是学习的话，那么在日耳曼西方的基本态势就是教导别人，它传授给日耳曼人的正式他过去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东西”4。

法兰克王国同基督教的联盟起步于墨洛温王朝时期，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后更加加强了同罗马教会的合作。究其原因，代表先进文化和智力水平的基督教会能够适应巩固新帝国封建制度的需要，并为统治和管理帝国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与神性上的权威。

二

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标志着氏族血缘王权被封建王权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上升的大封建主阶级为了树立其作为王国继承人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与罗马教会结成联盟成为首选方式。

墨洛温王朝时期，蛮族法兰克人身上所带有的用氏族血亲关系维系的部落制度依旧影响着克洛维及其子孙们对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方式。因此，依照部落习惯法将王国土地分割成小块在诸子中分配，或是以“赠予”的形式作为报酬其臣属的手段，是王国王室的基本行政制度。然而，“墨洛温朝诸王会以土地赠与来报酬他们官吏的服务，而后来贵族地主就会领悟到下列实事：王室服务可以提供有利可图的职业；而且一个懦弱的或年幼的国王可被哄骗或威吓从王室领地内无条件的搬出赐给他的宠臣。因为男爵、宫廷官吏和军队指挥是以恩赐土地来维持的，自然而然这些行政官吏就会成为地主阶级”5。

从“行政官吏”变为“地主阶级”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氏族血亲因争夺继承权，通过拉拢支持者，实现土地所有权大规模转移的历史过程。大地主依靠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染指诸王的内讧，攫取统治权。6世纪末、7世纪初，在法兰克形成了以东部传统地区的奥斯特拉西亚家族和以卢瓦河以北新征服地区的纽斯特里亚家族为首的两大地主集团。他们以宫相之职掌握着王室的大权。“王宫就是国家；谁在国王宫廷中势力最大，谁在法兰克王国中势力就大。由于这种情况的结果，613年时，地主贵族，采取是贵族领袖兰登.丕平永久占取宫相职位的办法，获得了王国的控制权”。6

大封建主阶级在法兰克王国中占统治地位以宫相丕平的掌权为标志。但新权利的基础是封建大土地占有制，这要求以封地所产生的义务来建立封建关系，从而彻底颠覆掉墨洛温时期的血缘氏族的土地赏赐制度。宫相丕平虽已获得了王国的权利，但要废黜墨洛温王朝国王并自立为王，这其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只有通过教会力量来确认。

掌握了法兰克统治大权的丕平在夺取王位前派遣特使前往罗马觐见教皇，询问一个没有实权的国王是否有利于法兰克王国，并将教皇的否定回答作为最高仲裁，强迫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希尔德三世退位。751年苏瓦松的贵族大会上，卜尼法斯为丕平涂抹圣油并加冕国王；754年教皇斯提芬二世因伦巴德入侵前往法兰克境内的圣莫里斯修道院避难受到了丕平的礼遇，并亲自对丕平进行了第二次加冕。在这一天，教皇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国王，违者褫夺神职，并逐出教门。这样就产生了‘神授’的王权。从此，国王就受基督教徒的上帝保护，加冕礼使他不可侵犯。加洛林王朝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7。

这样，在政治上，新的封建土地分配方式取代了蛮族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土地赏赐，加洛林王朝地位的合法性和罗马教会的权威性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共同得到加强。

三

丕平寻求同罗马教皇的合作反映出罗马教会实力在当时的崛起，“可是，切勿认为，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代，特别是高卢，这个优势像是一种真正的权威，一种统治的形式。不，在七世纪末，它（教皇权力）正在急剧的衰落”8。墨洛温王朝后期，由于盛行的大量骚乱所造成的土地大量转移，加剧了法兰克王国的不稳定性。高卢主教集团成为法兰克王室的附庸并在私有教会制度中不断实现封建化。由于贵族政治原则在这一时期的主导地位，对高卢——法兰克教会的控制权已经属于主教集团。罗马教皇的影响力一落千丈。这样一来，重塑罗马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权威，密切和建立加洛林王朝同罗马教皇间的联盟关系的重任就落在了卜尼法斯身上。

卜尼法斯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约于680年出生于德文郡克雷迪顿地区，原名温福雷德。718年他在罗马接过教皇格列高利二世有关让日耳曼人改宗的一些指示后，从罗马进入奥斯特拉西亚，和查里马特通信，渡过莱茵河，以不屈不挠的屹立在弗里西亚人、图林根人、巴伐利亚人、凯蒂人和萨克森人中间进行传教。732年，教皇格列高利二世任命他为主教。在卜尼法斯心中，罗马是中心，教皇是基督徒的领袖。他的传教活动将个主教教区和被征服民族都置于教皇的命令之下，这一切都是有利于教皇的。

“当查里马特和矮子丕平正在巩固加洛林王朝时，另一种统一趋势正在法兰克的边界外展开：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扩张与传教活动。”9查里马特和丕平的掌权与卜尼法斯和教皇的传教活动显然让彼此认识到了对方的巨大作用。722年与733年教皇两次致函法兰克宫相查里马特，请求对卜尼法斯的传教予以支持和保护。起初，查里马特只支持卜尼法斯在法兰克王国之外地区针对异教徒的传教。查里马特死后，法兰克教会本身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许多地区没有牧师，贫苦的农民甚牧师本身都有向异教倾斜于实践的趋势”10。因此，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里曼鼓励卜尼法斯改革法兰克教会。卜尼法斯在法兰克建立的教会和修道院都服从圣彼得论的教会纲领，教皇的权威获得了制度上的加强。

教皇的宗教使命是将更多土地上的人民纳入基督教世界。出于征服扩张的需要，加洛林王朝借强迫异教皈依基督教之名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查里曼在位的47年中进行了55次对外扩张战争，迫使被征服民族信仰基督教。780年颁布的《萨克森敕令》规定：“信奉异教者和不洗礼者处死；制造阴谋反对基督教，杀死主教或教士者处死；不像教会缴纳十一税者处以罚金”11。

卜尼法斯的传教活动起到了两个重要影响，首先它树立了罗马教皇在基督教世纪的无上权威；另外，密切了罗马教会同加奥斯特拉西亚家族乃至之后洛林王朝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卜尼法斯传教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加洛林与罗马教会的联盟”12。教皇的权威一旦树立，就有了封建化的奥斯特拉西亚家族借助罗马教皇对其权威合法性的保障。对于罗马教皇，伦巴德人的军事威胁已经使其陷入了危险境地，寻求加洛林王朝的军事保护成为了与其的紧密联盟的原因。

综上所述，基督教先进文化对原始落后的法兰克征服者提供智力支持和巩固政权的需要；罗马教会为墨洛温王朝后期大封建主阶级要求颠覆以往血亲氏族的土地分配原则并取得政权提供了神性权威；卜尼法斯的传教活动树立了教皇权威并密切了同法兰克王国的联系，所有这些共同说明：“只有法兰克连同教会，才是注定要完成这古代和中世纪世界间的过渡工作的”13。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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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编.（中古部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12]王亚平：论加洛林王朝时期政教联盟的基础.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3 6

摘要：发生在欧洲1374年到1350年间的黑死病对促使东、西欧社会朝着不同方向转型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西欧，黑死病加速了封建庄园农奴制度的解体，商业贸易随后得到发展，百废待兴的西欧向近代社会迈进；在东欧，黑死病造成的灾害虽小于西欧，封建农奴制度却得到加强，导致其长期落后于西欧。对于黑死病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本文试做探讨。

关键词：黑死病 农奴制 东欧 西欧

1347年至1350年，一场巨大的瘟疫横扫欧洲，“全欧死亡人数估计达2000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严重地区达三分之二”[1]。这场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瘟疫就是黑死病。黑死病对西欧宗教、文化、科技与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在学界已经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黑死病是灾难，同时也是契机与动力。它打破了社会旧秩序，促使对天主教教义的再诠释与新教义的产生，它推动了西欧农奴制的解体、卫生革命开展与科技的进步，它促使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更称“黑死病的发生是文艺复兴运动能够大规模发展的机遇之一”[2]。

然而，将黑死病的上述影响生搬硬套进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东欧平原的欧洲大陆则不乏谬误。事实上，黑死病在西欧无论是在传播范围还是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数量上都甚于东欧，在欧洲主要地区中，只有波兰一个国家基本逃过了黑死病。受灾深重的西欧在瘟疫后农奴经济趋于瓦解，封建庄园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型，为近代社会的登场鸣锣开道。在黑死病中损失较小的东欧社会却“采用了一种西方在结构上行不通的危机解决办法——一种庄园制的反动慢慢破坏了所有农民的权利，并有步骤地将佃户降为农奴，在领主的大自营地上劳动”[3]，农奴制在东欧社会得到加强。某种意义上说，黑死病的爆发促成了对东西欧经济社会不同路径的转型，西欧向着近代资本主义路径越走越远，而东欧则摆脱不了封建农奴制的包袱而长期落后于西欧。

一

在分析黑死病对东西欧社会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影响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在瘟疫袭来之前作为整体的欧洲社会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背景。事实上，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欧洲社会已经显现出灾难前的种种征兆。

首先，欧洲农业在经历了公元1000年起最初两百年的发展后速度逐渐放缓甚至出现衰落。新千年欧洲降水量和温度都有所降低，夏季适于作物生长的时间更长，沼泽地面积逐渐萎缩等自然原因构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外在条件。另外，欧洲人通过垦荒获得了大量新的耕地。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部易北河以东特别是斯拉夫地区，新的农田大量出现。在农业生产关系中，农民大规模推动了中世纪农业的发展。在和庄园贵族的明争暗斗中，“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这个可变量必然随着他的经验的增多而得到发展……因而这里具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4]。然而，巨大的进步只是相较于欧洲本身落后的农业生产而言，在经历了无计划的盲目垦荒后与原有耕地高强度的饱和耕作后，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降低，谷物产出量锐减。“在13、14世纪，小麦生产率为1/8；法国北部的亚多亚的一个庄园，1335年为1/15，而这是欧洲最高纪录”[5]。“对大部分欧洲农民来说，如果收获是播种的三四倍，他们已经很满意了”。[6]“生产率按种子与产量比例计，以格罗兰大修道院的农庄为例，1271-1291年为1/6.07，1291-1308年为1/6.9，1361-1381年为1/7.6，1381-1401年为1/9.93”[7]。可见，在经历了农业大进步后至瘟疫袭来前的半个世纪里，欧洲农业发展缓慢甚至倒退。

第二，中世纪中后期，欧洲人口大为膨胀，但在14世纪初开始减缓和倒退。与欧洲农业在公元1000年起的巨大发展相对应的是，欧洲人口数量实现了巨大提升。谷物等农产品产量的提升解决了欧洲人的温饱问题，因饥饿导致的死亡率降低，更多的剩余农产品用于贸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拉塞尔对全欧从部分地区500年到1450年间作出估计：其中1000年与1340年南欧分别为1700万与2500万，西欧、中欧与北欧分别为1200万与3500万，东欧分别为950万与1300万。全欧洲人口从1000年的3850万增加到7350万，340年中增加近一倍。[8]人口持续增长能让富余劳动力从乡村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贸易交通与城乡聚居人口增多对疫病传播渠道的控制和公共卫生方面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人口持续增长势头猛烈，高强度耕作使得农田地力降低，“经过一段时间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9]。农业产量越来越少，人口过剩无法避免。因此欧洲各地饥荒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开始陆续上演，人口死亡率不断上升。

第三，从十三世纪末开始，全球气候逐渐变坏，欧洲自然灾害频发。“在1314年秋季开始了不同寻常的降水，它拉开了持续数年的湿冷冬季的序幕”[10]。它是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的寒冷期（小冰期）的具体表现。在1200年，全球平均温度近10摄氏度，但到了1300年降到9.7摄氏度。14世纪开始不久，欧洲气候剧烈恶化：春寒袭人，洪水泛滥；夏季淫雨，间有冰雹，寒冷潮湿。阿尔卑斯山冰河延伸，北大西洋暴风频繁。如此恶劣的气候造成了14世纪以来连年农业歉收。

最后，可以作为现象出现的事实，也是上述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最终后果：14世纪以来因周期性的饥荒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农业在整体上依旧缓慢的发展、人口数量几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增长使得全欧社会经济的动态平衡达到了一个极为脆弱和危险的临界点。当自然灾害猝不急防的强加在本已脆弱的欧洲农业生产上时，其后果就是粮食大面积减产。以英格兰南部温切斯特主教区为例，其1310年收成明显低于1307到1308年的平均产量，而1315年低36%，1316年低45%，1317年仍低13%[11]。粮食的减少导致粮价提升，本已大量增长的人口中巨大数量的贫民因无法购得粮食引起饥荒。同样在温切斯特地区，1317年死亡率比1310年高一倍。1316年5月1日至11月1日半年内，尼德兰地区的布鲁日损失人口5%[12]。哀鸿遍野的欧洲降低了公共卫生水平和个人营养，瘟疫趁机而入。

上述这些时代之景反映了瘟疫来临之前欧洲社会的一般面貌，与瘟疫席卷之后的景象构成了一脉相承的线索，该线索的变化反映了以人口的大量死亡与欧洲中世纪农业经济形态变化为依据的东西欧社会转型。

二

在西欧，黑死病促使旧有的封建庄园农奴制经济进一步解体。西欧是遭受黑死病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严重缺乏。西方学者估计，劳动力减少了25%[13]。在黑死病前的欧洲由于人口数量增加导致土地问题难以解决，然而现在劳动力十分缺乏，使得农民们不是再争高价承租土地，而是摆出自己的条件向领主要求降低地租并支付高额劳动报酬。这一有害于封建领主利益的事实是其不能接受的，面对有气无力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领主们只得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庄园中并强迫农民回到义务劳动的农奴制，导致了遍及西欧的农民大起义。无论起义的结果如何，庄园领主不得不向农民让步，降低田租和承佃金。西欧王国内拥有佃户的达官贵人和小地主为了不使佃户离开他们而减少了租金，因为这样“总比让土地荒芜一无所得要好得多”[14]。另一方面，以人为纽带的封建庄园农奴制度无法维系，人的死亡使得的需要以人来实现的社会系统无法运转，黑死病导致了农民和领主的大量死亡。“在卡斯提尔工资水平在黑死病之后的1348年至1358年的十年中增长到4倍”[15]。佃农反对领主斗争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农奴制的解体，凡仍然实行义务劳役和雇工耕种领主自营地的封建庄园都相继改为租佃制和分益佃耕制。由瘟疫导致的劳动力的缺乏是农奴制在这一时期西欧加速解体的原因。

黑死病使得西欧社会结构改观，新的贵族阶层产生，新的就业机会更多。如前所述，人口数量的锐减直接使得需要人来维系和实践的各种社会关系断裂，重组过程中社会结构会发生改变。大量人丧生使得市场上充满商品。由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会有一定量的剩余产品或产品积蓄，即使停止生产，也足够维持数月时间。当黑死病消失的时候，幸存下来的人们发现，它们除了拥有那些原属于死者的不动产和动产外，还拥有这些积蓄的物品”[16]。另外，由于原有的领主也染病而死，旧贵族的土地就遗留给了国王，国王便开始寻找它的新接班人，于是黑死病让一部分人一夜间暴富。新的贵族阶层产生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新贵族必将采用新时代特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

黑死病后的西欧农业产业向畜牧业与经济作物偏移，促使了商品经济发展。黑死病发生前的欧洲由于人口大量增长使得谷物粮食供不应求，封建领主投资谷物种植收益明显，因此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昂贵并导致了饥荒的加剧。黑死病肆虐后，西欧人口急剧减少，粮食需求大减，谷物价格大幅度下降。例如，在奥地利的谷物价格在15世纪头几年，比14世纪下跌了35%左右，德南纽伦堡的黑麦，1375年每100公斤值74克银，1376年将为33克银，英国谷物在1377年降到30年来最低点。[17]可见，种植谷物显然无利可图。在商业利润推动下西欧农民开始种植诸如葡萄、亚麻、啤酒花等经济作物，并在大量荒芜废弃的土地上发展畜牧业。布匹、葡萄酒、啤酒、油料与肉类等产出量逐渐增加并用与商业贸易，羊毛纺织业、奶业等其它行业也得到发展，传统自给自足的单一谷物种植农业逐渐转变为商品农业，农民开始参与到市场指向的生产与商品贸易中去。中世纪西欧农业生产水平本来很低，如今耕地面积缩小，更多的土地用于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的不足可想而知。因此谷物开始大量从寿瘟疫影响不大的东欧地区进口。无形中又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瘟疫后的西欧经济社会形态已经开始发生改变，突出的表现在封建农奴经济制度的加速瓦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社会制度的进步表明在经历了黑死病后的洗礼后，西欧开始迈向近代社会。

三

与西欧在黑死病中经历的劫难不同，相对而言，东欧受瘟疫损失或多或少要小。仅凭感觉，受到损失相对较小的地区在今后恢复发展过程中阻力会更小，并拥有更多优势。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人多地少，受到14世纪黑死病的损害不大，农业一直在发展，能向西部提供充足的粮食。基本上逃过黑死病的波兰因地处波德平原的农业耕地保持了稳定的谷物产出，所以从瘟疫肆虐西欧起就成为西欧的谷物粮仓。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荷尔斯泰因、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宛和俄罗斯都是向西方运送粮食的基地。东欧的商品谷物主要运至英国、法国、挪威甚至地中海西部的海岸城市。虽然这一贸易形势在黑死病之前就已开展，但它的加强却深刻源自于西欧谷物农业逐渐向畜牧业与经济作物种植倾斜这一历史时期。在西欧，黑死病导致劳动力减少，大量耕地废弃。人口的锐减对粮食需求量减少，导致谷物粮食价格暴跌，谷物不再成为封建领主进行农业投资活动的首选。这导致了西欧谷物粮食的短缺。西欧在东欧的封建领主的眼中无疑成为了巨大的市场。“16世纪农民地位的持续下降在实践上与出口农业的推广是一致的，因为西方市场越来越多的从东部的庄园地产商得到粮食供给”[18]。

农民地位的下降是在那个时期里完全不同于西欧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体表现在封建农奴制度在东欧的加强。东欧的封建主们认识到自己领地上出产的谷物在西欧有巨大市场，所以不遗余力的去生产更多的粮食。他们通过强制性购买，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兼并，扩大自营地面积，加重对农奴的义务劳役。这样一来，在西欧遭到瓦解的农奴制经济在东欧起死回生。正如丹尼斯.海说：“如果谷物输出没有取得大规模的农业利益，东欧庄园农奴经济将是困难的”[19]。

造成东欧农奴制加强的原因除了西欧巨大的谷物粮食需要外，也在于东欧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严重问题。东欧的劳动力短缺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黑死病的肆虐。在普鲁士，从1340年代到1490年代之间有十一次瘟疫大爆发[20]，在俄罗斯，从1350年到1450年这种灾祸有二十次[21]。瘟疫连同饥荒和战争横扫东欧，人口数量大幅减少。由于东欧本来就地广人稀，因此劳动力数量更是捉襟见肘。东欧有巨大的缺少人口的土地，因而农民的逃亡是各地领主的一个紧迫的危险，土地与劳动力的这种大不同于西方的比例关系就要求贵族阶级对农民的流动性进行强迫性限制和组成大庄园地产。这种“庄园制的反动慢慢破坏了所有农民的权利，并有步骤地将佃户降为农奴，在领主的自营地上劳动”[22]。

黑死病本身是作为外因来论证其对东欧农奴制加强的作用的。诚然，东欧农奴制的反动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其自身的农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地区。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人口稀疏，是作为西欧移民垦荒的首选土地。东欧土地肥力低下，短暂的开发后就将其抛弃，这种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长久以来阻碍了东欧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的开展。但是黑死病却是东欧形成“农奴制反动”的一个重要外因。

学术界已经证明，把黑死病提高到唯一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力量的尊严地位”[23]是错误的。但黑死病确实是欧洲中世纪末期造成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它加速了西欧地租劳役义务的货币折算和农奴制的衰亡，不但摧毁了旧的封建秩序，更是西欧社会结构迈向近代化的分水岭。然而在东欧，纵使黑死病没有造成西欧那么大的灾害，但却使得庄园制的反动和农奴制逆时代潮流牢固地树立起来。对于这一点，需要我们对黑死病的影响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乘船行驶在长江上,正是黄昏时,看此情形想起一句诗:千里澄江似练

西安号导弹驱逐舰正面

停泊在武汉港码头的西安号

最后路过花鸟市场,看见了一只苏格兰牧羊犬

    不就是选个好老师么?结果这些学生们却用到了自己可以使用的全部手段,宣传单,展板,宣传标语,配有巨幅图片的海报,还有那些俨然粉丝性质的学生游说团.估计就是短信投票的方法没用,就像选超女那样.

    每天想去桂圆食堂吃个饭,一般都要被一堆堆虔诚的好学生们围住游说一番,他们指着海报上那风流倜傥的老师相片说到.'同学,请帮我们老师投一票吧,我们老师很强的,很有名的,很受欢迎的...',更有甚者,看那架势差点就要说出'求求你'三个字.我实在很无语.

    知道是什么事情的人还算好,谁要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真以为武汉大学在搞什么'院花系草大PK'之类的比赛.现在这社会,现在的学生们像中了邪似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整成全娱乐似的选秀.每当我看见一个个宣传阵地展板上老师们的相片,怎么就感觉像是看见了李宇春,陈楚生这种人.堂堂大学老师教授,好歹上流社会人物,结果也被这种大众俗文化涮一番...太有才了.

    我又不了解你们老师,我凭什么选你?对于那些粉丝们而言,我也不感保证你们真正了解自己的老师多少,甚至更谈不上喜欢.那么你们又何必这样乐此不疲的向别人推销自己的老师?说白了,你们对自己学院的热爱促使你们能够代表自己学院的老师能够胜出;再说白了,这些虔诚的游说者们又有几个不是学生会的人呢?这样事情你们不做又是谁来做呢?任务指标摆在那里,你们也是被逼的呀,何苦.

    太有才了!活动像作秀,评选像选秀,这世界变了.

   (本人只针对现象,不对团体甚至个人.因为我们学院也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我的老师,只是因为我敬重他)

    昨天有四个疯狂的男人，顶着只属于武汉的太阳，冒着只属于武汉的气温，背着长枪短炮流窜在武昌汉口的大街小巷与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这四个人是我，牛牛，亚雄与何锐轩。

    本来就和亚雄琢磨着出去拍拍相片，结果正赶上何锐轩也买了新相机和镜头，非常好，三个人一拍即合再叫上牛牛就这样出发了。

    真是叫年少轻狂，昨天的那个太阳真毒，加上估计38度的气温，这个让绝大部分人出不了家门的天气，我们四个人却背着公斤重的包开始了一天的跋涉。

    家——金色华府——汉水桥——长江大桥——街道口——黄鹤楼——长江大桥——武昌江滩——中华路——得胜桥——昙华林——胭脂路——武昌江滩——中华路码头——轮渡——长江江面——汉口江滩——武汉关——江汉路——王府井——家

    上面是一天的路线图。

    中午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雷雨，被迫去大桥下躲雨，在那下棋打麻将玩扑克的老头老太太们顿时成了王亚雄和轩轩的拍摄对象。他们全部换上长焦镜头，充分营造长焦距小景深的特写效果，几个人不亦乐乎。我的头子不够长，光圈也不太大，就呆在旁边看。

    来到了传说中的昙华林，因为大量精美的历史建筑与历史价值前一阵子被武汉市政府大力宣传了一番。去了只感觉很失望，破破烂烂，门窗凋敝。

    轮渡和码头上拍下了一组相片。回家发现图像颗粒有点粗，后来才发现自己当时忘了变更ISO的参数,竟然使用了800。怪不得当时还纳闷怎么快门这么快。太失败了，效果没有出来，图像很不细腻。

    同样是技术错误，拍广角全景我怎么阴错阳差使用了5.6的光圈,，汉口清晰，汉阳模糊……

    相机的图像感应器有灰尘了，相片上很碍眼。那位同学知道photoshop上什么地方有修补工具,在这儿告诉我啊.不胜感激.

    好了,就叙述到这里,以后这样的活动估计还有很多,那位同学也想来就告诉我啊.嘿嘿.

    前天王亚雄这家伙说打死也不去汉口拍照，但我们再次来到武昌江滩码头准备上船拍拍江面时王亚雄也跟上来的，但是就感觉有点纳闷。船靠了岸，这家伙如梦方醒，“这是哪里？”“汉口”“什么？！到汉口了？我·#￥%俄！！！”……大伙笑。就这样，王亚雄一路上开始感慨自己，“我怎么忘了坐船是去汉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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